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结果

本章研究对象是聚集京师的江西籍文人群。

聚集京师的江西籍文人群主要由活跃于京师大都的一群江西文人组成，这个文人群以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江西籍馆阁文臣为中心。除这三人相对稳定地在京师做官之外，其他人流动性较大。他们有的短暂在朝廷任职，有的来京师游谒寻求官职，有的来京师参加科考。他们来到京师往往会拜谒江西籍馆阁文臣，并由此发生文学交往。尤其来京参加科考的士子，他们在文臣和地方名儒之间有时会充当信使的角色，这使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联系起了地方和京师文学。这个文人群体的出现意味着江西文学突破地域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主流文坛。

这个文人群包括四类人。

第一类是较固定的在京师做官，而且一般为文臣，他们是这个群体最核心的部分。第一代有程钜夫，第二代有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第三代有危素。

第二类是在京短暂任职。如吴澄于武宗至大三年在京为国子监臣，之后离去，英宗至治三年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泰定元年委以经筵讲官，二年以疾辞，每次都是旋进旋退。如范梈（1272—1330），字亨父，又字德机，清江人，年三十六始游京师，卖卜燕市，以荐为翰林编修，后赴地方任职，在京时间短暂，今存《范德机诗集》七卷。吴澄作《故承务郎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范亨父墓志铭》，虞集有《题德机诗后》《赋范德机诗集后》，揭傒斯作《范先生诗序》。如宋沂，字子与，清江（今江西樟树）人。他于至治三年至京，天历中宋本任艺文太监招致于监中任秘书工作。宋本卒，亦以丁忧南归，后任常山县尹。^[1]书室名春咏亭，著有《春咏亭稿》。其诗载于《元诗选》三集庚卷，计八首。如吴当，字伯尚，抚州崇仁人，吴澄孙，至正初以荫入仕，荐为国子助教，预修辽、宋、金三史。书成，除翰林编修。晚年隐居吉水，至正二十一年卒。

第三类是游士类，通过游谒名臣来获取进入仕途的机会。如傅若金（1304—1343），初字汝砺，揭傒斯为他改字与砺。临江新喻人，少从范梈学诗法。以布衣入京师，诗文为虞集、揭傒斯赏识，与欧阳玄亦有交往。元统三年佐使安南，以功授广州儒学教授，至正三年暴卒。有《傅与砺诗文集》二十卷。

第四类是江西籍进士。京师是天子所在，每隔三年的会试、廷试总会有很多考生到来，江西士子自然不例外。如进士刘闻，字文廷，安成（今江西安福）人，早年通《春秋》，受知于欧阳玄。至顺元年登进士第，授临江录事，至正二年，起复为翰林编修，参修《宋史》，书成进翰林修撰。有《容窗集》十卷。欧阳玄有《与刘文廷书》《与刘文廷启》《送刘文廷之清江录事序》。如进士刘性，字粹衷，安成人，有学识，能辞章，会试御试皆第二，在南士中实为第一，官旌德县尹，迁翰林应奉文字，与修《宋史》。《全元文》收其文四篇。揭傒斯有《送刘旌德》《送刘旌德序》。

从年龄上来说，吴澄也应该属于这个群体第一代，只是吴澄在京师待的时间不长。范梈也可以算入群体第二代，但范梈在京师待的时间也很短。第三代除危素、傅若金，还有年轻的江西籍进士们。这个活跃于京师的江西籍文人群，没有明确的材料显示他们经常在一起。但是这一群人又是有相互来往，有的还很密切。从已有的材料和上面的生平介绍可以看出，吴澄和程钜夫是同门好友，揭傒斯为程钜夫举荐入朝，之后又经虞集举荐入奎章阁。欧阳玄是虞集父亲虞汲的门生，又是经虞集举荐入朝。范梈和虞集、揭傒斯关系都很好，虞集几次在诗文中写道范梈，揭傒斯为范梈诗作序。危素登吴澄门，又和虞集、欧阳玄有师友关系。傅若金更是在虞集、欧阳玄、揭傒斯文集中多次出现。所以，这些人是在同乡基础上，加上师缘、友缘构成了一个文人群体。

这一群体中，虞集的作用十分明显。虞集初入大都，他身边的好友不乏江西人，如《游长春宫诗序》^[2]记载大德八年春，虞集三十三岁在大都路儒学任上的时候，曾与豫章周仪之、四明袁伯长、宣城贡仲章、广信刘自谦、庐陵曾益初等游长春宫，并有诗唱和。这里的周仪之即周天凤，豫章武宁人，曾益初即曾德裕，永丰人，他们都是江西籍。还有至顺二年二月，虞集与王用亨、杨宗瑞、张希文、陈旅、周伯琦、揭傒斯、欧阳玄、董定宇在上东门外岱宗之祠赏杏花。其中的张希文，字质夫，瑞州新昌人，还有揭傒斯、欧阳玄、周伯琦都是江西籍文臣。江西人在朝的力量随着揭傒斯、欧阳玄的到来无疑壮大了，江西籍文臣在朝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于是活跃于他们周围的江西文士也就越来越多了，这其中有一些人是希望得到文臣举荐的。在朝举荐江西士子是从程钜夫开始的。杨士奇《程提举行吟像后》说：“元之兴，南士显用者，莫先于程文宪公。其后吴文正公、揭文安公继起，皆文宪所延誉推荐，皆出于江之西也。”^[3]杨士奇在这里没有提虞集，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可能程钜夫没有举荐过虞集，二是可能在杨士奇看来虞集不能算作土生土长的江西人。虞集在朝是否得到过程钜夫的帮助不得而知，但是程钜夫去世后，虞集为他写了《程文海文集序》，高度评价程钜夫的文学功绩。虞集对江西也是充满乡情的，他十三岁来到临川，“予寓居临川三十年……然视临川，则为故乡矣”^[4]，他从来是把自己当作江西一分子。所以虞集在位，举荐了不少江西籍士子。如至治三年，荐芜湖令欧阳玄于朝，同一年与宋本共荐临江宋子与于朝；天历二年，荐揭傒斯为奎章阁授经郎，同一年，荐周天凤为翰林待制，事奏而周已卒；又荐曾巽初为太常博士，不报；至顺三年傅若金来京师，虞集与宋本将之荐于朝，不报。

虞集在朝的影响是和他很早就立足京师并在与南北文人交往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分不开的。尤其当赵孟頫、袁桷纷纷离京之后，他于文宗朝成为奎章阁大学士，从此主盟文坛，成为一代文宗。他还充当廷试读卷官，一时荣耀无比。所以很自然地，他对南方士子尤其江西士子形成向心力。这些江西士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乡贡进士，他们和虞集是同乡，且又有志于功名，虞集也尽可能给予他们关照。如《送高尚志下第归江西》《送进士刘闻文廷赴临江录事》《送罗朋友道擢高第，拜官还崇仁，赋此为别》《送周东扬赴零陵，分韵得乌字》，这些诗歌都为江西进士所作，落第则勉励对方，高中则祝贺并深有期待。还有如《庐陵欧阳德器游京，以所藏先世告敕见原功于玉堂，赋此以送之》，这是为来京的庐陵人赋行，也可以看出虞集的江西情结。另外虞集应江西地方文教事业所写之文、为江西士子写的诗文集序更是不胜枚举。

当虞集离开京师，江西籍文人在京师的代表自然就是揭傒斯和欧阳玄了。当傅若金佐使安南和赴广州儒学任之际，有一批江西籍文人为他送行，欧阳玄、揭傒斯即在其中。宋沂也有诗数首送傅若金佐使安南。傅若金赴广州之际，揭傒斯作《送傅与砺序》，欧阳玄作送行序，又有安成人刘闻、丰城人陈克生、豫章人王武送别诗数首。^[5]这些江西人就是以揭傒斯、欧阳玄为中心。(www.xing528.com)

首先是积极用世的政治取向。

江西籍文人聚集京师，因为京师是政治文化中心。这些江西籍文人先后来到京师，有的得以立足京师，进入朝廷，有的旋进旋退，有的走在通往仕途的路上，所以这一群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强烈的用世渴望。也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江西籍馆阁文臣服务元朝廷，还是江西士子游谒京师寻求出仕机会，更或者是江西乡贡进士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身上都有强烈的仕进之心，都表现出积极进取的一面。积极进取的特点虽不为江西人所独有，但却在江西人身上表现更明显。除去程钜夫一开始就在朝为官之外，其余人都有这样一个寻求仕进的过程。如虞集青年时期来到大都，先是倚靠大臣董士选，之后被举荐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走上仕途。揭傒斯来到京师，是得到程钜夫的帮助，之后由程钜夫举荐入朝。

他们何以有如此强烈的仕进之心呢？其一，是他们切实感受到元廷疆域的广大。他们和宋末元初的遗民不一样。遗民们怀着对故宋的深情隐逸乡间，他们很少人有时间有精力去大都或者黄河以北看看了。程钜夫劝导吴澄出山的时候，吴澄以母辞，程钜夫说：“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无一观乎？”^[6]程钜夫此番话大有用意。为何他单单以燕冀中原为诱饵呢，或许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对故宋深情的遗民只要看到燕冀中原就一定会热血沸腾，就一定会深深感到大元疆域的辽阔，因为这是南宋朝廷一百五十余年都不曾实现的梦想。程钜夫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感受所以死心塌地为元廷服务了。吴澄观赏大都后的直观感受不得而知，但他后来的确出山了，说明他还是逐渐认可了元廷，这和观大都有没有关系呢？或许有吧。到了虞集，他大德年间来到京师，真切感受到海宇混一、南北往来一家，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所以他澎湃的政治热情和这不无关系。而比虞集年龄更小的文人、进士们都争先到京师大都一览，可见大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深深吸引着他们。其二，和元廷的文教举措也有很大关联，尤其是科举制重开，他们看到了仕途的希望，他们期望借助科举，不仅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更想延续家族的荣誉。其三，吴澄的学术主张也着实引导了江西士子的进取之风。吴澄的学术思想重实用。他的学术扭转了江西的风气，所以后起的江西文士们很多都受吴澄影响。吴澄教导后学不仅要在道德上自励自养，还要实践，在生活上实践，在政治上实践，要实学实用。吴澄自己说：“知圣贤之学，得之于心，为实德，行之于身，为实行，见之于日用，施之于家国，为实事。是以日夜孜孜矻矻，唯恐无以自立于己而不敢求用于时也。”^[7]吴澄是在给董士选信中说这番话的，他谦虚地说不敢，并不是不想，他所说的“实事”已经明白无误地包括了家国。他认为首先要使自己立于己，也就是要在道德上有所成，之后用于世。所以吴澄的用世主张十分明显，受吴澄影响的后学们积极用世的心情和吴澄家国实事的主张是一致的。江西籍文臣身上尤其能体现这种用世渴望。他们对元廷的态度较之于他们的前辈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们入元时，年龄尚小甚至就生于元初，他们的一生伴随着元廷逐步文明的整个过程。所以尽管在蒙古族统治下的朝廷，他们时时受倾轧、排挤、迫害，时有孤独痛苦情怀，甚至像虞集还流露了故宋之思，但他们仍一直努力地为元廷服务。虞集到晚年还一直感念着圣恩，揭傒斯一直为元廷鞠躬尽瘁，死在京师，欧阳玄也是如此。这归根结底是颂盛忠君的思想引导着他们，他们仕元的立场、他们的政治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是这一群体的盛世文学主张。

盛世文风一般是平易雅正的，或者说雍容正大的。这种文风往往出现于朝代的中期，因为每一个朝代的中期往往政局稳定，呈国泰民安气象。这时文臣适时出来颂美君王和太平盛世。北宋元祐时期，欧阳修倡导雍容平和的文风适应了时代需要，成就了他一代文宗的地位，他平易的馆阁文风也因此为后世推崇和效仿。而元人认为，旷古未有的盛世已来临，所以他们毫不吝惜颂扬之词，并开始推广平易正大的文风。这一文风实际在程钜夫那里就已经显露端倪。程钜夫青年起就在元廷任职，深得忽必烈器重，他也为元廷的文教事业尽心尽力。他不仅赴江南选贤，还参与了一系列文教政策的制定，如在科举诏中把平实作为选文的标准。他的文学功绩正如虞集所说：“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8]而真正大行平易雅正文风的是虞集，虞集走上文坛是在中期，他在文坛地位的凸显正是在其他大老纷纷离去之后。加之还有欧阳玄、揭傒斯等人的呼应。他们文学上主张“性情之正”和“辞平和”，这“性情之正”既是君子人格的要求，又较之“性情之真”多了一层社会教化、政治功能的考虑。“平和”即是要用平易的语言达到优容沉蕴的力量，颇有温柔敦厚的儒家风旨意味。他们的主张与元廷的文风要求是吻合的，他们就是要以盛世平和文风消弭掉元初遗民文人表现出来的悲悼故国、沉郁慷慨的调子，消弭掉一切磊落、怪奇之风。元中期文臣们在推行盛世文学主张的时候，自然将矛头对准文风奇崛的庐陵。虞集等人不止一次地说江乡文风仄闭，没有大的气象，批评的就是遗民在自我的天地慷慨悲歌。虞集等人一面批判江西文风，一面又大力培养和援引江西后学，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努力改变江西文风，同时也壮大盛世文风的队伍。所以他们为江西士子诗文集作序，在这些诗文集序中肯定年轻人的文学创作。他们也为地方后学树立典范，如在庐陵，他们就树立了刘诜这样一个典范。他们读到刘诜诗文的时候，非常惊讶于他的根柢理道和文风平易，所以赞赏他“不以乡里古今而为界限”^[9]，欣喜于他“生一乡而不溺于一乡之薰习，生一时而不合乎一时之流俗”。^[10]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西籍馆阁文臣与江西地方文坛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动，一方面是文臣对江西文风尤其是庐陵文风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庐陵文人对来自馆阁的批评作出自己的回应。馆阁文臣对庐陵文学的批判是认为庐陵文学违背了欧阳修平易雍容的风格，而他们要坚持和推广的正是欧阳修的这种风格。而庐陵文人对庐陵文学的护法以刘诜为代表，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欧阳修文风不止是平易雍容，也有长江大河之壮、高山乔岳之重。他因而指出盛世文风学而一体，不能变化，可谓深中其要害。

再次是这一群体文学创作上的共同倾向。

以江西籍文臣和江西进士为主来反映这个群体的创作倾向。江西进士群体的诗文留存下来的很少了，他们保存在科举文献中的应试文章值得关注。这些进士应试文章由于科考考题的限定，已经带上了鲜明的儒家风雅、经世致用的旨意。加之科考考题多为文臣所拟定，所以进士所写要符合科举选文的要求才能高中，他们的文风自然和盛世文风相符合。因此，进士是一群受科举文风引导的人，他们在模拟应试文章的时候倾向于盛世文风是必然的。而江西籍馆阁文臣在创作上有一个较明显的主题，即歌颂盛世、赞辅皇明、有功世教。他们诗文风格上的共同倾向是平和雅正。而在创作题材上，他们很多题画诗，很多碑传文，这和他们作为文臣精于书画鉴赏和长于撰述分不开。他们作为名臣还为地方文教事业写了很多书院记，为地方人物做碑铭，这些作品也都是有益风教的主旨。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江西籍文臣不仅是元廷官员，也是从江西地方走出去的名人，他们的双重身份使地方主事者乐意请他们撰文纪念文教大事，如揭傒斯《富州重修学记》《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抚州灵感庙记》等，都是为江西所写。而且从儒家风雅之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文学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圣贤气象”。他们的缺点是过分拘泥于正大，所以缺少变化，也缺乏个性和真情。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精彩的诗文，他们风格的多样性还需要重新认识。另外，傅若金不是文臣，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有受平和雅正盛世文风影响的一面，但是他也写出了很多关注底层的内容，这和他的游历生活有关，这也是文臣所缺乏的。

聚集京师的江西籍文人群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抚州文儒吴澄所流露出来的儒者气质发扬，因而元中后期文坛的平易之风和他们直接关联。他们既从根本上改变了江西文风，也最终促成了平易正大盛世文风的形成。

本章第二节从虞集融会贯通的学术品格说起，探讨这种品格与圣贤气象的关系。接着探讨江西籍馆阁文臣们的心态，这关乎他们仕元的立场和文风的取向。第三节探讨馆阁文臣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展现他们作为群体的共同点和对整个文坛的贡献。第四节对他们的继承者傅若金和危素进行个案的研究。本章余论部分对明代台阁文学与元江西籍文臣关系作一个简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