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包括今人对于流派的界定往往带有随意性，文学史林林总总以“派”命名的文人群体数不胜数，然而能经得起检验的不是很多。往往古人以为是，而今人以为非，导致纷争的关键原因是各自对“派”的理解不同。文学史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流派理论，但大致可以有一个参考模式。陈文新先生《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探讨流派问题，他在系统梳理古代文学流派生成、发展、演变过程和借鉴参考今人众多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流派的“统系、盟主、风格”三个要素或者称三个标准，这无疑是很有创见，很给人启发，也很可以借鉴的。他完全抛弃了以往自觉和不自觉的流派分类法，而认为无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一种共同创作宗旨，还是无意识不自觉地走向一种文学的趋同，都有称为派的可能。参照陈文新先生关于流派的界定标准，元人的江西地域文学流派说，它能否经得起检验呢？这一派所指庐陵文人和文学，是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是否有自己的盟主、风格和统系呢？
从现有资料来看，元初庐陵著名文人除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之外，还有赵文、刘诜、刘岳申等。赵文（1239—1315），字仪可，号青山，今存《青山集》八卷，他比刘辰翁小八岁，却自称为刘辰翁门人之首。[11]刘诜（1268—1350），字桂翁，号桂隐，今存《桂隐文集》四卷，《桂隐诗集》四卷。刘岳申（1260—？），字高仲，今存《申斋集》十五卷。刘诜和刘岳申集中有不少和刘辰翁父子交往的诗文。
盟主是为流派赢得声誉的领袖作家或者说核心作家，其创作足以吸引众多的追随者。从庐陵文人的文学主张和倾向来看，这个群体显然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领袖正是刘辰翁。刘辰翁虽然没有开宗立派的意识，但是他评点诗文，培养后进，以此奠定他在庐陵文人群中的地位。围绕在他周围有儿子、门生以及其他后学，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刘辰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吴澄《刘志霖文稿序》称“太博之后，尚友嗣其响，仪可分其光”[12]就反映了这种影响。所以大致可以说庐陵文人群体有自己的盟主。
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从开头所引诸家评论来看，庐陵文人群体创作独树一帜，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奇崛风尚。奇崛首先是内中不平的反映，是“所遇已极而所发愈奇”[13]；其次才是文辞的波澜起伏。他们在文学观念中也崇尚奇变，如刘辰翁《答刘英伯书》称好文章“若大遍江河，杂以风波起伏，竭人情之所欲言，穷事势之所必至”；如刘将孙在《胡以实诗词序》中称“脱落蹊径而折旋蚁封，狭袖屈伸而舞有余地”。刘诜在《与揭曼硕学士书》中也着重为庐陵的奇崛之风做辩解并说这种文风体现了韩欧的汪洋恣肆。[14]可见，他们观念和创作是一致的，并形成了奇崛的特点，称这个文人群体有自己的风格意识也是恰当的。(www.xing528.com)
最关键的是流派统系。何为统系？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明确地以某人的继承者自居，从而明确地提倡某种风格。一个流派的统系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该流派的基本艺术追求。元初庐陵文人是否存在一个他们比较认可的统系，这个统系又是什么？
庐陵文人继承的无疑是韩欧一脉。庐陵文人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宗法和师承，但是他们却是有自觉的追求，这在他们各自分散的诗文观念中已经流露。如刘辰翁，虽然他自己很少流露对某家某体的青睐，但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来看，他接受韩愈似乎更多一些，如他在《不平鸣诗序》和《赵仲仁诗序》中的“不平则鸣”和“以文为诗”的观点。但是他对欧阳修同样推崇，他在《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把恩师江万里比作欧阳修，在《答英伯书》中说欧苏之文“坦然如肺肝相示，其极无不可诵”。而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中称“三千年间，惟韩欧苏独行而无并”，这些观点显然受到刘辰翁的影响。他还在多篇文章中盛赞庐陵自欧阳修以来的文学事业，在《与姚牧庵参政书》中更是流露对欧阳修的景仰。而刘辰翁宗欧也得到乡人的认可，如刘岳申明言“始庐陵先生为古文，祖《史》《汉》而宗欧、苏，其论诗为三百年间一人而已”[15]。吴澄所作《刘尚友文集序》则称“国初庐陵刘会孟氏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迩，乡人尊之，比于欧阳”[16]。借用杜甫是江西诗派“一祖”的说法，庐陵人是自觉将欧阳修作为庐陵文脉的祖，他们坚持刘辰翁的欧阳修立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树立以欧阳修为宗的庐陵文脉统系。
这样说来，元代江西庐陵一地文人群体有盟主，有风格，有统系，元人将他们称为一个诗文流派，这大致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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