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吴澄、何中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吴澄在文学理论上颇有建树，《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从“分派江西，不必其似，而惟其可”“因与革”“品之高，其机在我”^[42]三方面来把握吴澄的文学思想，在吴澄对于江西诗派的维护、对于古今关系的思考、对于主观认识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查洪德先生将吴澄文学思想概括为四点：“文也者，本乎气也：建立在气本论宇宙观哲学基础之上的文章本体论”“诗者，人心自然之乐也：言为心声的心学解说”“夫诗以道性情之真，自然而然之为贵：理学家的自然性情论”“学识才气与诗文创作：根植其哲学人性论的作家修养论”^[43]，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另外，张红博士《元代唐诗学研究》将吴澄列为折中唐宋派，从“以唐诗为上品”“唐宋并尊”、“唐宋诗之因革”“超越唐宋：品之高、其机在我”^[44]四方面论述吴澄的诗学批评。可以说，当代学者对吴澄的文学思想作出了很好的研究。本节在前人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吴澄文学思想中的儒者情怀和地域关照，以突出这位开宗立派的理学宗师在文学上的思考和地域文风上的期待。

吴澄的文学批评都流露在他为别人诗文集所作序中。读这些序文，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其中流露出来的一种儒者情怀，或者说圣贤气象。他的胸襟开阔而包容，他的奖掖诚恳又饱含期待，而这种儒者的情怀是同时代人所写诗文序中缺乏的。吴澄的这种儒者情怀具体言之，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性情志与世教伦理的统一、包容欣赏的批评态度、融液贯彻的主体修养之功，这三方面是他作为名儒所具有的淑世精神、平和风度和人性关怀的反映。

个性情志与世教伦理的统一是吴澄文学批评中很瞩目的一点。所谓个性情志，即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吴澄文学观念受心学影响，有重个性、突出自我的一面，所谓“诗而我”“品之机，其在我”，无不是要求自然地抒发个人情志，表现性情之真，这和他学术思想的“在我精神”密切相关。所谓世教伦理指社会功用的考虑。吴澄分别在《邬性传诗序》和《孙履常文集序》两篇文章中引“文章与世道相为升降”（卷十五）和“文章固儒之末技，然其高下兴衰关系天下之气运”（卷二二）两句话，很显然他是赞同诗文不能独绝于世道之外的，所以他说“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古之为诗者如是，后之能诗者抑或能然，岂徒求其声音采色之似而已哉”（卷十九《萧养蒙诗序》），前一句讲情之真，即个性情志，第二句讲世教伦理，吴澄有机把两者绾合起来。如何发挥教化之功，吴澄在《杨桂芳诗序》说道：“由辞赋而歌诗，由歌诗而上达屈骚、风雅颂之旨，声其声，实其实，则为子而孝，为臣而忠，政可以官，言可以使。诗之为诗盖如此，岂徒吟咏风花雪月，如今世所谓诗人而已哉！”（卷十七）他的意思即作为诗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而要像古代诗人学习，有为而作，有关讽喻。在《题厉直之行卷》说：“以孝为行，以温柔敦厚为诗，则远之事君，授之政而使于四方，何施而不可哉！”（卷五五）他对后学的希望显然不仅仅是做一个纯粹的诗人，而是有关于君国天下。在《刘鹗诗序》中他说刘鹗祖父“年过期颐，训其孙所作诗贵实，盖知作诗作文之要领。且谓当推实于言行，则其学识知所根柢，非但文士见趣而已”（卷十七）。他不满足于文士的仅游戏文章，他的诗文观念志在修身和践履德业。

因此，有了世教伦理的要求，就决定了吴澄的性情之真绝不是一般文士那样的肆情、纵情，他是希望个性精神要收敛到世教伦理上来，这就使吴澄文学批评上升到政教伦理的高度，而与儒家胸怀天下相对应。

融通包容的欣赏态度，这是吴澄儒者情怀的又一表现。吴澄在学术上兼容并包，在文学批评上和气通达，这是相一致的。吴澄在学术上尚可以看到他批评的苛刻，而在文学批评中感觉到的是更多的肯定和尊重，或许作为大儒的他在学术上扭转风气的渴望更强烈。如他的《欧阳齐汲诗序》，他以水为喻，说：“虽然，水之为物汹涌澎湃，瀚漫滔汩，沦涟洄洑，泓涵澄深，是不一德。观之于源源混混之初，已骇目怵心；继此其千态万状，不可名者，水哉水哉！”言下之意，水之为德不一，文章风格也当如水之千变万状，各有姿态，不可强求一致。他还把文章风格不一的源头上溯到《诗经》：“诗之变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勿论。予观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颂自颂，变风自变风，变雅亦然，各不同也。诗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讫于魏晋颜谢以下，虽曰五言，而魏晋之体已变。变而极于陈、隋，汉五言至是几亡。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变之中有古体，有近体，体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杂言，诗之体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体，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纤曲直，青黄赤白，均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概齐，而况后之作者乎。”（卷十五《皮照德诗序》）既然诗歌源头风格就不一，那么对后之作者更不当强求一致。在《刘巨川诗序》中他开头用比喻手法罗列各种不同风格，接着说“人之能不能，万不齐也，而岂可强哉？”（卷十八）流露的也正是这种思想。

吴澄对待后学的态度尤可以反映他的儒者包容胸襟。如《马可翁诗序》说“马可翁简直任气，故人不皆好之。余于众不皆好之中而知其可取者焉。诗效昌谷者逼昌谷，效山谷者逼山谷，它作亦往往贤于人”（卷十六），吴澄独能在别人的批评中取其一得，并寄希望于他能继承里中先辈诗人，这种婉转的奖掖，含有殷切的期待意味。他为很多后学写的诗文序都包含着这样的期待。

吴澄对于江西地域文风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的包容心态，如《苍山曾氏诗评序》云“宋末江右之能诗者，若章贡，若庐陵，若旴江，若清江，皆有人焉。所入所造虽殊，而各有可取”（卷二一），又如《刘尚友文集序》中他对于刘辰翁父子评价颇高，比之于眉山二苏，并对刘尚友的文章直言喜爱之情。

当然，吴澄对各种艺术风格都尊重并不是说吴澄心中没有他倾向的文章风格，归类比较他对别人诗文集下的评语可以发现，“清以淳”（卷十七《黄养源诗序》）、“清以醇”（卷二七《送虞叔常北上序》）、“诗甚淳美”（卷十七《杨桂芳诗序》）、“醇洁”（卷十五《徐侍郎文集序》）、“典雅温润、明白敷畅”（卷二二《金溪刘大博文集序》）、“温淳雅健”（卷七四《故宋文林郎道州判官何君墓碣铭》）、“为古文简健光洁，根著理道”（卷七五《故楚清先生龚君墓碣铭》）一类占绝大多数。简言之，那是有根柢的儒者之文，也是他倾向的文章风格。

吴澄的儒者情怀表现之三还在于融液贯彻的性情修养之方。作为儒者的吴澄虽然视文章为儒业末技，但是他丝毫没有轻视文章的写作。虽然他也没有示人具体创作技巧，但他对创作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创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和创作主体的个人修养相联系，这也可以视作吴澄对后学德业的关心和人格性情的培养。

融液是学术会通后的内化升华，是吴澄认为的较高境界，吴澄在诗学批评中也提出芳润融液之说，他说“善诗者譬如酿蜜，必渣滓尽化，芳润融液，而后贮于脾者皆成蜜；又如食叶之蚕，必内养既熟，通身明滢，而后吐于口者皆成丝”（卷二二《周栖筠诗集序》）。在另一篇《送郭以是序》说为文当如蜜蜂采蜜，“蜂之酿蜜，不采取于花可乎？融液混成而无滓，人见其蜜而不见其花也。”（卷二七）从花到蜜，从叶到丝，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吴澄的采花酿蜜说，无疑是指广泛学习前人而达到日臻于化、日近于道的过程。吴澄强调诗文之本，他说“诗文以理为主”，并认为理是诗之本，理是文章之根柢，他所说的理即义理，因而他所说的芳润融液指义理的融液更准确，文章蕴涵义理，不仅能“理到气昌”（卷五六《题贡仲章文稿后》），而且能有益世教人心。那么义理从何而来，他认为从后天的学习，学习圣贤经书而来，如《吴伯恭诗序》说“伯恭方且研经务学，以培其本”，又说“学以充其才，理以长其气，必有事焉，当不但能诗而已”（卷二三），义理之学，不仅发而能诗，还有更多更广泛的实际意义。于是他提出了学识才气的四字法则，“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以纯备乎”（卷十九《元复初文集序》）。吴澄之所以高度推崇唐宋七子，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有根柢，他在《遗安集序》中甚至认为唐宋七子之文可与六经并传，说宜黄邹次陈“盖其才气优裕，义理明习，故文有根柢，非徒长于辞而已”（卷二二）。

吴澄注重创作主体的修养，自然他好以人论诗文，如称滕司业“有学有行而有文者”（《滕司业文集序》），称翰林侍读学士李仲渊“心易直而气劲健，其为诗也肖其人”（卷二二《李侍读诗序》），在《临川王文公文集序》他将王安石文章度越流辈归结为“其行卓，其志坚，超超富贵之外，无一毫利欲之汨，少壮至老死如一。其为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卷二十）。吴澄反对那种文与人不符的现象，在《王友山诗序》中他说：“彼深险也，而辞易直；鄙狭也，而辞宏敞；软媚也，而辞劲峭；秽浊也，而辞清整；若是而为文者，表里不相肖，予不知其可也。”（卷二三）他是希望表里如一。吴澄还在《李元吉诗序》中引韩愈的话说“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卷二二），他实际上要求创作主体内充实学，然后发之于言行。他这些主张无疑和他的实学主张有关，如果说有功世教是外在之实，那么融液之功就是内在为己之实。正因如此，他在唐宋七子中又将王安石文章列为第一，说他穷经有实学，修身有实行，经世有实用，“三实者盈乎中而溢乎外，诗其支流尔”。（卷十五《许士广诗序》）

当然，对于义理的融液贯彻是一方面，对诗文家的学习也是一方面，这同样需要融液之功。选取一家学习需要这样，选取多家学习更要这样。如他在《黄成性诗序》中所讲“泽之以南丰之原，经之以金溪之道，磨砻浸润，光莹透彻，渣滓尽而冲漠存；德人之言如玉，才人之言如金，逸士高流如水晶云母，心声所发自然而然，先进又何能多！”（卷十六）这就是一种融液之功，只要善于融液，这种学习的对象多多益善。在《李侍读诗序》中说：“盖其平日淹贯古今诸名家诗，芳润熏渍乎肝脾，英华含咀乎颐辅。藏蓄既富，而气之盛又足以驱役左右之，俾效供给而各职其职，非若孱懦之帅，拥兵百万而拙于调用。”（卷二二）这里芳润指的就是广泛学习吸收名家营养并内化为己有，达到自然抒写而无不可的地步，这样也就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对于具体的诗文学习，他说善学者：“不必其侣，而惟其可”（卷十七《黄体元诗序》），不善学者“字其字，文其文，形模謦欬，事事逼真，俨若孙叔敖之衣冠”（卷十七《刘志霖文稿序》），吴澄显然反对斤斤模拟，正如他对于口耳记诵之学的反对一样，在《张君材诗序》赞扬张氏诗歌“非蹈袭，非模拟，其似也天然。益丰其本，而自成一家，其不为一代大诗人乎？”（卷二三）这里的超越不一定是指水平的超越，解释为实现个人自我的超越或许更准确，也即形成自己一家风格的意味。吴澄强调“本”，但反对“固”和“泥”，他说“言诗本于唐，非固于唐也”（卷十九《唐诗三体家法序》），又说“然则古诗似汉魏可也，必欲似汉魏则泥。此可为圆机之士道，执一废百者未足与议也”（卷二二《孙静可诗序》）。吴澄批评中常有“不太博而太博”“尚友之文非会孟之文”“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别起江西一祖可也”这样的句子，说的都是学而能出，最终能形成自己风格的意思。

吴澄还叹服刘辰翁诗学评点之功，说“近年庐陵刘会孟于诸家诗融液贯彻，评论造极”，看来，诗学批评也一样，只有广泛学习，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才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

吴澄结合地域谈论文学这个特点也很给人启发，很值得人去总结。

吴澄重点关注的地域是自己的家乡江西。他关于江西地域的论述散见于他的文章中，因其散碎所以不为人注意。这些论述并非都涉及文学，但都和他对江西文学的认识有关，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看，才能更好地把握他的这种认识以及他的认识思路。这些文章约略有《修齐堂记》《西园记》《故居士康君祥可墓志铭》《鳌溪群贤诗选序》《黄成性诗序》《送左县尹序》《赠刘泰观序》《赠教谕荣应瑞序》等，它们反映了吴澄对江西自然地理、江西人物特点、江西地域文风特点的理解。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首先，人才关乎山川。吴澄习惯用“土风”“形势”指自然风物。如他说豫章武宁、分宁两地（今属江西九江市）“山峭而水清，人生其间者，大率任侠尚气，虽士亦然，盖其土风然也”（卷二四《赠教谕荣应瑞序》）；说建昌新城（今属江西抚州市）“近郭多石山，岩险粗砺，故其民俗刚毅。士生其间，其行往往峭峻介特，盖其形势然也”（卷三一《送左县尹序》）；说抚州临川“山水清远，不以险固为恃。田畴之力完厚，岁之出者敏博，其风俗尚文雅。昔多大儒先生以为之仪则，而又涵煦国家德泽之盛者数十年”（卷四五《西园记》）。在他看来，人物性格、民风民俗和其生长地的山川特点密切关联。山峻峭的地方人任侠刚毅，山清远的地方人尚文儒雅，所以吴澄直言不讳地说“谓人物之无关于山川形势，不可也”（卷三一《送左县尹序》）。

其次，土风影响文风。如他说：“旴、金溪接壤，土气颇相类，诗文往往奇倔峭厉”（卷十六《黄成性诗序》），直接由土气说到文风，这是很明显的例子。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这种思路较隐晦，需要寻绎，下面集中看他关于庐陵或称吉州（均指今江西吉安市）的论述：

“庐陵山水奇秀，其生才也，往往俊迈绝群，地产然也。”（卷二九《赠刘泰观序》）

“予观吉郡之俗，大抵恃气好胜。”（卷四二《修齐堂记》）

“予阅庐陵之士多矣，大抵卓荦秀伟则有余，而谨重淳厚常不足。”（卷二六《送邵天民赴瑞金教谕序》）

“庐陵之士俊伟卓荦之类多，谨重信厚之类少”（卷三十《送庐陵解辰翁谒吏部选序》）

“江西之郡吉为最，其最者何也？文士之秀伟，富户之雄盛，俱非它郡所能敌也。其文士也，渔猎异书以逞其博，追琢瑰辞以衒其巧；如山岳嶙峋，如波涛汹涌，如秋空鹰隼，如春园花卉；或豪健丰赡，或清奇俊逸，或诙谲诡怪，或妍媚蔚纡，卑卑者不敢仰视。然求其渊渊如海、温温如玉，恂恂如孔子之处乡党，谦谦如颜子之有若无、实若虚者，盖不多见。”（卷八三《故居士康君祥可墓志铭》）

上述五处关于吉州的论述，很分散，但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吴澄地域文学认识思路一目了然。这五处，第一处由山水讲到人才特点，第二、三、四处只讲人才特点，第五处重点讲文学特点。吴澄归纳吉州山川特点是“奇秀”，人才特点是“俊迈绝群”“恃气好胜”“卓荦秀伟则有余，而谨重淳厚常不足”“秀伟”，毫无疑问，吴澄以为这都是“地产”的缘故。而吴澄归纳吉州文士为文特点是“逞其博”“衒其巧”，吴澄进一步形容这种文风，“如山岳嶙峋”，是不平衍，“如波涛汹涌”，是不舒缓，“如秋空鹰隼”，是状其厉，“如春园花卉”，是状其丽，之后的那四组“豪健”“清奇”“诙谲”“妍媚”说的也都是大致的意思，因而吉州文士很少“渊渊如海、温温如玉”的儒者气象。在吴澄看来，这些特点都不是孤立而是相关联的。吴澄由此将土风与文风发生联系，由山川特点到人才特点再到文风特点，形成他地域文学的一种认识思路。

再次，人才、文风可以异于土风。吴澄一方面认为土风对人才有影响，一方面又很欣赏那些异于土风者。仍是在《黄成性诗序》篇中，吴澄举地方名人来论证旴、金溪两地（今属江西抚州市）诗文与土气的关系，他认为李觏是奇倔峭厉的典范，曾巩文章因为濡染经书所以异于土风，但曾巩的立身行事和李觏一样特立杰出，还有陆九渊虽然有得于道，但人格仍迥异特立，这些都和土风相类。地方文化名人尚且如此，遑论一般人呢？因而在吴澄看来，“夫生于其乡而异于其俗，此世所谓非常人也”（卷二四《赠教谕荣应瑞序》），所以他不免要欣赏那些异于土风的人。如《修齐堂记》说吉州泰和人康斯济居家“如孔子之处乡党，有犯无校，无争有让，固已超出乎流辈”。吴澄于吉州两百年来最心仪的人物是周必大，他不止一次地大加赞赏道“以予所闻，二百年来，惟丞相益国文忠公不为土地风俗所移”（卷二六《送邵天民赴瑞金教谕序》）、“盖良金美玉，天下所共宝者，不以所产之地论，而亦非地气所能囿也。庐陵人物甲天下，二百年来名位之最隆、福禄之最厚，无如益国文忠公”（卷二九《赠刘泰观序》）、“予亦尝言益国周丞相虽家庐陵，而泯然俊伟卓荦之迹韬于谨重信厚之中，故其名位所到，事业所就，超出众人之上”（卷三十《送庐陵解辰翁谒吏部选序》）。在吴澄看来，周必大之所以能取得名位之隆、福禄之厚的原因就在于有“谨重信厚”的儒者气质，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肯定抚州学正庐陵人解应辰“不矜持，不浅露，恂恂乎国公气象”，这也是一种近儒的风度，可以说，周必大的气质正是儒者吴澄心中的一种理想境界。从人才文风可以异于土风这一点，还说明吴澄对事理的认识不是僵固，而是融通和辩证的。

应该指出，吴澄土风影响文风的观念和文学批评中的“江山之助”一说有别，事实上他对“山川之助”的说法多次表示怀疑。《旷若谷诗文序》（卷二三）中说庐陵人旷若谷文章“超然有乘风凌云之趣”，世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这和他游历大江南北得“山川之助”有关，但吴澄坚决批驳这一点，他说“子长世司典籍，其雄才间气，天实与之。使其不游江淮，不上会稽，不窥九嶷，不浮沅湘，不涉汶泗，不经齐、鲁、梁、楚，则遂无《史记》乎？况子长二十而游，《史记》之作乃在中年以后，距其少游之岁月亦已远矣，岂其游之所得至久，而忽然郁发于一旦也哉？然则为斯论者近于诬，而或然之者几于愚矣”，所以他又说：“必如昔人所云，见阴风怒涛而后能奔放浩荡，见朝云暮烟而后能妍媚蔚纡，吾不信也”，他坚决否认“一部《史记》在天下名山大川之说”。很清楚，吴澄否认“山川之助”是因为他不相信游历能对人产生巨大帮助，这和出生地对人的影响是两码事。况且，他把反对山川之助和他反对世人以出游求取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吴澄屡屡在送序中说及并劝诫他人的话。

吴澄地域文学观念的形成基于他对江西自然、人文地理的洞彻了解。他还为自己的这种地域文学观找到了立论之源，在《鳌溪群贤诗选序》（卷十六）中说：“《诗经》有十五国之别，土风各不同。邶、墉、皆卫也，而不系之卫；魏亦唐也，而不系之唐。何也？国别之中又有不同者，来者不容不本其地，编者不敢不离其篇也。《国风》远矣。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岂政异俗殊而诗至是哉？山川人物固然而然，土风自不可以概齐也。”在这里，吴澄将地域文学源头上溯到《诗经》十五国的划分，他对近世诗坛各个地域流派也有相当清楚的了解，他对江西诗坛的认识尤其具体到郡县之别，这篇序文或许可以看作他关于地域文学的纲领性论述。

吴澄关注江西文学自然源于他对家乡的热爱，这种情感还表现在他对地方名人的推崇上。他在多篇序文中已经形成古文“唐宋七子”的观念，七子中包括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这对后世“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有直接影响。作为抚州人，吴澄对抚州人文更多偏爱，对抚州文人抱有极大热忱，他说：“中书、丞相之文如丽天日月，上与汉之贾马、唐之韩柳等夷。”（卷二四《赠饶熙序》）他对王安石文学成就更是推崇备至，“宋三百年，文人未有过吾荆国丞相者，诗人亦未有过吾荆国丞相者”（卷十六《陈善夫集序》）；“宋三百年文章，欧曾二苏各名一世，而荆国王文公为之最。何也？才、识、学、行俱优也。”（卷二三《王友山诗序》）这些表述不排除吴澄对王安石浓郁的乡贤情结，但是更多时候吴澄能超脱一己乡愿，表现出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包容。作为大学者，他心中期许的是儒者气象，所谓“渊渊如海，温温如玉”，他引韩愈“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津”诗句作为修身之则、修辞之则（卷十六《马可翁诗序》），因而他乃至对王安石也仍有遗憾，说王安石“公之学虽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学也；公之才虽优，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卷二十《临川王文公集序》）。吴澄的儒者气象还表现在对江西文学的态度上，他虽然认为临川地域清远最具儒者气象，但对江西其他地方文风并没有批判，尤其对庐陵文风是一种包容乃至欣赏。而元中后期以虞集为首的江西文臣对庐陵奇崛文风的批判则十分严厉，显然吴澄要比他的学生、不是江西土生土长的虞集包容得多。

最后说说吴澄在古人“江西地域文学观念”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吴澄以前，有很多文人学者都对江西地域有过印象式的论说，包括非江西籍人士，尤其到了宋代，这种地域的论说更多，南宋朱熹就特别突出，他在与陆九渊的争辩中屡屡将“江西之学”与江西人性格特点联系起来。可以说，宋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形成江西地域的认识，他们关于江西自然地理特点、江西民风民俗特点、江西地域文风特点的认识已经比较丰富，但是没有谁的论述中能将这三方面作统一观照和整体思考，包括朱熹也只是借江西人性格特点批判江西学术特点，罗大经也仅就文学说文学。只有到了吴澄，他对江西自然、人文地理从郡到县都有具体入微的了解，而且将自然地理和地域文风特点辩证联系起来看待，形成了自己地域文学批评的独特思路，所以吴澄无疑可以看作是“江西地域文学观念”形成过程中一个很自觉的梳理者、概括者。当然，吴澄的地域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微不足道，观点有些平常，但是今人一切现有所得都是前人在做基础，站在文化传承发展的链条上去看吴澄，他对于江西地域文学的认识，无疑是充满了智慧的。

综合以上论说，吴澄正是在对江西文学地域的关注上思考江西文学的走向，他折中兼济的学术特点和名儒风范使他的文学思想带上了圣贤之气，也正是这样一种圣贤气象消解了元初遗民的奇崛风尚。从他开始，江西文学开始向一种平和开放的态势发展，他的努力也为江西文学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名儒吴澄不仅关心文坛的发展和走向，而且为政事、公事、地方事务以及他人请托等创作了大量文章，又在兴致之时屡动诗才。今存吴澄诗文集100卷，其中诗歌八卷532首，文章九十二卷，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实在是非常丰富。这百卷诗文不能说有特别突出的艺术成就，但是对于了解当时的学风、文风，了解吴澄的思想、个性、心态大有裨益。下面就他的散文和诗歌来分别论述。^[45]

吴澄的文九十二卷，按文体分有制、表、书、启、序、跋、说、记、铭、神道碑、墓、表等。其中，序、记、题跋、说、碑铭是最主要的类型，而且多有佳作。

1.序，包括诗文序、书序、送行序等。

诗文序最能反映吴澄的文学观念，也是最有文学思想价值的部分。吴澄借助为别人作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类序文表现很强的议论说理的成分。而且他关于文学的论述极有概括性和洞察力，或论文学发展的统序，或论文学发展的规律。他论文以唐宋七子为佳，诗歌以魏晋、唐为尚，他的文学观念虽然融通，但首要的是文章要有本，要有根柢，要有关世教。在根和本的前提下，努力求变求新，这根和本无非就是儒家传统教化的内容。其中可读的诗文序不少，有的直奔主题，就所写对象评点开来，有的先作一番议论再引出所写对象。如《皮照德诗序》（卷十五）开头一句“诗之变不一也”作为总纲，然后从《诗经》到楚骚到汉五言一直到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无不是“不一之变”，接着对近世极诋涪翁的现象予以批判，全文真正落实到皮照德诗歌评价的也就两三句话，所以序文的很大篇幅是吴澄在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又如《谭晋明诗序》（卷十七）开头即说“诗以道性情之真”，之后简略数语概述《诗经》至今的好诗无不是“发乎自然，而非造作也”，之后再引出对谭晋明诗的评价，全文的重点倒更像是前面部分。吴澄在论说的时候很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如《刘巨川诗序》论世间诗歌风格不一，他说：“世之事斯技也众矣，或如春华之炜烨，或如秋树之替零，或如洪河之汹涌，或如弱水之底滞，或如骐骥之驰骤，或如蚤虱之缘延。或如礼法进趋之士，折矩周规；或如狂病叫呼之人，踰垣上屋；或如三军一将之令，整肃精明；或如一皿百虫之蛊，蠕动杂糅。人之能不能万不齐也，而岂可强哉。”（卷十八）像这样排比各种艺术风格，既形象而又给人深刻印象。

赠序和送行序，对象有医、道、儒、官、吏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吴澄在这类文章中主要是反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的是论今世之风，有的是论官场之习，有的论科举之弊，也有的论杂学，同时根据对方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或祝福，或期盼，或劝诫，心之拳拳，言之切切，总之处处流露的是一种圣贤情怀。如《赠何中德序》从先汉的吏风讲到国朝吏风，再说到何中德有文儒气象，迥然世俗之吏，并对其升迁表示祝贺，吴澄所肯定的也就是他内心所期望的。又如《别赵子昂序》（卷二五），这是吴澄很重要的一篇序文，吴澄在文中系统梳理文统。他开头径直说“盈天地之间，一气耳”，“言之精者为文，文也者，本乎气”，所以自然地引出“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这样的观点，这是文章的第一个层次；接着文章论述元以前历代文章，谓斯文代有，豪杰之士代出，而唐之韩柳、宋之欧阳、王、曾、二苏七子为卓卓者，他们为文“为一世之人所不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遗乎今”，是于世俗中能自拔者；最后引出文章所写对象赵子昂，“丰度类李太白，资质类张敬夫”，“识见夐出流俗之表”，所以寄厚望赵子昂能上追七子。这样一篇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娓娓道来，有对比有衬托，足可称佳作。还有《送何太虚北游序》（卷三四）也是一篇送行佳作。文章以一连串问句兴起，“士可以游乎？不岀户而知天下，何以游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之后的论述也是极有层次，先是比较圣人与老氏对待游的不同态度，说老氏“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是“所谓不出户而能知者”，而圣人生而知之的是“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而对于“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是需要借助外物才能知道的，所以古人“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而尤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因而士不可以不游。他接着又描写近世士子在上国“奔趋乎爵禄之所”“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的丑态，得出“昔之游者为道，今之游者为利”的观点。最后引出送行对象自己的表弟何中，赞扬他三十余年不谈利禄的志行，并谓他此行将“识日长而志日超，迹圣人之迹。”文章一进一退，一正一反，在正反推进中结构全文，使自己的立场鲜明。

其他序作，包括家谱序、族谱序、书序。尤其书序，多为别人或自己著作所写，这类著作涉及范围较广，如《春秋会传序》《易简归一序》《服制考详序》《女教之书序》《庄子正义序》《六经补注序》《通典序》《纲常明鉴序》《地理类要序》《葬书注序》《瑞竹堂经验方序》等，这些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的关注点所在，他借以发表自己的识见，当然关注最多的还是儒家经典一类。而那些家谱族谱序无非叙其渊源，记其荣光，总之关乎人伦大本。

2.题跋

吴澄题跋类不如序文之多，但数量也不少。所题对象有他人墨迹、书信、诗文集、绘画、家乘、族谱、德政碑、画像、讲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篇幅一般不长，但于此也可见其志趣和性情。

吴澄的题跋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前代名臣、大儒的遗墨而作。对于名臣，他多肯定他们身上的忠贞气节，也以此寄托遗民之思和故国深情。如《题宋列圣御容》，他直接落款“遗民之子吴澄”，《跋胡刚简公奏稿》和《题刚简胡公印历》缅怀庐陵刚简公于权奸当道之时，能“爱君而不爱其身”的志行。题写最多的对象是文天祥，如《跋文丞相与妹书》所阐发的“臣不二君，女不二夫；臣尽节而死，女全节自生；不愧于天，不怍于人，可传千万世”，肯定的正是文信公气节。而对于名儒，多景仰他们的政治和道德，如《题朱文公武夷棹歌遗墨》流露出的不仅是对朱子诗章、字画的喜爱，更有对其道德学业的景仰。此外，《题宏斋包公巽斋欧阳公遗墨后》也是如此，他说：“得包之卓伟，则于道可以进取；得欧阳之醇厚，则于非道有所不为。”

吴澄还有一些题画品书之作，游心于艺术，随意点评，见其抱负性情。如《题曾云巢春郊放牧图》描写春天原野上的十头牛，其态各异，“各适其适”，最后“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一句，流露出一种治民思想。《赤壁图后》与苏东坡同发千年之慨，“人间升沉兴仆，不过梦幻斯须之顷”。《题东坡所写墨竹》以竹“巨竿老节，惯傲雪霜”来突出人的操守，还有《跋赵子昂书麻姑坛碑》反映吴澄在书画上的造诣。

吴澄题跋最多的是单篇文章和诗文集，单篇文章多堂记、墓志，如《题诚悦堂记后》《题真乐堂记后》《题棣华轩记后》，仍不外乎伦理孝道之类。为诗文集题跋有的类同诗文集序，阐发自己的一些文学观念，有的简略数语，简单论及其人其诗，或摘句点评，其文学价值自无法和他的诗文序相媲美。

吴澄所题族谱世谱多扬先世之美、孝子慈孙之心。还有题人物传如《题吴节妇传后》阐发的也是“厚人伦、裨世教”的旨意。也有的题跋是游戏之作，如《葬地索笑图跋》：“索索索，有心越难得；笑笑笑，无人敢轻诮；图图图，模糊复模糊；跋跋跋，透脱真透脱。”（卷六十）

3.说

吴澄以“说”命名的文章，或解释学术命题，或生发斋名堂名的意思，更多的是字说。这类文章多不被研究者重视，以为说理成分太重，但说理正是吴澄的长处，于此不仅见出他的学问，而且在说理中他将儒家伦理道义、君子修身励志全部寓含其中。读这类文章，不仅能获得知识，还不免为他如此精彩形象的譬喻叫好，这是一种义理的阐释之功。

比如阐述学术命题的《无极太极说》，宋儒对于无极和太极的意思和两者关系众说纷纭。吴澄开篇就指出太极即道，将道称为太极只是假借之词，而之所以用极这个概念，就譬如屋极、辰极、皇极等，都是至高至上之意。而在极前冠一太字，是因为道实为天地万物之极，是极之至大者，它不可实指，无形无象，所以“虽无所谓极，而实为天地万物之极，故曰无极而太极”。他无意在无极和太极之间强分高下，但却在有限的篇幅内将无极、太极两者关系论述得很到位，他的解说很简洁毫无粘连，还善于联类譬喻，这就十分高明。

他的斋、堂说一类也是紧扣其名字做文章，然后生发开来。古人斋堂名多有讲究，如命之以仁寿、存我、中和、慎独、主敬、渊默等，说文无非都是生发这些儒学术语并在生发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春谷说》（卷六）写河南人赵某以春谷名其居，文章开头将春谷分为“司春”“暘谷”二词，又将“暘”释为“日出之明”“春暘之温”之义，然后从河南“天地之中”“气候之正”的地理位置说到河南大儒周敦颐的春风条畅，最后升华，“春之时，在天地为元，在人心为仁”。他以此深含寓意，希望为政者广布春阳，广施仁爱，那样天下皆春，处处暘谷。读这篇文章会发现，吴澄构思很巧，既考虑赵某的籍贯，又结合他的身份，还寄寓了自己的美好政治理想，可谓一举数得，匠心独运。

还有字说一类文章，它反映了古代读书人对名字的重视。字号不仅是一个称呼，也有期待或训诫之意。正如吴澄在《孔得之字说》（卷八）所说“名者，己之所以自称；字者，人之所以称己也。古人之名、之字，盖无所取义。近世有说其名与字之义，以寓训诫者，非古也”。男子成年时都有向父辈老成乡贤问字的习惯，吴澄作为地方名儒前来问字的人很多。吴澄字说写得好的也不少，如《车舟说》（卷六）写豫章揭秀才以车为名，以舟为字，吴澄紧扣名和字，从“胜至重之任、致至远之地”来立意，又引邵雍“物者，身之舟车”一语，其实想要表达的是身之舟要承载天之道，最后联系揭秀才将借助有形之舟车远游京师，于是引出吴澄出、处、用、舍的劝诫，全文将有形和无形的舟车很好地结合起来。又如《姜河道原字说》（卷八）先从水之源引导到学之本上来，说为学立志要极乎远大，“究其原”，而用功必循夫近小，“有其渐”；又说“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学道，如禹之治水”，然后又说到圣门教人之方，“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谆切平实，未尝轻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他无非要表达为学当从小而入，要真知实践。吴澄总能找到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总能出之以形象的表达，所以这样的说理生动又让人信服。这方面的佳作还有《邬畇兄弟字说》，因兄弟四人之名都带田字，于是生发出来，“有一家之田，有一身之田。一家之田，土地是也；一身之田，性情是也。地之为田也，起土曰耕，播谷曰种，种草曰耨，纳稼曰获；情之为田也，耕之以礼，种之以义，耨之以学，获之以仁”（卷十），他希望后学能用这些圣人治人之术来治己。这篇字说很好地处理了实有土地与虚指身心的关系，并最终归结到仁义礼智的治学上，不仅匠心独运，还不失儒家温婉之教。

4.记

吴澄的记和序一般被认为是他文章中写得最好的部分。他的记从数量来说也很可观。所写对象有事有物，事如祈雨、平寇，物多建筑，有官署厅壁、祠堂、书院、家堂书斋、书塾义塾庙学县学、宫观寺庙庵、亭台楼阁轩名园等，林林总总。记文的主题思想仍然带有很浓的政治世教、伦理道德倾向，如祠堂记不外乎写主上世代的功德，厅壁记写政府机构的为政之本，其他的生祠记、祈雨记都不脱主人公的道德仁义、惠济苍生等内容，县学书院记也多着眼政事之美、有功风教、有助圣学、期待来学等主旨。他的堂记、斋记也是着墨于主人公的君子之德、流风美韵。他的记文和其他类文章有相似之处，仍然以议论见长，但因为是记文，又较其他文体多了些叙的成分，叙议结合可以说是这类文章的一个特点。如《岳麓书院重修记》文章开头叙述书院的创建，几历风雨到今天的重修，接着叙写圣学源流以及岳麓书院因圣贤足迹而名声彰显的事实，最后感叹圣学求仁之方在一言一行中，期勉学者慎思笃行之，这种行文结构就属于前叙后议。记文中的佳作还是要数那些娓娓说道的文章。如《必葺斋记》（卷三九）其实是从有形之斋说到无形之斋，无形之斋就是人心。有形之斋因有主而日久常新，心因无主而顿生毁败，所以要让心之有主，就要让他心定和安于常，做到不必修葺而未尝不修葺，而最后的目标就是达到以天地为吾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最高境界，整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很新颖，而且富于内涵。又如《远清堂记》（卷三九）开头直揭周敦颐“香远益清”四字旨意，之后简单描写堂周围风景，“城之北、居之南，大池方广百步，与城内外沟水通，舟可往来其间。池中莲万本，盛夏花开叶茂时，绚错如锦。南熏徐至，香气弥天”，景物也是寓含香远二字，之后作者生发开来，从莲讲到君子之德，“中通外直，本也；不枝不蔓、不妖不染，余也；香远益清，余之余也”，然后揭橥周子圣学之旨——“虚静而明通，动直而公溥也”。读这些文章，一来可以得到知识的享受，二来可以感受到吴澄平易从容的圣贤气象，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温风款款的儒家之教。吴澄还有不少写宫观道院的记作，多记修建事情，在内容上无足可观，叙述也显得平铺直叙，反而给人不耐读的感觉。

5.箴、铭

吴澄这类作品不多，所写多是儒学名词，很有惩创警诫的力量。如《和铭》以“大哉，敬乎！至哉，和乎！”统冠全篇，之后有一段精彩的比喻对比“敬”和“和”的区别，所谓“敬则如小程子之严厉，立尺雪者凛如也；和则如大程子之浑厚，坐春风者温如也。敬则如张子之气质刚毅，德盛貌恭，肃如也；和则如周子之胸中洒落，光风霁月，盎如也。敬则如孟子之秋杀，而泰山岩岩，毅如也；和则如颜子之春生，而和风庆云，霭如也”，用大儒的风神气质把严肃斋庄之敬和从容不迫之和区别开来，给人很直观的感受，而且结构对仗整齐，排比有力。又如《自新铭》以人每日必漱其齿、洁其面、浴其体才能还其本来之白来譬喻，告诫人们一切污垢实“自吾”，所以人要自觉，要自新，并进一步引申“士子守己，当如女子；文人治身，当如武人”，要像女子治屋一毫无染，武人杀敌直前不顾，这么形象的说法的确很有感染力。

6.碑铭、墓志

包括宫观寺庙碑，为他人所作神道碑、墓表、墓志铭，这类文章的中心主题仍是宣扬忠君、孝义、学行等，关乎世教人心的多，而且以叙述见长，有事件，有中心人物，总体来说，史料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吴澄任职翰林史臣期间所作行状神道碑等大制作，多按时间顺序，叙述传主家世、生平、官职的升迁，突出其事功政绩，表彰其忠君爱国的思想，主题正大，体式完整。相比较而言，那些短篇更有可读性，它们叙事简洁，少议论，把对人物的品评寓含在行文中，如《皮仲宜墓志铭》描写其人，“髭髯姱修，言论峭直；汛扫一室，有自读之书，有自吟之诗；宾至焚香瀹茗，或觞或咏，谐笑云云；萧散不羁，宛若晋人风度”（卷其二）。这几句话，人物的相貌、言谈、闲居生活乃至风神都交代出来了，笔墨十分简净。又如《黄亨叔墓志铭》（卷七四）有三段话突出人物，“宅东有阁扁曰见远阁，东有轩扁曰东明，燕坐之室嘉树森立，活水镜静，扁曰梅塘，一家父子兄弟文物雍容，宾朋觞咏无虚日”；“虽疾，犹娱书不辍，手写邵子观易吟，又自吟云：‘久约松筠坚晩节，病逢蒲柳望秋时’，此其绝笔也”；“一日，进弟若子于前，嘱以家事，教以孝友敬顺、亲亲贤贤、辑邻恤众之道。知旧省疾，举手揖别，曰：‘吾逝矣’”。第一段可以窥见人物的学识和性情，第二段可以反映才情，第三段活画出人物的坦荡磊落，这些都是从小事反映人物品格。吴澄为他人作铭，还重客观真实，他行文中常穿插人物言语代替叙述，有时是借他人之口突出人物事迹和特点，有时是引传主自己的话突出其性情。如《故平洲居士刘士远墓志铭》（卷八一）写其人乐善好施，面对久债未还又来赊欠之人仍“周恤不靳”，并说“彼以贫，故偿不及时尔，岂负我哉？”只此一句，其人善心可见。又如《倪君立墓志铭》（卷八四）行文中引传主自己的话“吾安为斗升之禄废晨昏之养乎？”一句话便把他不乐仕进、淡泊养亲的品质突出来。引他人的话，没有将别人之语占为己有，也是一种在不熟悉传主情况下的巧妙处理办法。引传主自己的话当是对传主有较多地了解，而且引语要远胜过第三者的直接评价，读者也能获得更真实更客观的感觉，这些正应了吴澄“铭文当不虚美”的标准。当然，这些小传记也传递了地方风俗、名士风尚等信息。

除以上六类，吴澄还有很少的书、启，主要内容包括：一、乡贡中进士后，答谢座主、考官；二、入元后，因不愿征聘，所以请朋友于朝中贵人帮为曲说；三、给别人作碑铭、记后所附书信；四、荐子弟于朝中贵人；五、朋友间的问候；六、回复朋友的问候。他的答谢座主一类篇幅较长，很能见出他从小的志向。他入元后给朝中贵胄所写书信，多婉转表达自己不愿出仕的意思，很能反映吴澄的心态。吴澄申明自己对组织骈俪之文的厌恶，所以寒暄客套的书信写来都是散体形式。但他的书信很注意用词，很注意文辞的修饰，如“好风东来，吹下云朵，四壁顿为之增光”等即是。

吴澄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题画诗

题画诗兴起在宋代，到元代已经成为文人诗歌的一个主要题材。吴澄诗歌中这类题材也很多，或五绝，或七绝，或五古，或七古，以前两种形式为主。尤其要注意其中所流露的感情。

有一类题画诗表现自己归隐志向。如《题桃源春晓图》“朦胧晓色破初春，一洞桃花树树新。此景世间真个有，只今去做捕鱼人”（卷九二）。又如《题画山水善面》“一搦山川掌握中，人间何处不清风。水边林下千年意，万里扁舟五亩宫。”（卷九二）还有《题溪南烟雨图》“小小溪南五亩宫，等闲袖子睇遥空。春风杨柳梧桐月，绝似垂竿烟雨中。”第一首中的桃源是人们熟知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第二、三首的“五亩宫”，当从“一亩宫”而来。《礼记·儒行第四十一》云：“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篷户瓮牖。”以“一亩宫”称寒士的简陋居处，而五亩宫当指儒士的读书隐居之所，诗中“捕鱼人”“扁舟”“垂竿”也都是隐逸思绪的流露。此外，吴澄流露山林情思、思乡心绪的诗也可以作归隐看。如《题山水图》：“远树疏林映晚霞，江心写影度平沙。谁人写我村居乐，付与岩泉处士家。”（卷九二）如《题山水手卷》“家在江南山水村，黄尘陌上两眸昏。偶然此景梦中见，归路迢迢欲断魂。”（卷九二）

有一类题画诗寄寓政治兴亡感慨。如《题太祖太宗蹴鞠图有陈希夷赵韩王及二待诏》“混元共戏一丸图，年在庚申启运前。圣贤仙凡俱泯泯，而今七度见流年”（卷九二），表达王朝更替之感。又如《道君十八鹤》“得伴天仙上碧空，世间凡羽讵堪同。如何也解亡人国，漫想遗民哭懿公”（卷九二），诗寓讽喻，用卫懿公好鹤而亡国的典故，批判的矛头直指宋道君皇帝。还有《宋徽宗二鹊图》“昔观二鹤，今睹二鹊。笔意如生，抚卷落泪”（卷一百），唏嘘伤感，分明能感受到他的遗民之思。以其他朝代为题材的如《题杨妃病齿图》“齿痛自颦看，君王亦不怡。此痴如早割，何待马嵬时”（卷九一），一语双关，马嵬之变是唐王朝衰败导火索，吴澄批判唐王朝没有及早痛革弊端，很难说言语中不涉及宋亡事实。又对语双关二鹊图》“昔观二鹤，今睹二鹊。笔意如生，抚卷落泪。如《题陶渊明画像》“凄凉义熙后，沉痛永初元。天阔目无力，相随酒一尊”（卷九一），描写陶渊明义熙之后的生活，陶渊明内心的深沉悲痛怕只有吴澄这样经历朝代更迭的士人才能体会到，所以吴澄很多诗歌中引陶渊明典故是有深意的。吴澄《题寒雀图》“更无树叶可因依，有啄能鸣愬与谁。闭口双栖聊自暖，怎知宿处是寒枝”（卷九二），反映的正是元朝建立之初南方士子无枝可依的真实处境。

2.赠答诗

赠是作诗给他人或送别他人，答是回应对方诗作。这里将凡是题目中有“赠”“送”“答”字的诗歌都统归此类。

其一，所赠对象主要是相士、术士、葬师、道士、上人、法师、医士、琴士、星学、写真，也有山人。这类诗作往往就对方的身份有感而作，或论其学，或叹其术，或祝福，或期勉。吴澄《赠罗心远》一诗中说：“转钧造命非吾事，欲赠无财且赠诗”（卷九六），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给那么多江湖人士赠诗的原因。在这些诗中，他把赞叹送给画史、琴士、医士、道士、法师，如《赠画史黄庸之》赞美他笔意神奇，“写遍麟凤到鹿麋”，《题琴士戴天声赠言》夸赞对方心如琴声之美；《寄赠旴江名医汤又新》称赞对方能“为贫民苏死命，令孝子寿亲年”，《赠朱法师》称赞对方是能救旱灾的济时之才。而对于相士、葬师等只是就其技艺而发，对他们行业的实际作用则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反倒更多是在劝勉上。如《赠广昌黄庆甫谈葬术》劝勉对方辅以六经，“及时培远业，风翮九霄程”。《赠月鉴相士刘德辉》称“上等相人非色相，内观玄览更超然”，也有劝勉之意。还有《赠地理邹晞阳》在形容地理师天涯羁栖之苦后，以“认得田园真乐处，归来尧舜是吾师”收尾，劝诫之意很明显。看来，作为一代名儒，本着社稷民生，他是不轻许人的。

其二，送别诗多为他人远游、赴任、致仕、省亲而作，还有朋友分别而作。这些诗篇饱含对后学前途的关心，对他人升迁或致仕归隐的祝福，还有对他人归家尽孝的褒扬。于此既可见吴澄对友情的珍视，又可见作为儒者的吴澄对伦理亲情的关注。举几首为例，如《送汪复心致仕得封赠之典归隐》“只为浮云卖了身，天涯多少未归人。钦承恩命归休致，独占紫阳千亩春。”（卷九二）“八十衰翁作计疏，羡君六十早悬车。山中无限幽居乐，老眼犹明好看书”，这是对朋友蒙皇恩致仕荣归故园、得享幽居之乐的祝福；又如《与张仲美别仍用前韵》“乡邻应怪我，何以独归迟。木末芙蓉发，帘前果臝垂。夜寒知露重，秋老验星移。南浦今番别，重来倘可期”；“已了公家事，归寻小洞天。交吟留别句，官办送归船。夜月各千里，秋风又一年。伹当频寄字，悃恳问安眠。”吴澄与张仲美在江西乡贡校文时结下了友谊，临别之际，道珍重，惺惺难分离。吴澄还有一些赠答诗是为他人生日而作，尤其为朝廷老臣写的寿诗，颇见太平盛世气象。

其三，吴澄诗中还有很多依原韵酬答之作，所答、所和、所次多针对朋友诗作。如《答扬州盛子渊》《和窦神清惠教韵》《次韵酬刘监簿》《次韵袁惟一寄赠》《依韵奉答明极讲主禅师》等，都是一对一的答赠致谢。即使朋辈那些并非赠自己的诗，吴澄有时也去次韵，这既表现了他的一种关注，也无形中形成一种应答，一种互动，增强了友情，训练了诗思。如《潜庵兰思有倡和以示天慵而不以示余，次韵索之》，诗歌题目就反映了文人间的雅致情趣。还有的夸赞对方的德行或政绩，如《和刘尚友》《次韵酬彭泽和县尉》。或表达离别之情，如《次韵别文穆》。或对友人言及心志，如《贡院中和张仲美》《用赠李燦然韵述怀》。吴澄的这些诗不排除应酬之作，但也有真情流露。如《贡院中和张仲美》：“墙外浮屠压古城，案头文字浩纵横。不辞霜鬓年华老，又办天朝岁贡英。秋陇故园迷蝶梦，晓窗客枕厌鸡声。何当孺子亭前去，省想高风浣俗情。”又如《豫章贡院即事奉和云林提举晩春闲居旧韵二首》：“客里秋光好，归心不厌迟。墙低孤塔见，院静一帘垂。隔纸闻风怒，临阶看日移。宛然似三径，未负菊花期”；“昼日闲庭步，秋云万里天。眼前俱实际，身外一虚船。得意浑忘老，论交岂问年。此中真乐在，不要华山眠。”从这些诗作能感觉到吴澄的真性情，老者的恬淡从容、智者的融通，纷纷流露于笔端。

3.写景诗

吴澄笔下的景有两类，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他很少单纯为写景而写景，人文风景之作要远多于自然风景。

描写自然风景，较好的如《立春日寓北方赋雪诗》，明人徐火勃谓吴澄诗“亦多巧思”“超脱理学蹊径者”^[46]，举的就是这首诗。诗云：“腊转洪钧岁已残，东风剪水下天坛。剩添吴楚千江水，压倒秦淮万里山。风竹婆娑银凤舞，云松偃蹇玉龙寒。不知天上谁横笛，吹落琼花满世间。”这首诗无疑可以称为佳作，它没有正面描写雪景，有的是大胆的想象，而且极有气势，读者在称赏造物豪情挥洒之时，也叹服作者的巧妙构思。又如《湖口阻风登江矶山观涛》：“狂风吹入浑欲倒，瑟瑟寒声动秋草。扪萝径上矶头山，万顷江湖波浩渺。怒鳞云鬛奔腾来，眩目快心千样好。向曾观海难为观，回首匡庐青未了。玄云作帽深蒙头，五老藏昂元不老。何时月夜水镜净，漭荡澄虚纳苍昊。著我峰尖伴老人，生看海东红日杲。”这首诗作于江西湖口江矶山，置身山头，可以回望庐山秀美景色，诗人诗兴逸荡，想象庐山云海缭绕的五老峰，想象月夜笼罩的澄净虚空的山林，并希望自己附着山间，伴着五老看日出。欣赏这些诗作的时候，分明能感受到诗人豪迈之情。

吴澄笔下的人文风景，有的是行旅路上所见所题，但多数是应他人请求，为别人家的亭台楼阁所写。吴澄的这类诗歌，注意在物的名字上做文章，如《清隐轩》“冰雪净无尘，风波澹不起。眼中世缘断，疏影在浅水”，既写出水之清，又突出心之净。还有《题爱莲亭》二首：“小亭倒影蘸清涟，万斛香风一沼莲。千载有人同此爱，试于花外契真传”；“看花妙悟出天然，有藕有荷方有莲。认出个中端的意，生生不尽亿千年。”此诗之妙不仅描画莲之形，还刻画莲芳洁品格和千百年来的莲文化意蕴。吴澄还注意在亭台楼阁主人的精神意趣上着笔，如《寄题栖碧山》“栖碧山前有逸民，爱山终日与山亲。几番晴雨青如故，人不傲山山傲人”，是人增添山之青，还是山助长了人之清，或许二者兼有。又如《寄题饶氏西园》“我生亦坐林泉僻，何日飞来共一樽。”《寄题胡氏园趣》“我亦谋归理荒径，寄诗先到岘台东”，倾心的是这些亭台楼阁幽雅的环境，正与他自己的山林之志相契合。

4.哲理诗

作为理学家的吴澄多有生发道理的诗作，此类诗以议论见长。他十八岁时作有《自警》二首，其中谓“必有事焉常恐恐，直教心要强惺惺”“唤起主人翁警省，自家三径不容荒”，这类似座右铭，但给读者同样深刻的警诫意味。《感兴诗》二十五首说理意味较强，所论涉及儒道释、文学、历史人物。如说道和佛的差别“老氏巧处事，任术以为理。释氏严治心，绝物以胜己”。说历史名人“周召分方伯，酂留著诗家。西山二子薇，东陵故侯瓜”“子房为韩心，孔明兴汉事。三代以后人，卓伟表万世”“扬雄莽大夫，陶潜晋处士。男儿百岁中，盖棺事乃已”。论历史事件“汉皇弃梁传，郑公负唐帝。君臣际会难，礼乐竟沦废”。又论学术，如“临川捷径不，新安循堂序。本堂近定慧，末世堕训诰”“新安穷格功，临川修省处。三人有我师，况此众父父”。这些既可以反映他广博的学识，又可以反映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理解以及对学术的追求。吴澄还有《勉学吟》四首，每首皆以“三十年前好用工”为开头和结尾：

三十年前好用工，男儿何者谓英雄。世间有事皆当做，天下无坚不可攻。万里行方由足下，一毫非莫入胸中。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三十年前好用工，日间莫只恁从容。养成骄习皆因富，蹉过流光只为慵。人不修为何异兽，蛇能变化即成龙。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三十年前好用工，为师不过发其蒙。十分底蕴从人说，百倍工夫自己充。旧学要加新学养，今朝不与昨朝同。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三十年前好用工，过时学力强求通。从头莫枉青春日，丱角俄成白髪翁。既冠当除婴孺态，居今贵有古人风。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这四首劝学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无非教人勤勉问学，自觉自立，最终通过学习变化气质。诗人用语真可以当得“拳拳”二字。

除了以上四大类，吴澄还有登临怀古诗等。他的咏史怀古之作数量少却很有特色，如《歌风台》：

黄屋巍巍万乘尊，千秋游子故乡魂。韩彭自取夷三族，平勃那堪托后昆。湛露迄今王迹熄，大风终古霸心存。当时尽自规模远，谁起河汾与细论。

以上对吴澄诗歌题材的分析，有几点鲜明的感受，一是诗歌题材较广泛，二是诗歌不少蕴涵政治寓意，三是诗歌情感中时有归隐心志，四是随着他仕元，他也有一些歌颂太平盛世的诗篇。

关于吴澄诗歌艺术上的成就，以下几点殊可称道：

首先，诗歌中流荡着的自我意识。这和他“诗而我”的观点有关系。这流荡着的自我意识让人充分感受到诗人“我”的情感，这也可以说他的诗歌较好实践了“性情之真”的诗学主张。他的自我意识有的时候较隐晦，有的时候较突出，这种主观自我意识在不同内容的诗歌中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同是题画诗，题画马就彰显蓬勃劲健的生命力，“岂是雄心要疾奔，不悲健足作闲身。劝君底用牢牵挽，付与沙场骑射人”（卷九二《题马图》），而题山水中的我就是归隐思绪的流露。而且细心比较，吴澄的这种自我意识表现有两面，一种是文士风致，一种是儒者风范，淡泊情怀以及归隐思绪可以说是他的文士风致，而那些带有劝勉激励的诗歌总带着儒者的意味。有时候这两种气质妙合在一首诗歌中，如《极高明亭》

空中玲珑八面窗，虚境纯白开天光。山河幻影障不得，秋毫历历洞八荒。大鹏凌摩九万里，九万里下俱莽苍。彼哉坐井窥管者，鸱鸺夜撮抢揄枋。向来东极产素王，尝登泰岳俯下方。双轮日月万古照，盲者不识庸何伤。人人具此上下四方眼，请为拂拭圣孙心镜三十有三章。

在这首诗中，能感受到诗人置身高明亭就如同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而这只大鹏又俨然具备王者的气质，又或者说是饱读经典的一代大儒所具有的光照古今的气魄。诗中流露出来的自我既具文士风质，又具儒士情怀，可以说是儒者个性精神的张扬。

其次，吴澄各体兼工，风格多样。诗集中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七古都有，而且各体都有佳作。有的风格清新雅淡，有的气势豪放，有的想象奇特，尤其作为平易谦和的名儒，他的豪放奇特之作尤其给人惊喜和赞叹，因为这给予人的是另一种风采，或许更多吴澄真性情的东西。尤其他的古风诸作更能体现他的逸兴豪放，如《题东坡古木图》气势流转，活脱脱勾画仙才苏轼的游戏笔墨人生。又如《张道人开华盖山路》写自己家门前的道教名胜华盖山经道人的开路，可以直达山顶，可以与云相亲，文字间有飘逸出尘之想。

再次，抒情和说理兼长。吴澄主张“性情之真”“自然而然”，所以他的诗歌很能读出他的真实情感。然而作为理学家的他，不少诗又以说理见长，有的整篇议论，如上举《感兴诗》《勉学吟》。还有的是整篇中穿插议论，其中不乏颇有理趣的诗歌。如《寄题无波亭》“长江远壑几飚回，雪屋银山巨浪摧。最喜此中澄一镜，微风不动月常来”。在“无波”二字上用力，用长江水波激荡反衬亭下之水如镜般澄清。他的说理还涉及儒、佛、道及其他杂学，他没有死板的说教，而是把理融贯于平常生活和风景中，往往信手拈来，显示了一代大儒的渊博、智慧、儒雅。如《答疏山长老茶麋之贶二首》“静口一啜万缘空，不数卢仝两腋风。战退睡魔成佛道，常惺惺有主人公”。又比如《印千江月来轩》“千江有水无人吸，江里月来何处入。若浮水外入江来，水浸月轮应解湿。在天一月在江千，千月还同一月圆。水中月影元非月，无所从来月在天。”这里巧妙融合了佛家偈语“一切水印一月，一月印一切水”和“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境界开阔，活泼自有一种禅趣。

总之，理学家吴澄的诗歌创作，题材多样，风格多样，既蕴涵理道又抒发了精神意趣，绝不是千部一腔，而是颇有可观。

在元代抚州，除吴澄之外，何中也是有影响的学者型文人，他虽然名气不及吴澄，但在京师和地方也有一定知名度。他的文学观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吴澄，所以这一节有必要对何中的诗文进行一番介绍。

何中，字太虚，一字养正，生平资料详见清江人喻立所作《元故聘君高渊先生何公隐士世系行述》^[47]和揭傒斯《何先生墓志铭》^[48]，《元史》与《元儒考略》也都有他的传记。明初黄德民为《知非堂稿》所作的序对于了解何中的生平和著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这篇序文保存在十一卷的清抄本《知非堂稿》中，为《四库全书》本所无，也从未见人引述，所以这里全文披露：

《知非稿》者，太虚何先生名其所著之文集也。先生生于乐邑负郭之西溪，西溪乐邑是诗书之邹鲁也。先生颖悟绝人，一目十行，年十八携所业不远数百里谒刘须溪于文江之上而取正焉，须溪一见器重之，留西塾半岁而归，充然若有所得也。是时，吴文正公草庐方以道自任，闭门著书，与先生有中外兄弟之戚，日相从讲明道德性命之懿，推濂洛关键之学以培其根以达其枝。元初旴江程文宪公奉旨访求遗逸于江南，首聘先生以为子师。已而虞文靖公邵庵、揭文安公曼硕俱在朝，欲挽以同入直馆阁，荐章交上，先生承此，遂一至燕都，观山川之磅礴，阅风景之异同，考古今之沿革，审人物之高下，辨疆域之殊绝。居两月，天下雪，竟拂袖而归，元参政复初序以送之。先生之志，以为伯父俱擢科，仕宋为宋忠臣，与元殆不共戴天之仇也，苟屈节而沾一命焉，则是亡君父而事仇矣，异日何以见诸父于地下乎？自是闭门不出，口不谈当时事，惟以经史自娱，莳花种竹，含饴弄孙，以乐其乐，富贵非所愿也。未几，全公止所为江西行省平章，礼贤下士，绰有周公之风，与先生有道义之交，即日具书币遣使诣庐而请焉。先生无求于世，既往见，讲论数日，平章知其志，不敢留而归之。由是先生之文德道学日益富，声名日益彰，四方闻风而来学者益众。先生著述繁夥，皆板行于世矣，兵燹后荡失无遗。族子雅言掇于煨烬之余，裒集于朋友记诵之末，仅得《知非堂稿》六卷，甚欲命工锓梓，而绵力薄材，弗克如顾。既而宦游于蜀，遇赵郡菅君时中，读而珍之，欲为刊行，无何以非罪羁于北狱，时谳狱之官梦见江南有一儒者来谒曰“姓何名中，有故人某在狱，希释之”，觉来询诸菅君，菅以实对，谳狱者遂感而释之，且曰“尔之官即为竣其事，无令先哲之文而泯没也”，菅君还任遂锓梓以传。呜呼，先生在天之灵其不爽也如此，为其后者敢不珍藏什袭而景慕之乎。雅言求为之序，书此以复。昔洪武丙子菊节后二日，鳌溪儒学致仕训导桐江黄德民九皋序。^[49]

根据此序，结合喻立所作行述、揭傒斯所作墓志铭等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其一，何中家世、交游。西溪乐邑在抚州乐安，乐安何氏为世家大族，祖上以科举起家，代有显人。具体说来，他曾祖讳诜伯；祖讳梦龙，积学攻文，弟子多有成名，人称西溪先生。伯父名时，字了翁，宝祐丙辰进士及第，人称见山先生；父讳天声，登宋咸淳辛未进士第，人称竹洲先生。何时与文天祥为同榜进士，又为莫逆交，“乙亥，先君与伯父时会文信公同举义旗”^[50]，兵败之后，何时削发为僧，变姓为邓，名定约，号坚白道人，流落汀赣间以终。而天声隐匿乡间，餐英枕石者二十有三年而殁。何中家族受宋恩，又加之父辈和文天祥的渊源，所以何中终其一生不仕元。何中的交往，除了与吴澄是中表，他还登须溪刘辰翁之门，《行述》对此记载较详，谓：“时会孟走书架阁云：‘令郎能过荒滨，相与巨谈三日夜，足成佳士也’。至元癸未，始受业于刘会孟门。一日，论及《平淮西碑》，众不能询，先生曰：‘敢问作之当何如？’大博叙作之之意，先生曰：‘若然，则碑不仆矣’。大博深喜之，乃授以文法，得《兴观集》以归。”另外他还和程钜夫、元明善、虞集、揭傒斯、全岳柱等官员有交往，这说明他虽为隐士，却非闭守乡野。他还和故宋遗老多有接触，《行述》还记载何中十四岁始从前进士张叔方、朱光甫、罗士鼎学，罗士鼎是庐陵人，何中与庐陵罗氏大族很多人都有交往。

其二，何中著述。《元史》谓何中有“《易象类》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明人徐火勃《徐氏笔精》称何中“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测海》一卷、《通书问》一卷、《吴才老叶韵补遗》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逸六书考》三十二卷、《蓟丘游录》一卷、《指颐录》十卷、《知非集》十七卷、《外集》十六卷，可谓富矣”^[51]。今存六卷本《知非堂稿》都是诗；十卷本《何太虚集》，前六卷均为诗，后四卷为文；十一卷本《知非堂稿》，前六卷为诗，卷七为他人所写何中的行述、资料等，非何中诗文，卷八至卷十一是其文。何中作于延祐庚申（1320）夏六月朔的自序说：“《知非堂稿》十七卷，《知非外稿》十五卷”，何中殁于至顺二年（1331）六月，从延祐庚申到至顺殁时十余年，何中仍有创作，这从吴澄《题何太虚近稿后》所言“至顺二年春，予卧病，顾予于病中，录示近作十数”可知。而何中殁后，其门人李肃以状至京师请揭傒斯作铭。揭傒斯《何先生墓志铭》称何中门人潘懋将何中著述类聚刻之，其中有“《知非堂稿》十卷”。而十一卷的清抄本《知非堂稿》中有揭傒斯《何先生集序》，作于元统二年十月，谓何中门人潘懋集何中所有著述请揭傒斯作序，并称“《知非堂稿》十七卷，《知非外稿》十五卷”。揭傒斯这篇《何先生集序》仅见十一卷的清抄本《知非堂稿》中。同为揭傒斯记载，《知非堂稿》的卷数竟然有七卷之多的差距，不知何故。何中著述经元末战火，到黄德民作序时，他仅见《知非堂稿》六卷。而清抄十一卷本的《知非堂稿》，在黄德民序之后还有后学孙諓所识短文一篇。何諓当是黄德民序中说到的雅言，识云“于是取太虚先生知非稿诗文编次六卷，命工刊刻”。这六卷本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三有著录，云：“《知非堂稿》六卷，临川何中太虚著，后学孙何諓雅言编集，赵郡菅时中校正。”另外明人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四《诗谈》：“予家藏何中《知非集》六卷，佳句叠见……《知非集》十七卷，《外集》十六卷。”^[52]清人顾嗣立说：“掲侍讲傒斯志其墓。所著有《知非堂稿》十七卷，《知非外稿》十六卷。”王士祯说：“中自序有……《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今诗稿止十六卷。”^[53]显然，徐、顾、王三人所说卷数都是转述何中本人或揭傒斯。

何中流露诗文观念的文章今存不多，仅《与詹叔厚书》有较集中论述，云：(www.xing528.com)

叔厚执友座前：文，所以明理也。不明乎理，而惟文之求，是犹欲羡其流而不浚其源，欲沃其枝叶而不培其根本，非涸则槁。是故人之于文，必因其理之所在，而传之以辞，无强为，无苟作，愈平近而不可即。盖其本盛而源深，蟠地而参天，滔滔大川而注于海。虽然，此岂易到也哉？非惟未易到也，而亦未易观也。汉魏勿论，唐韩柳、宋欧苏，皆崒然立一代之表，然犹先文而后理。故其先就也，其因文而求理。及其既就也，玉不能不瑕，珠不能不类，矧皆下此者哉？然当于何而求之乎？昔者窃闻之，文莫盛于经，而经非事乎文也，理之所寓，自然之文也。是故阴阳动静之理著，而《易》之文幽；理义性情之理著，而《诗》之文厚；告诫忠诚之理著，而《书》之文核；褒贬赏诛之理著，而《春秋》之文严。如天之日星，地之山岳，亘千万世而不可增损。宇宙事物之理，举不出乎其间，而文亦不外乎是。然则求文者不明乎经之理，则不足以得之矣。是以欲文之严，必先明乎《春秋》之理；欲文之核，必先明乎《书》之理；欲文之厚，必先明乎《诗》之理；欲文之幽，必先明乎《易》之理。理之所得有浅深，而文之高下随之。由汉以来，灼乎其可究。故尝以古之文重以实，今之文轻以虚。其重以实何也？理足而已；其轻以虚何也？理歉而已。沿而观之，莫弊于今之文。或者谓：文则然矣，诗与文异，今之诗不减于古，其庶几乎？是不然。诗文一也，古之诗因其性情之真，即其事物之理，其辞皆出于诚，而足以感发善心、惩创逸志。今之诗不因乎性情之真，不即乎事物之理，愈高而愈失，愈巧而愈陋，虽痛快烂熳，嵬眼倾耳，太白东坡且溟滓第之而不知，识者观之，深叹其无知而妄作也。故又常以为，古之诗雅而真，今之诗浮而伪，沿而观之，莫弊于今之诗。伏惟执事长材，远近所宗，文章正途，超然诣绝，每窃窥其绪，未尝不钦伏也。去年秋吴先生于崇仁，谓中曰：尝见叔厚近文乎？曰未也。先生曰：“叔厚学与文俱进，归其请之。”中归而贫病攻剽，竟不果请。比蒙示教大集，伏读累日，跃然曰：执事之文，理明之文也，故其读之也，悠然而长，渊然而光，端然而庄，愈味而愈无穷，回视机筒激水，剪彩像生者之为，霄壤悬绝。所谓重而实，雅而真者，不在彼而在此矣。中童时弄翰，怅然莫之道。今年且四十有三，概乎其未有闻。平生所课千计，每一自阅，不自知其面热汗下。近复不忍尽弃，略存一二，以志其过。自知其不足以当古人奴役，然非籍此，则无以请益于当世宗工。庸敢进几格，惟执事教之幸甚。^[54]

信写于何中四十三岁之大德末年，对方是詹叔厚。“詹崇朴，字叔厚，乐安人，经义融贯，宋末举进士，不第，大德中，夏友兰建鳌溪书院，吴文正公请崇朴主其教，学者多所有成就，所著有《厚斋奎光集》。”^[55]正如何中门人喻立所作行述称“先生博极群经，探颐精密，圣王之道，触处洞然。暨乎六艺百家史氏之书，罔不穿贯驰骋，发为诗文，足以追配古之作者”。何中的文学主张也是根植理道、统贯经史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文以明理”，并说理就是文章的根本，这种理大而为宇宙事物之理，小而为人伦礼义性情之礼。他的观点显然和理学家强调理道有关，而且在他看来，经史就是蕴涵理道的文章，他无疑是主张从经史中汲取营养，而且他还认为只有理道才会使文章更厚重更充实。书信后半部分还写到他和吴澄对詹叔厚文章有相同的体认，即“理明之文”。何中跟随吴澄“讲明道德性命之懿，推演濂洛关闽之学，以培其根，以达其枝”，其著述与吴澄学说更相发明，文学观念自然也相互影响。何中和吴澄最相近的文学观点是“性情之真”，他认为性情之真即事物之理，而辞皆出于诚，要能感发善心，一面要自然真诚，一面要有惩创逸志之力，这是合而为一的效果。这也看出他要在自然性情和世教伦理之间求得一个兼顾，这和吴澄性情之真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的性情之真，介于刘将孙的性情之真和虞集的性情之正之间。而何中较之吴澄，性情更显淡泊，所以他伦理的要求更多指向君子个人的人格修养，而较少经世的内容。何中还在书信中对古诗与今诗作了比较，崇尚古诗的雅和真，批评今诗的浮和伪，这都是有价值的。

只是今存何中文集中关于文学主张的论述很少，也影响了对他文学观念的全面认识。

吴澄高度评价说：“唐宋盛时，号为追踪先汉，而仅见韩、柳、欧阳、曾、王、二苏七人焉”，又说何中之文“盖优优升七子之堂矣”^[56]，评价非常之高。揭傒斯序文说他“为文义博而辞达，可追古作者”^[57]。何中现存文章仅四卷，已不能反映他的创作实绩。其中包括书启、序跋、说、记、铭、赞、行状、墓志铭等。书启多交流问学，序、跋、说、记多道德义理的阐发，行状、墓志铭多突出人物性情德业。大抵他的文章根柢理道，颇有名儒关怀。如《送喻秀才序》：

清江喻立见予，请曰：立将造临川山，拜吴先生，能一言以绍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见吴先生为？先生之学，古学也，科举取士囊工，则得学先生之学，殆将不利于子，子奚见吴先生为？立曰：科举，外也，虽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学，内也，非必求，安能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趋，不知其九折之阪欤，其四达之衢欤。今距先生不十舍，许愿执箕膺揲而拼焉，侍先生之讲说，或闻一言，守之终其身而不失，岂不可乎？中叹曰：壮矣哉！子之志也。虽然中尝闻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语》、迁史《列传》，才七十有七，至见于《鲁论》者，无几人。幸而亲遇圣人之时，又幸亲游圣人之门，姓名不少概见，何哉？岂非历聘诸国之际，无智愚贤不肖，群而进退，一再识焉而已者。不然，何寡闻若是哉？《鲁论》诸子，以能答问，故传曾点、漆雕开，亚于回、参者，其言仅一见。点犹从容数语，开则一语而已，傥非夫子有以发之，则虽半语不可得而闻，又孰知其为见道也。吾意孔门诸人，固有胜于点开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则答问之功，又何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况先生，亦非敢以孔门诸人拟子，顾其理有相似然者。呜呼！人尝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见，不知今人或胜于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于不可得见之时，而每相忽于相值之日，其得谓之智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复有斯人也。后乎先生者，岂无羡子之得见斯人者乎？然则子之见也，非幸欤！子志夫古学者也，宜有以问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可以终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答问而有传，非幸而又幸者欤！

喻立就是为何中作行述之人，这篇序文通过对话的方式结构全篇，主要是何中观点的流露。何中有感于喻立的志向，借圣人门徒来壮喻立之行。他说孔门三千，为何史传仅记七十七之数，而七十余人中又仅数人扬名并传其道，他认为这要归于这数人和圣人之间的问答之功，并于此受圣人点拨而有得，所以他认为喻立登吴澄之门去切磋问学是有志于古学的行为。何中在此文中，也流露对近世学风一味追逐科举、不求圣贤之学的不满。喻立在如此世风之中而仍有志为己之学不能不说是志向高洁。他因何中的这篇序文名扬四方，而何中殁后，他洋洋三千言为何中作行述，全面介绍何中的家世、生平交往、德业文章，这也可以说是喻立对何中的一种回报。

值得一说的是，这篇序被苏天爵收录进《元文类》。《元文类》所收这篇序文文字要比常见版本稍长，他开头有一段介绍何中自己和喻立相识的过程，中间多了一段对世风的集中批评，语句较桀骜，结尾还有何中说自己这篇文章因得见吴先生而必将流传的话。两相比较，长者无疑史料更丰富，而简者无疑更平易畅达、更近儒者气息，不知是何中删改还是其他原因。

又如《跋熊天乐所画渔樵问道图》：

余尝游荒江之滨。老柳遮岸，烟草满野，雁下鸥集，水光欲飞，余驻杖而憩焉。未几，渔人持笿篓置而即树本坐焉。已而，樵者负薪而至，亦委而藉草卧焉。逾时，樵者谓渔曰：子之渔也，无择于大小，安知其无神龙之姿困于笭箵罜罟间者，子之罪也滋多矣，不如吾之樵其庶几焉。渔曰：神龙之生，天之所命，玄冥、冯夷、河伯之祗必慎翼卫，岂网罟竿纶所能及？故吾所取，乃天所弃也，不若子之樵为有罪甚。樵曰：何若？渔曰：子腰斧入，望山而登，条枚之稚者夭之，拱把之壮者折之，不知明堂大室之需材也，子之为有罪滋甚矣，不如吾之渔者其庶几矣。于是二人纵谈，以及天地古今万物万事之详，各以理自胜。一商人过之，倚树而少休矣。商人曰：谈则美矣，日影傍射树间矣，渔腊而薪焦，奈何？于是各持所有而归焉。商人曰：薪与渔其归乎？二人曰：已暮炊矣，将何之焉？商人曰：闻当异途而趋市。不然，行夜者将为二子病。二人笑而诺。友人张友山持熊天乐《渔樵问道图》以示余，遂书以归之。^[58]

这是一篇绝妙跋文，渔樵问答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隐逸话题，它表现的是山林曲水自得之乐、自适之境，所谓“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随着理学的兴起，又有渔樵问道的探讨。渔者、樵者所守所乐为何道？何中无疑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借助跋文进行了回答，然而何中跳脱出沿袭已久的道在不慕名利、不问世俗的传统说法，将道引向日用伦常。此文中，当渔者和樵者互相抨击、各自褒美自己的时候，商人出现了。他很风趣地说，高谈阔论美则美矣，可日近傍晚，鱼儿已干树枝已焦，怎么办呢？渔、樵听罢准备各自回家。商人又问：树枝和鱼也各归山林吗？渔、樵对此只能勉强一笑说，暮色正浓，该回家生火做饭了。这三人中，商人似乎扮演了一个智者的角色，他的言论让渔、樵屈辞，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各自所取的，无非是关乎日用伦常的东西，这就是道。道并非高深莫测的东西，道就在日用伦常之中，每个人只是各自求取生活而已，商人夜行赴市也无非如此。何中虚构这样一个故事，却把道在日用之中的意思说得非常形象，耐人寻味。这也可以反映何中注重实用，注重治生的思想。

何中文章佳作还有不少，如《跋武夷櫂歌真迹》，赞美字画之豪、诗章之妙，也写出了朱熹悠游山水的圣贤气象；《古梅说》以梅喻君子之道；《江村小隐记》写庐陵名儒刘静春一族冲粹之气，其中有一段描绘江村小隐的美景，“密筠疏柳，媚草丛葩，其阴可憩，其芳可袭，其华可玩，而禽鸣鹭集，与渔歌樵唱，相忘于云烟晦明之间”^[59]，其美景足以配主人之德。

何中存诗463首，有近体、古体。顾嗣立《元诗选》录204首，选其诗比例较大。元大德年间罗希扬为何中《笠钓集作序》说：“太虚笠钓之作，则犹有雅音之仿佛焉。盖其为诗，幼即知尚兴致，而不专事于辞，以古作大家索精密探幽奇，而世俗之猥习尘思一不杂其间，故自有一种情深婉约风气，而无粗励猛进之态，无浅易直突之习，且其情性所寄，往往多在山泽林壑间，而游览之际感时触事，畅适忧伤并行不悖，理含象中，意寓辞表，其摹写不露，其旨意可寻。”^[60]罗希扬给予何中诗非常高的评价，对了解何中诗风有极大参考价值。揭傒斯说他“精深雅粹，可与唐贞元、元和间诸人雁行”。王士祯说他“善五言诗，近体亦冲淡”。近人潘德衡《宋金元名诗评选》说何中诗“雅炼幽深，得清逸隽峭之趣”。^[61]大抵何中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特色且有成就的诗人。

首先，何中写了大量的游历风景之诗，这是他诗歌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虽为隐士，但广交游，遍涉历，迹圣人之迹，而心其心。因此游历了很多地方，留下许多游历诗歌。^[62]他登临怀古，有《登李白酒楼》《采石》，感慨古人，发千古之思；他登山远眺，有《登北山塔》《小孤山》《登九仙山》《壶山绝顶望海》《皂山鸣水台》《游芙蓉山》《华盖山》；他沿途所见所感，有《鲁港行》《黄河道中》《淮阴古城》《任城南》《莆阳歌》《临川道中》《清江道阻雨》《南浦旅怀》等。另外，他还有一些留恋道观寺庙写景之作。所有这些游历诗呈现大江南北不同景观，展现山川之美，也展现他心中情思。如《歌风台》，既赞美汉高祖刘邦英雄帝业，也感慨汉高祖儿女情长，并寄寓自己情思：

神鱼骛远海，雄鹄陵高玄。区区一亭长，帝业何赫然。光芒三尺剑，群雄让锋先。嬴项屹山岳，扫灭如飞烟。故乡偶一归，父老相周旋。百感忽中起，深情何由宣。往时同功人，今乃不一全。害能亦宁忍，远计有未便。竛竮视孤影，三侯发尊前。丈夫英雄气，儿女泪迸泉。纵观能几时，忧虞浩无边。西风吹古台，老屋欹河壖。低徊一长啸，乾坤多材贤。

如《维扬道中二绝》其一：“淮天如水水如秋，叶叶渔郎下钓舟。北畔荷花南畔柳，殷勤送我到扬州。”还有《莆阳歌五绝》其一：“两两筠篮湿暖烟，窄衫短鬓袅行肩。到门迎着郎来早，持向街头卖海鲜。”

他笔下描写最多的自然是江西风物，表现对家乡的热爱，如《丰城道中》其一：“江村南北笑声频，红烛花时次第新。春水渐生桃叶渡，小舟时载嫁归人。”其二：“曲江湾处小潇湘，矶柳疏垂凤落行。暂系一篷寒绿里，数声清响夜鸣榔。”这些诗都很清新别致。

其次，何中写了很多感怀的诗作，如《夜久》《春日抒怀》《岁晚咏怀》《知非堂夜座》《病起抒怀》《述怀》《病中感怀》《山墅幽居好效穆伯长十首》《秋怀》《夜立》《秋夜独立有怀》等。有的作于特定节令，有的作于旅途，表达思乡、思亲友以及人生况味、一时之感。如《秋怀》：

万壑东归昼夜流，人间自是本无愁。不悲白骨塌秋井，尚恨华屋归山丘。此事直须一杯酒，只今何用万里侯。明朝且可寻黄独，荷锸径往西山秋。（其一）

采采苹花可佩香，依依橘柚未全黄。人行塞北非征戍，雁过江南有稻粱。短笛疏钟来别浦，乱鸦飞鹜共斜阳。西风扰扰知何似，看见黄花满地霜。（其二）

再次，何中还有很多咏物、题赠、读史之作，反映他的性情，如咏雪，咏花，咏奇石，题画。花描写最多的是梅、菊，大概和他隐逸情结有关，如《菊》其三：“菊花如幽人，梅花如烈士。同居冰雪中，标格不相似。道里阻荒塞，故人万里余。菊枝傥可折，持以寄远书。”他的《读史三首》和《读晋史九首》也堪称佳作，多评点史实，或追慕古人，或为其鸣不平，寄寓感慨之意。如《读荆公集》：“古来遇合几君臣，无奈生为叔世身。大志本难酬远业，诸公同是忌南人。风高碧汉孤翻翮，波荡沧溟独纵鳞。每恨孔明参佐劣，费祎蒋琬尽难伦。”大有为王安石鸣不平之意。

何中诗歌也有遗民思想的流露，如《正月五日吾族诸老儒服纵游》其二：“山中忘世换，人事又从新。儒服吾宗老，南冠故国人。悲风千载泪，幽谷一年春。折取山花供，清香已满巾。”只是这类诗作极少，大概他对故宋是留恋的，对元朝也是接受的。

当然，何中还有一大主题就是交友诗，有赠送、酬答、挽词，它们的价值在于反映何中的社会交往。尽管也有真情之作，但相比而言，整体水平上要逊色。

何中诗歌的艺术性，可以说各体兼工，冲淡有之，幽深有之，神情兼备有之，尤其他的古体，有俊逸清峭之味，如《中秋走笔》：

忽忽不知秋已中，起来望尽江之东。天风吹上一片月，万古有尽明无穷。自歌自酌自起舞，失喜堕在明光宫。须臾见云不见月，九州岛之外俱昏蒙。我狂绝叫天何聪，乾坤如此宁匆匆。江流冥冥上有枫，云边又叫南蜚鸿，有酒且醉无酒可，有月不与无月同，丈夫意气见石裂，直欲扫裂云皆空，低徊一笑良自悟，事与变会谁其逢，仰看云月勿复道，西风落山人睡觉。

明人徐火勃在《徐氏笔精》中谓何中诗集“佳句叠见，如‘燕来春已去，花少雨偏多’。‘汉殿金人别，唐陵石马嘶’。‘落花萦树转，幽鸟过林鸣’。‘山围双鹭晓，门闭一蝉秋’……七言如‘赤壁惊鸟飞夜月，衡阳归雁落秋风’。‘两涧寒声通法席，数峰秋影上香台’。‘隔水归樵分路散，冲岚飞鸟认林还’”，并谓何中“姓名泯泯不与吴、揭雁行，胡元瑞《诗薮》拈拔元人佳句无遗，亦不及太虚，真有幸与不幸也”^[63]，为何中鸣不平。

总之，作为名儒的何中和吴澄一样，兼具儒士和文士风致，相比较而言，他文中儒者一面更突出一些，而诗中文士情志更突出一些，但是他的文士情志又不同于庐陵文人的尚气尚奇，总觉得他要平和许多。而他的儒士风范又很少虞集等馆阁文臣淑世治国情怀，所以他一定程度上是介于庐陵文人和江西籍馆阁文臣之间，他的儒者气质也得到了馆阁文臣纷纷赞誉。

[1]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0页。

[2]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8页。

[3] 苏伯衡：《苏平仲诗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4] 王祎：《王忠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105页。

[5] 《道园类稿》卷一八《饶敬仲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00页。

[6] 《道园类稿》卷一八《饶敬仲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五》，第500页。

[7] 《吴文正集》卷二《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5页。

[8] 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85页。

[9] 周鑫：《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的江西抚州儒士》，载《元史论丛》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10]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六《何德载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224页。

[11]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二二《抚州府二·人物》，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2] 周鑫：《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的江西抚州儒士》，载《元史论丛》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13] 《申斋集》卷四《与吴草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13页。

[14] 《吴文正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928页。

[15] 此处转引自周鑫《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的江西抚州儒士》，载《元史论丛》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16] 《吴文正集》卷七九《有元忠显校尉同知吉水州事邓君墓碣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757页。

[17] 《吴文正集》卷七四《游竹坡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719页。

[18] 《宋元学案》卷八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19] 揭傒斯：《吴澄神道碑》，《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

[20] 《宋元学案》卷六六《南湖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21] 见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2] 详参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2页。

[23] 可详参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4页。

[24] 吴澄：《谢推幕》，见《全元文》第15册，第684页。

[25] 同上。

[26] 《道园学古录》卷四四《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22页。

[27] 吴澄：《谢张教》，见《全元文》第15册，第680页。

[28] 《吴文正集》外集卷三，又见《全元文》第14册，第67页。

[29] 《吴文正集》外集卷三，又见《全元文》第15册，第678页。

[30]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567页。

[31] 胡青《吴澄教育思想研究》第12章有“草庐学派述略”，笔者所考与其多有相同，然所引材料大多不同，所以可以互相补充。

[32] 吴与弼：《康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第557页。

[33]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88页。

[34]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108页。

[35] 解缙：《文毅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775页。

[36] 谢旻：《江西通志》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502页。

[37] 从黄哻到戈直，俱见《陆子学谱》卷十八。

[38] 详参胡青《吴澄教育思想研究》第12章“草庐学派述略”，第237—274页。

[39] 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序》，载《吴文正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925页。

[40]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618页。

[41] 王祎：《王忠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103页。

[42] 详见顾易生：《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81—990页。

[43] 详见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9—280页。

[44] 详见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20—129页。

[45]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指出吴澄文学作品不甚被重视的事实，并认为“在元代著名理学家中，吴澄比较讲究辞章文采”。又说他五言最佳，“风格淡雅，情意深浓，笔法也颇老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吴澄诗格”。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以“兼取江西、晚唐与理学文派的诗文创作”为题介绍吴澄诗文，其中按体裁论诗文，选取各体裁中的优秀之作评点，而侧重点在诗文艺术的归纳和诗学渊源的梳理上，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指出其不足。王素美《吴澄的理学思想与文学》对吴澄诗文的论述篇幅较长，以“辨体散文”“叙录体散文”“问答体散文”三小节来论吴澄散文，侧重于吴澄学术散文的探讨，对于吴澄的诗歌，以“儒者的怀抱、理学家的心境”“多种表达方式并存，自由地表达主体情感”来把握吴澄的情感世界和艺术特点，又以“吴澄诗歌的文化内涵”分析吴澄诗中流露的儒道释色彩。这些成果对吴澄诗文研究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46] （明）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四《诗谈·吴草庐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第502页。

[47] 何中：《知非堂稿》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4册。腰蓝硕士论文《何中的生平与社会网络》对此行述有较多引用，可参看。

[48] 李梦生点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49] 《知非堂稿》卷首。

[50] 《知非稿自序》，《知非堂稿》卷首。

[51] 徐火勃：《徐氏笔精》卷四《诗谈·何太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第502页。

[52] 同上。

[53] 王士祯：《居易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第317页。

[54] 《知非堂稿》卷八。

[55] 《江西通志》卷八一。

[56] 《吴文正集》卷五八《题何太虚近稿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75页。

[57] 《知非堂稿》卷首。

[58] 《知非堂稿》卷九。

[59] 《知非堂稿》卷十。

[60] 《知非堂稿》卷七。

[61] 潘德衡：《宋金元明诗评选》，柳原书店1939年版，第263页。

[62] 腰蓝《何中的生平与社会网络》正是据此考察何中游历了黄河流域，长江一系，还有江浙、闽南。

[63] 《徐氏笔精》卷四《诗谈·何太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