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权详细研究秦十二铜人的成果

秦十二铜人再研究　王根权

(陕西省自学考试中心)

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一生干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情，扫六合、兼天下、修长城、通直道、书同文、车同轨和统度量，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情却很少被人们所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中国的封建统一，为了让天下的人都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来之不易，秦帝国树立了一座世人瞩目的纪念性标志物——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原材料为战后收缴的青铜兵器，造型为十二个各重千石高十余米的冶铸铜人，这就是中华第一碑。中华第一碑铸成后立于秦帝国的中央广场阿房宫的前殿。以此昭示天下:中华民族和平统一万万年。

由于秦王朝的短暂，加上史记者们的有意或无意，如此一座伟碑连同它的伟大意义被曲隐了，只记载了有冶铸铜人这么一件事，而不论及这件事的历史伟大意义。我们知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一工程是经过秦帝国“政治局会议”集体研究决定的，是通过周密的构思和设计的。我们的疑问是:收来的天下之兵器堆积如山，为什么只铸十二个铜人?十二个铜人是怎样铸造的?在什么地方铸造的?它又是怎样消失的?消失到了什么地方?还有没有可能重新找到?

如此一件伟大的事情，如此一项浩大的工程，难道就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于人间吗?本人带着这些问题，经过十余年的探寻，终于找到了当年铸造十二个铜人的地方连同大量的遗留物。同时分析推测应该还有两枚铜人存在于人间，不久的将来有望重见天日。今天斗胆揭开这个千古之谜。

一、有关铜人的文献记载

1.《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2.《史记·索隐》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於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

3.《史记正义》引《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於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

4.陈直《三辅黄图校注》卷之一:“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也。”

5.《三辅黄图校注》引《三铺旧事》云:“铸金狄人，立阿房殿前。”

6.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翁仲其名也。”

7.《史记·索隐》引《三辅旧事》云:“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

8.《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中门。”

9.《长安志》引《三辅旧事》云:“秦作铜人，立在阿房殿前，汉徙著长乐宫大夏殿前。”

又云:“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

10.《长安志》引《关中记》云:“长乐宫殿前铜人，其胸前铭，李斯纂，蒙恬书也。”

11.《汉书·王莽传下》云:“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

12.《水经注·渭水》云:“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见蓟子训与父老共摩铜人曰:正见铸此时，计尔日已近五百年矣。”

13.《后汉书·方术蓟子训传》云:“后人复於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娑铜人。”

14.《史记正义》引《关中记》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鄴，苻坚又徒之长安而毁之。”

史料中有关铜人的记载非常之多，本文仅摘录以上。

二、史料分析

1.铜人的称谓

史料中有关铜人的称谓很多，大概有以下几种:钟鐻、金人、钟、金狄人、翁仲、铜人等。将铜人称作“钟”，那是因为铜人是空心的，像钟的样子。将铜人叫“金狄人”，那是因为夷狄人是铜人的原形。翁仲即铜像。

2.铜人的重量和高度

关于铜人的重量史料中有这么几个数字:①“重各千石”;②“钟小者皆千石也”;③各重三十四万斤;④各重二十四万斤。为什么会有四种数字呢?我们说这些数字均属估计数字(而实际上只有三个数字)，非确切数字。推想这么大的铜人也是无法一一去称的，重量只能是个估计。千石之说只是泛指。十二枚铜人不是一样大，也不是一样重。小者千石，大者应该大于千石。确切说来，应该有十二个数字才对。石是秦时的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秦时的一斤等于现在的256.26克，按最小数字一千石计，合今30715.2千克。按二十四万斤计，合今61502.4千克，按三十四万斤计，合今87128.4千克。这就是说最小的一枚铜人重也在30吨以上，大的则在87吨以上。

关于铜人高度史料记载有三说:①“高三丈”。②“坐高三丈”。③“有大人长五尺……铸而象之”。这就是说铜人的高度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三丈，合今8.12米;另一种可能是五丈，合今13.7米。显然这个数字也不是确切数字，也是个大约数字。

3.铜人的造型

①铜人的相貌应该是狄人相貌，服饰也是狄服。

②铜人是坐姿。长五丈的人坐下来也差不多是三丈，与史料相吻合。王莽梦见五枚铜人起立，可以说明这一点。

③正背均有铭文。史料有两说，“其胸前铭”和“铭其后”。铭文是由李斯撰文，蒙恬书写。李斯是丞相，蒙恬是大将军。由此可见铭文档次之高。铸造如此大的铜人，铭是必不可少的。从史料中零星铭文的内容推断十二个铜人应该均有铭文。

④铜人应该是空心的。按照铜的比重计，最大的重量87128.4千克，它的体积为9.8m³;最小的重量30751.2千克，它的体积为3.5m³。这与身穿狄服，下有座子，高三丈的铜人造像比，数字小多了。可以见得铜人是空心的。

4.铜人解密

我们知道，凡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器物、图案，其尺寸及造型都不是随便定的，都有一定寓意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37.94m，我们的国旗是五星，卢森堡送给联合国的礼物是一支“枪筒上卷”的手枪，等等。

①“12”这个数字解密

“金人十二”，十二这个数字寓义着什么呢?十二这个数字很奇特。古时的人把大地分成十二支，称为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统合起来就是大地。大地还有一种分法，先分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个方向再分出两个方向，这就是四面八方。四面八方也是十二。可见十二这个数字是能够代表大地的，而且是一个统一的大地。大地不就是天下吗?秦始皇所建立的不就是一个天下统一的封建王朝吗?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十二这个数字的寓意就是天下统一。还有，一年四季，一季三月，一年十二个月，如此往复便是千秋万代。两者合一，十二这个数字解密后就是:天下统一，千秋万代。(应与秦人尚六有关，十二是六的两倍)(www.xing528.com)

②夷狄服解密

夷是域内人对域外人的称谓。狄是地名，即现在甘肃的临洮。秦长城西起临洮，临洮在长城内，也就是说原来的域外人夷狄人现在已经成了域内人国人了。将铜人造像成夷狄人，意味着秦所建立的封建统一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大团结的国家。

③冶铸铜人的原料是统一战争中的兵器，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

三、铜人的铸造方法和过程

两千多年前冶炼技术还不发达的秦时，能铸造30到80余吨的铜器确属一件奇迹。它是怎样铸造出来的呢?据知，北京大钟寺有一口明代永乐铜钟，座高5.9米，重约5万公斤，内外满铸佛经文字，声音洪亮，荣膺为“钟王”。研究认为它是采用地坑造型法铸造的。秦十二铜人采用的应该就是这一方法。

地坑法就是在地下挖个大坑，依坑做成范模，铸成后破坏范模，挖开地坑，将铸器拖出来。铸器小容易拖出来运走，铸器太大，拖出坑又成了问题。铸一个可以不计余力，批量浇铸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聪明的设计者想出了办法:在地面上筑台，在台中心做范，铸成后破坏筑台，铸器即可容易运走。铸下一个时，补好筑台，重做范模。秦十二铜人想必就是用这种方法铸成的。

范的问题解决了，铜水熔化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根据以往考古发现，在殷墟安阳小屯一带，曾在冶炼遗址里发现有坩埚残片，经复原，可盛铜液12.7公斤。按此推算铸造铜人，需要三千到五千套这样的设备方可完成。三千到五千套设备，需要数万人操作。分散熔铜容易，统一浇铸就难了，其配合协调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聪明的设计者仿照“将军盔”的原理在范模台上做了个大形固定坩埚，再让铜液熔化后能够自行流出，注入地坑范模中。不断地对坩埚烧火加温使铜块熔化流出，再不断地投以铜块，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泉注式的铜水，浇铸问题也就解决了。

四、铸造铜人具体地点的探查及遗留物的发现

1986年，我所在部队要在淳化县安子洼乡好花圪塔山(古甘泉山)上建一个雷达站，让我负责建站的前期工程。推土机推出的大土块上有一文字压痕，这一偶尔的所见使我立即惊觉起来。我对山头进行了踏查，发现山头上到处散落有秦汉砖瓦砾。从瓦砾中我捡到了一块完整的“甘林”瓦当，同时还捡到了若干“长生未央”及云葵纹瓦当的残片。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处秦汉建筑遗址。眼看着这一遗址即将在推土机下消失，出于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文字的形式将这一遗址予以保留，而这一任务非我莫属。我一边现场堪查，一边搜寻有关史料书籍，同时向考古界的专家行家们请教学习。在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先生的鼎力支持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这一使命，除甘泉山主峰遗址外我还在其他山峰发现了秦汉建筑遗址，共计七处之多。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淳化县古甘泉山上发现秦汉建筑遗址群》，一篇是《甘泉宫考辨》。前一篇文章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后一篇文章论证了秦汉甘泉宫就在甘泉山上。按说“甘泉宫在甘泉山上”大量史料均有记载，这是一个无需考辨的问题。但是在山上遗址未发现以前考古界一直认为甘泉山下古云阳城遗址就是甘泉宫遗址，其标志就是遗址上的两个大土堆。除了山上遗址的发现和大量史料记载外，我运用了雷达学原理中的通视原理，借助于军用地图中地形标高，证明了山上遗址与古长安城通视，而山下遗址不通视，这就符合了“於甘泉宫可望见长安城”的历史记载。我的这两篇文章先后在陕西《考古与文物》期刊1990年第一、二期上分别发表。

在考证甘泉宫遗址时，我又对甘泉山下古云阳城里的两个大土堆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发现，两个大土堆周围除了大量秦汉砖瓦残片外，还有大块大块的烧土和烧渣。我将这一发现与秦十二铜人进行了联系，研究的兴趣大大增加。我有一个感觉:这就是秦始皇铸造十二个大铜人的地方。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和考察，现在可以肯定地说，陕西省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北的两个大夯土台基就是秦十二个铜人的铸造地。考证如下:

佐证一:两个大夯土台基(见图一)。

图一

两个大夯土台基呈东西排列，均为圆锥形，间距75米。西台基高约15米，底围约200米。东台基高约16米，底围约225米。在两台基周围残余有大量的秦汉砖瓦残块，草泥焦土残块和烧渣残块。

两个大夯土台基的名称和用途均不见于史料记载。民间传说东台基叫“望母台”。言汉武帝怀念他母亲时，到台上相望，以此得名。汉武帝母赵婕妤墓在今淳化县铁王乡原家村东，名云陵，与两土台基相距10余公里。皇帝思念母亲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走到高处去望坟墓。武帝思母筑台相望之说是不可信的。“望母台”实为“望模台”。“母”“模”两字地方读音相同。其作用是站在此台上观察铜人范模的制作，监察铜人的浇铸过程。“望模台”名副其实。

西边土台，民间传说叫“圣水台”。说汉武帝要饮用天上的“圣水”(露水)筑高台以取之。这个传说也是附会的。台北紧靠的就是甘泉山，在山上筑台取水不是离天更近更容易吗?“圣”与“升”同音，西土台实为“升水台”。升什么水呢?升浇铸铜人的铜水。即在西土台上建造熔铜炉，以此提高铜水的水位，使其熔化后自行流入范模中。

图二

佐证二:西台基上露出的夯土层(见图二)。根据考古经验，一般建筑的夯土层厚在15—20厘米之间，而此台夯土层厚只有10厘米左右。夯土层距的缩小说明其目的在于提高密度，以此提高承重能力，这正好符合了西台上建造冶炉的要求。

以东西两台为基点，堆土夯实成圆台，圆台的顶部断面约有10000m²，这就是冶铸铜人的工作面。圆台的中心就是铜人的范模位置，铜人铸好后开挖南北，铜人就可运走。每铸一个铜人堆台挖台的过程重复一次。最后一个铜人运走后，就留下了现在的东西两个大土堆。

佐证三:地上散落的大量烧渣(见图三)。大量烧渣说明了冶炼规模之大。打开烧渣，里边有未燃尽的木炭，这说明冶炼是用木材或木炭做燃料。

图三

图四

图五

佐证四:西土台露出的大烧渣(见图四)。在西土台高约10米处有一块大烧渣。露出土外部分长近4米，高1米多，土内还埋了多少未进行挖探。如此大的烧渣非大型冶炼不能造就。这一大烧渣置于土台的高处，10米这个数字与铜人的高度很吻合。这应该就是大冶炉熄炉后的遗留物。

佐证五:大量草泥烧土块(见图五)。在两土台周围散落有大量的草泥烧土块，颜色呈红色，质地不如砖坚硬。这说明铜人的范模是用草泥做的，变红是因为高温铜水所致。

佐证六:冶峪河。两土台东边有条河，名叫冶峪河，也叫冶谷水。水名最早见于《汉书·郊祀志》，铜人冶铸用水当用此河水，该河当由此而得名。

佐证七:铜人的铭文是蒙恬书。《史记·蒙恬列传》云:“秦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直道是蒙恬修的，直道的起始点就是古云阳城。我们发现的两个大土堆就在云阳城内的东北角上。云阳属蒙恬的驻防区，冶铸铜人这项工程当属蒙恬所为。

如果说单一的佐证属于偶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诸多的佐证一一吻合就不再偶然了，那就是必然。在司法判案中，一旦各种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该案就成了铁案。以上七条佐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冶铸铜人之谜也就揭开了。

五、十二铜人的下落

十二个铜人其中的十个被董卓铸了钱币。《魏志·董卓传》有明载，这一结论应该是可靠的。余下的两个是否被毁是值得商榷的。

被毁一说所有正史均无记载，所见到的只有《关中记》一家之言。《关中记》非正史，其可信性本身是需要打折扣的，其记叙的内容也有探讨的地方。魏明帝要把两个铜人运往洛阳，运到霸城，重不可致，留到了霸城南。魏明帝无能为力了，石季龙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值得怀疑的。石季龙有这个能力将铜人运到了邺，苻坚有没有这个能力再从邺运回长安?苻坚有能力将铜人运回长安，既已运回为什么又要毁掉?既然要毁掉为什么不在邺地毁掉，而要运回长安后再毁掉?这其中的疑点太多了。

魏明帝、石季龙两个人所处时代国力相比，魏明帝要强得多，政局也要稳定得多。后赵仅仅存在了十年。魏明帝办不到的事石季龙办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魏明帝要将铜人运往洛阳，当时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应该是滚木法。如果采用的是这一方法，那么两个一起运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分别运送。由此推知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两个铜人就分开了，一个仍留在长安，一个留到霸城南。

《后汉书·方术蓟子训传》中提到了在霸城南见到了铜人，没有说铜人被毁的事。《水经注·渭水》中提到了铜人，也没有说铜人被毁的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存于319—329年，苻坚的前秦存在于357—385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北朝人，生于398—445年，《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北魏人，生于472—527年。如果说，《关中记》所记属实，石季龙真的将两个铜人运到了邺，苻坚又从邺运回到长安后毁了。那么，范晔和郦道元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既然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予记述?这就说明两个作者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应该知道而不知道，发生在一般人身上那是有可能的，发生在专家学者身上则是不可能的。同时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就更不可能了。这就说明压根就没有这回事。至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石季龙徙邺，苻坚又徙长安而毁之的铜人属彼铜人而非此铜人。《关中记》的作者误将彼铜人当做此铜人记了下来，或者作者知道是两回事而把两回事放在了一起去说。这一分析，可以从《晋书·石季龙传》中找到了证据。

《晋书·石季龙传》载:“季龙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组，牛百头，鹿轳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邺。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赍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这里记载得非常仔细明确。可见石季龙徙邺的是洛阳的“钟鐻”和“翁仲”，并非魏明帝所留霸城南的“铜人”。足以证明《关中记》确实是把此铜人与彼铜人混记在一起了。《晋书·苻坚传》没有关于“铜人”的记叙。

以上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秦始皇所铸的十二个铜人被董卓摧毁了十个，铸成了钱币。余下的两个，一个在故长安，一个在长安以东的霸城南。留在长安的那一个至今很可能仍深埋在汉长安城遗址内。留在霸城南的那一个，当时一定是“卡”在哪一个低洼的河道内，后被泥沙所埋。至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两个铜人还尘封在人间，今后有可能因为什么偶然的机会重见天日，再现当年之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