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对江西地域文学的研究有两种派别的提法。
一种是查洪德先生“江西文派”的提法。他在《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三章“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之第二节最早提到并阐述“江西文派”的概念。他说能体现江西区域学术精神的，还有宋末出现的江西文派，并说“江西文派反对道学之文，反对萎靡无生气的科举程文，追求文章的个性特色，但矫枉过正，流于生硬险怪”[17]。查先生还有两篇论文在开头最显要的位置引出“江西文派”的概念。一篇是《赵文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中说：“宋元之际，江西庐陵出现了一个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代表的诗文流派。”[18]另一篇是《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中说：“元之初年，江西庐陵出现了一个很有特色也很有影响的诗文流派，根据时人的评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江西文派。”[19]查先生所依据的时人评论正是吴澄“江西独专一派”这句话。
另外，朱迎平先生在《宋文文体演变略论》一文引袁桷那段话，称乾道、淳熙以来一直到宋末刘辰翁为“江西诸贤宗派”。[20]此前还有刘明今先生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一文也从宏观上对元初江西最有影响的刘氏父子与江西文坛的关系进行了观照，在文章结尾总结道“刘辰翁、刘将孙等人在宋元之际确实是一有影响的具有异端倾向的诗文流派”[21]。比较三家而言，查洪德先生对庐陵文学的研究更用力，因为他对庐陵地域的重要文人刘将孙、赵文、刘诜都作了很好的个案分析，而且他的研究兼顾了两个方面的考察：一是区域学术和庐陵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庐陵后期文人对江西文派的护法。他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很有说服力而且很给人启发的。但是仍有遗憾的是，查先生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流派的整体观照没有继续下去，他对于刘辰翁这样一个文派领袖没有撰文进行探讨，对于庐陵地域学术也是宏观的概括而没有具体的分析，从文派的角度来观照文人之间的承继与创变也仍有很大阐释的空间，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挖掘的地方。
另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首次提出“以吴澄为代表的江右派和以戴表元为首的浙东派”[22]这一概念。该书在文后注释中解释道“吴澄、虞集、欧阳玄和揭傒斯等为江右派；戴表元、袁桷、黄溍和柳贯等为浙东派”，此外并没有对这两个派别作更具体的阐释。该书显然是从地域的角度来命名的。
我们也无妨按照陈文新先生流派理论的三个标准来对《元代文学史》命名的“江右派”提法稍作分析。(www.xing528.com)
先说盟主。应该注意的是，《元代文学史》命名的江右派和浙东派，不能只注意到它们的地域性，更应该注意到它们的学术底蕴或背景。浙东是学术文章兴盛之地，关于浙东一地的文学有“浙东文派”“金华文派”“永嘉文派”等提法，它们都和学术密不可分。江右也是学术重镇，《元代文学史》所举江右派中吴澄是抚州人，是江西大儒，他开创了草庐学派，门生众多，影响甚大，吴澄作为学术领袖自然无可厚非。吴澄在文学上有一种融会百家的气度，他一百卷的诗文创作堪称宏富，而且因为他和弟子虞集在抚州，元代中后期江西文学的中心逐渐由庐陵转向抚州，江西文风由奇崛转向平和，元代中期江西的圣贤气象实际是从他开始添加的[23]。而虞集更是把抚州学术和文风带入京师，他和江西人揭傒斯、祖籍庐陵的欧阳玄等文臣共同倡导雍容和平的盛世文风。可以说，吴澄在元廷任职时间不长，但是对江西籍文臣的影响是巨大的，视吴澄为这些人的盟主是可行的。
次说统系。江右派所坚持的仍然是宋文统系，文章宗法欧阳修。先说吴澄，他最推崇的人并不是欧阳修，他最早提出唐宋七子的概念，并把最多的赞誉给了乡相抚州人王安石。但是吴澄论文主张平易自然，他说“理到气昌，意精辞达，如星灿云烂，如风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强其言，蹇涩其句，怪癖其字，隐晦其意，而后工且奇”（《书贡仲章文稿后》），这实际上与欧苏的文风路子相近。而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则毫无例外地对欧阳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虞集称“庐陵欧阳公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发挥一代之盛”[24]，欧阳玄也称“欧阳公生平于‘平心’二字用力甚多”[25]，并自己取号“平心老人”，揭傒斯更是谓“欧阳文忠公义古文正，天下之宗”。所以他们自觉秉承的是欧阳修的统系。
再说风格。承上，“江右派”文人追求的无疑是欧式馆阁文风——平易雍容，他们的创作也是深有合于欧阳修雍容茹和的特点。在他们的倡导下，元中后期主流文坛走上平易正大的路子。学界因为馆阁文臣的这样一种文风取向，把他们称为“盛世文派”[26]，当然“盛世文派”所涵括的不仅是虞集、揭傒斯、欧阳玄了，还包括其他一些非江西籍文臣，但无疑江西籍文臣在其中唱了主角。馆阁文臣对庐陵文风的批判就是认为庐陵文人违背了欧阳修平易之风。
这样，以三个标准来权衡，《元代文学史》“江右派”的提法也并非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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