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派”，作为一个名词的使用，历史上仅见南宋洪适的小词《朝中措·曾守生辰》，其中有“江西文派有新图”[1]一句，它所指的具体含义不甚明晰，但作为江西人的洪适，他所流露的或许正是对江西文学的一种肯定和自豪感。因为随着宋代江西文化重镇的形成，江西文人和文学在文坛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江西人的地域文化自信便自然生发。
那么，元代江西是否存在一个地域文学流派呢？先举元人自己的论说来分析：
“自至元庚寅至大德乙巳，予于江西凡再至，何今之士异乎昔之士也，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徐明善《学古文会规约序》）[2]
“江西之文曰欧阳、王、曾，以庆历以来为正宗，举天下师之无异辞……至乾道、淳熙，江西诸贤，别为宗派，窃取《国策》《庄周》之词杂进。语未毕而更，事遽起而辍。断续钩棘，小者一二言，长者数十言。迎之莫能以窥其涯，而荒唐变幻，虎豹竦而鱼龙杂也。”（袁桷《曹伯明文集序》）[3]
“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颣，俳谐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棼烂不可举。”（袁桷《戴先生墓志铭》）[4]
“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岂政异俗殊而诗至是哉？山川人物固然而然，土风自不可以概齐也。”（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www.xing528.com)
“故宋之将亡，士习卑陋，以时文相尚，病其陈腐，则以奇险相高。江西尤甚，识者病之。”（虞集《程文宪公遗墨诗集》）
“常以怪诡险涩、断绝起顿、挥霍闪避为能事，以窃取庄子、释氏绪余，造语至不可解为绝妙……余安得不以忧吾江西之文弊者而告之应文。”（虞集《南昌刘应文文稿序》）
“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为古也。窃怪近年江右士为文，间使四方学者读之，辄愕相视曰‘欧乡之文乃险劲峭厉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欧阳玄《族兄南翁文集序》）[5]
以上五人，徐明善（1250—？），字志友，号芳谷，今江西鄱阳人，鄱阳在元属江浙行省。袁桷（1266—1327），字伯长，浙江宁波人。虞集出生四川而寄寓江西抚州，欧阳玄本江西籍且与欧阳修同宗，但其祖上迁居湖南浏阳。只有吴澄是地道的江西抚州崇仁人。比较而言，他们对江西地域文风的评价多少因自己的籍贯、身份而有微妙的不同。徐明善非常直接，近乎声讨，他显然把自己排除在江西人之外。袁桷“俳谐”一词也似乎有轻视、鄙夷的味道。虞集在批判之余则对江西之文深有忧患，欧阳玄则对欧乡文风深有不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桷、虞集、欧阳玄都任职于馆阁，都是对元中后期平易正大文风作出贡献的著名文臣，他们借批判地方文风确立盛世文风的目的很明确。而吴澄他显然没有批评的意味，他只是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他所说“独专一派”也显然不是指宋代的江西诗派，而是指宋末元初江西独特诗文风貌呈现的地域流派。进一步会发现，上述诸人对江西地域文风的评价也有惊人的相似，所谓钩棘为文，如庄、如释、险劲峭厉等。他们批评的矛头其实针对的是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代表的庐陵文风。
刘辰翁（1233—1297），字会孟，号须溪，生前有《须溪集》百卷，后从《永乐大典》辑出十卷。刘将孙（1257—？），字尚友，号养吾，存《养吾斋集》三十二卷。刘辰翁在宋末元初江西文坛很有影响，林景熙称“庐陵刘会孟执斯文牛耳盟”[6]，揭傒斯称“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7]。或许碍于他的名气，当时直接点名不满其文风的不多见，仅见熊万初，“宋季时须溪刘先生辰翁以文辞名一代，人争慕效，澜倒波随，府君独疑其怪癖，非文章大家”[8]。而徐明善为江万里所作《江古心帖》称“游公门者，乃敢诡道反理侮讪，建洛廋辞隐语自以为奇，而不知其陋也，于是公门无传人矣”[9]，所指正是刘辰翁，因为刘是江万里得意弟子。而时人对刘将孙的批评反映在其女婿曾闻礼为其文集所作序中，“视钩棘以为艰深，蹇拙以为简古，数急以为系严，刻露以为劲峭，施之先生”[10]，这和徐明善、袁桷、虞集批评江西文风的用语是一致的。很显然，因刘辰翁的巨大影响，他所代表的庐陵文风被用来代指整个江西文风。袁桷说江西“别为宗派”，吴澄说“江西独专一派”，一“别”字、一“独”字显然揭示了江西地域文风与众不同的特点。可以说，在元人那里已经把庐陵富于个性的诗文创作称为一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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