东汉洛阳礼制建筑研究-秦汉研究．第5辑》

东汉洛阳礼制建筑研究　方　原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中国古代，祭祀等礼制活动是统治王朝政治生活的大事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东汉王朝的文化中心，洛阳城建有众多礼制建筑。这些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南北郊、五郊、太社稷、六宗、宗庙、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

一、南北郊

南北郊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所谓南郊，就是帝王在都城城南的天坛祭祀上天的典礼。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光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南郊的形制规模是:

“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壝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1]。

“郊祭是古代祭天礼典中较为隆重的礼典”，因此南郊祭天颇受统治者重视，在祭天时还要以汉高祖配祀。

北郊祭祀是各种祭地典礼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光武帝统治初期，对天地的祭祀均在南郊举行。建武中元元年(56年)兴建北郊，史书记载:“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一说在城北一里或六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薄太后——笔者注)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醊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海、四渎共牛一头，群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瘗俎实于坛北。”^[2]

二、五郊

祭天的典礼还有五郊之祭，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彩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可见在洛阳城东西南北尚有祭祀五郊之坛。五郊祭祀的相关礼仪，据史书记载为: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坛，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貙刘。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又《续汉书·祭祀志》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气北郊，始复用八佾。”引《皇览》曰:

“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八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七等。赤税七乘，旗旄尚赤，田车载戟，号曰助天养。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鍪，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关于五郊祭祀场所与京师的距离，《月令章句》中分别记载为:“东郊去邑八里，因木数也”、“南郊七里，因火数也”、“(中郊)去邑五里，因土数也”、“西郊九里，因金数也”、“北郊六里，因水数也”。

三、社稷

祭地的典礼还有社稷之礼。所谓社稷，主要是指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根据《周礼·春官》的记载，社稷和宗庙应在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左祖而右社。建武二年(公元26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后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无稷，以其使官。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

“社稷在宗庙之右”，马融《周礼》注曰:“社稷在右，宗庙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门之外，惟松;东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礼·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王肃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谷者也。”马昭曰:“列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专主阴气。阴气地可以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则为五行之主，何复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于五祀，社亦自复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书》曰‘禹敷土’。又曰‘句龙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坛”，《白虎通》曰:“《春秋文义》，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其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为封社，明土谨敬洁净也。祭社有乐乎?《礼记》曰:‘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独断》曰:“天子太社，封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国，故谓之受茅土。汉兴，唯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户数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无屋”，《礼记》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卢植曰:“谓无屋。”

“社者，土地之主”，《礼记》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卢植曰:“诸主祭以土地为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龙也。既祀于社，又祀中霤。”

“稷，五谷之长”，《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历四时，备阴阳，谷之贵者。”

设立社稷的原因，《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阴阳中和之气，而用又多，故稷为长也。岁再祭之何?春求秋报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诸侯所以俱两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礼三正记》曰:‘王者二社，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为立社曰侯社。太社为天下报功，王社为京师报功也。’”孔鼂云:“周祀一社一稷，汉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后诸儒论之，其文众矣。”据《后汉书》李贤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东门内”，可知社稷后来曾经被徙置到上东门内，此后再无变化。

四、宗庙

宗庙建筑也是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洛阳城中的宗庙建筑主要有高庙、世祖庙和亲庙。高庙，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立于洛阳，原为西汉时的孝武庙，其位置据《古今注》载“于雒阳校官立之”，今不可考。东汉建立后，“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建武十九年，朝廷对高庙祭祀对象进行了调整，“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而“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长安高庙)”。

古代把在高庙(太庙)中合祭祖先的礼仪称为禘、祫之礼，二者又合称殷祭。关于东汉时期禘祫之礼的具体实行和祭拜仪式，《续汉书·祭祀志》有如下记载:

二十六年，有诏问张纯，禘祫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决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顺也。始祖特于北，其后以次夹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东，相对。”)禘之为言谛。谛諟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祫以冬十月，五谷成熟，故骨肉合饮食。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语在《纯传》。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汉旧仪》曰:“宗庙三年大祫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绣帐，望堂上西北隅。帐中坐长一丈，广六尺，绣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帐，却六寸。白银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余委肉积于前数千斤，名曰堆俎。子为昭，孙为穆。昭西面，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馔陈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导皇帝入北门。群臣陪者，皆举手班辟抑首伏。大鸿胪、大行令、九傧传曰:‘起。’复位。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觯酒从。帝进拜谒。赞飨曰:‘嗣曾孙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为昭，孙为穆，各以父子相对也。毕，却西面坐，坐如乘舆坐。赞飨奉高祖赐寿，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赐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礼，平明上九卮，毕，群臣皆拜，因赐胙。皇帝出，即更衣巾，诏罢，当从者奉承。”丁孚《汉仪》有桓帝《祠恭怀皇后祝文》曰:“孝曾孙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抚，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堕其身，一不宁。敢用洁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芗萁嘉荐，普淖咸鹾，丰本明粢，醪用荐酎，事于恭怀皇后。尚飨。”嘏辞赐皇帝福:“恭怀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尔孝曾孙皇帝，使尔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介尔景福，俾守尔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亲庙，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立于洛阳，祭祀光武帝父亲南顿君至高祖父舂陵节侯等人。由于当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所以没有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祭祀礼仪。建武十九年(公元49年)，天下盗贼讨除，政局较为稳定，于是五官中郎张纯与太仆朱浮等人上奏道:“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将庙，独群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要求废除现有亲庙。光武帝听从大司徒的建议，在其父亲南顿君至高祖父等人的陵园中分别立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由陵园所在郡县进行祭祀。

世祖庙是汉明帝即位后为纪念其父刘秀拨乱中兴之功修建的。《续汉志》注引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明帝死后未建新的寝庙，而将庙主藏于世祖庙更衣室中，“上尊号曰显宗庙，间祠于更衣，四时合祭于世祖庙”。此后的继承者也遵循不改，依世次在世庙中分若干室加以祭享。“章帝死后，上尊号曰肃宗。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殇帝生三百余日而崩，邓太后摄政，以尚婴孩，故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以谗害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宗之奏。后以自建武以来无毁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号称恭宗。顺帝崩，上尊号曰敬宗。冲、质帝皆小崩，梁太后摄政，以殇帝故事，就陵寝祭。凡祠庙讫，三公分祭之。桓帝崩，上尊号曰威宗”。这种做法改变了独立的昭穆之庙制度，是古代礼制的一次重要变化。至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后，亦但殷祭之岁奉祠。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续汉志》注引《袁山松书》载邕议曰:“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孝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请依典礼。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孝宣尊崇孝武，庙称世宗。中正大臣夏侯胜等犹执异议，不应为宗。至孝成皇帝，议犹不定。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据不可毁，上从其议。古人据正重顺，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后遭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圣德聪明，政参文、宣，庙称显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夏侯之直。今圣朝尊古复礼，以求厥中，诚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为考庙，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因此汉初平年间“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www.xing528.com)

五、明堂和辟雍

明堂和辟雍均为两汉时期重要的礼制性建筑，太学则是两汉时期的最高学府。明堂、辟雍、太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历来多有不同解释。从《续汉书·祭祀志》李贤注关于明堂的记载看，这三者之间似乎是同一座建筑物。但是根据其他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实地发掘的结果，可以了解到它们乃是相互独立的不同建筑。《礼记·外传》记载:“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宫，在国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黄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这里所说的国，乃是指国都的意思。由此可见，明堂主要是古代的天子用来祭祀百神(或天神)的地方。它的最早出现当在黄帝时代。明堂的规制是什么样的呢?《续汉书·祭祀志》李贤注引《周礼·考工记》记载道:“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孝经援神契》曰:“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温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镂，示民知节也。”《吕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也。”《汉书·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以拜礼上帝。于是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新论》曰:“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东京赋》曰:“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薛综注曰:“八达谓室有八窗也。堂后有九室，所以异于周制也。”王隆《汉官篇》曰:“是古者清庙茅屋。”胡广曰:“古之清庙，以茅盖屋，所以示俭也。今之明堂，茅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3]蔡邕《明堂论》记载:“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应三统。四郷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西汉武帝以前明堂修建于何处已经不很明了，只是根据《汉书·郊祀志》的记载，泰山附近有古明堂的遗迹。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此图所描述的明堂形制为“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4]。汉武帝便根据这幅图令人在汶上修建了明堂并进行祭祀典礼。西汉末年王莽进行复古改制，又兴建明堂于京都长安城南，这样明堂祭祀又重新移置于国都之南。东汉时期“明堂四面起土作堑，上作桥，堑中无水。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5]。班固有《明堂诗》，其文曰:“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6]东汉时期的明堂主要用于祭天，同时也祭祀五帝，“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

由考古发掘可知，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的西侧，平城门外大路的东侧。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四周有围墙，每面长约400米。大院正中，有一直径60余米的圆形夯筑台基，应是其主体建筑的基础。明堂的这种形制，正与《水经注》中“寻其基构，上圆下方”记载相符。西晋和北魏时期修建的明堂也应在此遗址上。

关于辟雍，《白虎通》记载:“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则;故谓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外圆者，欲使观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也。”^[7]泮宫是古代学校的意思，辟雍与泮宫同列，说明辟雍也具有教育教化的功用。东汉时期从明帝开始，统治者便在辟雍“躬养三老、五更”。东汉时期的“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郷射礼。辟雍以水周其外。诸侯曰泮宫。东西南有水，北无，下天子也”^[8]。班固《辟雍诗》写道:“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西距明堂150米，其遗址经考古钻探可知在今洛阳岗上村东侧。遗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为170米，四周筑有围墙，每墙开有一门。辟雍四面门外有水沟，其上架桥。院内有4组建筑物，每组各由3座夯筑房屋基址组成。东汉时期在辟雍主要进行乡射礼和养老礼。新中国成立前在此还发现了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所立“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即晋辟雍碑)，也可以证明此处为汉和曹魏、西晋辟雍所在地。北魏时期还曾经对辟雍进行修整，但此工程没有完成。

六、太学

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急”，其地“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太学内的建筑主要由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三部分组成。汉明帝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由于使用时间长久，太学建筑设施有所衰败。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对太学进行了扩建，“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使用的作工徒达到十一万多人，可见工程量之巨大。太学外有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正定五经文字所立的石经，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立好后，观看的人“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在经学研究和书法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考古勘测得知太学遗址位于今洛阳岗上村东北的太学村一带，在辟雍东北，与文献记载相合。遗址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范围略呈长方形，东西、南北分别长约200、100米，这里曾经出土石经残块，应当是太学的主要部分。推测这一部分遗址可能为博士舍和内外讲堂所在。东部也是长方形，南北、东西分别长200、150米，四周筑有围墙。其内部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址，有一排排的建筑房基，或为东西长方形，或为南北长方形，排与排之间距离相等，排列有序。这一部分遗址四周筑有围墙，与居民居住的“里”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当时太学生居住的诸生横巷所在。东汉太学生人数在汉质帝时最多，达到三万余人。太学生由于邻近权力中心，人数众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臧否人物，讥讽时事，参与到东汉士大夫、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汉末董卓烧毁洛阳宫庙，殃及太学。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在东汉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年间(公元241—249年)统治者在太学前新立石经，称为“正始石经”。西晋初年，依汉魏之制兴太学，至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

东汉时期明堂、辟雍、太学等建筑均在洛阳城南，这里也因此形成一个较为重要的文化区域。东汉末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时，曾经对洛阳城进行破坏，明堂、辟雍、太学也未能幸免。曹魏、西晋时期对明堂、辟雍、太学进行了修复和重建。

七、灵台

中国古代，人们信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学说，认为天象的变化寓意着人事的兴衰，因此人们非常重视观察天象的变化，这也使古代天文学发展较早。灵台就是古代用于进行天象观测的高台建筑。关于灵台的作用，《续汉书·祭祀志》李贤注曰:“《礼含文嘉》曰:‘礼，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睹日气之所验，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招太极之清泉，以与稼穑之根。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无滞寒暴暑之灾，陆泽山陵，禾尽丰穰。’故《东京赋》曰:‘左制辟雍，右立灵台。’薛综注曰:‘于上班教曰明堂，大合乐射飨者辟雍，司历记候节气者曰灵台’。”相传灵台最早得名于周代，之前也被称作清台、神台。当然修建这样一座规模较大的建筑，也只有王朝统治者才能够进行。使用灵台观测天象，一方面是为封建统治者自己“君权神授”提供更多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将天象变化与人事兴衰的对应，封建统治集团也可以进行统治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班固有《灵台诗》一首:“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关于古代灵台的规模形制，《五经通义》中记载道:“积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无屋。高九仞极阳之数，上平无屋，望气显著。”东汉时期的灵台由《水经注》记载可知其“高六丈，方二十步”，《续汉书·礼仪志》还记载有汉章帝“为灵台十二门作诗”的事情。由以上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东汉灵台中心当为一座高台建筑，其四面有墙，每面墙上开有三个门洞。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的南面偃师县(今偃师市)佃庄公社朱圪垱大队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发掘了一处汉晋时期的灵台遗址。这座遗址范围约为四万四千平方米，东西发现有夯筑的墙垣，墙垣内中心建筑是一座夯土筑成的方形高台。此高台现南北残长约41米，东西残长约31米，残高约8米。高台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上面均有建筑遗迹。下层平台周围应环筑回廊，目前仅北面回廊保存完好。第二层平台四面各有五间建筑，每面总长近27米，每间面阔5.5米左右，进深8.5米。根据考古发掘情况得知，二层平台西面建筑的墙壁上涂有白粉;东面建筑的壁面上涂有青色粉;南面建筑铺地砖上有粉红色的痕迹;北面建筑因曾受火烧，墙壁涂粉情况不清晰。考古学者推测可能当时是按照方位涂粉，南面涂朱粉，北面涂黑粉，东面涂青粉，西面涂白粉，这也正好与古代的四灵(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崇拜有关。在第二层台的西面五间建筑的后面还增加了一间内室，可能与史书记载的西晋时期“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的密室有关。东汉时期灵台归属太史令掌管，太史令下有二百石丞一人专门负责灵台管理，其下又有负责候星、候日、候风等共计41人。^[9]著名天文学家张衡曾经担任太史令职务，他所设计的候风地动仪就摆放在灵台上面。东汉洛阳灵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遗址，这座灵台在曹魏和西晋时期仍然沿用。西晋末年的战乱，使灵台受到严重破坏，北魏时遂废弃不用。

八、六宗与雩场

洛阳城中还有祭祀六宗的地方。所谓六宗，汉平帝元始年间认为六宗即《易经》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尚书》欧阳家认为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李氏家书》载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案《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阴阳，化成万物。汉初甘泉、汾阴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时，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复祠六宗。及王莽谓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阳，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制度。制曰:‘下公卿议。’五官将行弘等三十一人议可祭，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不当祭”，汉安帝采纳了李郃等人的建议，于是在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洛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10]。这时祭祀的六宗是指天、地、东、西、南、北六宗，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助阴阳，化成万物”。

东汉洛阳还建有雩场，其作用是“窥候风云”、求风祈雨。史书记载永平三年(公元60年)夏旱，明帝“北祈明堂，南设雩场”求雨消灾之事。雩场据《续汉书》李贤注“明堂在洛阳城南，言北祈者，盖时修雩场在明堂之南”的叙述，方位当在明堂之南，具体位置今不可考。

九、独立的礼制建筑区的形成

东汉洛阳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独立的礼制建筑区形成。关于东汉洛阳礼制建筑的特点，姜波先生在《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专著中曾做如下小结:(一)国家大祀制度形成;(二)左祖右社正式纳入到都城的规划设计;(三)明堂、辟雍、太学、灵台是分立的;(四)完备的郊祀制度形成，且与阴阳学说、五行观念形成齐整的对应关系;(五)在宗庙制度，实行“七庙共堂之制”;(六)后世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在东汉可以找到渊源。^[11]上述观点较系统地对东汉洛阳礼制建筑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概括，但是其中仅有第二、第三两个特点是就礼制建筑本身布局而言，其余均为对祭祀礼仪的分析。笔者以为东汉洛阳礼制建筑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洛阳南郊形成一个独立的礼制建筑区。

如前文所述，东汉洛阳礼制建筑中的南郊、五郊中的南郊、明堂、辟雍、太学、灵台、雩场等均建在洛阳城南，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祭祀礼制建筑区。此外太学中还居住有大量的太学生，在这里还设有南市，这些都丰富了这一礼制建筑区的内涵。秦代及其以前，祭祀制度尚未整备，祭祀建筑的设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西汉建立后，统治者对祭祀礼仪、祭祀建筑等进行了调整改革，在都城城南逐步设立祭祀建筑。西汉的社稷就一直建立在长安城外南部。西汉后期及新莽时期，在长安城南还建立有宗庙、明堂、辟雍、太学、黄灵后土畤、炎帝赤灵祝融畤、南郊圜丘、王莽九庙等礼制建筑。但是西汉后期及新莽时期，在京城附近设立明堂、辟雍、南郊圜丘等礼制建筑的制度才初步确立，因此并未形成独立的礼制建筑区。东汉时期，洛阳城南的礼制建筑完整，祭祀礼仪齐备，统治者在此经常进行祭祀活动，这都表明城南礼制建筑区正式形成。这一礼制建筑区不仅仅具有祭祀功能，同时也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这样一个独立礼制建筑区的形成，在我国古代都城史上是第一次。此后历朝继承了这一特点，在都城外南部往往建设众多的礼制建筑，进行礼制活动。

【注释】

[1]《续汉书》志7《祭祀上》，第3159—3161页。

[2]《续汉书》志8《祭祀中》，第3181页。

[3]《续汉书》志8《祭祀中》李贤注引，第3177页。

[4]《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第1243页。

[5]\［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1页。

[6]《昭明文选》卷1《京都上》，第27页。

[7]《续汉书》志8《祭祀中》李贤注引，第3178页。

[8]\［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1页。

[9]《续汉书》志25《百官二》李贤注引《汉官》，第3572页。

[10]《续汉书》志8《祭祀中》，第3184页。

[11]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89—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