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墓制度演变特征简析

试论秦陵墓制度的演变特征　田有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被封为诸侯立国开始，到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为止，前后600年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秦人在从西到东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先后建立了四大陵区，即礼县陵区、雍城陵区、芷阳陵区和秦始皇陵园。这与秦人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势力是相吻合的，与秦人不断消灭其他政治势力、统一全国的步伐是相一致的。因此，探讨秦的陵墓制度，在有关秦文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的陵墓制度，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秦的统一，经历了中国历史变革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形成了四大陵区，其序列之完整，在列国陵墓发展演变过程中，实属罕见。而且，从中国古代整个陵墓制度发展演变史的角度看，它也是这个链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秦陵墓制度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几乎代表了中国古代陵墓制度从发生到定型的整个阶段，由它所开创定型而成熟的许多制度，对后代帝王陵墓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拟通过十个方面，对秦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特征做一初步的梳理，以期加深对秦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

一、地理位置及其与都邑的相对关系

秦人春秋早期的礼县陵区，位于礼县城东13公里的大堡子山上，与圆顶山墓地隔西汉水相望。圆顶山墓地被认为是春秋早期的一处高级贵族墓地，在此附近发现了西周末到春秋早期的灰层堆积，有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政治中心所在地。虽然其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却可以说明秦公墓地位于都邑附近这一事实。

雍城陵区位于陕西凤翔县城南的三畤原上，北距春秋时期的秦都雍城10公里左右。芷阳陵区位于骊山西麓、灞河东岸的铜人原上，处于秦通楚国的武关道旁，距离战国后期至秦统一时的都城咸阳有30多公里。秦始皇陵园则背靠骊山，面临渭河，处在咸阳通往潼关的交通大道上。

从陵墓与都城的距离上看，随着陵区从西到东的迁移，两者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与秦人政治、军事势力的增长，版图的扩大是同步的。

秦灭汉兴，西汉都城长安位于渭河南岸，除文帝的霸陵位于灞河岸边外，其余陵墓均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塬上，从西向东一字排开。都城与陵墓的布局，呈扇形分布。都城与各陵园以及各个陵园之间的距离都比较大，不仅是因为独立陵园制的实行，陵邑的设立，更是因为西汉政治的相对稳定，国力的增强，版图的进一步扩大。

早期陵墓与都城的距离比较近，越到后期，距离则比较远，这种情况不能仅看数字的大小，还要看当时国力的强弱、版图的大小。以西汉时的疆域面积与秦都雍城时的实力范围比较来看，西汉帝王陵墓仍然处于都城的附近，与秦公陵园处于雍城附近相若。“陵随都移”是早期国家的普遍现象，都城的迁移必然带动陵墓墓地的变动。所以，陵墓墓地的变动间接地出于政治军事上的原因。商周时期的都城迁移，多是因为外族的入侵;而秦国的迁都则是由于政治实力的增长和军事扩张的需要。

二、从围沟到垣墙

古代帝王陵墓周围建筑围墓沟，是从秦人开始的。最早为秦人的雍城陵区，在该陵区共发现14座秦公陵园，时代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在整个陵区的西、南、北三面发现有外围沟，在每座陵园及部分“中”字形大墓周围设有中围沟或内围沟，结构规整，系为人工开凿。^[1]

与雍城陵区陵园周围的内围沟、中围沟及外围沟均为人工开辟不同，芷阳陵区的各陵园周围的围沟多为人工开辟的壕沟与经人工修葺的自然壕沟相结合组成的防御设施。这种采用自然壕沟起防御功能的做法，早在春秋早期的秦礼县陵区已显露出来。该陵区位于一处黄土梁峁上，东、南、西三面均为沟壑，东北部通过低缓的丘陵与北边的峁塬相接。这三面自然沟壑的防御作用，与后代的雍城陵区、芷阳陵区陵园周围的围沟是一脉相承的。

与雍城陵区、芷阳陵区不同的是，秦始皇陵园并没有采用围墓沟，而是根据当时社会上的整个形势，在陵园周围建筑了双重垣墙。始皇陵双重墙垣的整体布局，与雍城陵园外的双重围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呈“回”字形，所不同者，只是一为挖土成壕，一为夯土成墙。从发展过程来看，秦始皇陵园的双重墙垣正是对自身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功能上看，陵墓周围的垣墙进一步加强了围墓沟的几个作用。从背景上看，陵园周围垣墙的出现，则是与坟丘墓的流行同时的。

春秋战国时期，秦公陵区是以设置围墓沟为其特征的，而在东方的某些国家，则采用了不同的模式。如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有内外两重垣墙，即内宫垣和中宫垣，二者相套呈狭长的回字形。^[2]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王陵，亦是横长方的回字形垣墙的陵园。^[3]这些国家实行的双重垣墙制，应该是模仿其都城的城墙而设置的。

秦始皇陵园的双重垣墙，从形制和功能上，对春秋战国时期陵墓周围的围墓沟和垣墙等制度做了统一，形成了定制，是集权主义不断发展的产物，并进而影响到后代帝王陵园的垣墙制度。^[4]

三、从不封不树到高坟大冢

商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易·系辞传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记载刘向曾指出:“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垅之处。”从考古发掘和调查资料来看，这样的说法对中原地区来说可能是符合事实的。

根据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雍城秦公陵园的调查和发掘看，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的秦国陵墓上没有封土。

秦国陵墓上的封土，出现于秦献公、孝公时期。《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可(何)谓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说明此时秦已有坟丘墓。而《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引刘向曰:“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所瘗藏。”则说明至少到秦惠文王时期，建筑坟丘似乎已成为定制并普遍流行。考古发现的秦国陵墓上的封土，最早为芷阳陵区各陵园的大墓。芷阳陵区发现的10座大型秦公室贵族墓上都有封土，残高2—10米不等。

秦统一以后，秦始皇为自己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坟墓，将春秋战国以来流行的坟丘墓进一步放大，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形状呈覆斗形，顶部略平，中腰有两个缓坡状的台阶，形成三层阶梯。^[5]秦始皇陵的修建，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坟丘墓的一个总结，它将坟丘墓的高大的外在特点表现到了极致，后代帝王的陵墓多有采用坟丘墓者，但都没有超过它的规模。这个特点的形成，是与秦代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分不开的，也同秦始皇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关。

西汉一代，除过文帝的霸陵外，其余的帝、后陵及各地的诸侯王墓，基本上都仿照秦始皇陵建成高大的坟丘墓。除此之外，坟丘墓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到现在仍然在民间流行。

四、从墓上建筑到陵寝的发展

春秋早期的秦礼县陵区，没有发现墓上建筑。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的秦雍城陵区，发现了多处墓上建筑。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18座中字形大墓的墓室之上，除M17外，均发现有绳纹瓦片;凸字形的M30上也发现有绳纹瓦片。在M1的墓室上，曾发现许多春秋时代的筒瓦、板瓦。^[6]另对M37上的建筑遗迹进行了试掘，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建筑遗迹的布局特点。^[7]秦公大墓上的这些建筑遗迹，是目前有关先秦墓上建筑的最可靠的资料。

正当战国中后期东方各国竞相在陵墓上建起高大的坟丘和墓上建筑时，位于关中的秦国，既没有继承先祖的雍地传统，在墓室正上方的地表上建起墓上建筑，也没有仿照东方国家的样式，在高大的坟丘上建起墓上建筑，而是直接越过了这一步，将墓葬的附属建筑建在了坟丘的周围。

在秦芷阳陵区发现的4座秦公陵园内，均发现有地面建筑遗迹。这些地面建筑的分布没有固定的位置，可以在主墓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也可位于相临两条墓道之间的夹角区，总之，看不出有特别的规律，推测可能是依照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各种设施的整体布局来安排的。不过，由残存的夯土遗迹及各种建筑材料来看，此处地面建筑的规模当是很壮观的。

如果说芷阳陵区各陵园内地面建筑的安排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的话，那么，骊山陵区的秦始皇陵园则在各种设施的布局上要严谨得多。

根据多年来对秦始皇陵封土的反复观察、勘探，可以肯定在始皇陵的封土上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木构建筑遗迹。^[8]而在始皇陵封土的北侧及内城北部的西区，却发现了大型地面建筑遗迹，结合文献来看，这三组建筑应为陵寝建筑。

与以前陵园内的建筑相比，很明显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园内的陵寝建筑是直接承继了芷阳陵区各陵园在墓侧建起地面建筑的做法。在墓侧建起陵寝建筑的做法，由芷阳陵园开其端，秦始皇陵园继其后，并使其固定下来，成为定制，进而影响到西汉帝王陵园的建制。

五、从“中”字形到“亞”字形的墓葬结构

按照墓道的多少，可以将墓葬结构主要分为四种类型:1.无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3.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4.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墓。墓坑的大小，墓道的多少，腰坑、壁龛、耳室的设置，都与墓葬的规格、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有关。

春秋早期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夫妇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此时的秦人羽翼尚未丰满，凭借护送平王东迁这一偶然的机会，获得了诸侯的地位。

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的秦雍城陵区，该处墓葬的最高等级仍为“中”字形墓，秦公的“中”字形墓处于陵园的主要位置。虽然使用了“中”字形墓，但在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等方面超过了同时期的所有诸侯国。

战国中期以后，秦的实力已远远超出了所有的对手，而东方各国都处于衰落的地位，东周君已被废黜，统一天下的任务无可替代地落在了秦人的肩上。公元前337年，秦孝公死，其子即位，是为惠文君，十三年始称王。因此，有理由推测，从这时起，秦的“公墓”形制开始由“亞”字形取代了“中”字形。芷阳陵区的三座“亞”字形墓的规模都很大，其墓主被推测为秦王。

秦始皇刚即位，便为自己修建陵墓。始皇陵除了继承国君才能使用的“亞”字形墓，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地宫的四面设置墓道，东边五个，西边一个，北边一个，南边不明，推测也应该有一条。东边的五条墓道，中间一条最长，为60米，大端宽20米，小端宽13米，其余四条均较短。陵墓的方向应该坐西面东，不仅与秦人的传统一致，也与陵园的整体布局相合。

西汉帝陵沿用了先秦天子使用的“亞”字形葬制，并在坐西朝东的方向上与秦的陵墓方向一致。

六、高等级的棺椁葬具

目前已经发掘的几座秦公墓，葬具保存都不理想，部分是由于木质腐朽，未能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遭到盗掘，致使葬具及随葬品等受到严重破坏。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M2和M3的葬具为木椁和漆棺，均朽。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说明漆棺上原来镶有金箔棺饰。类似的金箔饰片曾发现于河南淅川下寺乙组春秋楚墓M2中。这些金箔饰片出土于棺具之上，其大小形状均与秦公墓中所出金箔饰片有相似之处。^[9]

雍城秦公一号大墓M1的椁室分主、副两部分，其平面呈曲尺形，主椁室位于墓室中部，副椁室位于主椁室西南。主、副椁室中各有柏木椁具一套。主椁形同一座长方体的木屋，用截面边长21厘米的枋木叠筑而成。副椁亦用边长21厘米的枋木叠筑。副椁四壁及底和盖均为单层，枋木两端无榫头，与主椁室有门洞相通。

秦公一号大墓用枋木叠垒而成的椁室，类似于汉代实行的“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颜注引服虔云:“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与服虔的说法不同的是，一号大墓的黄肠木与椁是一整体，而且其木头皆向外，这应当是黄肠题凑的早期形态。

《汉书·霍光传》记载道:霍光死后，昭帝赐赠“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仔细分析这句话，便可以看出，前后表达的是并列的两重意思，即前半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正藏”对应于后半的“枞木”“外藏椁”。秦公一号大墓的主、副椁室，均包括在柏木“黄肠题凑”之内，故应为“正藏”，而墓道内的殉人以及一号陵园内的车马坑等则为“外藏椁”了。

七、从葬坑

从葬坑的设立，同陪葬墓的出现一样早，最早出现的从葬坑为车马坑。它属于“外藏椁”的范畴，所谓“厩之属”是也。

西周以前的车马坑多为长方形，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刀把形、曲尺形、“凸”字形和“目”字形等车马坑，而且此时的随葬车马制度已与列鼎制度相对应，规模和数量也在逐渐增大。如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公墓的两座车马坑即为刀把形，已发掘的K1全长36.5米，共有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共计12乘;每车两服两骖4匹马，共计48匹马。^[10]从对墓地流散文物的统计来看，该车马坑的主墓用了诸侯一级的9鼎之制。圆顶山春秋秦高级贵族墓地已发掘的车马坑K1为长方形，共殉5辆车16匹马。其主墓M3遭到盗掘，仅出土了鼎1、尊1、陶鼎2以及铜剑、铜戈等，推断应为中等贵族墓葬。^[11]

在上村岭虢国墓地，从7鼎墓的诸侯级墓到3鼎的元士墓，其随葬车马数目，构成了与鼎制相对应的随葬车马的等级序列。^[12]

凤翔秦公陵园发现的14座陵园内，每座都随葬有1—4座“凸”字形或“目”字形车马坑，排列在主墓的右前方。^[13]

战国时期的车马坑继续发展，但制度本身却遭到破坏，趋于松弛。秦芷阳陵区的几座陵园的车马坑已不像雍城陵园那么严格，随意性增强。

秦始皇陵从葬坑的分布，大体可分为5个区域:一是始皇陵现封土周围;二是陵园西侧内外城垣之间的南部地区;三是陵园东侧内外城垣之间的南部地区;四是外城垣东侧司马道的左右两侧;五是外城垣北侧。由于各坑的内涵和性能不同，而坑的形制也不相同。坑的平面有长方形、方形、曲尺形、“凹”字形、“中”字形、“甲”字形、“F”形、“巨”字形等，此类从葬坑都有数量不等的斜坡形门道。秦始皇陵园已发现的180余座从葬坑，部分经过试掘或正式发掘，内涵大体清楚，可将其初步分为七类: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兵马俑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和府藏坑。

八、从人殉到人俑的殉葬制度

从考古发现来看，秦的人殉历史至少在两周之际就已开始了。如春秋早期的大堡子山秦公墓就已有殉人。^[14]与大堡子山秦公墓地隔西汉水相望的圆顶山赵坪墓地，1998年共发掘墓葬3座，车马坑1座，都有殉人。^[15]

秦墓中的殉人集中发现于凤翔地区，位于秦都雍城的附近。主要有三个地方:秦公一号陵园内的M1、八旗屯墓地和西村墓地。

目前雍城秦公墓只发掘了一座，即秦公一号大墓。大墓共殉人186人。^[16]八旗屯墓地位于雍水南岸，隔岸与雍城相望，属都城南郊。墓地经过多次发掘，共发现殉人墓和车马坑13座。^[17]西村墓地位于南指挥乡西村西约300米处，墓地的南边紧临23号秦公大墓。在该墓地发掘清理殉人墓1座，殉人4名。该墓为战国中期。^[18]

这三处墓地，相互间连成一片。八旗屯墓地位于秦公陵园北侧，西村墓地就位于陵区之间，都处于秦都雍城的近郊。

此外，在户县和咸阳各发现殉人秦墓1座。^[19]

以上所见殉人秦墓主要分布于三个地区:甘肃天水地区的礼县大堡子山附近、陕西宝鸡地区的凤翔秦都雍城近郊和西安地区的近郊户县和咸阳。这正是秦人由西向东发展的三个主要活动区。而凤翔秦都雍城附近则是发现殉人最多的地区，这也与史书记载的秦国人殉制度主要发生于定都雍城时是相符的。

目前发现人俑的秦墓总计有五处:(1)陕西陇县边家庄M5发现的两个木俑。^[20](2)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对凤翔秦公陵园做调查时，在九号陵园内发现石俑两件。^[21](3)咸阳石油钢管厂秦墓M28057，出土泥质灰陶骑马俑2件。^[22](4)高陵县益尔公司基建考古中，发掘秦墓51座，出土人物俑1件。另有4件俑与2头牛及2辆车组成一组模型。^[23](5)铜川枣庙秦墓共发掘25座，6座墓中出土彩塑泥俑8件。^[24](www.xing528.com)

除以上墓葬出土的人俑外，就是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及其他从葬坑所出各类人俑了。这些人俑多发现于咸阳附近及其以东地区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人俑的突然增多，可能与秦献公元年“止从死”的政令有关，反映了秦人丧葬观念的变化。从地域上看，人殉主要发现于凤翔秦都雍城附近，人俑主要发现于咸阳附近及其以东地区，这种地域上的互补，应该与前后两个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的变化和认识的发展有关。

九、陪葬墓

陪葬墓在商代殷墟王陵就已出现，不过这时还没有形成用某种身份以上的贵族才能陪葬的制度。^[25]到西周时期，陪葬墓制度正式确立。《周礼·春官·冢人》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就是说，王墓居中埋葬，诸侯、卿、大夫、士则陪葬于王墓的前后，不过它是以“族墓葬”的形式出现的，陪葬者的身份限于五等爵制之内。

春秋时期的诸侯墓中，以秦公墓最为清晰。早期的礼县陵区，在秦公墓的旁边，也发现了不少的中小型墓，但是两座秦公墓相距较近，其余的墓葬则分布得较远，集中在一块。秦公陵园虽然有了陪葬墓，但这种分布格局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雍城陵园，是秦公墓制度渐趋完善的时期。不但出现了围沟、墓上建筑，而且陪葬制度初步完善。陵园布局以右为上，作为主墓的“中”字形大墓居右，其余的“中”字形、“甲”字形陪葬墓依次向左下方排列，刀把形、“凸”字形或“目”字形等从葬坑排列在主墓右前方。^[26]

从芷阳陵区开始，陪葬墓由点向面发展，不仅有一两个大型墓葬，还有成片的陪葬墓群，其数量多少不等。分布也不像雍城陵园那样有规律，在大墓的南边、东边和北边都有，车马坑、地面建筑的分布与其呼应，对主墓形成了拱卫的状况。

秦始皇陵园的陪葬墓已发现四处:第一处位于陵墓现存封土的西北角，有“甲”字形大墓1座;第二处位于内城的北半部东区，有墓葬33座;第三处位于陵园西侧内外城垣之间，有墓61座;第四处位于陵园外城垣东侧的上焦村西，有墓17座。

秦始皇陵园开始的独立陵园制也为西汉所继承。但西汉帝陵的陪葬墓多位于陵墓东司马道的两侧，少数位于帝陵以北，这与芷阳陵区及秦始皇陵园不同。西汉帝陵的陪葬墓不仅数量极多，而且规模也很大。

西周时期实行的“公墓”制度，其实质乃是为了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和整个公族的利益，陪葬者都与“先王”有着或浓或淡的血缘关系，在亲属关系上至少是“同族”。到西汉以后，陪葬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陪葬者除了皇室的同姓血亲外，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大臣、功臣等也在陪葬之列。此外，在一些帝陵的陪葬墓区，还形成了陪葬墓园，它实际上成了皇帝赏赐的家族墓地。

十、陵邑的创设

秦始皇以前的国君陵园未见有置陵邑者，陵邑的设置创始于秦始皇。《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名，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十六年，“秦置丽邑”。

秦始皇十六年置丽邑，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里的咸阳不应该仅指都城本身，还应包括始皇陵的范围之内。^[27]

从秦人的传统及列国的情况来看，陵墓位于都城附近是一个通例，这在前文已有论述。所以说，秦始皇陵也在都城附近，即位于咸阳的大范围之内，不过这是以秦统一后的版图来作标尺的。再从都城本身的情况看，各种朝庙宫观、楼台苑囿以及写仿的六国宫室，已将都城的空间占得差不多了，以至于将朝宫作于渭南。可见，咸阳的范围应该是很广大了，秦始皇陵及其陵邑位于咸阳范围之内，没有什么不当。既然咸阳城内的范围已很狭小了，所以这新迁来的十二万户，只能分散于都城周围了。而丽邑是一个新置的邑，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为始皇陵的修建提供服务，充实丽邑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因此有一部分“豪富”即安置于丽邑是可以肯定的。

秦始皇三十五年，又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如此大规模的动用人力，组织、管理便是一个问题。流动人口不便于管理，而将其安插于各固定的县邑、村落，使其定居下来，既有利于调动，更解决了不少的社会问题。于是，“因徙三万家丽邑……皆复不事十岁”。

由此可见，丽邑的设置，主要是服务于陵园的修建工程，以减少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方便地组织和管理修陵人员;另一方面，将一部分豪富迁于丽邑，既充实了丽邑，促进了丽邑的发展，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干弱枝的社会作用。

秦始皇开创的陵邑制度，也为西汉王朝所继承。西汉皇帝在陵墓旁设置陵邑，结束于元帝时期。《汉书·元帝纪》载:“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后来汉成帝虽然听了陈汤和解万年的话，又起昌陵邑，但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东汉再没有实行陵邑制度。

十一、小结

秦的陵墓制度，在600年间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制度的创新，还有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融合，最终将其融为一体，形成了有着鲜明特色的陵墓制度，从而极大地反映了秦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通过对有限的考古资料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秦的陵墓制度演变的轨迹。

秦陵墓的建立，遵循了帝王陵墓建造的一般规律，即大多建造于山水俱佳的形胜之地，并且离都城的距离比较近。由于政治实力的增强和军事扩张的需要，随着秦国都城的迁移，秦的陵墓墓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四大陵区。

在帝王陵墓中，秦的雍城陵园最早出现了围墓沟，其规整的形制说明其产生已久，实际上，在秦的大堡子山墓地已现端倪;春秋战国之际的东方国家，却在陵园的周围建起了垣墙。而秦始皇陵园周围的双重垣墙，又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坟丘墓约出现于春秋晚期，战国时代，坟丘墓作为一种等级的象征广泛流行于诸侯之间。根据出土秦简的记载，秦公陵墓上的坟丘出现于献公、孝公时期，秦始皇的骊山陵，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坟丘墓进一步放大，形成了中腰三层阶梯的覆斗形，将坟丘墓的高大的外在特征表现到了极致。帝王陵墓的墓上建筑似乎最早也是从秦雍城陵园开始的，当时建在墓室的正上方。坟丘出现以后，被建到了坟丘之上，这种情况仅见于东方国家。到了芷阳陵区，则建在坟丘的旁侧，始皇陵园则使其趋向严谨。

依据礼制的规定，天子的墓葬使用“亞”字形，而西周时期的诸侯墓使用“亞”字形，除过在燕侯墓地发现的一例外，在其他国家中都没有发现;“中”字形才是诸侯之制。虽然春秋到战国早期秦公陵墓都使用了“中”字形，但其规模却远远超出了礼制的规定，战国中期以后，又使用了“亞”字形。在葬具的使用上，大堡子山墓地已经使用了金箔饰片;秦公一号大墓则使用了柏木的“黄肠题凑”。青铜礼器在标志等级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大堡子山的M3，仅目前知道就随葬有13鼎4簋3壶。以上各方面都表现了秦人在陵墓制度上的创新精神。

人殉出现的时间很早，商周时期曾普遍流行，东周时期的上层统治者中还很盛行，但秦国人殉数量最多，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雍城陵园，开始出现了陵园内陪葬人俑的制度。人俑代替人殉，是历史的进步。

陪葬墓和从葬坑都出现于殷商时代。秦公陵园中，大堡子山墓地的陪葬墓，布局比较分散，雍城陵区趋于完善，以后经过秦始皇陵园的发展，到西汉时，陪葬墓的位置由陵墓的周围基本固定到司马道的两侧，并逐渐形成为定制。最早出现的从葬坑为车马坑，西周以前多为长方形，春秋以后出现了多种形状，同时又与列鼎制度相对应，规模和数量也在增大。秦始皇陵的从葬坑，使其形状和种类都得到了发展。陵邑的创设，开始于秦始皇陵。此后西汉沿用陵邑制度，一直到宣帝以后被废弃。

总之，秦的四大陵区，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新的因素出现:大堡子山墓地“中”字形墓和金箔棺饰的使用，雍城墓地双重围沟、陵寝建筑以及人俑的出现，芷阳墓地“亞”字形墓和坟丘的出现，秦始皇陵园垣墙、形制多样的从葬坑以及陵邑的出现等。这既反映了秦陵墓制度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又反映了中国古代陵墓制度从发生到定型的一般过程，还从侧面表现了秦人在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国力等各方面的消长与变化。

秦陵墓制度的发展过程，也是秦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秦人对商周陵墓制度的继承，说到底是对文化的承袭和发展。它对列国陵墓制度中的一些因素的吸收，也是由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秦的陵墓制度，作为秦文化的一个方面，正反映了秦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的文化特质。

秦陵墓制度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从分裂到统一、从封建(封邦建制)到集权的发展时期。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和思想上的开放。反映在陵墓制度上，便是“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的转变，^[28]秦的陵墓制度，是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

秦的陵墓制度，也对后代特别是西汉的陵墓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帝陵的墓葬形制、坟丘、垣墙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坐西朝东的墓向，均直接受到了秦始皇陵园的深刻影响。秦的陵墓制度，是“汉承秦制”的重要内容。

【注释】

[1]焦南峰、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5期。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二编固围村区，科学出版社，1956年。

[4]田有前:《试论秦文化中的围沟墓及其相关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

[5]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0～2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6]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

[7]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

[8]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2期。

[12]胡小龙:《浅谈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华夏考古》1993年4期。

[13]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

[14]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5期。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2期。

[16]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17]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3期。

[18]雍城考古队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

[19]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咸阳市博物馆:《咸阳任家嘴殉人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

[2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1期。

[21]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月。

[22]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石油钢管钢绳厂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5期。

[2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高陵县益尔公司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6月。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25]陈旭:《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9月。

[26]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27]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

[28]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