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抚州

在元代，江西抚州文学也有不俗的表现，查洪德先生称：“就诗文而论，元中期的中心在江西。而江西学术和诗文的中心在抚州。”^[1]其实，抚州的中心地位是在庐陵人刘辰翁去世之后，当时江西文坛的格局渐渐由庐陵为中心向抚州转移。本章关注的抚州文人，侧重点是以吴澄为中心的群体文人。这个群体和庐陵文人群体不同的是，它原本就是一个由学术派别为基础的文人群体。庐陵文人群体虽然也有欧阳守道的巽斋学术背景，但是刘辰翁以下群体人物基本无儒学著述，他们内部的学术特点不突出。而抚州文人群体因为吴澄的大儒身份，所以在历史上这一群体的学术影响超过了它文学的影响。抚州学术影响下的抚州文学呈积极用世的一面，对于元代文学的意义重大。

抚州文人群体主要由吴澄、吴澄的表弟何中和吴澄草庐学派门生组成。

何中，其父何天声、伯父何时，均参与文天祥勤王。何中终其一生不仕元，他与吴澄学问切磋，吴澄不敢以门人视之。吴澄草庐学派门生众多，分布大江南北，而抚州作为吴澄的家乡，自然是门生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吴澄和何中是这个群体的第一代。吴澄的学生虞集是第二代。虞集大部分时间在京城做官，只有少年和晚年在抚州崇仁度过，他晚年在崇仁长达十六年的乡居生活对抚州文学影响巨大。下面将吴澄门生当中有诗文著述的人员作一考述，他们大致可以归属到抚州文人群体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危素，字太朴，号云林，抚州金溪人，元末著名文臣。宋濂《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记载危素“与同郡葛君将、曾君坚、黄君哻、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穷日夜不休，复徒步临川吴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门，质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辈与之为礼，吴公至恨相见之晩，凡所著书多与公参订之”。今存《危学士全集》十四卷。

熊本，字万卿，一字万初，抚州临川人。宋濂《故熊府君墓志銘》云：“吴文正公澄倡道于崇仁山中，南北学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赁笈徒步往从，摘经中所疑七十二条，反复诘难，吴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为之喜而不寐。间论古文尚书，亹亹数千言，援据精切，辞意超卓，吴公器之，谓非时辈所能及。”虞集为其作《熊万初旧雨集序》。

曾坚，字子白，抚州金溪人。宋濂《曾学士文集序》云：“闻吴文正公讲道华盖山，裹粮往叩之，胸中疑难一旦冰释，自是达之于文，奋迅驰骋，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尝举于乡，明年试礼部报罢，当路惜之，连荐为校官，皆不赴。”^[2]

陈伯柔，临川人。苏伯衡《送陈伯柔序》云：“君为吴文正公之高弟弟子，其学笃实而阂博，其文融畅而渊永，信乎称其人焉……陈君生文安之乡，登文正之门，有志乎程伯子之学，师友渊源之所自固习闻而素讲者也，观其进，不苟同，退，不苟异，其学之所至，岂不较然矣乎。”^[3]

朱元会，金溪人。王祎《朱元会文集序》云：“大江之西，近时有大儒曰吴文正公，其学主于理者也。当时及门之士众矣，而独金溪朱君元会为高弟。元会之学，精敏闿博，以明理为本原，讲辩论议之际，悉尊信其师说，故其著于文也，敷畅而渊厚，譬之水焉自流而穷，原木焉自本而及末，莫不粲然而有章、秩然而有序，人见其气之昌、辞之达，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理明故也。江西之文如元会者，不可以一二数矣。元会讳夏，其字元会，一字好谦，尝以《春秋》中延祐丁巳乡贡进士，举赴春官不合，又两游京师，皆无所就而归。益穷研理学，涪湛乡里，不复出……初，金溪以文章名家者，同时三人焉，危君大朴、曾君子白及元会也。”^[4]

饶敬仲，临川人，“尝从乎临川吴先生游”，虞集为其作《饶敬仲诗序》，称其五言长诗“陈义之大，论事之远，引援于往昔圣贤之业，铺张乎一代文章之体，纵横开阖，动荡变化”。^[5]

吴皋，字舜举，临川人，《皕宋楼藏书志》卷一七集部《吾吾类稿三卷》云：“先生之文，典实古雅，从容于法度之中，其为诗冲淡和平，发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丽以流连光景、嘲弄风月者不可并论也。先生世家临川，履斋丞相之诸孙也，蚤游吴文正公之门，获闻圣贤之学，故处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见诸用其事业，必有可观也。”

黄哻，字殷士，金溪人，弱冠谒吴文正公于郡庠，文正方类编《小戴礼》，哻撰列诸笺疏得失上之，文正称叹，有诗文传于世。

袁明善，字诚夫，临川人，父公寿，乡称善士，明善登进士第，师事吴文正公，晚年教授于虞文靖公邵庵之门，自号楼山，有文集藏于家。

王梁，字良甫，抚州乐安人。父科，字子纯，宋末贡补国学，国亡，隐居不仕，草庐尝曰“耆儒宿学如吾子纯者寥寥若晨星”。遣梁师事草庐先生，赋诗送之有“人以书观书，书与己为二；我以心观书，我心万卷备”之语。筑汪陂，溉田千顷，乡赖无旱。梁力学，为草庐所器，邑长燮理溥化、郡守杨友直皆加礼敬，有《西斋稿》线于家。

黎仲基，名载，以字行，临川人，家世治丧不用僧道，仲基性端重，不苟简，尝谒草庐于郡学，有《瓜园集》十卷。

黄极，字建可，乐安人，师事草庐先生，元统中南台荐，以不求闻达不起，所著有《西斋集》，子宝字仲瑶，淹治经史，与何淑、张洁、王翊，称“乐安四杰”。

由于以上很多人文集不存，他们的交往活动很难再现。能获得的最直观感受就是，吴澄多为这些门人作字说，为他们诗文集作序。还有，虞集退隐抚州崇仁之后，吴澄的门生也多和虞集来往，有的又成了虞集的门生，虞集也为他们诗文作序，如虞集《饶敬仲诗序》云：“予归老山中，习俗嗜好不留于胸次，独与幽人雅士咏诗读书，尚未能忘情焉。”^[6]这样，虞集晚年，在他周围又聚集了一批人，他继吴澄之后，继续把抚州学术文章发扬下去。

首先是群体鲜明的学术特点。(www.xing528.com)

这个群体成员多是吴澄草庐学派弟子，他们受吴澄的影响很大。吴澄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学者，他志向高远，勇于质疑，尤其“在我”精神，是吴澄学术精神中最具个性的一点。如《杨忞杨惪字说》：“凡古圣先贤之书，皆所以传其心者，苟能博学详说而反约言，则此心之传，其传在我矣。五常万善之理，皆吾之得于心者，苟能精思力践而妙契焉，则心之得其得，不失矣。”（卷八）这其实强调的是主体的一种践履精神，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古圣先贤之言妙契吾心，并在实际生活中践履之，使之真正内化为己有。吴澄深有感于宋末空疏学术风气，于是大力提倡实学，且重会通，重自得。他由此主张和会朱陆，折中兼济。如《送陈洪范序》谓朱子、陆子“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和会之意甚明。他的折中兼济具体说来，既是指在朱学、陆学之间兼取各自优点，又是指在个性性情与政治伦理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吴澄是如何用折中兼济为学术开辟一条新路呢？吴澄说：“儒者之学分而三，秦汉以来则然矣，异端不与焉。有记诵之学，汉郑康成、宋刘原父之类是也；有词章之学，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之类是也；有儒者之学，孟子而下，周程张朱数君子而已。”^[7]（卷二）这段话自然让人想到程颐所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于道，舍儒者之学不可。”^[8]有研究者敏锐发现了其中的变化，谓“吴澄在不动声色间将儒者之学的内容扩大为记诵之学、辞章之学、儒者之学。这既能涵括现实中儒士不同的学问取向，更能避免不同学问取向的儒士相互之间无谓的争斗”，并谓吴澄对于辞章之学的重视“就是从文章本身的雕琢转向注意文章背后的心性与道理”。^[9]吴澄引导后学不仅要注意文章的写作，还要注意心性与道德的培养。

吴澄的弟子虞集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但不能否认他也是一个颇有发明的儒者，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学术思想也重融会贯通，如屡屡提到的融通经文史，他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融通诗文书画。但最为人关注的是和会朱陆的思想，如写于延祐元年的《尊经堂记》已流露出和会的倾向，文中既批评朱氏后学支离之流弊，又认为陆氏后学流于狂简，戕害本心，危害有甚于缠绕语言文字者，希望有识之士能正确看待两者异同。虞集还曾以《江右六君子策》为题问策于登门求教的后学赵汸，篇末拳拳于朱陆异同，赵汸在对策中指出，虞集“二家之精微，非大贤相与剖击，则下二贤一等者，殆无从而知之矣”的说法是深有得于朱熹和陆九渊精义。今存《四库全书》本赵汸《东山存稿》保存此问答策，其中还留有虞集的夹批，文后还有跋，从中可见虞集努力改变朱陆各立门派的苦心。

虞集文集“折中”一词出现不下7处，“自得”一词则更多。“折中”是他在研习前人，尤其是朱熹、吴澄后的深切体会，他说朱熹“历取师说，折中补正”（《易昇至善字说》），说老师吴澄“折中群言，以究圣极”（《祭吴先生文》），折中就是调和各方面的意见使之适中，不是无原则机械地组合归类，而是在求其同而存其异的基础上有得于心，是会通之后的一种提高升华。他的求同存异在和会朱陆时表现明显，他认为朱陆“入德之门，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异”（卷二一《赠李本伯宗序》），说朱陆两家门人“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盖无足论也”（卷五《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虞集的折中最终是要穷究圣极，要自得于天理之流行，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虞集对于“自得”一词独有会心，“然则所谓自得者，非私其所能得，而知其所同得者也。合其同，所以得其自，私其自，则非所以为同。同其所自之同，得其自得之自，非其心廓然大公，万物皆备，其孰能知此哉？若夫私其所有以为自得，则我且固也。是故知其所得之自本与人同，则其得于己者不可御也”（《自得斋说》）。他的自得于心不仅停留在会通共同点上，更要升华为廓然而大公的精神自得。虞集还说：“圣人之意，合与不合，以己所得而折中之”（《答方仲约论春秋书》），说明他还注意会通不同思想时个人主体性的发挥。虞集融会贯通最终是为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于天下有“一道德同风俗”政治理念，于人希望有君子人格和圣贤气象。

草庐其他弟子，如陈伯柔“观其进，不苟同，退，不苟异”，如朱元会之学“精敏闿博，以明理为本原，讲辩论议之际，悉尊信其师说”，他们都信服吴澄学说，在学术精神上与吴澄有很大相似性，所以以吴澄为首的抚州折中兼济的学术特点成为元中后期江西学术的特点。另外吴澄学术思想中的实用主义也对群体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儒者之用不仅要有益教化，而且还要表现出积极用世的一面，所以该群体成员很多热衷于科举考试，有不少考中了进士。可以说，吴澄以他儒者的包容胸怀给抚州带来了一个开阔的、儒雅的、进取的学术氛围。

其次是抚州文人群体对宋、元态度问题。

虽然抚州在宋末也有很多人跟随文天祥抗元，到了元初也有很多人隐逸，如何中之父何天声，咸淳七年进士，“缘伯氏获识文信公，及在兵间，因相上下，志与事异，幡然来归，餐英枕石者二十有三年而后没”^[10]。又如金溪人吴名扬，咸淳七年进士，文天祥赣州起兵，“帅诸郡豪杰踊跃赴义，积钱粟，备军需……空坑之败，以部曲归里，遂不复出”。^[11]又如吴定翁尝从金溪曾子良、崇仁甘泳学诗，“当我国家混一之盛，野无遗贤，而端居讲授乡里”（《道园类稿》卷四八《故临川处士吴仲谷墓志铭》）。还有崇仁李进，“宋亡，隐居东门之外，种瓜植菊，以终其身……公诗真率调畅，简散深至”（《道园类稿》卷一八《磵谷居愧稿序》）。但有研究表明，“抚州内附时，整个抚州异常的平静，死节殉国的只有吴泳和一个靠佯死得以全节归隐的黄申”，研究者认为“抚州终究不同于庐陵，抚州儒士谨厚的儒者性格也不同于庐陵人士张扬的才士之气”^[12]。其实这种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是存在的。吴澄也坚持“谓人物之无关于山川形势，不可也”的观点，他谓抚州临川“山水清远，不以险固为恃。田畴之力完厚，岁之出者敏博，其风俗尚文雅。昔多大儒先生以为之仪则，而又涵煦国家德泽之盛者数十年”（卷四五《西园记》），可见，抚州人文要平和儒雅得多些。

吴澄虽然元初拒不出仕，但是元大德五年他还是应元廷召唤做了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是第一个站在元廷国子学讲台的江南儒生，是元廷首开经筵的第一个讲官，他还主持了江西行省的两次乡试，可以说他是应时而出，也可以说他内心里始终有一种儒士的兼济情怀，他的内学和实学主张无不是和这样一种情怀吻合。吴澄进经筵讲师之际，庐陵人刘岳申贺信中称：“虽明公今日得致身清峻为帝者师，震动一时，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余光绪业。盖自江南儒者遭时得君，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13]吴澄的出仕对于江南士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何中因父亲和伯父都参加了文天祥的抗元斗争，所以对元廷的态度比较微妙。尽管他终身不仕元，但是他对元廷还是默认或者说包容的，这从他和元廷很多官员都有来往可以看出。

而抚州文学的第二代虞集等人，他们身上故宋的印痕很少，基本不存在对元有抵触的情绪。虞集从青年时期起就有一种施展抱负的积极进取精神。虽然他诗集中也有“故国丘墟遗庙在，荒城霜露远孙来”“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等诗句，还有他五十一岁省墓吴中之际，续写了从兄虞德官“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那样很有遗民色彩的诗句，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他仕元的立场，因为等到元廷“复召归次对”，他便回到朝廷，先是荐芜湖令欧阳玄入朝，后又荐宋子与于朝，可谓依然故我地为朝廷之事尽心尽力。还有他古稀之年于寒食日作诗“江山信美非吾土，漂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其实更主要表达的是对故乡四川的深深怀念，他对元廷始终是感激的。

还有一些细节，或许也能说明抚州文士对宋、元的态度。危素在《吴文正公年谱》“至元十三年丙子”下注明“奉亲避寇。时宁都盗起”^[14]，这里的盗就是“十月壬戌朔，宋文天祥师次汀州，遣赵时赏等将一军趣赣以取宁都”^[15]的义军。而吴澄说金溪邓希颜“其革命之际，远鄙未靖，君辑众护乡里闾，旁盗不敢窥，为官出力，掩捕贼寇”^[16]，说乐安游德洪“丙子寇犯邑，乡闾震惊。居士家崇仁乐安两界间，邻邑藉为保障”^[17]。吴澄笔下的贼寇、盗就是义军，这些义军多少代表着南宋王朝。作为在宋生活了27年的吴澄，统统以盗贼寇视之，这不能不说他以一种较平淡的眼光接受南宋的灭亡，并很快就接受了元朝的合法和正统性。吴澄之后，抚州文人开始以积极用世的精神参与到元朝的文化建设中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再次是抚州文人群体的文学主张和文风倾向。

吴澄的文学思想也很丰富，他的文学批评颇显儒者情怀，个性情志与世教伦理的统一是吴澄文学批评中很瞩目的一点。所谓个性情志即指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吴澄文学观念受心学影响，有重个性、突出自我的一面，所谓“诗而我”“品之机，其在我”，无不是要求自然地抒发个人情志，表现性情之真，这和他学术思想的“在我精神”密切相关。所谓世教伦理指社会功用的考虑。吴澄分别在《邬性传诗序》和《孙履常文集序》两篇文章中引“文章与世道相为升降”（卷十五）和“文章固儒之末技，然其高下兴衰关系天下之气运”（卷二二）两句话，很显然他是赞同诗文不能独绝于世道之外的，所以他说“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古之为诗者如是，后之能诗者抑或能然，岂徒求其声音采色之似而已哉”（卷十九《萧养蒙诗序》）。这段话，前一句讲情之真，即个性情志，第二句讲世教伦理，吴澄有机把两者绾合起来。如何发挥教化之功，吴澄《杨桂芳诗序》说“由辞赋而歌诗，由歌诗而上达屈骚、风雅颂之旨，声其声，实其实，则为子而孝，为臣而忠，政可以官，言可以使。诗之为诗盖如此，岂徒吟咏风花雪月，如今世所谓诗人而已哉！”（卷十七）他的意思即作为诗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而要像古代诗人学习，有为而作，有关讽喻。在《题厉直之行卷》说：“以孝为行，以温柔敦厚为诗，则远之事君，授之政而使于四方，何施而不可哉！”（卷五五）他对后学的希望显然不仅仅是做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样，有了世教伦理的要求，就决定了吴澄的性情之真绝不是一般文士那样的肆情、纵情，他是希望个性情志收敛到世教伦理上来，这就使吴澄文学观念上升到政教伦理的高度，而与儒家胸怀天下相对应。这也是吴澄超越庐陵文人的地方。

何中流露诗文观念的文章留存不多，他相较吴澄，更多要求君子人格而很少经世内容，这和他隐士的身份有关。而到了虞集，他发扬了吴澄世教伦理的一面，在文学上主张“性情之正”“冲和之至”。与虞集一样，抚州群体其他文人也受吴澄影响，如朱元会文学“以明理为本原”、饶敬仲“铺张乎一代文章之体”、吴皋“发乎性情之正”。因此，抚州群体的圣贤气象已初具规模，这是吴澄倡导的结果。

抚州文人群体文风显示出和庐陵奇崛相对立的一面——平和，这从吴澄、何中、虞集等的创作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吴澄，他的创作兼具儒士和文士风致，他把儒士身上体现的淑世精神、平和风度、人性关怀等注入他的创作中去，他的诗文序拳拳的是文章要有根柢、要有关世教，送行序或祝福或期盼，言之切切，他的题跋多扬孝子慈孙之心，他的字说也不失儒家温婉之教。总之，能充分感受到平易从容的圣贤气象。何中隐逸一生，淡泊名利，也很少遗民思想的流露，所以文风也多平和。而虞集他在文坛推广平易正大的文风，他自己的诗文创作也鲜明体现了盛世文风的特点。而后期危素的文章多宣扬“君臣之等、天伦之重、性情之懿”，文风上也多平实的叙述。还有陈伯柔“其文融畅而渊永”、朱元会“著于文也敷畅而渊厚”、吴皋“典实古雅，从容于法度之中，其为诗冲淡和平”，这些诗文风尚都染上了抚州平易近儒的文风。

综上，元代抚州文人群体有鲜明的学术特点，有鲜明的诗文观念和创作风格。与庐陵文人群体相比较，抚州更显儒者风致，庐陵更多文士风采。抚州群体在元初文坛引起的关注远不及庐陵，但不争的事实是，抚州文人群体平易文风的追求适应了元廷中后期的文治发展，所以元廷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抚州人吴澄倡导，由寄籍抚州的虞集带到京师，并和揭傒斯、欧阳玄等江西籍文臣在朝廷推广开来的。吴澄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他是元初庐陵文人到江西籍馆阁文臣的一个过渡，因了他的过渡，江西文学的中心由庐陵转向抚州，江西文学从奇崛转向平易。因此，大儒吴澄给江西文学奇崛风尚中添进了儒者平和的气息。要认识元代中后期江西文学的圣贤气象和元代中后期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吴澄和以他为中心的抚州文人群体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点。

本章第二节从吴澄的学术讲起，探讨他的学术特点以及对江西学风的转变，第三节重点探讨吴澄、何中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由于虞集、危素在京师时间更多，就将他们放在第四章聚集京师的江西籍文人群中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