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研究：故土文化与昭君出塞成果

故土文化与昭君出塞　王绍东

故土文化与昭君出塞^[1]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王昭君出使塞外，被作为历史上民族团结与友好的佳话，在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翦伯赞诗中所言:“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曲，鸣镝无声五十年。”^[2]昭君出塞，巩固了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相互了解。在昭君出塞后的六十多年里，汉匈之间出现了民族友好相处，文化交流频繁，经济繁荣发展的和平安定局面。“昭君守国，诸夏蒙德”，“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在《焦氏易林》中的这些话，反映了自汉代以来，人们就把昭君与爱国、和平、友好、幸福联系在了一起。在昭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中，在昭君为民族团结作出巨大贡献的过程里，都体现了故土文化对她的影响与教益。是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昭君，故土的文化熏染了昭君。

一、昭君的故乡与家庭

关于王昭君的家庭和出身，《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王昭君是今湖北兴山县城关宝坪村人。由于西汉时没有设立兴山县，这一带属南郡秭归县所辖，所以班固的《汉书·元帝纪》文颖注中说昭君“本南郡秭归人”。秭归也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屈原有贤姊，闻屈原放，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昭君故里位于香溪上游县城西5.5公里处，原名烟墩村，又名王家湾。那里面临香溪水，背靠纱帽山，群峰林立，橘林丰茂，山清水秀，风光宜人。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写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王昭君是“良家子”，应该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良家子”谓清白人家的子女。汉时，指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或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子女。西周时期属于贵族身份的武士，接受上一级领主的封地，并在战时自备甲胄戈矛从军。战国将封建领主制过渡到封建地主制后，这种特征转而反映在所谓的“良家子”充当骑士上。良家子从军，一度盛行于西汉，良家子在军队中有着很特殊的地位，边防军将士的姓名上，必须标明良家子、募士、卒、徒等字样，表示不同的社会地位。这其中良家子是身份最高的，本人必须有一定的家产并无犯罪或其他不良记录，凡是父兄犯罪或者家世微贱，就不能居于良家子之列。秦汉以来，在婚姻仕途和从军各个方面都以此为准则，不得改变。而曾经是良家子的军人，如果其家人犯罪也会被剥夺良家子的身份。岑晊的父亲岑豫为南阳太守，贪污被杀后，他即被视为非良家子。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非常看重良家子这个称号的。

王昭君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一定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清纯快乐的童年时光。作为农家女儿，她与童年伙伴们在香溪水边嬉戏，也应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同时，由于家境比较殷实，她也可能接受了一些教育，并受到琴棋书画的训练和熏陶，否则，在选秀宫女的过程中，如果仅凭美貌，缺乏应有的气质和技艺，也是很难被选入宫的。昭君的故乡民风淳朴，多情浪漫，与中原相比，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相对较少，同时受楚文化与屈原精神的影响，也具有关心国家，独立高洁，不随波逐流的社会风尚。

二、故土文化与昭君的宫廷生活

昭君被选为宫女，由民间进入皇宫，也把故土的文化带入了宫廷之中。昭君天生丽质，有美若天仙、倾国倾城之貌，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眷顾，“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3]。古代帝王身边宫女如云，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始皇时的宫女“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欲得皇帝垂青，宫女们往往机关算尽，办法用绝。晋武帝时掖庭宫女上万人，连皇帝也不知道选谁过夜，于是，便乘坐羊车在后宫缓行，羊车所停之处，便是皇帝过夜之处。为了争宠，“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4]。宋文帝“潘淑妃者，本以貌进，始未见赏。帝好乘羊车经诸房，淑妃每庄饰褰帏以候，并密令左右以咸水洒地。帝每至户，羊辄舐地不去。帝曰:‘羊乃为汝徘徊，况于人乎?’于此爱倾后宫”^[5]。能否得到皇帝的宠幸，是关乎后宫之女前途、财富、家族及性命的事情，后宫的争宠斗争不仅遍布阴谋，甚至充满了血腥。吕后对戚夫人采用砍双手双足，挖眼熏耳，变为人彘，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亲手杀死自己女儿的做法，是后宫斗争残酷性的典型案例。

昭君出生民间，具有劳动人民的质朴和纯真，从未受过钩心斗角的历练和熏染，因此，也可能不会在争宠斗争中采用各种手段和诡计，更不会对其他人暗下杀手。这样，尽管昭君美艳绝伦，却未能找到接近汉元帝的机会。“汉宫姝丽地，华冠连珍台。峨嵋三千人，皆自良家来。昭君乃独出，负色羞自媒。”^[6]在韩维看来，纯洁无邪的昭君，连展示自己的美色都感到害羞，又怎能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争得先机。后来，人们又创造出画师受贿的故事情节，来解释昭君不被宠幸的原因。《西京杂记》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贿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这个故事尽管出于虚构，但还是反映了人们对昭君的认识:由民间来到宫廷，但她的倔强个性和高尚情操没有改变，保持高洁本色，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品质没有改变。

在皇宫生活期间，昭君也必然受到宫廷文化的影响，从而培养了她关注国家大事，顾全大局的意识。林干、马骥先生认为:“昭君久居皇宫，对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性，对汉匈关系的政治意义，不能没有一定认识，这是她自请出塞和亲的另一思想基础。史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郅支图书’)示后宫贵人。’建昭五年，呼韩邪上书，‘愿入朝见’。翌年，元帝为庆祝郅支伏诛和胡韩邪来朝，下诏改元‘竟宁’。以上这些，都是轰动朝廷、煊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道，特别是那些遍示后宫的‘讨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看到。因此她对汉与匈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认识。”^[7]出使匈奴后，昭君致力于发展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惜牺牲个人的情感和伦理信条，这种以国家为重，以大局为重的意识和选择，无疑与她几年的皇宫生活熏染密切相关。

三、故土文化与昭君的出塞选择

司马迁曾经指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斤之家。”^[8]楚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人口稀少，资源广博，物产丰富，容易谋生，所以，既“无饥馑之患”，又“不待贾而足”，生存压力相对较小。楚国湖泊密布，江河纵横，再加上资源丰富，生活无忧，导致楚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浪漫色彩和情感色彩。由于大自然给这里的人们过多的恩赐，使楚地的人们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家乡充满了眷恋。在价值观上，形成了楚文化重个性、尚情感、多情浪漫的特性。

楚文化的另一突出特点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自尊心。楚国作为后起之国，早期的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周成王时熊绎始封立国，带领族人在蛮荒草莽之地开荒垦林，建设家园。之后的几代君主奋力开拓，寻机发展，多次迁徙首都的历程说明了楚国发展过程的艰难曲折。到春秋初期，“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9]。后来进一步挥兵中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楚国由弱转强的光荣历史，培养了楚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楚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卞和为向国王献宝，一再受到冤屈，甚至被砍去了双脚，但他最终仍把和氏璧献给了楚君。孙叔敖身为楚国令尹，协助楚成王成就了霸业，但他的家中却很少积蓄。庸浦之役，楚师遭吴军伏击而败北，令尹子囊伏剑自尽，死前还不忘叮嘱子庚要修好郢都的城垣。秦国在统一过程中，受到的最顽强抵抗就来自楚国，秦将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结果大败而归，后来秦始皇派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才攻下楚国，这也是秦国统一六国战争中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国家灭亡后，楚人仍发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楚文化中具有勇于探索、刻意求新、积极进取的精神。楚国的开国君主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涉水，以事天子”^[10]，楚庄王“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11]。面对困境时，他们不甘屈服，勇于创新，善于寻求发展的良机。

昭君的故乡处于楚文化的源头之地，从小生长在这里的王昭君，必然深受楚文化的熏陶和浸染。特别是昭君的故里还产生了另外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是楚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屈原的同乡，昭君从小应该是听着屈原的故事长大的。屈原“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和“上下求索”的创新精神，深深扎根于昭君的心灵，也必然影响到她后来的行为选择。

昭君是自愿被选入宫还是强行征召入宫，因为于史无征，我们不好妄自猜度，但是出塞和亲，确实是昭君的自愿选择。《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昭君从民间来到宫廷，无疑曾对宫廷生活充满了好奇与期望，结果几年下来，却连与皇帝亲密接触的机会也得不到。本来，在黑暗的后宫制度下，对于绝大多数宫女来说，“不得见御”是她们的人生常态，等待她们的往往是孤守寂寞、老死深宫的命运，对此她们无可奈何，也无力改变。深受楚文化影响的王昭君，其浪漫情怀与求新精神发挥了作用，她抓住了汉匈和亲的时机，自请出塞，奋力一搏，以求改变深锁春宫、空耗青春的命运。王昭君的选择，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故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否定的。

远嫁塞外，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选择，而是需要充满勇气和下巨大决心的。当时，由于匈奴与秦汉王朝长期的冲突战争，中原统治者对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充满了歧视、轻视、仇视和偏见，常常用“譬如禽兽”^[12]、“不属为人”^[13]、“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14]等字眼来形容之。在他们看来，北方游牧民族:1.文化野蛮落后。汉代名将韩安国认为:“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15]把匈奴排斥在“人”的行列之外。汉代的主父偃也有类似的看法:“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16]用“禽兽”、“豺狼”等充满敌视和诬蔑的字眼来形容游牧民族的情况在秦汉史籍中屡有出现，西汉的中郎将季布认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17]东汉的宋意也指出:鲜卑“豺狼贪婪，必为边患”^[18]。2.性格尚武斗狠。匈奴人“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19]。羌人“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20]。总之，“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21]。3.观念好利轻义。司马迁笔下的匈奴社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22]。东汉的班彪也认为:“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23]《汉书》的作者班固则总结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24]4.环境寒苦恶劣。秦汉统治者竭力描述、夸大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环境差异，把游牧地区描绘成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25]。那里距离遥远，干旱寒冷，“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26]。“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27]。那里似乎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再加上语言不通、文化风俗各异、饮食与生活习俗的反差巨大，一般人尚且把出使匈奴等北方游牧地区视为畏途，况且是嫁到那里长期生活。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受“白登之围”后，为了缓和与匈奴的关系，刘敬提出了和亲之策，指出只有把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此建议却遭到了吕后的坚决反对，她向刘邦哭诉:“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28]在吕后看来，把女儿远嫁匈奴，就等于抛弃了她。之后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也都是因为她们的父亲犯罪，才被汉朝以公主的身份和亲乌孙的。昭君自请出塞，愿意放弃锦衣玉食的宫廷生活，放弃家族皇亲国戚的荣耀，毅然接受巨大的挑战，迎接难以预测的未来，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家乡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四、故土文化与昭君的塞外生活

在辞别大会上，“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29]。昭君这一时刻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示出来，一方面是对“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30]心情的宣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她对自己选择的郑重与无悔，是她自愿出塞的最好证明。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伊屠智牙师，后来当上了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去世，其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即位为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旧俗，昭君应该再嫁给复株累单于，这对昭君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她上书汉成帝，要求回到汉朝。对于昭君这样的请求，有学者认为，此时“她已得幸呼韩邪，并生有一子，应该满足，却置幼儿伊屠智牙师及民族关系于不顾，专门‘上书求归’”，表现不好。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实际，也有所苛求。由于家乡纯朴民风的熏陶和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从一而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昭君的道德底线。“上书求归”正是昭君坚守道义的表现。但当汉成帝要求她“从胡俗”时，昭君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为了维护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毅然忍受道德伦理的折磨，选择嫁给复株累单于，并与新单于生了两个女儿。

由于出生民间，又经过几次人生的转折，锻炼了昭君的坚强意志，使她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对塞外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昭君之前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建因参与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自缢身亡，母亲同谋被斩。童年的刘细君被汉武帝收养在皇宫。由于自幼生长在深宫闺院，适应能力要差得多。细君公主到乌孙后，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思乡心切，痛苦悲愁，曾经赋歌一曲:“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房，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31]希望化作黄鹄，飞回汉土，在乌孙仅生活了四五年就染病而逝。民间生活的经历，劳动生活的锻炼，故土文化的影响，使王昭君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坚强得多。传说“昭君到了塞外，亲手教匈奴妇女纺纱织布，缝衣绣花，播种百谷。她也学穿胡服，学吃胡餐，学说胡语，学唱胡歌”^[32]。

昭君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历史贡献，使人们对她寄予了歌颂、赞扬、悲悯、同情等多种思想情感。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歌咏刻画昭君的文学作品，世代相沿，传承不断，其种类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属罕见。同时，出生民间的昭君不管是在她的故乡湖北兴山，还是塞外草原，都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与怀念。人们创造了各种传说和故事，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故事和传说之中，有很多是赞扬昭君帮助故乡与北方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沟通胡汉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如《昭君的锦囊》，说王昭君从故乡带来的锦囊中取出了五谷良种，散播在了大漠南北的土地上，从此，塞外便有了庄稼。《鸽子花》，说王昭君把自己的簪子化作了一对洁白的信鸽，在匈奴族与汉王朝及昭君的家乡之间传递和平友好的消息，最后白鸽化作鸽子花，盛开在昭君的故乡。这些故事和传说证明，不管是故乡人民，还是草原人民，都把昭君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当成了勤劳智慧、和平幸福的象征。昭君的平民身份，使劳动人民感到亲切，人民愿意通过故事和传说，让昭君生活在自己身边。

【注释】

[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批准号:08JA770023);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批准号:NSJY091)

[2]《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1日。

[3]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4]房玄龄:《晋书》卷31《后妃传上·胡贵嫔》，中华书局，1974年。(www.xing528.com)

[5]李延寿:《南史》卷11《后妃传上·潘淑妃》，中华书局，1975年版。

[6]韩维:《和王昭君》(原甫唱，以韵)。《全宋诗》卷4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

[7]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1—32页。

[8]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9]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

[10]《左传·昭公十二年》。《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

[12]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

[13]司马迁:《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

[14]桓宽:《盐铁论》卷7《备胡》。《诸子集成》(第十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6]《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17]《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8]《后汉书》卷41《宋均(族子意)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1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20]《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1]《汉书》卷94下《匈奴传》。

[2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23]《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24]《汉书》卷94下《匈奴传》。

[25]《盐铁论》卷7《备胡》，诸子集成(第十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6]《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7]《后汉书》卷41《宋均(族子意)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28]《史记》卷99《刘敬列传》。

[29]《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0]《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1]《汉书》卷96下《西域传》。

[32]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第111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