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术与天文学之际-《史记·天官书》探析

占星术与天文学之际　——《史记·天官书》探析　唐　群

占星术与天文学之际^[1]　——《史记·天官书》探析　唐　群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本属于天文学的范畴。但在我国，从一开始它就与占星术、阴阳、八卦、五行说等宗教神学联系在一起，天文学知识为神学所用。反过来，占星术等神学活动又与阴阳五行等儒家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天文学的发展。我国古代的“天文官”同时又是占星家等宗教巫师就是这个道理。科学的天文学是在与反科学的宗教巫术的激烈斗争中发展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卷4中写道:“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2]19世纪维也纳一位学者弗兰茨·屈纳特说:“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做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的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正是“可怕的野蛮人”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日食、建立了最早的二十八星宿图、观察了最早的哈雷彗星、创建了世界最早的阴阳合历《夏小正》等，这些都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公认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为何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却对天文学家情有独钟?

一、《史记·天官书》:“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提出了根据天象变化归纳社会变化规律，所以《天官书》也就是占星书

远古时，人们最初对天体的认识，从日、月、五大行星、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等行星、恒星到变星、新星、彗星、流星、陨石、日食、月食等异常天象，无不带有古代先民很早就发现了太阳黑子现象，但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3]正因为古人发现太阳中有黑斑，因而产生了太阳的母亲羲和经常给儿子洗澡的传说，并编出了日中有乌的神话，把三足乌视为“日精”。

早期月亮的图形是一轮圆，内画一只蟾蜍，这是古人对月亮上有阴影所作出的解释。蟾蜍自然也就成了“月精”。以后又衍生出嫦娥奔月、玉兔捣药、月中有桂、吴刚伐桂等神话传说。

对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的无知，是古人造出神灵的重要认识根源。在原始人群看来，天体的一切变化，如日月的经天、星辰的出没、风雨的来临、雷电的袭击，是变幻莫测、不可捉摸也无法控制的现象。同时，天体气象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及生存有着极大的影响。它有时给人们带来温暖光明和意想不到的丰收，有时也给人们带来黑暗、寒冷、酷热、恐怖和不可预测的灾难。

因此，原始人群才把天体星辰当做一种威力无比的有意志、有目的、人格化的神秘力量，对它产生敬畏、感激、依赖等宗教情绪。民族的盛衰、年成的丰歉、个人的吉凶，无不来自“天”的意志;日、月和恒星有规律的出没被认为是“天”所安排的秩序，而一些异常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新星和变星等则认为是“天”的震怒;五大行星复杂的运动曾使古人迷惑不解，认为是“天”的意志……把天体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的吉、凶、福、祸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占星术。

我国大约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迅速发展。到了周代，占星术不仅被统治者所把持，设“保章”一职，而且开始为统治者服务。春秋时期，占星术更为甚行，从《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可以看出占星术在当时的兴盛景象。到了汉代，将占星术作为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史记·天官书》则是第一次把在人间的空间等级划分投影于天，天上的星座秩序最早就出现于《天官书》，天上的每一个星宿都是天的官员或官厅，天作为整体象征着国家规模的官僚体制。如《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4]中宫又名紫宫是人间皇帝之宫在天的投影，以天帝为中心，三公、正妃及后宫、匡卫藩臣围绕。“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北斗七星是天帝的车子，在天上中央运转，以君临控制四方。《天官书》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常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5]以中原或中国为中心，边远民族为四夷，也就是从地理位置上以皇宫作为首都的中心，首都是中国的中心，中国又是天下的中心，最后实质上皇帝就是人间的中心也是空间位置的中心。再如“三能(星名)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有句圆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太白星“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两军相当，日晕;晕等，力钧;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日晕:环绕太阳周围出现的有色气体。)”^[6]

从以上几段引文中，得到这样的结论:《史记·天官书》就是占星书。科学史专家曾统计在全部309条占文中，关于用兵的124条，关于年成丰歉的49条，关于皇族和大臣行为的26条，这三项199条占总数的2/3。天上人间同一结构，相互感应，司马迁的抱负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通过《天官书》他提出了根据天象变化归纳社会变化规律，他认为:“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7]。的确如此，其后历代正史都把《天官书》作为典范，把天文列入史书的专篇。汉代以后，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佛教的兴盛，占星术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二、《史记·天官书》:“星气之书，多讥杂祥”，明确指出在当时天文与占星是紧密结合的

由宗教迷信而产生的占星术并不属于天文学的范畴，然而它却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过一定影响;占星本身是迷信，但对占星所示卦象的解释往往掺进一些哲学见解。而占星定吉凶，又往往借助于天体星辰变化的客观现象来编造，因而涉及天文学领域。

产生并促进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因素，首先是由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其次，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诸如祭神、祀祖、安排宗教节日以及占星术等的需要与天文学的发展也有直接的联系。

我国是世界上农牧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因而也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和天时季节有着密切的联系。农业生产需要及时耕种，需要预知季节的来临，需要专门从事天象的观察观测工作，因此说，中国古代天文学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进入了萌芽状态。到了殷商时期，从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的记载看，天文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了。《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8]陶唐氏即传说中的帝尧，说明约在四千多年前就已设“火正”一职，专门观测“大火”。另据《史记·历书》记载:“黄帝考定星历。”同书《索隐》引《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品，大挠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9]这是说，在我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已有专门测定日影的人员，并在测量的基础上编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历法。

祭神祀祖是我国古来传统的习惯，而宗教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古代有些宗教节日必须按照天象来决定，因而御用天文学家必须随时观察天象，以修正历法，安排宗教节日。然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往往是由巫、祝、史、卜等宗教和记述历史的人兼任，许多天文学家同时又是占星家或巫师，如传说时代的重黎、羲和，殷商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巫咸，一直到春秋时代的裨灶、梓慎等，实际上都是大巫。直到秦汉时期，当时的太史仍然从事掌知天文、律历、卜筮、祠祝等事项，这就给古代天文学打上了星占的烙印。《史记·天官书》中说“星气之书，多讥杂祥”^[10]，明确指出在当时天文与占星是紧密结合的。而《史记》作者司马迁称自己的天文观测活动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在中国古代，大量丰富的天象纪事正是通过占星等宗教迷信活动的形式被记录和保存下来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殷墟出土的甲骨片是专门用作占卜的。殷墟出土的卜辞表明，当时依靠骨卜稽疑的范围是极广泛的，包括祭祀、战争、饮食、宴会、农业收成、田猎、行旅、灾祸、福佑、奴隶逃亡等等，无所不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年成的好坏还是国家的政事，都要向“天”卜问，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它安排的。卜辞中丰富的天象观测记录和与农业相关的历法纪事也是用来占卜人间吉凶的。虽然占星家们对天象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迷信色彩，但天象纪事大多是根据实际观测的情况客观记述的。如卜辞以干支记日，以朔望记月，以太阳回归记年等，说明殷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是以观测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作为制历依据的。此外，从卜辞中看，殷人对每天各个不同的时刻也有专门的称呼，如“旦”——清晨，“夕”——晚上，“明”——黎明;“中日”——中午，“昃日”——下午，“昏”——黄昏等。可见那时不但有了记日法，还有粗略的记时法。甲骨文中还有不少日食、月食的记录;有新星的记载，并出现了恒星的名称，如“火”、“鸟”、“螪”等。

再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的帛书《五星占》(约作于公元前170年)，虽以占书的形式出现，其中掺杂有许多灾祥迷信的星占内容，但从占文中有关的天文纪事看，反映出我国汉代天文学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可以说，《五星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书，在天文史的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中国最早的专门记述天文现象的书籍是战国时期齐人甘德写的《天文星占》八卷和魏人石申写的《天文》八卷，可惜早已失传。现存的《甘石星经》系宋代人辑录，远非本来面目，没有行星的内容，恒星也仅有中官和东、北两官，而《五星占》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书的一部分，并列有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7年)70年间对五大行星的测量，详细描述了木星、金星、土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其测量与推算的准确程度，令人惊叹不已。如《五星占》测量的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现今测值584.4日只大0.48日;土星绕太阳一周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现今测值29.46年只大0.54年。而同出于马王堆3号墓的《天文气象杂占》帛书是一种以星、彗、云、气等占验吉凶的占书。其中有二十八幅彗星图。每幅上面以墨朱二色画成彗星图，下面是名称、解释及占文。从图上看，彗星都分彗头、彗尾两部分。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彗尾有狭有宽、有长有短，反映出彗星形态的彗、孛、长，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图文并茂的古代彗星文献。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占星家不仅要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还要计算它们的运行周期，为制订历法及确定宗教节日等提供依据。古代多数占星家既是天文学家又精于算学。占星术在《汉书·艺术志》里被归入“数术”，就有这方面的因素。我国历史传说中的黄帝、伏羲、隶首等人不仅通晓天文，而且精通算学。据《史记》载，黄帝使“隶首作算数”;相传《九章算术》就是隶首所作的算数，又叫做九数，它含有246个应用问题及其解法。约作于战国前后的《周髀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天文测量学著作，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古的天文算法的书。

以上这些丰富、准确的天文纪事和有关天文学成果的著述，是占星家和天文学家辛勤观测的结果。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占星术迅速发展，不再限于简单地以流星、彗星、新星等异常天象来判断人世间的吉凶，而逐步发展成一套复杂的占术体系。

天文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它是一门观测科学。作为天文学研究对象的天体，只能依靠观测的方法，而不像其他自然科学，可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研究。占星家们对天象的观测、记录不仅推动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而且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汉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天文现象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占星术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后来演变成为一种民间巫术和江湖骗术。

三、《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第一次出现了以国家机构和官员命名的星官体系，以后在此基础上完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中国星座体系(www.xing528.com)

对于中国人来说，北斗七星几乎人人认识。它分布在紫微右垣的外面，因其形状似殷周时盛酒的勺而得名。它的原本写法作“枓”，由勺和一条长长的勺把组成，用木头或铜制成。勺又称为“魁”，勺把又称为“斗柄”。它分布在北极圈外围，不停地围绕北极旋转，由于靠近北极，它的位置大部分都处于地平线以上，仅在下中天附近才落入地平线以下不见。

北斗七星，是北极附近最明亮的星座，在七颗星中，除勺、把相接处的一颗星(天权)稍暗为3等星外，其余均为2等大星。所以看上去光彩夺目，十分显要。北斗星在希腊星座中对应为大熊座，魁四星为熊的身躯，斗柄为熊的尾巴。

北斗七星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重要，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中每一个星都有它的专名，自斗口至斗尾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在开阳星旁边不远处，还有一颗被称作“辅星”的4等星。古代大气透明度好，通常观看4等星没有困难，但由于它紧邻开阳星，视力不好的人分辨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阿拉伯人称这颗星为“乘车者”，并用其作为判断士兵视力是否正常的标准。即使在现今城市灯光的影响下，视力好的人也能够判断出辅星的位置。

北斗星之著名，不仅是北极附近最明亮的星座，更重要的是上古定季节的三大辰之一，相传作于战国时代的《鶡冠子·环流》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见战国时，人们就已利用北斗星指向东南西北，以确定春夏秋冬。所以北斗又称为北辰。辰为定季节的标志，北辰即北方定季节的标志，另外两个大辰为大火星和参星。

《史记·天官书》总结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11]言天帝坐在由北斗组成的马车上巡行四方，行一周就是一年，并由此区分出一年中的阴阳两个半年，分判出四季和五个时节，节气和太阳的行度也由此可以确定。《史记·天官书》中还说:“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意思是说，北斗的斗柄连着东南方向的角宿(室女座)，玉衡星对着东北方向的斗宿(人马座)，而斗口正朝着西南方向的参宿(猎户座)。角宿、斗宿和参宿是我国传统星象二十八宿中最重要的三宿，它们彼此的赤经距离大致相等，而北斗正处于这三个重要星宿之间的中心位置，因而被当做参考坐标使用。由此可知，人们利用观测北斗星的方位，对于确定农时历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便是为什么古人那么重视北斗星的原因。

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石刻画像中有一幅帝王乘车巡狩图，以北斗七星作为车子的框架，意表《史记·天官书》所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

在山东武梁祠石刻壁画中，载有一幅“斗为帝车”图，在图的中央刻有北斗七星的星象，开阳星旁，并附有一颗小星。小星旁有一个长着翅膀的仙人，他显然是辅星的象征。有一个帝王模样的人，端坐在斗魁之中。其周围有若干乘着云气的仙人，在向天帝朝拜。其右方刻有一辆马车，显然是“斗为帝车”的象征。把北斗七星看做车子的民族很多。古巴比伦人把北斗看做货车，古埃及人看做是伊西斯女神之车，英国人看做是亚瑟王之车。阿拉伯人称北斗为车星，斗盆四星是四个车轮，斗柄三星是三匹马或三头牛，开阳旁的辅星则是赶车夫。

住在北半球的人们，对于北斗也感到格外亲切与崇敬，给它取了各种各样的名称，还流传着许多优美的神话。我国东北边境的鄂伦春人，称北斗为奥伦，意思是仓库，斗柄三星就是爬上这仓库的梯子。我国西北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则称北斗星为家中的银栓，北斗斗柄三星是拴在银栓上的三匹马，后面斗盆四星是四只狼，永远绕着圈子追赶着飞奔的骏马。这个民间传说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北斗七星周而复始的旋转。

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只能见到以民族和国名组成的二十八宿星名和不成系统的少数大星名称。至《史记·天官书》才第一次出现了以国家机构和官员命名的星官体系，以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中国星座体系。很显然，武梁祠这幅“斗为帝车”图，是司马迁星官思想的典型反映。在这个星官系统中，天帝是最高统帅。紫微垣就是天帝的家，它相当于帝宫的紫禁城。宫中除天帝及其家属外，还有为其服务的臣仆。太微垣是其最高行政机构，天市垣则是国家市场。按照这个星官体系，北斗就不再是盛酒的勺，而是天帝乘坐的一辆马车。它除了载着天帝巡行四方外，还有指示判断时节的功用。至于那颗象征飞翔仙人的辅星，《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东汉末占星书《荆州占》曰:“辅星，丞相之象也。”《春秋纬》曰:“辅星近、明，则辅臣亲、厚;疏、小，则辅臣微弱、无道。”故这颗辅星虽然不很明亮，在古代星占家的眼里，却是用以判断皇帝的辅臣是贤良或是微弱无道的标准:辅星接近开阳星而且明亮时，为辅臣贤良;当辅星远离开阳星并且微小时，则为辅臣微弱、无道，政治不够清明。这是提示帝王需要更换大臣、改革政治之时。按照星占家的意见，这颗辅星有近、明，疏、小的变化，那它与开阳之间，真能发生这种变化吗?根据近现代观测研究，开阳和辅星的确是一对相互之间有物理联系的双星，它首先是意大利天文学家里奇奥利于1650年发现的，两颗星的距离为14″。后来进一步观测发现，开阳和辅星本身也都是一对分光双星。故开阳和辅星是一组聚星系统，从而位置和光度均可发生变化。由此证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目视观测是十分精勤准确的，早在望远镜和新的探测手段出现之前，就有许多重要发现。

我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后，天命观成为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奴隶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称他们的政权出于“天命”，鼓吹君权神授说，为其统治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包括占星术在内的各种占卜巫术日趋兴盛，天文知识被占星术等宗教祭祀活动所利用。中国古代帝王的宫廷里大都供养着星占家，为国家和帝王的命运占卜和预测凶吉，指导国家的方针和帝王的日常活动。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扶持，我国的天文研究具有官办性质，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天文事业的发展具备了其他国家和民族所不能具备的优越条件。即研究设备、人员、经费能得到保障，天文学的研究具备特有的持续发展的环境。尤其是宫廷星占家(天文官)，为帝王预报正朔和为皇帝进行星占活动是他们的两项重要任务，因而，他们对天象的观测记录一直是十分精勤的，也是从不间断的。所以，尽管我国古代改朝换代频繁，但天文机构的人才及文献资料始终得到保护，天文事业不断有新的创造和发现。不但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天文体系，而且也对世界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天象记录，不仅是世界上最为丰富可靠的，而且几乎从未间断。我国是公元16世纪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最丰富的保存者，这一点已得到世界公认。这些记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极少见的历史资料，而且为现代天文学研究提供了无价的宝藏。

【注释】

[1]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历史地理学建设项目研究课题;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09年)——秦岭七十二峪调查与研究。课题编号:09I013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书局，1995年。一种原始的神学色彩，神化和崇拜天体的现象极为普遍，并由此衍生许多关于天体的神话与传说。

[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5年。

[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6]《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7]《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8]《左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9]《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10]《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

[11]《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