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探寻更广义的江西文派

在评析了元人江西地域文学流派说，并分析了当前学界对江西地域文学研究成果之后，不禁要问，学界命名的“江西文派”和“江右派”有什么关联？是否存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江西文派”呢？以上邓绍基、查洪德、刘明今、朱迎平等先生显然都注意到了元代江西存在着鲜明地域文学流派的现象，只是邓绍基侧重于元中后期，而查洪德、刘明今、朱迎平三先生则侧重于宋末元初。但是在前后两个派别分析的基础上，似乎也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少联系。

比如说盟主意识，元初的盟主是刘辰翁，中后期的盟主是吴澄，似乎并没有统一的盟主。但是吴澄对刘辰翁是高度肯定和赞扬的，他在为刘将孙文集作序时将刘氏父子比作眉山二苏。而且再仔细溯源，他们的盟主也可以上推到江西文脉的开山领袖欧阳修，因为他们都推崇欧阳修，只是元初庐陵文人对欧阳修的推崇不被中后期江西籍文臣所认可。

又比如说流派风格，他们在风格上并不是判若两途的，元初庐陵文人也有平易的文学作品，尤其刘诜的平易创作得到了中后期江西籍文臣的一致赞扬^[27]，所以两个派别也有文风相近的一面。

最主要的是统系意识，无论是元初庐陵文人，还是中后期江西籍文臣，他们都是以继承欧苏文脉自居，只是不同的是，元初庐陵文人既有继承欧苏发越动荡的一面，也有继承欧苏平易风行的一面，而中后期江西籍文臣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欧阳修平易雍容的一面。

学界也显然注意到了江西文人之间的联系，如查洪德先生对于欧阳玄的文派归属问题就值得重视，他把馆阁文臣欧阳玄划归到元初以庐陵为主的“江西文派”阵营中来。他认为，欧阳玄祖籍江西，并以欧阳修裔孙自任，对江西文风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也应该把他看作“江西文派”的重要代表。^[28]于是，查洪德先生关于元代“江西文派”在特指宋末元初庐陵以刘辰翁父子为首的文人群体时，又特意加进了馆阁文臣、祖籍江西的欧阳玄。这样很有意思的是，邓绍基《元代文学史》概括的“江右派”和查洪德先生概括的“江西文派”各自的代表文人中都有欧阳玄其人。这一个人名的重合实际上联系起了“江西文派”和“江右派”这两个群体，也暗示着他们前后之间存在的共同点。(www.xing528.com)

另外，查洪德先生命名的“江西文派”与《元代文学史》中出现的“江右派”所涵括的文人在时间跨度上大致是一前一后，但并没有绝对截断为一前一后。“江西文派”和“江右派”他们各自人员都有时间上的共存，这种时间上的共存是指他们同时作为地方有影响文人的存在，而且彼此之间都有相互的交往。比如刘辰翁父子与吴澄的共存，刘诜、刘岳申同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的共存。还有“江西文派”刘诜、刘岳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文风渐变，而“江右派”也正是在对“江西文派”批判基础上最终奠定了元代文坛的盛世之风。

最重要的还有两派共同拥有的地域特点。无论是“江西文派”还是“江右派”，其中地域的因素是当时人及现在研究者所特别注意的。陈文新先生说：“某一地域的特殊文化传统可能因其命名方式而得到强调，或者，这一命名方式即旨在强调某一地域的特殊文化传统”；“某一地域的作家可能因其命名方式而加强交游，加强共同的文学追求，或者，这一命名方式即旨在强调某一地域作家的共同特征，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亲近感。”^[29]的确如此，研究者在江西地域文派的考察中贯穿了地域文化的因素，尤其查洪德先生对元初“江西文派”的考察，他认为江西地域文化最突出的是陆氏心学和江西之学，而“江西文派”文人追求个性的精神和陆氏心学正好相通。还有，不只是“江西文派”体现了地域性特点，“江右派”文臣身上也有这种区域学术精神的痕迹，如吴澄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上敢于质疑的精神，他们对于陆氏心学的接受，尤其江西籍文臣对于史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等等，也都是鲜明体现了地域文化特点的。

因而，是否存在一个统括“江西文派”和“江右派”的更大的地域流派，或者说是否可以将元初刘辰翁所代表的“江西文派”（其实更准确说是庐陵文派），和中后期吴澄为代表的“江右派”统称为“江西文派”，将它们视作“江西文派”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呢？按照陈文新先生的流派生成的“统系、盟主、流派”^[30]这三个标准严格来看，这样的统括似乎缺乏严谨性，因为这样的统括包含了两个文人群体，而且江西籍文臣对庐陵文人是指责和批判的。然而这两个文人群体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同为江西人，都受到江西地域文化传统很深的影响，都表现出江西地域文人的共同特征^[31]。而且即便以陈文新先生的三个标准来参照，他们在盟主、统系、风格等三方面又多有联系，把他们统称为“江西文派”又似乎未尝不可。当然为什么用“江西文派”而不是“江右派”来统称，这没有特别的含义，因为古代的江右和江西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只是江西可能更符合现代人的一种叫法。这种把两个群体统括在一起称为“江西文派”的好处就是可以很明晰地反映地域流派文风的演进和江西文学走向主流文学的过程，而且也容易把握江西籍文臣与元代江西地域文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