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虞集思想与馆阁心态

虞集祖上四川仁寿，十三岁随父母来到江西，寓居抚州崇仁，自此成为江西籍。他拜抚州名儒吴澄为师，开始受到江西学风的影响。如果说江西文学中心从庐陵转向抚州的过程中，吴澄扭转风气之先，功莫大焉，那么虞集于文学上的影响居功至伟。虞集在元至治、天历间，卓然屹立于朝廷，被誉为一代文宗。他的影响既是对整个文坛，也是对江西文人和文学，所以虞集是重要的考察对象。

清人黄百家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11]这其实在元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造成了元代文章家多而理学家少的事实。然而流而为文并非是完全抛弃了理学抛弃了学术，这些文章家尽管没有什么学术著作，但是他们的文章还是可以读到理学的印痕。从这一点来说，元代很多文章家都是有儒学修养的文人。虞集就是这样一位把他的儒学修养融贯于他文章中的大家。他能成为一代文宗，除了他学殖深厚、博洽见闻外，还得益于他融会贯通的学术品格（以下简称为会通）。对此前人及当代学者多有论及，所谓虞集的“宗朱融陆”或者“和会朱陆”等观点，其实都明白无误涵盖了这层意思。但是他思想中的会通远非止于朱学和陆学，他的会通也不是简单的求其同。他会通品格形成的原因，他的会通对抚州学风、文风起到的作用，这是本节要探讨的话题。

翻捡《虞集全集》，发现至少有五处“会通”^[12]的用法，而以“通”字出现实含会通意思的地方则更多。如《鹤山书院记》说魏了翁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审夫小学文艺之细，以推致乎典礼会通之大”；《送李扩序》评价吴澄，说“先生之为教也，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13]；在代天子立言的《廷试策问》中勉励士子悉陈先圣“心术之精微，制作之会通”^[14]；还有在《刘应文文稿序》说：“予闻之传曰，观乎会通，以行其典礼。非观乎会通，则固陋而已。”^[15]这些显然是虞集在对前人的学习中，领悟到“会通”的重要性，并努力追求这样一种品格。

虞集会通的品格首先表现在融通经、文、史的主张。在《虞集全集》中，以“文史”并列出现17处，有的代指史官，说某某“掌文史”，有的赞美某某精通文史。以“经史”并列出现有9处，如说曾益初“遍涉经史”^[16]，说胡彦明“出入经史”^[17]。在他看来，融通经文史，既是饱学博识的表现，也是史官应具备的素养，所以他说：“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欧公之才识，而又得刘公之博洽以资之，盖未易能有成也。”^[18]虞集心中非常注重自己史臣的身份和职责，即便他退隐山林之后写的一些文章，落款也是“前国史”，他说：“集向在国史，执笔书事，故其职也。”^[19]然而要书写好，这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虞集说：“昔人称良史者有三，曰才，曰识，曰学。传疑、传信之异，辞非博洽，不足以周知，可笔可削之大，故非明识不足以去取，或者才不足以发挥之，则所谓‘言之不文，传之不远’，古今所以论作史之为难也。”^[20]他这一段话显然兼顾了经、文、史三方面含义，也意在说明史官融通经文史的重要。虞集援经以立义的意思也很明显，他说经书中的义“上以感发人君天职之所当行，下以启天下人心之所久弊”^[21]，文史的职责正所谓“使观听之下，有以风动而丕变者”^[22]。虞集还说，“盖文者，无得于经，无考于礼，而足以成一代之文，未之有也”^[23]，可见经对于文的重要性。

虞集的会通还表现在他融通诗、文、书、画方面。虞集是著名书家，《书史会要》卷七说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在多篇题跋中他概览书学源流，足以说明他书学造诣。他不仅善书还精于鉴赏，在《跋吴传朋书并李唐山水》一文中说，“盖书、画同一法耳”^[24]，在《题吴兴公子昂墨竹》说，“吴兴乃以书法写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25]，在《题赠叶梅野，并序》中说，“集尝见故家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笔圆润，有篆籀法，亦恨杨不能知此也。今鉴书博士丹丘生忽用此法写生，大快人意，存浑厚之意于清真，去衰陋之气为纤弱，所以为佳也”^[26]，这其中已经隐含了他的书法审美理论。而《题米南宫墨迹》中他说：“米南宫书神气飞扬，筋骨雄毅，而晋魏法度，自整然也。汉人只知程不识用兵纪律精严，不知李广之无斥候为合作也。”^[27]显然他也是深谙米氏无法而有法的神奇艺术境界。另外清代官修《题画诗》收录虞集题画诗122首，更是他融通诗画的最好说明，以《题江山烟雨图》为例：“千村春水方生，万里归帆如羽。不知谁在层楼，卧看江南烟雨。”简净数语交织一幅水墨画，而文人的笔墨性情约略可见，画者和欣赏者，默契如一，诗与画，妙合无垠。

虞集的会通最为人关注的是和会朱陆思想，以往的研究多以虞集《送李扩序》《李宗伯序》为例说明这一点，而他如何和会朱陆，他为陆学继续发扬光大所作的努力则少有论及。虞集写于延祐元年的《尊经堂记》已流露出和会的倾向。在《跋朱文公答陆文安公书》一文中，他引朱熹书信中“有大支离处”“减去文字功夫，觉得气象甚适”和“病中绝学捐书，却觉得身心颇相收管，似有少进步处，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28]几句话，认为朱子由此认识到自己道问学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虞集以此看到朱陆调和的可能性。在《荆门州新建陆文安公祠堂记》一文中他更是高扬陆氏心学，颂美陆九渊“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语，如震雷惊霆”。在元代陆学衰微之际，虞集为陆学争得一席之地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去的，他不偏不倚的学术精神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虞集的会通还表现在对儒、释、道的态度上，如他说：“玄狱之警，亦辅名教”（《第三十代宗师》）、“道门之龙虎山，犹儒家之洙泗也”（《答张友霖书》），道教也可以辅世教，为世用，这也是他会通品格的反映。

虞集会通品格的形成当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基于理学上的“理一分殊”认识，以此概念来融会心体政事。“理一分殊”是理学家程颐提出并由朱熹继承。陈来先生解释“理一分殊”作为伦理的理的意义说：“统一的道德原则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行为规范，各种道德行为中又包含着统一的普遍原则”^[29]，那是更高层次的统一性。虞集在《跋张彬孝义手卷》中把“君子之学”等同“王者之道”，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希望君子“各有以尽其理一分殊之义，相观而善焉”，这样“圣朝风化之盛，将不胜其歌咏”。虞集是把最高层次的理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在他看来，当一切都以此为出发点时，任何事情便都有了融通的可能。虞集说：“然而皆欲其止于至善者，其原诸天者一本，得诸己者均有”^[30]“是故天下国家之事，皆士之事也。而为天下国家，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者，原夫天理之微，极乎人伦之至，行诸日用之实，以达乎通变”^[31]。所以就他个人而言，无论朱学还是陆学，都是为己之学，最终的归一在于求得此心此理；无论经、文、史，都是代天地立言，为生民立命，都要求贯穿义理，经世致用；无论诗文书画，皆从心性出，“观者因翰墨而想象其词气，因词气而涵泳其德业”（《题曾欧二公帖》）。所以虞集又在《程氏四书章图序》中引“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八个字，他希望会通体和用，而他“本之于心体，推之于政事”^[32]的话更明白地在心之体与家国政事之用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所以他又说“经义、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33]。

其次，混一海宇的政治大背景、多民族融合与多元思想碰撞，也激发了虞集会通的品格。^[34]大元王朝疆域之广，前所未有，尤其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虞集说“天下混一，江北往来如东西家”（《孟孝子传》），各地风物人情得以周知。这时候南方游学之风大盛，南宋偏安一隅的局促士风有根本改变。虞集九岁时宋亡，虽也经历了背井离乡的生活，但成年后更多是被大元盛世王朝的景象鼓舞。他说：“今日地大物众，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历代之所莫及也”^[35]“视前代分裂隔乱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则其游岂不快哉”^[36]。他还有不少文章流露出家天下的豪情。如《送常伯昂序》：“今则不然，薄海内外皆吾圣天子之疆域，虽岭海之极际，相去万里，殆若户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气脉通贯，情意孚浃，痒疴疾痛，无不毕达，绥辑妪煦，无不覃及。”^[37]在这里，他认为古往都不及而今，一种家天下的通达畅快自信感油然而生。另外，汉族知识分子在元廷不仅没有行政实权，还时时受排挤，虞集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势必以一种融通的姿态处理好蒙汉两种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修撰宋金辽三史一事上可以看出他这种努力。周少川先生指出，虞集“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的意见，“实为后来脱脱三史‘各与正统’之先声”^[38]。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虞集借助宣扬汉民族文化以求得与统治者抗衡的良苦用心。他会通百家以赞辅皇猷的努力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输忠尽诚，另一方面或许“实际上又在努力为重建汉民族传统文化而尽心尽力”^[39]。可以说，他融会贯通的旨归就是实现王道，这正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之一。

再次，虞集的会通是他折中而自得的学术追求的必然要求。《虞集全集》中多次出现“折中”一语，“自得”一词则更多。折中不仅是调和各方面的意见使之适中，更是在求其同存其异的基础上有得于心，这是会通之后的一种提高升华。而“自得”，“同其所自之同，得其自得之自，非其心廓然大公，万物皆备，其孰能知此哉？”（《自得斋说》）他的自得于心不仅停留在会通共同点上，更要升华为廓然而大公的精神自得。

会通往往使人站在更高处想问题，往往使人变得更包容更心平气和。虞集融会贯通各种思想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于天下有“一道德同风俗”政治理念，于人希望有君子人格和圣贤气象。

虞集融会心体政事的努力推动着他“一道德而同风俗”的政治理念。他政治上家天下的思想非常明显，这既是儒者兼济天下的学理本能促动，又还夹杂着身处元代蒙古族统治的特殊性要求。葛兆光先生评宋代文化说：“倒是大批地方精英的努力，却在历史学家不经意处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实现着一道德同风俗，导致汉族文明的真正扩张。”^[40]元代这种汉文化的全面推广对于汉族官员来说尤其意味深长。虞集不遗余力地宣扬“一道德同风俗”的理念，他对这种“一”的鼓吹随处可见。如：“然则圣人之道一而已，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齐方一，无有异者”（《赠李本序》），“此其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均齐周遍而无间然也”^[41]，“其为治也，通而不僻，同而不异，所以为均齐方一者也”^[42]，“多方内附之众，因其俗而导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道，尚有可充者乎？”^[43]虞集把“述其行事，以推名其性情发现之正，使观听之下，有以风动而丕变”之责系于文史，其实他想实现的正是“一道德而同风俗”的汉家文明。

虞集文章中有很多处论述君子人格。在《重书黄子中澄陂堂记后》说君子首先必须有量，君子的度量应以天地为准衡，达到廓然大公的地步，“容纳万事而不以为杂，酬酢万变而不以为劳，世不见知而不为之愠，时见用而不为之厌”^[44]，大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的意味。他说君子为学应该“为敦厚而不为刻薄，为周慎而不为疏卤，为择言而不为躁妄，为谦约而不为放肆，为节俭而不为奢纵”。^[45]虞集很多时候喜欢用“和”“平”这些词期望君子性情，在《南康路学重建水镜亭记》中他以水为喻，说搏击腾跃冲心骇目原本就不是水之本性，说君子于水镜亭当独取“安静平易，不竞不息，清明莹彻，无所留碍”^[46]的意思以见君子之心。在《平心说》他说平心是治身之要，“人能湛其气之本，使其发不得有所放佚纵肆，以安行其当然”，虞集实是希望君子涵养性情，希圣希贤，最终臻于“鸢飞鱼跃”“川泳云飞”（《抚州路临汝书院复南湖记》）的近道境界。

虞集他自己的为人处世也颇有君子风范和儒者雅量。《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记载他为权贵陷害而气色恬然的事实：“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然集遇其人，未尝少变。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使贵近阿荣、巙巙传旨。二人者，素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来索制词甚急，集以稿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以进，终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类如此。”面对政敌的屡屡讥讪和中伤，他依然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可见他宽广的胸襟。

当然，君子人格圣贤气象并非一团和气。虞集有自己的原则，从他严惩被酒失仪的刘生就可以看出他的坚守。《虞集传》还记载他拒不举荐龚伯璲一事，原文说：“论荐人材，必先器识，心所未善，不为牢笼以沽誉；评议文章，不折之于至当不止，其诡于经者，文虽善，不与也。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终不为动。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亦恐不得令终。’祖常犹未以为然。一日，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乐而罢……伯璲后以用事败，杀其身，世乃服集知人。”马祖常是虞集的僚友，经常在一起唱和，关系不错，然而即便这样，他还是不肯在荐牍上署名，因为他怀疑龚伯璲的人品，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眼光不错，从这件事上说明虞集也还是有自己的持守。

通观虞集的人格追求和他自己的行为处世，会发现他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主见、有立场的一个人，他有时很固执很坚持，但称得上温文儒雅不失君子风度。他的那一份坚持和江西文人的地域性格颇为相近，毕竟虞集在抚州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加之拜谒了江西很多故宋遗民，所以江西士子的尚气特点多少会濡染他。他的融会贯通、温文尔雅是深受老师吴澄影响的。他的会通可以说是吴澄倡导的折中兼济的抚州学风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虞集，才能显示抚州折中兼济学风的前后相继。

总之，会通是一个看似平常却又实在影响着虞集方方面面的品格。他由此出入经史、佛道，悠游于诗文书画，融会心体和政事，以一种兼容百家的开放胸襟，一种皆为我用、皆为世用的豪迈气魄，成就了自己盛世文宗的地位，也在蒙古政权统治下为汉文化的推广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

馆阁心态也是影响虞集文学思想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前，徐子方和姬沈育关于虞集心态的研究成果最值得关注。徐著《元代文人心态史》将虞集作为盛世南官二重性心态的典型，说他“一方面是对盛世的赞叹和自觉归向，另一方面在盛世官场中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又说“希望及其幻灭是二重心态的最基本表象”^[47]，可谓极具概括力。姬著《一代文宗虞集》在徐著基础上，以“对文治措施的积极回应”和“面对现实的无奈选择”^[48]两个小标题对二重心态作了更具体的阐释。然而二书结合虞集具体作品来分析心态这一点上尚有不足，在二重心态彼此的权重和相互关系上疏于探讨，而这实际关乎虞集仕元立场、虞集诗文情感基调等问题的认识。本节认为颂盛忠君是虞集思想中的主导，并对此进行探讨。

所谓颂盛忠君，即对盛世君恩的歌颂。虞集流露颂盛忠君思想的诗歌作品数量很多，覆盖了他整个创作一生，情感也不乏真诚。

数量多反映在大量的应制诗、唱和诗中，多雍容典雅。或描绘宫廷富丽堂皇的气势，或赞叹文治武功、承平气象，或感念圣恩，这无须举例。还反映于送行诗、题画诗、写景诗、农家诗中。如“君不见旌旗不动九辟闲，海晏尘清千万里”（《题虎屏》）、“好得公田多稼地，长年歌咏圣恩中”（《送张仲华县臣调官京师》）、“深红重碧长千斛，细咏清歌奉太平”（《春云亭诗》）。这些题材中“太平”“承恩”一类的字眼比比皆是，颂盛忠君思想非常明显和直接。而那些借典故意象来宣扬盛世君恩的诗作也不少，如虞集时常借助典故来营造汉家文明，诗中屡有出现“汉宫”“金马门”“茂陵”“汉文”“汉武”“西王母”“大宛马”等。这些词语单个的出现不觉得什么，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虞集内心一定程度上像视大汉一样视元朝，这些诗分明能感受到汉家文明的气息。如《玉堂读卷》：

玉堂策士诏儒臣，御笔亲题墨色新。省树坐移帘底日，宫壶驰赐殿头春。虞廷制作夔龙盛，汉代文章董贾醇。书阁暮年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这首诗作于1330年，虞集以奎章阁侍书学士身份任科举廷试读卷官，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诗中他直接把元代等同于汉代，颇有皇家威仪斯文鼎盛的气象。写于同一时间的还有《玉堂读卷杂赋次韵》三首，也都流露出要尽心尽力为朝廷选举贤能的感恩意味。

如果说为官之时颂美忠君是官场生存之道，未必能代表虞集的本意，那么他退隐离京之际和归田后的诗歌，或许更能说明他此种思想的长久和真诚。虞集退隐之时六十三岁，离古人的告引之年提前了七年，这其中实有万不得已的苦衷。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332年文宗病逝，1333年顺帝即位大统，因虞集在文宗朝深得优渥，所以招致世家子弟不满，他们唯恐虞集在新帝那继续得宠，便想办法挤走他。而此前，虞集曾奉文宗命草诏，其中的内容就是针对现在的新皇顺帝，说他不是明宗的儿子，文宗当时是有意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御史便以草诏之事暗讽虞集离去。虞集惧祸，立即谒告归田，虽然他此前多次流露归隐念头，但这次的匆匆离去仍有被迫无奈的意味。且看他离京时的心情：

宫车晓送出神州，点点霜华入弊裘。无复文章通紫禁，空余涕泪洒清秋。苑中苜蓿烟光合，塞外葡萄露气浮。最忆御前催草诏，承恩回首几星周。（《八月十五日，伤感》）

诗歌前半部分交代自己离京的时间，是传统八月中秋的拂晓，清晨的霜气还未消退，有些清凉和刺骨，想到以后再也无缘朝廷，他的心境不免悲伤。后半部分回想自己的仕途生涯，有宫苑中的清景，有陪侍上京所见塞外的风光，更让诗人难忘的是阶前承诏的美好，所以离别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奈，情感又是那样的真诚和自然。

虞集归隐后，很多时候仍借诗歌表达颂盛感恩的思想，或感谢朝廷的问候，或颂美政治的清平和年谷的丰收。如《即事，四月十六日》：

卧病丘园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县官称寿邀相共，野老扶藜拜不前。带拭文犀看旧赐，发垂明鹤愧初筵。莫言小邑天光远，朝盖灵芝五色鲜。

此诗写于退隐山野的第五个年头，诗中有官民同乐的情景，还有抚拭旧赐之物的细节，加上尾联光鲜的瑞草，诗人嘉叹盛世皇恩的情感不说自明。他退隐后更多是把颂美感恩之情化作对往昔在朝生活的一种温馨回忆。如“君王欢喜侍臣贺，殿下风暄花萼舒。是时亲赐葡萄酒，潋滟玉杯先入手。承恩归去各西东，共叹文明古稀有”（《送胡士则》）。有时又是深层的忧虑，“长安一望浮云碍，廊庙江湖总是忧”。不用怀疑他对朝廷是多么留恋，他的情感有多么真挚。

虞集颂盛忠君思想是基于对盛世文明的认同。这除了因为元朝宽广疆域而萌发的一种家天下的通达畅快和盛世自豪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元廷汉法的认同。元世祖忽必烈立国之初就重用汉臣，大行汉法，如程钜夫江南选秀即是其中著名的事例。等到虞集初入京师的时候，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所以虞集在《题汪玉华所藏李息斋古木竹石图》回忆道：

大德年中最熙洽，四海无虞年谷熟。圣人护念如慈云，芬金写经五千轴。吴兴先生承诏起，精义东南遂空谷。横窗曲几擅清雅，宝气龙香散芬郁。我时布衣初到京，随客来观嗟不足。栖迟至大到延祐，坠绪遗经蒙见录。圣明天子心广大，仁孝东宫协渊穆。

在他的描述中，不仅社会稳定，五谷丰裕，而且统治阶级重文教，汉族知识分子受到礼遇，所以他用“熙洽”二字来诠释他心中的盛世文明，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可。他还说：“生当太平之世，从容悠游于语言文字之间，不亦可乎？”（《书玄玄赘稿后》）这是一种自觉，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甚至要将这一理想的文明推广下去，达到“一道德，同风俗”的地步。他是怀着这样的壮志和热情开始他的仕途的，并且也是一直这样努力的。(www.xing528.com)

然而因为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心境并非称心如意，所以那些偶尔流露的消极情感也同样值得关注。

比如写在朝馆阁生活的寂寞、当直的辛劳。这些诗对比应制、应酬诗，不再是皇恩浩荡、盛世斯文的调子，完全是寂静孤独地抒写。如作于奎章阁任上的《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赋》：

月下白玉阶，露生黄金井。疏条栖鹊寒，衰蕙流萤冷。恋阙感时康，怀归觉宵永。晨钟禁中来，白发聊自整。

诗题中的柯敬仲乃是元代著名的画家柯九思，他和虞集供职于奎章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诗中所写，月色笼罩下静静的宫苑，映衬着萧瑟清冷的寒枝，多少有些宫阙和家的对比，但怀归的渴望还是让人觉得时间如此漫长难挨，晨钟响起，结束了一夜的当直，一缕飘乱的白发无意透露些许倦怠和自怜，而更多的是无奈。

虞集内心深处更大的孤独源于不受重用的尴尬处境。他诗歌反反复复出现的寂寞扬雄形象正是夫子自道。如《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韵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毂，仪羽集云路。寂寞就书阁，老大长郎署。为山望成岑，织锦待盈度。我行起视夜，星汉非故处。

诗写于他53岁陪侍上京期间，“翰音”“仪羽”体现着皇家的威严气派，然而在这风光阵势下，诗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寂寞老大，末句斗转星移，又有长夜漫漫的辛劳。诗中化用扬雄的典故，扬雄于王莽称帝后，校书天禄阁，是甘于寂寞还是别有怀抱暂且不论，校书本身就是疏离政治中心的行为，虞集屡屡说寂寞，正是以扬雄的校书身份相对自己文史的身份，并于此寄寓自己未真正受重用的落寞。

虞集30岁入京师，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这一点从他诗歌中“驷马桥”的典故可以说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虞集《题王庶山水》说“驷马桥边车盖合”“应叹扬雄老不还”。他一开始就有着和司马相如一样的抱负——报效朝廷，建功立业，富贵荣乡。然而现实并非他理想中的那样。他先是任大都路儒学教授，继而任国子博士，直到元仁宗逝世前说“今儒者尽用，惟虞伯生未显擢耳”^[49]。许是这一句话，他才超擢五品的翰林待制，而虞集此时已经48岁，所以虞集有次说“折戟扬雄久不迁”，明显暗含深意。虞集其实很有政治才能，如他提出在京师之东筑堤为田以宽海运、以纾解民疲的提议就很有眼光，可惜未被采纳。从虞集的遭遇不难看出，汉族官员终究没有政治实权，并非“执事者”，即便入主奎章阁后，他的政治愿望也未得到根本改变，因为文宗说“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他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身边的文艺侍臣，虞集内心的寂寞就是自然而然了。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他时常叹老嗟卑。“校书寂寞扬雄老，亦赋凌云丽九霄”（《进讲后，侍宴大明殿，和马伯庸赞善韵二首，其二》）、“甘泉罢幸扬雄老，满鬓秋风不受吹”（《次韵杜德常典签秋日西山有感四首，其四》）。这些叹老之情只在全诗中出现一句，没有特别动人的力量，反倒有特意强调自己的老迈之嫌。他的嗟卑如《天历戊戌前续咏贫士》一诗，其中“寒窗”“破褐”“病骨”“无钱”等刻画极其卑苦，诗人作为朝廷官员，情理上不应如此寒碜，贫士无疑是诗人穷困仕途的自嘲。所以年龄的渐老和生活的贫困只是部分的事实，不排除他有无病呻吟、顾影自怜、想引起关注的意味。

更大的伤害是来自朝廷内部的排挤迫害。早在虞集41岁任国子博士的时候，这种遭际就出现了。当时吴澄辞国子司业，作为学生的虞集也受牵连，这是学术上的朱陆之争，也是南人北人的斗争。等到他入主奎章阁，因为与文宗过从甚密而引起贵族中伤，乃至文宗龙颜大怒，“一虞伯生，汝辈不能容耶？”^[50]于此可见他在朝处境。加上元朝中后期，王权时时更迭，忠臣被戕害，如1322年，英宗被弑，拜住被杀，1329年，即位不到八个月的明宗暴卒，文宗即位，五年后文宗去世，传位于明宗之子，不到一月明宗之子又驾崩。这背后的宫廷纷争何其残酷，虞集的惧祸情感便不可避免。如《榆林对月》：

日落次榆林，东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昴毕。草树风不起，蛩蜩绝啁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尽白。羸骖龁余栈，嫠妇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见河汉没。驿人告晨征，曈曈晓光发。

此诗写作时间据罗鹭考证当作于至治三年癸亥而非至治壬戌。^[51]是年八月四日，英宗被弑于上京，而虞集、袁桷、马祖常恰巧扈从陪侍同行。袁桷《秋闱倡和·丙寅江浙》曾提及此事：“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乘驿骑抵榆林，于时，善之祭酒、仲渊学士、伯生、伯庸二待制同在驿舍，触感增怅。”所以诗中营造的凄冷色调正是诗人听闻噩耗后惊惧、悲凉心情的反映。

虞集不容于贵族，也与虞集自身性格有关。《书上京国子监壁》前四句“神京极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风无时发，零雨每飘洒”，隐含了对不可预测的政局及其可能引发的祸害的忧患之情，而后一联“扬雄不晓事，栖栖守道者”颇值得玩味。《汉书·扬雄传》载：“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候。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虞集说扬雄“栖栖守道者”，正在突出扬雄的品格，说扬雄不晓事即不谙情理，不会依附权贵，这样整首诗是对自己在险恶的政局下仍坚守素志的自嘲。《神道碑》记载了虞集在任成均博士时，不畏权贵请托严惩醉酒失仪的刘生，《神道碑》还说虞集“坦易质直，扬榷人品，臧否惟是之从，无所顾忌，故朝论屡以御史才荐之。然亦以是贾怨，动以危事中之，赖人主察其无他以免”，他性格中的耿直由此可见。

虞集无力改变现状，所以他的愤激之情有时喷薄而出。如《无题诗》：“夏簟琅玕冷于水，绿鞴烹鱼手操匕。西风归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贵人死。”这是一种不被理解的愤慨和悲凉。

虞集这些偶尔流露的消极情感，可以说呈现了他心灵世界的另一面，是相对于他那些正面歌功颂德的另一面，它们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虞集在朝的生活和处境。但需要说明的有三点：其一，这些诗歌数量非常少，表达的也多隐晦，尤其那些孤独无奈惧祸之感的尤其是如此；其二，这些情感都不知不觉引向一种无奈，引向一种自我，即使愤激的词语，矛头对准的也是自己，他的诗文中几乎看不到一句抱怨君王和朝廷的话；其三，虞集满腔热情地想融入统治阶层，想在盛世大有作为，而现实令人失望，他的痛苦、无奈如此深沉，但他没有停止执着的追求，直到招致祸害而止，这又反过来衬托出他对元廷的忠诚。

虞集诗歌中反映的情感世界不能说不丰富，但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他曾经动摇或者放弃过对盛世和元廷的认同。颂盛忠君思想一直主导着他。他思想中的这一主线有助于对他家国思绪、归隐问题、仕元问题的更清楚认识。

比如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遗民之思。以虞集五十一岁时的表现为例，这一年从能确考的诗作来看是虞集情绪低落、遗民之思突出的一年。此年他居家丁忧三年，之后省墓吴中，有作《别叔父南山翁》《见叔父南山翁》等较感伤的作品。在同一时间他还续写了从兄虞德官“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那样很有遗民色彩的诗句。更兼虞集曾写有“故国丘墟遗庙在，荒城霜露远孙来”，“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等诗句，研究者便以此诗强调虞集的遗民思想，说虞集后来的辞职和他“长期以来在仕元问题上的彷徨，忧郁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有关”，又说他仕元“完全是处于无奈的，迫于压力又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复杂心态”，似在否定他的仕元立场。^[52]诚然他的故宋情怀未曾消亡，但他对先祖的怀恋和对忠臣的歌颂完全是人之常情，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否定他仕元的立场。考察虞集吴中省墓的心境可以对他这一年的情感有更深切了解。虞集四十七岁家父病逝，父亲的亡故对于他不仅刻骨铭心而且添加了他的沧桑之感。在《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云：“先君之服除，集复召归次对，而仲常除湘乡州判官。吾二人者，虽志不在仕宦，而贫无以为家，恸哭为别。”^[53]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父母在哪，家就在哪，虞集母亲早已去世，现在父亲又去世，他于是生出一种无家之感。而省墓吴中先祖之墓，更让他感觉到祖上的漂泊流离，所以这个时期所写诗歌是他特定心境下的感触之作。正如虞集此年有感于黄氏妹之葬所云：“集忧患之余，触事易与伤感，俯仰存殁，不觉清涕之交颐也。”所以这篇续虞德官的诗作也是这样心境的产物。他的这种特定情境下的感怆之情丝毫没有冲淡他对朝廷事业的热衷，因为等到元廷“复召归次对”，他便回到朝廷，先是荐芜湖令欧阳玄入朝，后又荐宋子与于朝^[54]，可谓依然故我地为朝廷之事尽心尽力。此年八月奉诏赴上都，恰英宗被弑，在英宗的庙陟配后，好友朱德润买舟而南，弃官归去，实是对英宗的一种感恩，而虞集是挽留朱德润，并不是像朱德润一样选择离去。等到入主奎章阁，他更是以“小臣职在歌功德”这样无限热忱去颂盛感恩。所以说虞集的家国情绪并没有像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动摇过仕元的决心。

还有他古稀之年于寒食日作诗“江山信美非吾土，漂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对于此诗的理解，研究者多强调他的家国之思，但从他同时作《寄成都孝成侄》《寄吴门弟侄》来看，他其实更主要表达的是对故土四川的深深怀念，家的意味更重，这是炽热乡情的流露。还有从他那组词《苏武慢》其十云：“六十归来，今过七十，感谢圣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饮饥餐，自己了无心事”来看，明明是无奈的抉择，但是他心里仍然感谢圣恩，而且在他七十岁前后的文章中也是仍斤斤于他的“文史之责”，继续以前文史的落款来宣扬盛世思想和礼乐文明。

又比如他的归隐心情。正是因为在朝生活的不如意，故园和江南成为他慰藉心灵的所在，成为他精神的栖息地。他把思乡之情融化在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牵挂上。如《仁寿寺僧报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怀故园》组诗，诗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又如《题秋日蜀棠》“忽见嫣然红数萼，故乡情思不胜春”，他的乡情可谓触耳触目即来。他笔下的江南是“明珰翠佩不胜愁”“一钩纤月清如水”（《题画柯敬仲杂画》），是“一色芦花著钓舟”（《题表侄陈可立杂画十首》其一），他更是创造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千古名句，不仅诗意婉约，更赋文化意蕴。但不要以为他的归隐之念超过了他的仕宦期待，有诗为证：

为政贵察色，读书在研覃。司视既不明，两者无一堪。尚不逭吏责，为师固宜惭。圣世无弃物，况兹久朝簪。决去岂我志，知止亦所谙。颇闻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饵千日期，冰胪复清涵。老马果识道，更服盐车骖。

诗中写了两层无奈，即无奈的视力和无奈的政治环境，所以他做出了无奈的选择，这才是他生发归隐之念的原因。他的不舍正因为他对元廷抱有太多的幻想，他对皇恩又有太多的期待，甚至希望有一天朝廷钦赐他退隐。他有一次在应制诗中委婉流露说“清朝优老容归早，野寺宜贤见岁丰”（《题白乐天重屏图，应制》），他还希望自己有一天像贺知章被唐高宗钦赐镜湖归隐一样，“万一天恩怜贺监，敕令何处结茅庐”（《自述》）。所以他心底存着太多幻想和留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仕和隐在他内心里其实不存在过多的矛盾。

虞集仕元立场不同于赵孟頫，又有别于袁桷。赵孟頫相对于虞集有两点特殊，一是故宋皇室身份，二是故宋曾授予官职，所以赵孟頫的出仕显得多少有些失节的意味，所以他晚年流露出后悔的情感。有诗为例：

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松雪斋集》卷四《和姚子敬韵》）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犹情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松雪斋集》卷五《自警》）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松雪斋集》卷二《罪出》）

而袁桷和虞集，近乎相同的出生和经历，但是袁桷的仕元更觉恬淡，他的“谨慎和渊默表现在其对政治的冲淡无为”^[55]，他文集中多次出现的“吏隐”一词即是他的一种仕宦态度。如：

京师二十载，酒中有深欢。大雨即闭户，朔风尝解鞍。客至輙笑之，是岂宜居官。振容筮神蓍，鸿飞渐于盘。百岁苦世短，万钟非我干。所以东方生，吏隐神益完。（《清容居士集》卷四《饮酒杂诗十二首》）

诗歌中体现的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思想。从袁桷很少卷入政治旋涡和很少被中伤来看，他的仕元显然没有虞集那样热忱和积极。

明了虞集的主导思想，也有助于认识虞集诗歌的感情基调。有研究者认为，“虞集因进入奎章阁之后，自身创作由抑郁忧伤走向典雅和平，由忧谗畏祸、感慨个人经历转为颂治平、‘赞国家涵煦之身’的盛世之歌”。^[56]这个观点似乎值得商榷。虞集进入奎章阁对于元代诗坛是非常重要，但是否前后情感判然有别呢？恐怕不是这样。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颂盛忠君思想一直是他诗歌的主要基调，那些抑郁忧伤、感慨个人经历的情感只是一时泛起的小情绪，它们从没有在一定阶段特别超出他的盛世情怀。

总之，在虞集的身上，自觉的颂美盛世、忠于朝廷的意味更多，这没有外来强迫的成分。他的诗文，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体现了这种思想的一致和连贯性。可以说，颂盛忠君是认识虞集复杂心态的一条主线，离开了这样一条主线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偏颇或者说有失公允的。

另外，虞集颂盛忠君的心态在江西籍馆阁文臣中有一定代表性。像揭傒斯，他的诗文中也有一些批判现实和社会弊端的，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陈衍按语“此诗大有寄托”^[57]，这首诗实是对欺压南人的北来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但揭傒斯对元朝的统治还是认可的，在《开元宫碑诗》中他说：“元兴龙翔，大拓疆土，四海八荒，咸觌其主”，表现对元疆域的赞叹。又如“皇天仁且广，君道亦如此。我思古唐虞，当日谁共理”（《杂诗二首寄彭通复》），欣然对元廷的盛世文明大唱赞歌。还有他在《大明殿退朝和周待制》说“词馆小臣何以报，皇图圣寿与天长”，《送笃御史赴南台》说：“大臣忧补衮，天子念垂衣。努力扶皇极，毋令谏疏稀。”这些流露的都是颂盛忠君的思想，而且他最终为辽金宋三史的编纂殚心竭虑以致累死于朝，都说明他对元廷的忠诚。而欧阳玄，是元廷首科选拔出来的进士，一生“三任成均、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荣耀无比，自然他对元廷更无二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