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的研究成果

其一，影响地域文学生成和演变的因素。一个时期地域文学的生成有很多的因素，地域文化的传承是地域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也是使地域文学相对稳定的一个因素。具体到江西，它是指地域人文性格和区域学术精神在江西文人身上的延续，如江西人普遍的尚气性格，又如江西庐陵文人和江西籍文臣身上都表现出的江西人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但是小区域之间又有差异，如山川地理不同造成的庐陵和抚州人文性格和文风的差别，庐陵地势峻峭，文风多奇崛，如刘辰翁、刘将孙；而抚州地势稍平夷，文风多平和，如吴澄、虞集。另外，一个时期的地域文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在发展和演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伴随着外部因素的作用，这些使它演变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时代背景、政治科举、主流文坛和其他地方文坛的影响等。如元初庐陵文风主要形成于宋末，表现的是一代衰世之文，而抚州文风形成于元中期，表现的是一代盛世之文。还有政治科举对地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江西在科举重开后文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流文坛对地方文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江西人进入京师或在朝文臣来地方任职实现的，后一种如姚燧、卢挚、柳贯等在江西做官，都给江西文人以影响，所以说地域文学并非孤绝存在的，它总要受到外界的影响，这种外界的影响使它越来越失去它自己称为个性的东西。

其二，地域文学和主流文风的关系。一个时期的地域文学总要和主流文坛发生或深或浅的关系，有时还非常复杂，其结果要么是这一时期的地域文风减弱，要么是融入或者走向主流文坛，但能成为主流文风的一定不是那种张扬个性的地域文风，它一定是消弭了很多地域的因素而显得更融通包容的文风，这也是更好地服务于庙堂政治的需要。一个时期的地域文学走向主流文坛，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江西文学从元初的庐陵文风到中期的抚州文风最后到作用于馆阁的盛世文风，它突破地域的界限，实现地域向主流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中间抚州文人融通包容的特点发挥的作用。抚州文人吴澄在一定程度上是庐陵文人和江西籍文臣的过渡，吴澄身上具有一种折中兼济的特点，他积极肯定元初庐陵刘辰翁父子的文学创作，又以一种儒者温和入世的精神去改造江西奇崛尚气的文风，虞集发扬这种儒者文风，于是圣贤气象主导了元中后期的主流文坛。于江西地域文学走向主流文坛的过程也可以得出江西文学先导性的认识，从欧阳修引导的庆历文学，到虞集引导的元中后期盛世文学，再到后来明初杨士奇引导的台阁文学，江西文人一次又一次走在了文坛先导的位置上。

其三，关于地域文人群和地域文派的界定问题。对庐陵文人、抚州文人、江西籍文臣，把他们称为群体肯定是没问题的，能否称为派别呢？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李时人先生本着严谨的态度，认为必须正确区分“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的差别，他说：“小群体可以是构成大群体或者流派的因素，但不一定能构成流派”^[32]，他反对将一群籍贯相同的人放在一起称为一派。他的看法自然有道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会发现情况复杂得多。因为当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乡籍意识会增强他们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而且乡籍意识也会使他们更多关注家乡的文学，即便是已经离开了江西寓居他乡的人，也仍然把自己称作江西人，这主要源于欧阳修的向心力，如欧阳玄始终不忘自己是“欧乡”人。这种因同乡、同门、亲友链接起来的关系非常之复杂，他们各自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只是影响大小的问题。这就需要甄别，既不能一股脑儿将凡是籍贯相同的文人强拉在一起做一个派别，也不能无视籍贯相同文人之间的联系。那些确有相同创作倾向的文人，或许正可以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去关注。

其四，地域文学流派研究中共性和个性的思考。对于文学流派，常有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它能称为派的学理依据是否存在，这种学理依据多注重他们的共同性。还有一个常会碰到的质疑是——前人有类似派别的说法吗？但是事实上，并非每一个派别都是在当时就有了相对应的名称的，它们很多都是后人总结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顾忌于前人是否已有类似的说法，而关键在于它们是否有称为派的学理依据。学理依据即求其同，但是同一个流派的文人之间他们并不是全然相同的，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所有文人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去创作的流派，共性是成为流派的必要因素，但是个性又是成为文人的必备条件。当强调每一个流派应该具备更多共性的时候，其实它内部个体差别是存在的，而且即便同一个文人也会有理论和实践不相符合的情况。比如元初江西文派，刘将孙相对刘辰翁是继承中有新变，刘诜、刘岳申相对刘辰翁父子又有很大不同，而江右派虞集等人文风多被学界说成是雍容正大缺少变化，其实他们的文章也是很有个性的。往往研究者在共性上着力很多，而忽视他们的个性，个性特征被流派共性所遮蔽。所以，任何事情都应当相对两面地去看待，共性的挖掘会增强一个群体成为流派的可能，而个性的挖掘会有助于认识成员更为丰富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或许他某一个性的观点或创作苗头成为流派演变的一个流向。

综上所述，元代江西存在鲜明的地域文学流派。至于统括庐陵文人、抚州文人、江西籍文臣为更广义的“江西文派”的推想，可能会给人先入为主的强解之感，似乎笔者是预先将他们作为一个派别来观照。但文学研究是一种思辨性质的科学研究，它应当容许这样的假设，只是这样的假设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也期盼得到专家的指正。

[1] 洪适：《盘洲文集》卷七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8册，第780页。

[2] 《芳谷集》卷上《学古文会规约序》。

[3] 《清容居士集》卷二二《曹伯明文集序》。

[4]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四部丛刊》本。

[5] 《圭斋文集》卷八《族兄南翁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6] 林景熙：《霁山文集》卷五《送厉直之远游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752页。

[7] 李梦生点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8]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9] 徐明善《芳谷集》卷下。

[10]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3页。

[11]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九《赵青山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79页。

[12] 《吴文正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85页。

[13]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瞿梧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8页。

[14] 刘诜：《桂隐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77页。(www.xing528.com)

[15] 刘岳申：《萧存远墓碣》，见《全元文》第21册，第643页。

[16]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31页。

[17]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页。

[18] 查洪德：《赵文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9] 查洪德：《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0] 朱迎平：《宋文文体演变略论》，《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1] 刘明今、杜鹃：《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22]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23] 可参考查洪德《中期江西：圣贤气象与盛世文风》，《理学背景下得元代文论与诗文》第70页。

[24] 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见王珽《虞集全集》第499页。

[25] 欧阳玄：《族兄南翁文集序》。

[26] 见查洪德《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一文。

[27] 详参拙文《论刘诜的平易文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8]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元代诗文》，第75页。

[29]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30] 同上书，第9页。

[31] 像这种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派别和文学群体在元代并非个别现象，如浙东文派、金华文派、婺州文学集团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欧阳光《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载黄天骥主编《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学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张晶《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载《江南文化研究》第1辑，浙江师范人文学院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刘明今《金华文派》，载《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2] 李时人：《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兼评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