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继承盛世文风

在虞集等江西籍馆阁文臣周围有一大批江西士子，新余人傅若金（1303—1342）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跟随范梈学习诗法，北上京师时持范梈书信拜谒虞集，与揭傒斯、欧阳玄也都有交往。他生前，虞集称赞他“文采动人”（虞集《题范德机书》），又说他风韵足可以与杨载、范梈、马祖常、萨都剌相媲美（虞集《傅与砺诗集序》）；生后，明代著名诗评家胡应麟将他列入元诗十数家之一，^[108]并说他五言为元代之冠，“雄浑悲壮，老杜遗风，有出四家之上者”。^[109]然而这位获誉颇高的诗人远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傅若金的诗歌、诗论作一般性的介绍，而他的文章很少被关注，他的创作与他的文学主张的关系、他的诗文取得的成绩、他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至今缺乏探讨。

他的诗论概括言之有三点：一是诗本性情。在《欧阳斯立诗序》开篇即说，“诗本性情为词者也，古之圣人以成政教”，又说，“余以谓今之诗亦犹古之诗也，故夫善言诗者，不徒以其词而以其所本。所本正矣，词或未工，不害其为词。本失其正，词虽工，何益哉？”并赞扬斯立诗“皆本诸民彝，切乎时政，未尝无为为之，于是知斯立之词，不徒以词者也”。在傅若金看来，诗本性情就是要成政教，关乎民瘼，切乎时政，这可以说是他的诗歌属性和功用观。他所说的性情显然和虞集所标举的“性情之正”“治世之音”的主张有一致的地方。二是求音之近古。在《邓林樵唱序》中，傅若金说：“自骚雅降，而古诗之音远矣。汉魏、晋唐之盛，其庶几乎”，又说：“时之异也，风声气习，日变乎流俗，陵夷以至于今，求其音之近古，不已难哉！”于是称赞其诗“古体幽淡闲远，有自得之趣；近诗亦皆清畅可诵，特异乎流俗，殆古音之近。”在《书程子廉诸人诗后》说：“自《国风》不作，而古诗之道熄矣。五言诗莫尚乎汉魏，学之者鲜至焉。”这两篇序文，傅若金实主张诗要近古，由汉魏晋唐以至骚雅。三是江山之助以发其气。在不是诗序的《送张闻友游湘中序》中，他大谈“观乎山川神物之富，以发其气，益其见闻，必有进于道者矣”，又联系自己的游历，说：“凡吾气之所发，见闻之所益，而于道少有进焉，游之助也”，并鼓励朋友“观乎衡山、洞庭、屈贾之流，而学问文辞，有所增益者”。傅若金认为游历生涯对一个人帮助是巨大的，它可以“进道”，包括学问文辞，而诗文自然在文辞范围之内。

他这三点主张其实在《赠魏仲章论诗序》中涵盖殆尽。文中说道：“诗之道本诸人情，止乎礼义”，又说：“吾闻古之诗，淳俗未去，人知礼义，其性情无大相远”，他历数诗坛先辈范先生（梈）、蜀郡虞公（集）、浚仪马中丞（祖常）、在朝翰林揭先生（傒斯）、欧阳公（玄）、王师鲁（沂）、陈仲众（旅）、贺伯更、张仲举（翥）等人，说他们“皆捐去金人粗厉之气，一变宋末衰陋之习，力追古作，以鸣太平之盛”，这其实是他诗之性情、功用、近古观念的反映，主张成教化颂太平。该序开端“苟不足其所已能，而必之通都大邑、文物之会，求名人而私淑之”，结尾引孟子“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的名言，强调游学的重要性。总之，游学是为了会通，近古是为“归乎大雅、发乎正声”。傅若金生活在元代由盛而衰的时期，“宗唐雅正”的观念仍是当时诗坛主流，他少承范梈诗法，又受时代风气影响，所以他的诗学观念与当时主流诗坛并无二异，这或许是他一到京师便为正统诗坛所接纳并名声大震的一个原因。

他的文论和诗论有相似之处。他有两篇为他人文集作的序，其中《孟天伟文稿序》有“文与时盛衰，道斯系也”“为文而不志乎古之作者，而能合道鲜矣”“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简重而不浮，其失也俚”三句涉及文学批评的言论，尤其第三句是他的发明，可以看出他对南北文风犀利的洞察。在《王安民管斑集序》盛赞王安民“积学为文，有志于古之作者”，又说他诗文“本之以六经，贯之以百家。出入韦柳之门，步趋韩欧之径。要皆不违乎礼，而必涉于世教”。大致说来，傅若金的观点是文要有志于古，而且要不违礼，要关乎世教。他还提出应远溯六经诸子百家，近规韩、欧，应当取南北文风之长而避其失，这和当时馆阁文臣的观念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傅若金文学观念直承元中期由馆阁文臣所倡导的“宗唐雅正”的儒家风雅之教而并无多少新变。

据杨镰先生统计，傅若金存诗八卷868首。^[110]他生前曾自拟为《初稿》《南征稿》《使还新稿》《牛铎音》，未及刊刻便亡故，后由他的弟弟傅若川刊刻完成。现常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下面结合他的诗论，来看他的诗歌成就。

成就之一表现在题材上继承中有开拓。所谓继承是指在“宗唐雅正”的文学观念下，傅若金创作了大量元诗习见题材，包括题画诗、唱和诗、赠送诗、颂美盛世诗等。元代题画诗数量庞大，这和文人生活交往中群体性的艺术鉴赏有关。他们品鉴之后，有的题诗，有的还赠和唱和。题画诗占了傅若金全部诗集很大一部分，佳作不胜枚举，而且正是题画诗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尤其《奉题仇工部壁间古松图歌》有咫尺万钧之势，虞集见后题云：“‘绝妙！绝妙！吾人！吾人！新来第一手’，由是名动京师。”（见该诗自注）他的唱和、赠送诗也非常多，说明他在当时诗坛非常活跃，^[111]有的是送朋友出游或归乡，有的送朋友赴任，有的怀念友人，有的题赠朋友，虽然不少是应酬之作，但也不乏杰作。如《题栖碧山为淦龚舜咨赋》，使揭傒斯一见便取消了另作一首的念头。他还有颂美盛世的诗作，如《奉和宋翰林显夫御沟诗韵》《次韵元日朝贺》《崇天门朝贺》《驾发》《元日朝贺后闻赦》等，雍容典雅，颇显平易正大馆阁之风，这和他诗论中雅正的主张有关，只是他这类诗作并不多，与元中期馆阁诗人已有很大不同。或许“盛世渐衰，古音已渺，因而，虽力倡雅正、典则，鸣太平，也不免生出徒然之慨”^[112]。

所谓开拓指傅若金的游历题材添进了关注底层的声音。他的游历之作最值得肯定。少游湖南，后又至京师，以行动践履他的江山之行，留下了不少江山风景和咏古怀古之作。元统初年傅若金又奉命出使安南。安南之行无疑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使命。此行不仅彰显了他的政治才华，而且也使他声名远播。他也因此在有生之年得到广州文学这一正式官职。^[113]尤其重要的是，安南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了解了民俗民风以及异域风情，更难得的是借此了解了大元朝的边患和人民的生活苦况。因此，他的诗由此触摸到了社会底层。如五律《桂林》“蛮寇何能定，边氓亦可怜”，七律《兴安县》“空使腐儒多感慨，西南群盗几时平”，七绝《广西即事二首》其一“南镇干戈日夜陈，西山冠寇出尤频。荒村百里无烟火，闻到官军更杀人”。《八十里山行》反映桂林一带由于官府贪横，良家半为贼的情况，而《南屯老翁行》写一位七十岁老翁虽不堪征赋徭役，却仍教子殷勤备军应役，只求平安耕种的愿望。还有《广西谣》：“广西谣，一何悲。水泠泠，山凄凄。宁逢猺贼过，莫逢官军来。猺贼尚可死，官军掠我妻与子。”这已是元后期社会官民对立的真实写照了。这类题材在同时代诗人尤其馆阁文臣的作品中是很难读到的。

成就之二是他创作了不少流露真情的作品。他的诗论倾向于“性情之正”，但创作中也重视“性情之真”，尤其那些寄寓诗人行役之苦、孤独情怀、思亲之念的作品。傅若金以一文人客居京师，无官无钱，生活窘迫，所以思友思乡念亲之情屡屡流露。在行役和归隐之间，他有时也非常矛盾，尽管他在《题裴思敬别业》中说“宦游江国久为家，况有田园楚水涯。直为思亲劳梦寐，不堪行役向风沙。故池引径元依竹，春院开门总映花。尽道此中多野趣，肯因微禄负年华”，已经流露山林楚水之意。然而在《京师守岁》中他不得不承认“深惭须薄禄，不得谢浮名”，在《次黄次举韵》也说“早岁违乡里，终年恋阙庭”，他内心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因而在寂静的时候，更多思念亲人，盼望家书，得到家书则欢喜，如《得舍弟书有喜》，没有家书则遗恨，如《卧病》“淹留未足恨，昆弟久无书”。这种感情以《和危山臞寄弟四首》最真实。其一谓“故园兄弟总相思，久客怀归屡失期。司马却惭题檄早，东方翻恨上书迟。都门树暗愁中见，乡国花繁别后知。昨日南桥访春水，望云回首独多时。”诗歌后两句写诗人独游于南桥，欣赏无边的春色，那一朵飘飞的白云或许去往故乡，悠悠余韵，思念之情甚笃。傅若金最动情的诗作，不能不说是他的悼念之作。其中有两首是悼念友人，《过长芦追悼故运使赵希颜》：“此地经过忆往年，沙头树色翠含烟。故人何处今埋玉，归客还来独系船”；“忆昔过君未见君，重来何忍复相闻。不成挂剑寻秋树，空使题诗泣暮云。”他的悼亡妻之作，更是感人，除《过故妻墓》外，其余《悼亡四首》《百日》《入室二首》《追和蕙兰二首》《感独》均赖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得以保存。傅若金的妻子孙淑，字蕙兰，是元代有诗集留存至今的两位女诗人中的一个。^[114]她温婉贤惠，结婚五月便逝去，傅若金不胜悲慨，写下这些哀悼诗，陶宗仪谓“哀而不伤，举得性情之正”，顾嗣立谓“缠绵凄恻，有足悲者”（《元诗选·孙淑小传》），乔亿谓“亦铁中之铮铮者”（《剑溪说诗》又编），裘君弘谓“酸绣不减安仁”（《西江诗话》卷六）。如《过故妻墓》：“湘皋烟草绿纷纷，洒泪东风忆细君。每恨姮娥工入月，虚疑神女解为云。花阴午坐闲金翦，竹里春愁冷翠裙。留得旧时残绣（一作锦）在，伤心不忍读回文”，这正是大丈夫情到深处之不堪回首。^[115]还有思念好友之作，如《和赵德隆秋夕雨》《秋日怀揭翰林二首》《寄王君实二首》等，也多见真情。

成就之三是他各体皆工，所作歌行、古诗、律诗、绝句篇数都有不少。胡应麟说傅诗五古“步趋工部”，五律为元人之冠，排律也有“风骨苍然”之作，还称赞他的歌行《混沌石行》是“雄浑流丽，步骤中程”之作，七律《登岳》是元人七律中“全篇整丽，首尾匀和”的典范。王士祯说：“傅歌行颇得子美一鳞片甲，七律亦有格调，视南宋之体相去远甚”（《带经堂集》卷七二）。可以说他每一种体裁都有佳作。不过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律诗，时人及诗评家、选家欣赏傅若金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多得老杜句格”（《诗薮》外编六），或清警，或雄浑，或悲壮。他五律佳作有《中秋有感》《拒马河》等，其中《拒马河》有老杜遗韵；而七律《秋兴五首》显然受杜甫《秋兴八首》的影响。举一首《题张斋公祠》：“将军结发事先朝，百战山河血未消。虽说霁云能慷慨，兼闻去病最嫖姚。烟尘剑戟迷秋峒，风雨旌旗落暮潮。自古英雄须庙食，精灵何待楚辞招。”这是颂安史之乱著名英雄张巡，首联状其英勇，颔联写其副将南霁云之慷慨，颈联气象较宏大，颇有兴亡沧桑之感，尾联复又振起，全诗一波三折，可谓“沉郁顿挫”也。邓绍基说，傅若金未被《元诗别裁集》入选的七律佳作至少还有十余首，^[116]这是实情。

当然傅若金的一些短章也时有佳作。《棹歌八首》皆轻快明畅，朗朗上口，“河中日日水悠悠，谁道人心似水流。河水弯弯几时直，人心屈曲几时休”，有民歌风味。《送兰溪上人游方》：“清江江头芳草春，林深尽日不逢人。明朝散入千山去，叶叶清香是法身。”清新活泼，纯以自然之舌言离别之情，且颇有些禅趣。还有《题山家山景二首》《题画》《墨梅》《和陈宗道元夕怀江南绝句》，皆属清新可爱、自然天成之作。

傅若金诗歌的缺点是题材仍显狭窄，八百多首诗，不少流于应酬和浮浅之情，反映民生底层的题材毕竟不多，但有此题材实属进步，他的真情之作也不可低估。杨镰先生认为“他的诗可以看成是元诗四大家——馆阁文臣——与江湖游士之间的过渡型，他没有四大家的典雅从容，但他毕生在江南奔波，诗中的生活底层的真情实感也不是四大家所能道出”，^[117]这的确是高明之论。

傅若金文存191篇，远不及诗歌影响大，但颇有可观。而且正是他祖述六经、步趋韩、欧的文论观，形成他“舂容而雅畅，质不失之俚，赡不失之浮”（梁寅《傅若金文集序》）的和平雅正文风，这是他用六经、韩、欧之文对症南北文风的弊病加以实践的结果，也是他文章创作取得的突出成就。

一方面，他取六经之旨增加文章厚重质实之感，以治肤浅浮华之病。这表现在他文章中对礼乐之盛、君子人格的宣扬。他的《郊祀赋》铺排皇家祭祀场面，大气磅礴；他的《观澜赋》汪洋恣肆，气势豪迈，而言辞又处处关乎礼乐仁义，可以称得上元赋名篇。元末明初人梁寅在为傅若金文集作序时称“寅自弱冠游乡校，见君所为《观澜赋》，固已知其名”，足见它的影响。《清安堂赋为思南李经历作》咏堂之静美，同时也落实到君子的出处修养。他的诏、策、制、表、笺，或模拟汉唐帝诏，或代地方政府向中央进贺表，颂称文治武功，得应制颂圣之正。

他文中真正写得好的作品是记文、序跋、铭、诗前叙，还有传，而最后往往多归结为君子修身、养志砺德上。举《梅江记》：

酃为邑居群山之阿，山多石，鲜平地。厓峭壁竦，上绝天半。水泉之发，间关出石下。郁流千折，然后稍趋平焉。其山川清气之会，涵异蓄灵，于江宜盛。凡物之泄其芳润，萃其菁华，不为佳木奇卉，必为秀民。酃治之南有梅江，邑士张世杰尝居其涘，久之，因取以自号。夫名者，实之所生也。江有梅，地气所宜。昔人名江，亦必取其所宜木矣，而今者实不见斯物焉。此其芳润之积，菁华之蕴，意者不在于梅，而在世杰矣，又何必生佳木奇卉而后为江之秀异哉？然吾闻江之为德，会流大者其润必广，为浸小者其溉亦狭。士患不志其大者焉，苟志之，勺水之生可以为河海，寸云之出可以雨天下。世杰亦大其停蓄，而弗拘于细流，吾见由是江而导之，沛乎汪洋，浩乎演迤，所至恶可涯涘哉。

此文记江亦记人，由所处酃邑地形风光蕴蓄佳木秀民，自然引出所写对象梅江及张世杰，后又由江之为德之小大，譬喻君子当至其大者，并嘉美张世杰大其停蓄，有浩浩汤汤之志向。整篇文字不长，然而首尾连贯，婉曲有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这类文章还有《寄寄亭记》《南窗记》《兰雪斋记》《竹邨记》《阅道亭记》《美竹亭记》《栖霞记》《竹深亭记》等。在《竹深亭记》中，他开头径直引出亭主，然后叙述亭主与族人宾友往来、教授子弟、诗酒酬唱之乐，最后仍是归结君子之德，“夫竹之宜于人，以有君子之德哉。故君子之交处也，其心虚可与有容，其节劲可与有立，其材美可与有用，其荫远可与有庇，直也可与正枉，洁也可与厉贪，高尚也可与抗世。是故多而不烦，近而不亵，就其深而莫究所极焉久矣。竹之交有似乎君子也，然则与之居而不厌其邃密，且益加培植焉者，亦其德之似者欤……”整篇文章没有就竹而写竹，而是赞美与竹一样的精神品格，这种记叙加议论的行文方式，使全文立意得到了深化。

傅若金的序文在文中最多，多为他人诗文集作序，也有不少送人远游或赴任序，对他人或褒奖或勉励或期许，极有准则，均符合圣贤古道。如他的《送张闻友游湘中序》鼓励士人游通州大邑，极登览之胜，以此发其气，以此进道，增益文辞。整篇文章壮阔波澜，极有气势，可与苏辙《上韩太尉书》相媲美。

另一方面，傅若金取法韩、欧，做到了气顺、辞达、旨畅。他往往能将深奥的道理说得非常形象，不少篇章旨意深远，却毫无晦涩之感。如《竹山说》写以“竹山”自号的王君：“今夫竹，群而不比，分而不孤，清虚而能坚。林壑之幽也，不能隐其美。霜雪之厉也，不能易其操。昔之七贤游于林，六逸放于溪，皆惟竹焉是好，夫固有所取尔。”似在说竹，其实是喻君子品格。他的《临泉解》也可以说是一篇短小佳作，王君惟中名其读书室曰“临泉”，傅若金赞扬他既得山水之乐，又不乏当世之虑，是道义君子学圣贤而有见者也，并说：“惟道之在天下，犹水之行地中，往者汩汩而未尝息焉，来者混混而未尝竭焉，始之以涓滴，成之以河海。君子体物而观妙，莫近于斯。是故逝川之叹，闻诸孔子。源泉之喻，发诸孟氏。惟中盖学吾孔孟而有见者也，不然，奚取于泉哉？今夫发蒙于山，成流于江，委顺于海，洋乎吾见其流动而无已也，浩乎吾见其充满而无际也。惟中观于斯泉，反诸吾身，坎止流行，必有得于中矣。”比喻形象贴切，给人直观感受，即是说理抓住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将旨意表达得很流畅。

另外他的语句多简洁的特点，除了上面所引的文字，还有如《清明日游城西诗叙》用笔简约省净，将人物行踪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人物性格也清晰可见，可作小品文观。

通读他的文集，可以发现他的文与他“施诸世用，有益教化”的文论相辅相成，而且他的文章不事雕琢，自有意蕴，所以四库馆臣称“故其诗极有轨度，而文亦和平雅正，无棘吻蛰舌之音，虽不能雄视词坛，然亦可以劘诸家之垒矣”^[118]。

最后梳理一下傅若金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除了虞集，元诗四大家中的范梈、揭傒斯都对傅若金十分欣赏，范梈评他的诗“警拔可爱”（范梈《与虞伯生书》），揭傒斯评他的诗“高出魏晋，下尤不失于唐”（揭傒斯《送傅与砺序》）。傅若金还和欧阳玄、黄溍、许有壬、苏天爵、宋褧、谢端、王沂、张翥、陈旅、胡助、达兼善（即泰不华）、贡师泰等名流有文字交往。尤其傅若金出仕广州文学之际，不少文士作诗为他饯行，其中如“文章自可名不朽”（刘闻）、“广州儒学东南冠，才子文章天下传”（杨士弘）、“京国今多士，君诗独有名”（王守诚）^[119]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的才华和在当时的影响。他死后除受胡应麟的青睐外，明初杨士奇也说他的诗工致，“古体出选，近体出唐”（《东里续集》卷十九）；清人王士祯读到他的诗说：“如行黄茅白苇间忽逢嘉树美箭，为之眼明”（《带经堂集》卷七二）；顾奎光说他“诗笔简秀，其格律句法迥然异人”。另外，他的诗收入诗选的比例也很高，除《元诗选》外，《元艺圃集》《宋元诗会》《乾坤清气集》《元诗体要》《题画诗》等都收录他不少诗，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收录他的诗70多首，尤其《元诗别裁集》七律选傅诗13首，超过元代其他诗人，很能说明他在律诗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还有题名傅若金的《诗法正论》，虽然今人疑为伪作，但也许恰能说明他在后世的声名和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傅若金一生与四大家之虞集、范梈、揭傒斯联系紧密，所以他的诗文受四大家为首的盛世文风影响很大。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他的诗很难反映更广阔的生活，因而有学者指出他的诗歌“内容较窄、诗意较浅”^[120]等毛病，但是应该看到他还是有比其他正统文人更接触底层、更多真情流露的一面。而且他以一低微士子的身份，凭借着他过人的才华立足于京师名流唱和圈，“名胜之士，无不倒屣而迎之”（虞集《傅与砺诗集序》），这就是对他的诗文魅力最好的诠释。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参与并努力使诗坛继续朝着元诗四大家“宗唐雅正”的诗风继续推进，这可以说是他这个一心为诗的诗人的执着。他的文章虽没有诗歌影响之大，却也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中一些佳作即使与元代杰出散文大家比较也丝毫不逊色。总之，他是元代真正才华型的文人之一，将他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纵坐标上，他或许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将他放在元代文学史的横截面来看，他无愧于元代较杰出者中的一个，他是继元诗四大家之后的又一诗歌大家，是元后期有特色的散文家中的一个。没有傅若金，元后期文学将会黯然失色不少。

抚州人危素是元末立足馆阁的有代表性的江西文人，他和江西大儒吴澄、馆阁文臣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人都有关联，且深受盛世文风的影响。下面将他作为江西籍馆阁文臣的继承人来探讨。

“公文之纯，太音元酒”，^[121]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评价危素文章的话，仅从字面意思就知道这个评价非常高。然而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危素的史学成就，他的文学成就很少被关注。他有怎样的文学观？他的文章创作是一个什么情况？如何理解宋濂的评价才合适？文学史该给危素一个怎样的定位？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危素的文学思想和他的学术思想密不可分，概括说来是一种明体适用治学思想下的实用文学观。危素治学强调追古学明古道以明体适用。在《汉艺文志考证序》中，他肯定王应麟是“自拔于纷纷之中而力追古学者”，同时将南宋灭亡原因归结为嘉定以后“持鲁莽之学以争雄，述芜秽之文以相尚，假高虚之论以自诡”的学风。在《续复古编序》中，他批评近世学者“安于浅陋之习，往往驰骛于空言，而不究于实用。”在《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序》他再次重申南宋理学之流弊“往往驰骛于空言，而汩乱于实学，以致国随以亡而莫之悟”。正是在这样一种实用治学思想的影响下，他的文学观念也带上非常鲜明的实用色彩。

不妨看他相关论述：

盖闻文为载道之器尚矣，道弗明，何有于文哉？气有升降，时有污隆，而文随之。六经之文，其理明，其言约，其事核，弗可及已。自是离文与道而为二，斯道湮微，文遂为儒者之末艺……金之亡，其文丽而肆；宋之亡，其文卑而冗。考其时概可知矣。（《与苏参议书》）

夫文章之传，儒者视之以为末艺，然实与天地之气运相为升降，君子于此观世道焉。（《黎省之诗序》）

余尝怪为古文者多用险语，以文义句读异于时为工，非有合于古道者也。古之人为言辞少文致，又时语不类，故为训诂等文，似难为解，大约使通上下之情而已，非故为其辞异于时也。然其宣布号令，君臣之等、天伦之重、性情之懿，义理所在，炳如日星，含蓄万变，无所不备。后之人虽剧于文辞，欲著论其说者不尔过，故其传久不衰，而人宗师之。下逮汉唐，以至今日，文之升降率与时等。即其简策之存而传者读之，岂故为其辞而为是异哉？又尝怪业进士者多自称为时文，言古文字异学，不知古文又何乖于今之人也……文古今诚不同，不外是理。理明辞达，今与古不异也。（《白云稿序》）

危素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文为载道之器，先有道后有文。二是文与时升降，可以观世道。三是理明辞达，今古无异。这三点在危素那里是有层次的，他首先赞同文为载道之器，反对文与道离而为二；其次他认为文章当有功于世，反对视之为末艺；再次他还要求理明辞达。细细体味他的文学言论，会发现这其中有一个很核心的旨归——实用。在他那里，文章之用即观世道。不仅古人之文可以见时代之兴衰，就是今人之作也应当如此。他要求文章要有合古道，这古道就是“君臣之等、天伦之重、性情之懿”，这是亘古不变之理。文章在含蓄古道的同时，要求辞达，他所说的辞达重在“通上下之情而已”，这就是理明辞达。

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很多篇章中都有论及，尤其体现在他为别人文集所作的序文中。在《丹崖集序》中他再次重申道为本原、文道相胜，并说：“故学古词必先用力于古道，端其本原，去名就实，然后其文因其人而重，非以文重其人也。”他看重的就是劬学古道之人，这也是他在《武伯威诗集序》所称赞的能真知实践“思诚慎独，集义为仁”训条的人，并说武伯威正是这种“有志于其远者大者”。《云阳集序》为元统元年进士李祁作，先肯定他“动以正义激发人心，扶植天理，迹其始终，无所污染”的精神品质，再评价他的文“卫道甚严，书事有法，有纡徐开朗之气，无钩棘骫骳之态”。《洪杏庭集序》赞美洪焱祖之文“根柢理要，而忧深思远，超然游意于语言文字之表。”《杨梓人待制文集序》称赞杨氏文章“辞根极理要，精深冲远，如沧海无波，一碧万顷。”这些都与他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

危素向来以史臣自勉，他作为史家的历史观念融会于他的文学观念中。他对史官职业的认识是“书事纪功”（《安公堤记》）。在《太行书院四咏序》他说：“载道在经，纪事有史。”在《送刘志伊采大元文乘序》中他首先申明文章当有功于世，之后又说：“《诗》、《书》、《春秋》，具载四代之事，帝王之功业于是乎可考其大凡。于后历世有史，其文人有别集”，可见他融会经史的观念很强，经书可以像史一样纪事，而文人的文集也是可以作史来观看。他坚持“秉中为史”“善善而不流于阿，恶恶而不伤于刻”（《上贺相公论史书》）的观念，这在他的传记类文章中有鲜明体现。

对于一个宣扬文章当有功于世的文人，文章的思想性势必在创作中凸显出来。

危素文章思想性表现在他一贯坚持的古道，即所谓的“君臣之等、天伦之重、性情之懿”，具体而言，即要有忠君爱国之意，宣天子仁惠元元之美，推孝德，移风俗等，这种思想几乎在他的各类文体中都有流露。

首先是序跋。序占了危素文集很大一部分，内容不一。赠序、送序多为友人远行赴任而作，多勉励他们在任职上为国尽忠、为民造福；传序、书序、谱序、图序多颂美其人诗书之泽、忠孝之节；诗文集序赞美他人著作能托兴深远，寓忠贞之心。如《送叶庸生序》，由深受元世祖器重的名臣叶李在元初的“立法垂训”之功写起，引出他的孙子国子生叶庸将回乡省亲一事，之后又回过头叙述叶李在宋末怒斥贾似道的大义之举，其最终目的在期勉叶庸能继承先祖忠君之蕴，来日对策大廷，为国所用。在《送刘志伊采大元文乘序》写宜春人刘志伊感慨苏天爵所编《元文类》只收尊官巨人而不收山林枯槁之士的文章，于是有志网罗当世文章一事，危素说：“吾徒日俟其成书，使四方万里皆知累圣之深仁厚泽涵煦于区宇者”，并说“志伊是行非有斯文之役，而其功在本朝矣”。不难看出，危素的思想中有很强烈的家国观念。他的书序诗文集序更多这类思想，除了上文已经出现过的，还有如《释景洙翠屏文集序》，认为洙氏作为释子，并未远忘伦纪纲常，也是从有补世道的角度来称赞他。《刘彦昺诗集序》称赞刘诗有似古人，能以诗言志，同时希望他在“庸佐方伯”之际，能“隆《雅》《颂》之音，鸣治平之盛，被弦歌与刻金石。”他的书序多为《君臣政要》《太平十策》《孝经辑注》《本政书》《经邦轨辙》《承宣集》等书所作，都是有关治理国家、礼仪典策的著作。他还写有年谱序、家谱序，略述传主生平或推源家族更替，反复宣扬的也是让后世子孙不忘先代诗书之泽、忠孝之节。他为数不多的跋文，除了一些是纯粹艺术鉴赏类的诗书画跋，还有一些仍是本着世教人心观念。如《书吴泰发妻黄氏戒子诗后》，叙述黄氏在丈夫亡故后勤勉持家作诗训子的故事，并认为黄氏有行有文，足以表仪闺阃，这和他为黄氏所作《贞节传序》所阐发思想是一致的。《题郑氏义门家范后》赞美郑氏家规“区画至详，防范至密”，是卓然有志于古，将使“风俗美而人才出”也。

其次是记文。这也是危素文集中比例较大的一部分，有碑记、书院记、亭台楼阁记、寺庙道观记、图画记、题名记等，绝大部分也是宣扬有功于世、有补世道的思想。如《余姚州覆田记》记知州刘辉治理余姚田赋后政事人心的前后变化，嘉美他悉心为政，有得民心，说他的行为可以羽仪天朝。《兰溪桥记》写曾君出钱修桥一事，认为此举“心公而无私”“惠利于无穷”。《静修书院记》既高度评价刘因的学问是继圣贤之绝学，又赞美书院建成是“有功于后来之俊彦”。他还有一些篇章感叹君子“与时不偶”，如《友樵斋记》写王君读书“凡可补国家、裨名教辄手书之”，侍亲至孝，待人接物有君子风，只可惜英年早逝。他为寺庙、道观写的记，嘉美主事者能保境安民，能揭圣上重佛道之心。他为兵部、中书省等所作题名记，都是从其职官属性出发，如刑部说：“古之明刑而弼教者宜莫如汉之于廷尉，守死善道，用法平允。”而中书参议府职责是：“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他还有《赵氏家法记》一文，宣扬慈孝节义，认为表彰贞孝之人对于“风化之行，习俗之变”是第一位的事情。总之，他以记命名的文章几乎都是为有补世道的人和事所写。

再次是人物传记，冠以传、行状、行录、神道碑、墓碑、墓志铭等名目。此类篇目最多，中心主题就是反映这些人物的嘉言懿行，他们或勤于政事，或德惠乡里，都是有功风教。危素有十篇以“传”命名的人物传记，所写既有名儒，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桂隐刘先生传》为庐陵隐士、名儒刘诜所写，危素曾亲与刘诜对话，他将刘诜数次出入场屋的行为解释为“委曲遂志”，而认为刘诜是“欲高首阳之节者”，这样刘诜隐士的素志得以凸显。《杨行道传》通过几件小事刻画传主的精神品质，写他的德义令盗贼敬畏，盗贼“至行道里，辄散其火伍，相戒曰：‘勿惊宣教也’”，文章结尾悲叹世道之不古，希望世人“皆闻其（杨行道）风而兴起焉”，以恢复古道。他的《黄孝子传》写临江人黄赟不远千里寻找父亲，得知父亲已死三年继母改嫁后，带着同父异母的幼弟遍寻父亲坟墓，终于梦中得神灵指点找到父亲坟墓，最后负父骨而归的故事。这些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都是世道人心所欠缺的可贵品质。危素人物传记中还有堪称大制作的行状、神道碑，篇幅很长，其中就有为程钜夫、欧阳玄、黄溍、祝蕃等人所作，多叙述他们世家渊源、出仕行实，从中见出他们的政治功绩、道德文章。如为欧阳玄所作行状，有一段概括性的话语：“故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读卷官……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类，赞化卫道，黼黻治具，与有功焉。”而为黄溍作神道碑称“至于剖析异同，谳决是非，多儒先之所未发。见诸论著，一根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然其为体，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鼋鼍蛟龙潜伏而不动，渊然之色自不可犯。”一个是馆阁重臣，一个是儒林文杰，所肯定的都是他们的卫道之功。危素为他人所作墓碑、墓志铭较多，篇幅不是很长，多简单叙述墓主家世、主要事迹、著作情况等，人物的性情德业由此可见。

显然，危素文章所突出的主题与他欣赏的古道和有功于世的思想是一致的。

危素文章的艺术性，可以用“平实的叙述”来概括。

“平实”是危素文章语言鲜明的特点。他很少有堆砌辞藻的地方，也很少优美华丽抒情的文字，这并不是说他不善写景抒情，他的一些文字还是能看出他这方面功力的。如《石鹿书院记》：“始，君得胜地于所居之近，剪薙榛棘，值微径草树蒙密，地势斗绝，乃尽力攀缘，睨之，不百举武而豁然平衍，环以群山，中为方池，鉴虚涵碧。陟其巅，乔木成林，石磴蔽亏，两石傍倚，呀然如蜯蛤。有石昂首若灵禽之翔，因名之曰凤鸣之台。石之最奇者在其东，中峰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为亭，曰含光亭。”此一段描写景物，层次井然，非常形象逼真，欣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并没有见着他如何修饰，如何用一些优美的语言。

长于叙述是危素文章表达方式上的鲜明特点。他以叙述而非以议论见长，他的文集绝大部分篇章几乎都有人和事，即使一些以“记”为题的篇章，如书院、寺院碑记，他并没有描写书院、寺院的景致，而是叙述书院、寺院的来由，从而突出修建者功德，将它们当作人物传记来阅读也可以。他的长于叙述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文章多以人物为中心，用事件贯穿，突出主题，而注意剪裁。那些长篇传记碑铭巨制不用说，即便是为别人所作书序也是如此。他往往先交代事情缘由，引出作者，然后由其人事迹转到诗文或者著述的评价，也有由诗文或者著述反观其人道德品质。他的一些斋记、阁记志在突出主人的性情抱负。他的学田记多突出新任官员的政绩。他的寺庙道观记多溯源历史，突出主事者的为政为德之善。

他的叙述，简而有法。在他的正大之文中，往往看到的是叙述传主的家世、治学门径、治政业绩这一类。大人物的大事不少，然而他善于剪裁，根据中心来安排。如程钜夫传，在叙述他的家世之后，最主要的是突出他改变元廷对待江南士大夫态度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重开科举上的功绩。在为普通人物立传的时候，他又往往能抓住最能代表传主性情的事件来挖掘人物性格。如《桂先生碑》描写一个“卓荦瑰奇”的桂先生，其中选取了两件小事，“江州守某乞诗，惟书一‘闲’字与之”“金蓬头者，居圣井山，先生致书，封题甚谨，启之，白纸耳”。这两件小事活脱脱将人物行事无章、率性而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而且危素的叙述，有时又略带春秋笔法。如《吴仲退先生墓表》：“延祐初设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请试，先生固辞，已而县牒上府，无先生名，太守史公烜怪之，曰：‘无吴先生名，何耶？’知事刘衍往见，谕太守意，强起先生，卒以《尚书》中选，年五十有九矣……啸歌月湾溪上，自号月湾渔者。调宁国路儒学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老不欲往，请者狎至，乃往。宪使李公元、成公珪一见喜得师，尊礼极至。未几，告引年。不许，乃大书‘吴某致仕’于门去之。”这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人物性情自然流露，而且“三造”“固辞”“强起”“狎”等词突出吴存不愿出仕的隐情，可谓一字寓褒贬，从中也可以说明危素并非总是冷静地叙述，对于那些自己尊敬的师友，是能读出他的情感的。

其二，为了体现真实性，他往往在叙述中径直引用一些人物对话，避免了主观的评价。这样的例子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之多。如为国子助教郑涛的父亲所作墓志铭，其中写道：“出不乘肩舆，有问焉，徐曰：‘彼亦人耳，吾实不忍也’。”郑父的不忍人之心跃然纸上。《故刘君允恭夫人余氏墓志铭》写余氏听闻丈夫要被授予江西儒学提举司都目时说：“都目吏职，不足为。且二亲年高，孰与代养。”略略数语，便把一个受过儒家文化熏陶且精明能干又有些泼辣的女性活化出来。在欧阳玄行状中，引欧阳玄关于辽、金、宋三史的修史之要的话说：“是犹作室，在于聚财择匠。聚财则先当购书，择匠则必遴选史官”，这活脱就是深谙史学的馆阁重臣的话。又如《宜兴储先生墓志铭》写储先生临终时的交代：“吾生而不以才用世，死必树吾墓以樗，使亦不材为世取可也”，这类自我嘲讽意味的语言也只有不得志的老儒生说得出来。

此外，在他的文章中不排斥一些神奇的事件，这看似有违真实，却最真实反映他那个时代人的观念，而且也无形中使传主增添了几分神异的东西。如为黄溍所作神道碑，描写黄出生时情景说：“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梦大星煜煜然坠于怀。生甫时即自免乳。”又如写孔思晦病亡时：“异香满室，群鹤百余翔于上，又见神光自东南陨于舍北去。”他为僧人写的传记，关于他们出生和死亡的异事则更多。

危素平实叙述的特点和他作为史家的观念分不开，和他书史纪事以有补世道人心的实用主张分不开。

在通览危素文章创作之后，有理由相信，正是危素文章思想上坚持古道和艺术上追求平实的叙述，才使宋濂对他作出了“公文之纯，太音元酒”的评价。

有必要溯源一下“太音元酒”是如何进入古代文学批评的。“太音”一词有由形容声音到形容才思到进入文学批评的过程。古人有所谓“太古遗音”的说法，不知最早起于何时，到《晋书·列传第三十九·戴若思》有“蕴椟之才思，托太音之和”一句，到了唐宋人（或许更早）又时常将太音与老子“大音希声”发生联系。下面举几处宋人用“太音”的例句，如刘敞《酬送罗朝奉》“曩岁荐贤终未效，太音从古竟希声”，陆游《次吕子益韵》“太音谁和阳春曲，真色一空时世妆”^[122]，王羊《听琴赠远师》“世人倾耳听繁音，太音古淡难为听”，薛季宣《又读陶靖节诗即次前韵效其体》“游子为三叹，寥寥希太音”^[123]，这些例句不仅揭示太音古淡的特点，而且将“太音”一词用作文学批评的意味较明显，尤其薛季宣的诗句，更是用“太音”形容陶渊明诗歌臻于自然天成的最美至高境界。

而“元酒”即玄酒，“玄酒”在《礼记》中出现频率较高，《礼记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礼记·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礼记第九礼运》：“故玄酒在室……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原来，上古无酒，以水祭天，用淡水以示无上的尊贵。

太音和玄酒同时出现，大约是在邵雍。金履祥《复其见天地之心》称：“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元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夫淡者，味之本，为醪为醴，皆从此生；希者，声之真，翕如纯如，皆从此变。”^[124]用淡释玄酒，用真纯释太音，可以说给出了太音元酒最正面最切近本质的解释。自此，一直到明清，“太音元酒”作为较固定的搭配常被用于文学批评鉴赏。如胡应麟《诗薮》外编一：“唐虞之文，太羹玄酒，至《禹贡》而千古文机橐钥矣；唐虞之诗，太音希声，至《商颂》而百代诗法渊涵矣。故吾以后世之文鼻祖于夏而诗胎孕于商也。”屈大均《寒香斋诗集序》：“予尝谓陶公不弃官归，其诗必不能工。其《田园》诸作，乃东晋以来绝调。夫使营营五斗之间，岂能声希味淡，若太音玄酒之不可及耶？”^[125]而更早于他们的正是宋濂对危素的评价。可以发现，在古人的观念中，“太音元酒”大致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本义，即表示难以企及或者以示尊崇的一种至高境界，其二是由此引申出来的用于文学批评，表示对他人文字的极高赞赏和膜拜，而这种文字有既淡且纯、有合古道的特点。

“太音元酒”的评价显然不是一般一二流文人所能获得的美誉，以上诸家都用来形容陶渊明，而宋濂不会不知道这个词的分量，而他恰恰用来赞美危素之文，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应该是宋濂在危素文章中体悟到的既淡且纯、有合古道的特点。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在危素《说学斋稿》跋文中说“昔宋太史称公在至正中以文名天下，渊深精纯，独继欧、虞之后”^[126]，显然归有光也深有同感。四库馆臣说：“懋竑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几及，非熙甫（归有光之字）莫知其深，其珍重钞传盖非漫然矣”^[127]，认为只有归有光才能读出危素文章的妙。危素文中所宣扬的思想合乎古道，他的文章关乎政声时世，他正是以此希望元王朝能承天之佑继续葆有昌盛。虽然他的文章有时看似平淡冷静甚至有些刻板，但是他融贯经史，学殖深厚，所以平实而又深邃，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有深厚的道德意蕴，这些才是宋濂所说“公文之纯”真正所指，这个“纯”与“渊深精纯”同一旨意。宋濂并不是想说明危素文章达到了怎样的至高水平，并不是说他对危素文章有多崇拜，他只是借此肯定危素文章一贯平实而寓理道的创作实绩。

当然宋濂用“太音元酒”来评价危素，还包含宋濂对危素铭恩之情。正如宋濂自己所讲，“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时欲尉荐入史馆”^[128]，可见危素对宋濂有知遇之恩。另外，他们在文学观念上有很多相似。比如宋濂也是要求文章有合于古道，在《曾助教文集序》说“君臣父子之伦、礼乐刑政之施，大而开务成务，小而褆身缮性，本末之相涵，终始之交贯，皆文之章章者也”“古之立言者岂得已哉，使道行于当时，功被于生民”^[129]，这些说明他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很明显。宋濂文学思想里也有很浓的史的成分，“在宋濂的心目中六经是文学、理道、事功的最高典范，并且是一切文史的本源”^[130]，他反对将经史一分为二，可以看出宋濂与危素的相似之处。他们一个于元末，一个于明初，都希冀用文治来影响世风，一个是想努力回复到元盛世，而另一个是要开创明盛世。另外，从危素所在元末地位而言，朝廷典策多出其手，他作为至正文坛承继盛世文派的代表这一身份，这也是宋濂评价他需考虑的一个因素。只有从这些方面去思考才能正确认识宋濂的评价。如果因宋濂的评价而认为危素是元代空前的文章大家，那显然是不妥的。

危素在后人心中的地位多少因为他由元仕明而受影响，他的文章后来都不复收拾，据清人严致玺为《危学士全集》所作叙称，危素文集直到清初才被重新发现^[131]。除了可称知音的宋濂、归有光外，明人李昌祺说危素“虞、揭凋零玉署空，堂堂至正独推公”（见钱谦益《列朝诗集》乙集卷五），实际给出他在元末的地位。清人余之梅说“太朴先生古文之业，雄视百代，直能希轨韩、欧”^[132]，充分肯定他古文成绩，还有四库馆臣虽然不肯定他的为人，但还是给了他文章高度评价，说：“文章则欧虞黄柳之后屹为大宗”，这些评价是较公允的，这不是说他已经与虞集等人成就等量齐观，而是说在元末大家凋零之后成就了他的末世文宗地位。不论他的仕明，只论元末，他以史臣的担当拳拳于社稷民生，力图通过实学挽救日渐衰颓的世风文风，这一点就值得肯定。他的思想受元中期鼎盛时的正大之音的影响较大，所以仍希望文章颂美文治。然而腐朽自统治阶层内部而来，他的良好愿望难免要落空。他的文章是元代盛世文派的余响，或者说盛世余音，他在元末明初文坛所起到的过渡作用是自然而然的。可直到今天，危素文学成就还未被充分关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和明代卷都没有他的介绍，通行的《元代文学史》也未见他的身影，而写明代文学史又往往从宋濂、刘基开始，因而关注危素的文学实绩就显得较迫切和有意义了。

[1] 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47页。

[2] 《道园学古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71页。

[3] 《东里续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661页。

[4] 《道园遗稿》卷三《送道士危亦乐归临川，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751页。

[5] 见《傅与砺文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368—371页。

[6] 《道园学古录》卷四四《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22页。

[7] 《吴文正集》卷十一《复董中丞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31页。

[8] 《道园类稿》卷三四《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36页。

[9] 《道园类稿》卷二一《答刘桂隐书二首》其一，《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62页。

[10] 同上书，第563页。

[11]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12] 笔者翻检的是王颋点校的《虞集全集》。

[13] 《道园类稿》卷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33页。

[14] 《道园类稿》卷一二，《猿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06页。

[15] 《道园类稿》卷一八，《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99页。

[16] 《道园学古录》卷三四《翰林直学士曾君小轩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478页。

[17] 《道园类稿》卷四六《胡彦明墓志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372页。

[18] 《道园类稿》卷二一《送刘叔熙远游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44页。

[19] 《道园类稿》卷二六《榷茶运司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2页。

[20] 《道园类稿》卷三五《书富州尹吕公介先世遗事后》，《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56页。

[21] 《道园类稿》卷一七《春秋胡氏传纂疏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74页。

[22] 《道园类稿》卷一九《石文礼都司纪孝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13页。

[23] 《道园类稿》卷一七《六义类要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76页。

[24] 《道园类稿》卷三三，《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26页。

[25] 《道园类稿》卷三三，《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22页。

[26] 《道园遗稿》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791页。

[27] 《道园类稿》卷三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20页。

[28] 《道园类稿》卷三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43页。

[29] 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30] 《道园类稿》卷三一《易升至善字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95页。

[31] 虞集：《建昌路建大成殿记》，载《正德建昌府志》卷七。

[32] 《道园类稿》卷三《自得斋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85页。

[33] 《道园类稿》卷三二《书李清庵心远堂卷后》，《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11页。

[34] 关于海宇混一的政治大背景可参考查洪德《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南开学报》2007年第4期。

[35] 《道园类稿》卷一九《两尹先生八十寿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10页。

[36] 《道园类稿》卷二一《送李仲永游孔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45页。

[37] 《道园学古录》卷三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476页。

[38] 周少川：《虞集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9] 姬沈育：《一代文宗虞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www.xing528.com)

[40] 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41] 《道园类稿》卷一五《兴学颂，有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47页。

[42] 《道园类稿》卷三一《张允中字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91页。

[43] 《道园类稿》卷一二《廷试策问》，《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06页。

[44] 《道园类稿》卷三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40页。

[45] 《道园类稿》卷二七《谨敕堂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46页。

[46] 《道园类稿》卷二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22页。

[47] 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48] 姬沈育：《一代文宗虞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8页。

[49]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册，1976年版，第4179页。

[50]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80页。

[51] 罗鹭：《虞集年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76页。

[52] 郑忠：《决去岂我志，知止亦所谙——略论元代虞集的政治生涯》，《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53] 《道园类稿》卷四七，《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395页。

[54] 详参罗鹭《虞集年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73—75页。

[55]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0页。

[56] 唐朝晖：《虞集进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57] 陈衍：《元诗纪事》卷十三《揭傒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58] 《道园类稿》卷三四《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

[59] 《东里续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661页。

[60] 《道园学古录》卷六《李仲渊诗稿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91页。

[61] 《道园类稿》卷二一《答熊万初论文启》，《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65页。

[62] 《道园类稿》卷一八《刘桂隐存稿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93页。

[63] 《道园类稿》卷一六《旴江胡师远诗集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67页。

[64] 《元文类》卷三九《书玄玄赘稿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7册，第484页。

[65] 《道园类稿》卷一七，《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83页。

[66] 《道园类稿》卷一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09页。

[67] 《道园类稿》卷二六《抚州路总管府经历司政纪堂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1页。

[68] 《道园类稿》卷二七《瑞鹤堂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35页。

[69] 《道园学古录》卷三三《曹上开汉泉漫稿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468页。

[70] 《道园类稿》卷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23页。

[71] 《道园类稿》卷二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623页。

[72] 《道园学古录》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326页。

[73]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页。

[74] 黄溍：《揭文安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

[75]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0页。

[76]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77] 《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500页。

[78] 揭傒斯：《吴清宁文集序》，《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79]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罗舜美诗序》，《四部丛刊》本。

[80]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八《族兄南翁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81] 见《傅与励诗文集》附录。

[8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3页。

[83] 虞集举荐江西士子可参考罗鹭《虞集年谱》。

[84] 陈继儒《笔记》卷一，转引自罗鹭《虞集年谱》，第129页。

[85] 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见《全元文》第54册，第351页。

[86] 《道园类稿》卷一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436页。

[87] 《道园类稿》卷二一，《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62页。

[88] 《道园类稿》卷三三《题陈所翁龙》，《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25页。

[89] 《道园类稿》卷三三《题王维辋川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25页。

[90] 《道园类稿》卷三五《题曾、欧二公帖》，《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53页。

[91] 《道园类稿》卷三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54页。

[92] 《道园类稿》卷三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116页。

[93] 《道园类稿》卷一八，《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00页。

[94] 刘肇虞辑评：《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1册，第321页。

[95]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1册，第322页。

[96]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1册，第297页。

[97] 《道园类稿》卷二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615页。

[98] 《道园类稿》卷二七，《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40页。

[99] 《道园学古录》卷三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544页。

[100]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1册，第343页。

[101] 《道园类稿》卷四七，《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402页。

[102] 《道园类稿》卷四八，《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六》，第418页。

[103]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1册，第301页。

[104]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1册，第325页。

[105] 李梦生点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

[106] 邱美琼：《揭傒斯散文简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7] 《圭斋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108] 《诗薮》内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109] 《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110]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111] 《傅与砺文集》附录《诸名公送傅与砺诗》，多为傅即将赴广州儒学时师友送行之作，这也可以说明他在诗坛的活跃。

[112] 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65页。

[113] 关于傅若金安南之行的记载见苏天爵《元故广州路儒学教授傅君墓志铭》。

[114]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元代留存的女性著作有孙淑《绿窗遗稿》、郑允端《肃雝集》和龙辅《女红余志二卷》，而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将龙辅著作列入伪书。另杨镰先生《元诗史》第560页元代有诗集存世的女诗人也主孙、郑两家。

[115] 傅若金悼亡诗皆有可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元明清诗鉴赏》（1998）、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元明清诗鉴赏辞典》（辽、金、元、明）（1994）均选傅若金《悼亡四首》，且有详细的鉴赏，可参看。

[116]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页。

[117]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页。

[118] 《傅与砺诗文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181页。

[119] 傅若金：《傅与砺文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368—371页。

[120] 刘达科：《辽金元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121]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7页。

[122] 陆游：《陆游集》第2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34页。

[123] 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4]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页。

[125] 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126] 危素：《说学斋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753页。

[127] 危素：《说学斋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648页。

[128]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8页。

[129] 同上书，第1167页。

[130] 袁震宇：《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131] 此说法源自严纹玺为危素集所作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危学士全集》，第617页。

[132] 危素：《危学士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