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庐陵三刘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

元初江西有“庐陵三刘”一说，见于明人晏璧为泰和人陈谟《海桑集》所写序中，称：“元氏时，又若麟洲龙公，养吾、申斋、桂隐三刘公，力追古作者，猗与盛哉！”^[100]其中所举依次为龙仁夫、刘将孙、刘岳申、刘诜，他们都是庐陵人，晏璧想以此反映元代庐陵文学的盛况。“三刘”在年龄上是庐陵文人群体的第二代，其中，刘将孙又比刘岳申、刘诜稍长，他们彼此相交往，在遗民文人之后为庐陵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本节重点探讨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刘辰翁之子刘将孙是元代江西庐陵的重要文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一直被作为元代最重要的诗文评论家之一被关注，因而相关的成果比较多。然而站在庐陵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刘将孙文学思想中的师心倾向，并考察他的文学思想对刘辰翁、赵文的继承与新变，这还是学界尚无专文论述的话题。

需要先说明的是，刘明今、许总、查洪德等先生已经指出刘将孙“师心”立场。如刘明今《刘辰翁父子与江西文坛》说“宋末元初陆氏心学在江西影响较大，表现于文学，遂出现一种师心自用主张新变的创作倾向。其代表人物是刘辰翁、刘将孙”。^[101]许总在《理学弛张与文学盛衰：宋金元文学史演进动因新探》一文中也把刘将孙当作元代文学师心观念的前期代表。^[102]还有查洪德先生也在论著中提到刘将孙的师心倾向，并且对此有较丰富的论述。^[103]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师心放在刘将孙文学观念的核心位置来论述。本节以为，师心是刘将孙最重要的文学倾向，是他文学观念的中心之源。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师心倾向，江西庐陵奇崛文风才更加凸显出来。

不妨溯源一下中国古代关于“师心”的论述。“师心”一语最早源于《庄子》，《庄子·人间世》说：“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成玄英疏：“是犹以心为师，尚有成见，未能付之自然。”这里成玄英将固执于内心成见与自然相对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104]这里的师心有“以心为师，自以为是”之意。而古人将师心与独创联系起来，大约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和南齐谢赫《古画品录》第三品较早，内中都有“师心独见”一语，这个词语含有不拘成法、独出心裁之意。而后世之师心，便往往从“师心独见”之意，师心和独见从此紧密联系。

刘将孙文学观念中常可见“心”字，而且有明显的师心倾向，以《如心画室记》所论最为显明，限于篇幅，只选取其中两个部分：

予曰：道与艺一也，未有得之于心而由师传者，非其至者也。传之于人者，无非效人者也，于吾心何有哉！效人者，极于其人，则无以加矣。心不可极，艺亦不可极也。故善教人者，必旁喻远引，待其困而忽悟，然后验其然否，征其浅深……自昔以书擅称者，未有蹈袭者也。

莫神者，心也；莫巧者，心也。心之所向，必求所以如吾心，何事之不能，而何能之不妙哉，矧画物求其似而已。粲乎吾目者，横斜高下，皆吾画本也；参乎吾前者，精神谈笑，皆吾画意也。得之心，应之手。心欲其似，而手如吾心。以吾之心，为彼之面。吾既如吾心，而彼面岂有不似者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之心则一而已。吾心之一，必欲其如不变于贵贱，不改于清浊。眉目，此眉目也；颧颊，此颧颊也。一体有一体之动，一面有一面之韵。吾神遇其趣，而道揽其英。吾所欲如，宁患其不如吾心？而见者亦以为甚如。彼以之写研媸者，此心也；以之点阿堵者，此心也；以之经营惨淡者，此心也；以之临摹点染者，此心也。貌万不同，而吾一欲肖之心；境异而物殊，而吾一必类之心。若此者，固非师友讲之所及，形迹践之所进也。是以吴道子学书不成而攻画，或谓僧繇之后身，卢稜伽一旦笔力忽似其师，知其精爽之已尽。岂非心通而解捷者，与造化同其倏忽，师承而积学者，虽超诣不过极似，而才力俱竭矣。以此言之，画之生意不可尽者，心之生道不可得而测也……

这篇文章是刘将孙为画师庐陵城南人黄庸之“如心”画室所作。在文中他并没有一语描写画室之景致，在简单介绍庸之之画“工于传神”后，便紧扣“如心”画室之名，围绕道与艺、心之师、人之师、形似与神似等问题展开论述。刘将孙自谓此记“甚言心之师胜人之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师心胜过师人，即独创永远胜于模拟。

刘将孙这篇记文虽然没有出现“师心”一词，而师心之意非常明显，但他最终的落脚点还不只在“师心”，而是在“如心”二字。不仅如心，他还反复强调“如吾心”。吾，即我，非他，吾心也就是每一个创作主体自我之心。刘将孙说，“莫神者，心也；莫巧者，心也。心之所向，必求所以如吾心”，若事事皆能如吾心，便能臻于妙，书画同理。刘将孙接着说“吾神遇其趣，而道揽其英”，又说“心通而解捷，与造化同其倏忽”。他在说心的概念时，同时出现道、造化、神、妙等一系列蕴涵文学批评意味的词语，这非常值得注意。他意在表达什么呢？

其实，刘将孙在这里一并传达两个概念，“以心为师”和“心之所师”。前者强调遵从创作主体之心，后者是心之外还有师法的对象，那就是造化自然，当然他这里所讲的道似乎更接近老庄自然之道意味。刘将孙此文开头即摆出两个观点“道与艺一也”“道不可及，艺亦不可及”，其中的道无不是自然之道。刘将孙一方面强调以心为师，强调个性，强调真情；另一方面他还强调师法自然，以自然为师。在由己心到自然的过程中，有一个中间环节——悟。他说：“善教人者，必旁喻远引，待其困而忽悟，然后验其然否。”他在其他篇章中也提及“心通”“神遇”，这无不是悟的过程，而悟的过程就是循道的过程，是心与自然默契神合的过程。如果真正达到神遇、妙合无垠的地步，就能获得真趣。刘将孙在文中还说“吾心则一而已”，这“一而已”之心就是一颗求真之心，也就是他所说的“欲肖之心”“必类之心”，如果所画与自己内心之感悟一致，也就达到了他所向往的——如吾心。在刘将孙看来，艺术活动不仅要尊重内心之己意，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己心感悟自然，获得对事物最真实最本质的把握，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刘将孙之“如心说”。查洪德先生于此特有精解，他认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将孙的师心，并未将人引向封闭的内心，他强调的是用心去体察万物，把握万物，将此心引向‘与造化同其倏忽’，他强调主体的创造精神，而并不割断主客体的联系，师心便是师造化，诗法自然，他所反对的是师古和模拟。”^[105]在刘将孙的眼里，师心只是一种方法，如心才是最终的目的。可以这样说，刘将孙之“如心说”一定程度上继承并绾合了前人“师法内心”和“师法自然”二义，并推陈出新，用“如心”之言将师心推向最高境界，丰富了中国古代“师心说”的内涵，其用心良苦，超越前贤。

刘将孙于《如心画室记》结尾深有余味补记说：“予尝于《名画记》，喜其一言曰‘书画皆须意气而成，亦非懦夫所能做’。此心说也。余为如心言，推之于学问，则大有说矣。”不要忽视这几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其中的“心说”“如心言”，正是刘将孙在有意识的要揭橥文艺规律中“心”的重要性。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刘将孙文艺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术语几乎都出现了，如“自得”“趣”“神”“似”“造化”“生意”“悟”等，所以，将此文看作是刘将孙全面阐发其文艺思想很重要的一篇文章，这一点也不过誉。心是一切艺术活动的源泉，既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文艺理论批评（包括鉴赏、审美）的源泉。艺术活动的至高境界就是要让人师心而达到如我心。“如我心”成了刘将孙艺术活动的一个衡量准则，并且成为其诗文批评体系之源。

循着刘将孙所揭秘的心之源，可以进而发现，刘将孙所提倡的一系列理论主张，皆渊源有自。

比如他的性情论。“性情”二字在其文集中有数十处。“性情”二字皆从心，皆由心生。刘将孙从道性情，到随性情，再到乐性情，有一个依傍内心，逐渐递进的过程。他首先要求诗要道性情，在《黄公诲诗序》他批评近世论诗者：“标江西竞宗支，尊晚唐过《风》《雅》。高者诡《选》体如删前，缀袭熟字，枝蔓类景，辄屈短调，动如夜半传衣，步三尺不可过……于是常料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刘将孙于此深中近世之人学江湖、江西、四灵诸体之弊病，他认为斤斤于诗法句法、诗料典故，亦步亦趋，失去了真性情。刘将孙不仅主张道情性，还要随性情。他说：“诗不为某家某体，虽社友讲习，各随性所近，情景尽兴，已极刷洗，楚楚如春风之泛春服。”随性即要畅所欲言，信笔抒写，尽情尽兴抒发内心情感。在《胡以实诗词序》他认为“发乎情性，浅深疏密，各自言其中所欲言，若必两两而并，若花红柳绿，江山水石，斤斤为格律，此岂复有情性乎”。刘将孙意思很明显，他反对固守程式，反对拘谨于对仗格律。他提倡在创作中自然之表达、自由之抒写。刘将孙最后还为性情找到了一个最高标准——乐性情。他在《九皋诗集序》中称：“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自乐吾之性情”，乃是艺术活动一种诗意的审美快感，在自由的创作中身心得以舒放，而不是将创作当作一种功利手段。

又如他的文气论。刘将孙是善于言气的，其“养吾斋”之名，必然有感于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名言。古人认为，气由心生，文气实际与创作主体内心有莫大关联。在《谭西村诗文序》中，他说“文以气为主，非主于气也，乃其中有所主，则其气浩然流动，充满而无不达，遂若气为之主耳”（卷十），这实际指出好的文章气韵流转的重要性。在《川云清润集序》他说“气类之相同，宣心为妙”，宣心即排遣自己内心的情感，使气顺畅。气之小大各不同，然各有其妙，“江河浩渺，波涛平骇，各一其势；大之而金石制作，歌名堂而颂清庙，小之而才情婉娈，清白雪而艳阳春；古之而鼎彝幻眇，陈淳风而追泰古；时之而花柳明媚，过前川而学少年”（卷九）。刘将孙因此还对文章的奇崛之气别有会心，他在《魏槐庭诗序》中称“古所谓惊风雨、泣鬼神，非以其奇崛突兀，以其志也”（卷十一），他在给父亲刘辰翁所作《须溪先生集序》中称，“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之郁郁者，壹泄之于诗。其磅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脱于口者，曾不经意。其引而不发者，又何其极也”（卷十一），这些都意在表达文气是和创作主体内心是一致的。

在重文气的同时，刘将孙又讲辞达，是主体情感自由表达后的辞达。在《礼记义帙序》他说“辞主于达”，在《黄公诲诗序》中，他说“诗与文岂当有异道哉？子曰：‘辞达而已矣’……故缩之而五七言，畅之而长篇，发之而大制作，孰非文也？要于达而止”。刘将孙于文欣赏韩、欧、苏，他关于“辞达而已”的论述，显然更接近苏轼，不仅要辞以达意，更是“以达意为人生的快事和为文的主旨”。^[106]刘将孙《如心画室记》所说：“得之心，应之手。心欲其似，而手如吾心。”这和苏轼“了然于心与口”如出一辙，又和他自己的“如心说”相呼应。

还有他的趣味论。陈应鸾先生将刘将孙之趣概括为“如禅之趣”“情趣”“景趣”“天趣”，并且说在中国诗味论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107]考察其趣味论，也当是从师心法自然而来。刘将孙说如吾心，又说得之于心，所得者有自然人性之情趣，有天地自然之景趣，更有妙合人与自然之天成之趣，而天成之趣极难获得，刘将孙在《须溪先生集序》说：“盖尝窃观于古今斯文之作，惟得于天者不可及。得及天者，不矫厉而高，不浚凿而深，不斫削而奇，不锻炼而精。”此处之天即指自然，这是最高的境界。他的天地自然常用“清气”来形容。刘将孙在《九皋诗集序》说鹤之鸣是“感赏于风露之味，畅适于无人之野，非以为人媚”，所以背负清气，声闻于天。他又以鹤声来喻诗，说“使其翩翩也皆如鹤，其诗之矫矫也如其鹤鸣九皋，将人欲闻而不可得闻。诗至是，始可言趣”，很显然，他的天趣是有得于清气，是一种没有物欲、不受尘滓的境界。当然他的清气说不排除道教的影响，如他在《彭宏济诗序》中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又说“此清气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无”“沉吟自然，眼前意中，宛然不食烟火”，给人一种缥缈、超尘之感，他还举“渊明之冲寂、苏州之简素、昌黎之奇畅、欧之清远、苏黄之神变”，认为都有得于清气，这其实是要求创作主体远离世俗务求高洁。

综上，“如心说”贯穿了他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全过程。刘将孙以心为源，以性情为纲，由师己心而师法自然，由己心之重真情而主张文章志昌、气畅、辞达，由诗法自然而感悟天地自然之性情，而得自然天成之趣。可以说，从师心出发，到乐吾心，刘将孙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完整，富于层次，还有极大的包容会通性。他打通天地人为一体，贯穿书法、绘画、文学于一途，论文不主某家某体，不论诗歌还是散文，不论汪洋大篇还是简净短赋，不论奇博、典裁、清峭还是简则、精雋、理趣，各种体裁各种风格他都欣赏，只要“如吾心”。

刘将孙的文论中时时有刘辰翁和赵文的影子。他时时处处都在维护刘辰翁文学大家的地位，也十分赞赏赵文的理论贡献。在明了刘将孙的理论思想之后，不妨来探寻刘将孙师心倾向与父辈刘辰翁、赵文的联系。

如刘辰翁、刘将孙都提倡情真。刘辰翁特别重视性情，而且重视性情之真，如他在《宋贞士罗沧州先生诗序》称“用吾情，诗非难事”，又如《答刘英伯书》中称：“《三百篇》情性皆得之容易，如‘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虽妇人自道亦能此，而不朽亦以此……求其文者知其心，非明白痛快，何以哉？”研究者将刘辰翁的这一种观念概括为“直溯心源”，并且认为刘辰翁形成了以本心、真情观为品衡标准的诗歌评点，^[108]这是很恰到的评价。刘将孙也重真情，他的乐性情无非就是尊重创作主体内心之真情，他还在《彭宏济诗序》中称“惟发之真者不泯，惟遇之神者必传，惟悠然得于人心者必传而不朽”。这样的真情思想无疑受到乃父的影响，并且表现为他的“如心说”。

还有刘辰翁、赵文、刘将孙都提倡天成，这从他们诗论中“天”一字的使用上可以反映。刘将孙诗论中经常出现“天”的概念，如《胡以实诗词序》谓“凡天趣语难得”，又在《本此诗序》中称“诗本出于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后之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这些都受到刘辰翁、赵文的影响。如刘辰翁《松声诗序》称“声皆出于自然”，他铺排松各种声音后，接着说“诗而似此，则天也”。在《北韵序》他称“故曰自然者天也”。赵文《萧汉杰青原樵唱序》则说“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很显然，他们都用“天”来表示自然的意味，都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都有自然真情的意味。

但是刘将孙在父辈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不同于父辈的地方。他之所以被称作元人自然性情论的代表，^[109]就因为他在刘辰翁的基础上，更重视师心与法自然的结合。刘将孙为了强调心的重要，把最重要的一些诗文家都拉进本心之阵营，如他在《曾御史文集序》中说“欧苏一变，而议论皆本心”。他在《须溪先生集序》说乃父刘辰翁为学必“证之本心”。而他更是提出了如心，如我心。将本心与自然达到一种融合，至少在刘辰翁那里没明确提到过。他相较于赵文则更重视本心之真。赵文虽然也说情性，但是却又不是完全的自然情性论者。赵文《郭氏诗话序》称“古之为诗者，率其情性之所欲言。惟先王之泽在人，斯人情性一出于正，是则古之诗已”，又在《高信则诗集序》称“自三百五篇以来，发乎情者流动发越，诚无所底滞。使无止乎礼义，则情之流者将何之”，这“正”和“止乎礼义”，就显示他仍有所偏重，郭绍虞于此说赵文是“道学化的性灵”。而刘将孙自己虽然说“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但正如查洪德先生指出的那样，他的道实不是儒家伦理之道，更多指向自然之道，^[110]他的诗文观念在心与自然方面的探索可以说更力求一种完美融合，他的如吾心就是追求自然天成的意思。

如此，当刘将孙以心和自然来衡量的时候，对那些至情之文都加以肯定，对那些得于天的高深奇精之作特别欣赏。如《须溪先生集序》说“得于天者，不矫厉而高，不浚凿而深，不斫削而奇，不锻炼而精”。在《曾御史文集序》中他赞扬别人文章之后说“此岂眩世以为奇，骇俗以为工者哉”。他不是要故意出奇，而是要追求一种自然的高深奇精。他认为三千年间，文章惟韩欧苏可以称之。于是，他在继承与革新二者之间，更倾慕于变革，更注重创新，特标出奇和变化。在《萧达可诗序》中他对历史上有创变之功的文史学家推崇备至，他说太史公作《史记》“方创体变史法，自为一家言”，是“得以独行其志”，是千古一流之文章，说韩愈得司马迁之精变，“发之金石，绝出千古”，他评价韩愈《毛颖传》是司马迁所谓“未易为俗人言”之作，评价萧达可之文是“凝颖而作”“不落蹊径窠臼”，真所谓“戛戛乎陈言之勿去”，他说萧达可“君之不患不奇，不患不古，独不能使君不为奇，不为古”，这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刘将孙的这些大胆的言论恐怕只有从师心独创中去寻找答案。正是他思想中的心学成分使他迥异流俗，使他的诗文理论超越当时的正统诗文家，这也是他文艺思想中最具特质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当然，刘将孙思想中突出的个性精神与江西地域文化性格有关。南宋罗大经称江西文士“共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江西是陆九渊的家乡，是陆氏心学的发源地，地域的原因使江西士子很容易濡染心学。刘将孙的个性精神与陆氏心学就有几分相似。许总先生说：“元代文学中的‘师心’观念，显然就带有‘心学’的明显投影。如前期就有吴澄、刘将孙等人提出‘诗而我’的主张。”^[111]刘将孙在《吉州路重修儒道碑记》说“圣人通宇宙为一心，兼往圣为一人者，精神志气，犹可见于也”，这和陆氏“吾心即宇宙”非常接近。其实早在刘辰翁老师欧阳守道那里，就有融会朱陆的思想倾向。而刘辰翁父子思想中也确实有心学成分。关于刘辰翁，顾嗣立《元诗选》甲集说他十七岁登陆象山之门，清人王鸣盛已有令人信服的考辨推翻此说^[112]，那为什么此说仍会以讹传讹呢^[113]，恐怕和刘辰翁思想中的心学成分有关。刘氏父子也的确结交一些心学人物和他们的弟子，如刘辰翁《黄纯父墓志铭》中说“如东涧，何可及也”，流露对汤东涧名节的仰慕，并说黄纯父“自其父闻象山之学于其诸大父，益贯彻朱陆授学者”。刘将孙《送柴景实序》说：“往岁庚辰，先君子须溪先生留先溪时，鄱阳柴堂长实来，相与亹亹谈古心、东涧间师友闻见，序而送之。”这些篇章中提及的东涧即汤汉，上饶安仁人，历任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山长，他和叔父晦静共主陆学，刘将孙还为东涧作《此山中记》，可见关系不一般。刘将孙《如禅集序》结尾也是回忆陆学学者汤晦静和徐径畈的故事。所以刘氏父子虽然没有什么儒学著述，但是对心学还是耳濡目染的，以致元人陈栎说刘辰翁“其学不自朱子来”^[114]，徐明善《江古心帖》说：“游公门者，乃敢诡道反理侮讪，建洛廋辞隐语自以为奇，而不知其陋也，于是公门无传人矣。”^[115]他所批评者正是刘辰翁，因为刘辰翁正是江万里得意门生。徐明善更在《学古文会规约序》说江西文风“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很显然，师心倾向影响到了文风，所以，元初一直到元中期，外界对庐陵文风的批判不绝于耳，乃至视元初庐陵文人为异端。

张毅先生说：“新儒学由宋至明的发展，是一个以性理之学为主到以心学为正宗的演变过程。”^[116]在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那些师心的言论，往往成为异代变革之际高扬个性进而诗文风尚发生转变的一面大旗。而刘将孙正是元代导夫先路者，他把刘辰翁、赵文观念中还仅是一点星火的东西作了详尽的发挥。到了元末，面对平易雅正缺少个性的诗坛，杨维祯又一次举起了师心的大旗，只不过他的师心比刘将孙走得更远，以致“其下者亦堕入魔趣”^[117]。

“三刘”中刘将孙名气最大，诗文理论和创作都很丰富，所以多为研究者注意。相比之下，另外“二刘”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刘诜和刘岳申年寿较长，在刘辰翁父子去世后，他们成为元后期庐陵文学的代表人物，积极发起与馆阁文臣的对话，为维护庐陵文脉作出了贡献。

刘诜，字桂翁，号桂隐，庐陵吉水人，今存《桂隐文集》四卷、《桂隐诗集》四卷。生平资料详见欧阳玄所作《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碑铭》和危素所作《刘桂翁先生墓志铭》。据说他出生时，其父梦见晋左臣郗广基“桂林一枝”之语，因此得名。生二岁，失母，七岁失父，九岁宋亡。平日闲阅家谱，得知与刘敞、刘颁为同宗，于是奋志自立。“宋之遗老巨公，若李公鹤田、肯堂、深斋三公，于先生为母党，尊行一见，即以斯文之任属之。中斋邓公、须溪刘公，于先生为乡先正，见其文尤加器异。邓公尝延之家，使范其子”“先辈赵文、彭元逊、晏宗镐、梁节、艾幼玉……尤以其文教学者”。李公鹤田即李珏、中斋邓公即邓光荐、须溪刘公即刘辰翁，这些足见刘诜与庐陵名流的交往。刘岳申，字高仲，吉水人，入元后“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以泰和州判致仕，其文辞简约峻洁，甚为吴澄、虞集所推重，学者称申斋先生”^[118]。今存《申斋集》十五卷。刘将孙《送刘岳申序》说岳申先后拜欧阳守道弟子聂心远、刘辰翁为师，雍容两家文献，为欧门先进弟子。

刘诜、刘岳申文章中也多次提到自己与庐陵名流交往的事情。如刘岳申《礼记贯义序》云：“须溪先生刘公尝谓余言：小学，进业进学，广记甚有功”，《高师鲁墓志铭》云“须溪先生尝谓余，高君和都统才，其子师鲁英概有文风”；《跋巽斋欧阳公撰远叔王先生墓志铭》云“念昔先君子之丧，须溪先生命子将孙致奠，命岳申曰：‘尔父孝友忠信，俯仰不愧怍，汝知之乎？尔父千里外为他人作孝子，尔知之乎？’”这些记载反映他和刘辰翁不仅是师生情更有世交之谊，所以刘岳申深情叙述有如父子。刘将孙《送刘岳申序》一文也称岳申为“吾友”，又说“讬我宗盟，相视如兄弟”。而刘诜诗集中有《挽刘须溪太博二首》《呈须溪刘先生二首》《送刘尚友赴汀州教二首》《送刘巨川赴惠州海丰巡检》（刘巨川为须溪之孙），还有《挽邓中斋侍郎二首》，为王炎午作《哭王鼎翁内舍三首》《保王梅边状》《祭王梅边文》。以上例子说明刘诜、刘岳申和庐陵乡贤有很密切的交往。他们生长于庐陵，亲见许多故宋遗老，这对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更应该重视的是刘诜、刘岳申和抚州大儒吴澄以及江西籍馆阁文臣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人的交往。需要弄清楚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什么背景下开始了这样的交往。此前，赵文、刘将孙和吴澄都有交谊，吴澄文中尊称刘辰翁为须溪先生，称赵文为友，他又与刘将孙年龄相仿，并为刘将孙文集作序，序中将刘氏父子比作眉山二苏，并说自己“与尚友善，素喜其文”。元初，江西文学的中心绝对在庐陵，但是随着刘辰翁与赵文的去世，泰定二年（1325）前又有刘将孙的去世，庐陵文学的盛况难以为继。而这时，抚州文人凭借政治的因素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吴澄的功绩不可抹杀，他入讲国子监，授翰林，首登经筵讲师。同时他的弟子虞集久立朝廷，在文坛逐渐有影响。此外丰城人揭傒斯、祖籍庐陵的欧阳玄等先后入朝，围绕在虞集周围，壮大了江西籍馆阁文臣的势力。由于吴澄、虞集都是抚州人，他们退隐后都闲居抚州，所以江西文坛的中心逐渐被抚州所取代。而另外一个重大的背景就是，当以虞集为首的馆阁文臣逐渐走向主流文坛的时候，他们大力推广平易正大的文风，与此同时他们在为江西人所作序文中对庐陵文风多有指责甚至批评。如欧阳玄在《族兄南翁文集序》称“窃怪近年江右士为文，间使四方学者读之，辄愕相视曰‘欧乡之文，乃险劲峭厉如此’”。正是在形势的变换下，以刘诜和刘岳申为代表的庐陵中后期文人开始了与江西籍馆阁文臣的交往和对话。

交往的主要方式是书信。刘诜一直隐居乡间，他的《与揭曼硕学士书》《与欧阳圭斋学士书》《答揭曼硕学士书》都是作于他生活的后期，当时揭傒斯、欧阳玄还在朝，虞集已经退隐临川，之后刘诜和虞集还见过面^[119]。书信中所涉及的都是文学观念问题，其中刘诜有很明显不同意馆阁文臣的观点。但是虞集、揭傒斯、欧阳玄都为刘诜文集作序，虞集还有《答刘桂隐书》两篇（刘诜给虞集的书信今不存），他们都对刘诜的诗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刘诜和这些馆阁文臣的书信其实可以看作是山林文学和馆阁文学的对话。刘岳申因为有出仕的经历，加上他在延祐开科之后数次主文乡试，所以情况较刘诜复杂。他的《送吴草庐赴国子监臣序》写于吴澄六十岁征召入京之时，他认为吴澄此行可以大显南士地位，并继王安石、陆九渊之后张大临川影响。他的《与吴草庐书》写于吴澄七十六岁被授经筵讲官之时，除恭祝之意，还希望吴澄多多关照乡人进士杨贤可。他的《答吴草庐书》盛赞吴澄的儒者气象。刘岳申还有两封《与学士揭曼硕书》都是为门生赴京所写的介绍信，他还为揭傒斯儿子作《揭汯字元量说》。他的《与虞伯生书》是为别人写的引荐信，信中说自己少年时曾拜见过虞集的父亲虞汲。刘岳申《与欧阳元功书》《与翰林承旨欧阳元功书》是因永丰欧阳修故里西阳宫为道士霸占，而求书欧阳修后人欧阳玄出面制止。刘岳申还有《与范德机书》，希望范梈作为庐陵乡贤湜溪的门生为其刊行遗著，《祭范德机文》中说“我从湖广，握手文场”，则说明他们后来在校文中建立了友谊。可以说作为地方名儒，刘岳申关心地方文教，政治热情颇高，社会交往的面宽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刘诜、刘岳申和馆阁文臣之间往来书信多半是庐陵籍进士在中间传递，这些进士多半受学于刘诜、刘岳申，同时虞集、欧阳玄等又是他们的座主，如进士刘性就在刘诜和虞集之间充当了信使。

当然，刘诜、刘岳申与馆阁文臣的交往也并非纯粹文学观念的交流，像刘诜多少希望自己的文集能经馆阁文臣作序而不至于湮没。而刘岳申由于做小官，多少会有广泛交友、结识文臣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交往的都是江西籍馆阁文臣，有乡情之宜，所以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

刘诜为别人所作诗文集序很少，集中论诗文的文章不多，所以他的观念显得有些零散，但是他“意以宿道，文以宣心”的文学主张殊少为人关注却又非常重要。他是在一则短小的《与王颜庭书》中流露这个观点的，刘诜说：“自世尚怪诡而指大雅为腐，自俗眩葩藻而斥理致为常，求其意足以宿道、文足以宣心者，概不多见。”在怪诡、葩藻与大雅、理致之间，他更倾向后者，宿道是重理道的阐发，宣心是重情感的自然表达。这种观点在《彭翔云诗序》中再一次提及，只不过所论述的是诗，他说：“然诗之为言，品律固不尽同，要其同归于佳，即葩浮而不宿于理，富健而不永于味，又安得如君诗之真实可爱哉？”换言之，即每一首诗风格虽然不尽相同，然好诗都是宿于理永于味、真实可爱之作。刘诜自己有言“文章之与理学，本同一源”（《二程先生祠堂记》），所以他是主张文理合一、文道合一的。另一方面，文以宣心，即自发本心，要求抒发自然之真情，真情才能真实，《答郭方春书》说：“垂示高文，皆有至味，大抵脱去流俗，务就真实，古之作者正如是耳。”在刘诜的文论中再一次看到了“宣心”“真实”这样的词语，这是和刘辰翁父子自然真情的理念相联系的。

刘诜最可注意的是他与馆阁文臣的对话。不妨来看《与揭曼硕学士书》，云：

古今文章，甚不一矣。后之作者，期于古而不期于袭，期于善而不期于同，期于理之达、神之超、变化起伏之妙，而不尽期于为收敛平缓之势。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其于文，则欲气平辞缓，以比韩欧。不知韩欧有长江大河之壮，而观者特见其安流；有高山乔岳之重，而观者不觉其耸拔。何尝以委怯为和平，迂挠为舂容，束缩无生意，短涩无议论为收敛哉？故学西施者，仅得其矉；学孙叔敖者，仅得其衣冠谈笑，非善学者也。故李杜王韦，并世竞美，各有途辙，孟荀氏、韩柳氏、欧苏氏，千载相师，卒各立门户。曾出于欧门，而不用欧，苏氏虽父子，亦各务于己出，盖士非学古则不能以超于今，而今亦何必不如古。使吾自能为古，则吾又后日之古也。若同然而学为一体，不能变化，以自为古，恐学古而不离于今也。盖尝读阁下之书，上不逊于古，下不溺于今，诗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文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此善学者也。学古而能使人不知其学古，则吾自为古矣。无他，学古而能为古人之实，不徒为古人之文，此所以能使人不知其学古也，此所以能自为古也。

此前，《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和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都注意到这篇文章。《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说该篇“所论仍以复古为基础，但其变古创新的态度已与师心、尚今之论相通”。^[120]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说刘诜论诗“以宗唐得古为基础，但同时更重视变化为妙，以自为古。陶铸百家，又自出机杼，终不失自我之真。在这一点上，他与赵文、刘将孙诸人可称同调”^[121]。以上两家所论多注意书信流露的变古创新的态度。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刘诜要通过这篇书信所表达的意思。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书信中对一二十年来天下诗文的评价，说诗“袭而至于举世同一声”，说文“气平辞缓”，这其中是深有所指的，他所针对的其实就是元中后期虞集等馆阁文臣大力倡导的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他们于诗宗唐雅正，于文“平和而意深长”。而刘诜于其中却看到了举世同一声的可厌，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尤其他的“何尝以委怯为和平，迂挠为舂容，束缩无生意，短涩无议论为收敛哉？”可以说一语道破盛世文风的弊病。他用韩、欧文风多样来反驳，理由也非常有说服力，文学的园地就应该有多种声音，如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那必将死气沉沉，如同一潭死水。可见，在盛世文风的推广下，刘诜还是一个清醒者。刘诜还有《答揭曼硕学士书》，可惜揭傒斯写给刘诜的原书信已佚，从刘诜回复中“所论天下德行文学之士，盖自有其人，若仆何得与于其间”几句来看，揭傒斯当是在给刘诜的信中高度评价刘诜的德行文章，而刘诜回信中又有“或者谓江西为可薄，则实不然……且人之习于声，何常之有，岂可以一时一人，遂有轻重高下于其所生之地哉？执事以为何如？执事之文，皆于日光玉洁之中，而有河倾倒海之势，其鸣于千载必矣，又何必其不江西也”，从这些来看，他又是站在江西的立场，对批判江西之文的言论表示反驳。查洪德先生说，刘诜“在理论上坚决为江西文派护法”^[122]，这是很对的。刘诜正是有感于揭傒斯文章“河倾倒海”的气势，非盛世文风“气平辞缓”所能涵括，所以他选择和揭傒斯探讨盛世文风问题，而非别人。刘诜认识到馆阁文臣打出了欧阳修的招牌，于是用欧阳修文风的多样来回应，并且将庐陵奇崛文风模糊归结到“河倾倒海”之一种，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肯定了江西之文，实际上为庐陵奇崛文风辩护的意思很明显。

刘诜还有《与欧阳圭斋学士书》，探讨山林之文和缙绅之文的区别：

然缙绅之士，不得山林之人以知其心之微，若少缺于其乐，而不害其道之传；山林之人，不得缙绅之士以知其道，以发其心之所乐，则有槁朽于木石而已。故自古士之立于班行之上，苟有以自见，无不著称于时，而其负斯道者，遂为四海之河华，一代之师表。而山林之人，则旷世不闻有以斯文斯道自树于千载，若汉之扬氏、唐之韩柳氏、宋之欧阳氏者，岂斯道偏在缙绅而不在于山林欤？吾固疑其有甚不可传也。是故山林之人，倘知道之在己，亦必趋乎缙绅之有道者质焉。

认为缙绅之士往往较山林之士更易为世人知晓，但并不认为只有缙绅之士知道之所在，道同样可以存在于山林之士中。文章末尾刘诜虽然自谦“道不在己”，但他自献诗文的行为所流露出的自信是不言而喻的。他有文章不为人所知的无奈，所以希望借助缙绅作序使自己文章传名于后世。而刘诜末尾写道“阁下乃自谓为庐陵人。庐陵亦何幸，复有一天下欧阳子哉！”把祖籍庐陵的欧阳玄和其祖上欧阳修联系在一起，他的庐陵立场显而易见。

刘岳申的文学观念一直没有人关注，是研究的空白。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也偶尔有议论诗文的文字。如《答宜春秀才赵民信论文书》：

韩公所谓“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每颂此言，可为深悲至慨。仆于文字，本非所长，徒愿学，则有志久矣。然每不敢有所出，何者？诚知其未易，以为知者固不可常遇，而遂谓世无知者尤不可。苟一遇之，则百丑败露矣。赵岐称“孟子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此文章至妙处，然安可得。岐可谓知者，古人不可及正在此。今人急言极论，愈杂乱纷纠。但觉古人不劳余力，而旁通曲畅无所不有，何其易也。《春秋》之称微而显。夫微即不显，显即不微，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夫淡即厌，不厌即不淡，简即不文，文即不简。每读《左传》、《史记》、《汉书》，去之数千年，其事其人委曲详悉皆如当日亲见，而高古要妙，去人愈远，又何也。寓从容于简寡，藏曲折于平易，每欲以整见暇，以少为多，非不欲髣髴近似，而终不可到。故有至朴而巧者不能及，有至约而博者不能尽，有至显白而深晦者不能近，此古人所以可师也。岳申于行辈中天资最下，徒望古人博学强记，不敢希冀万一，况敢拟议其开口下笔跋涉倾倒变化反覆之妙哉。

此书所答对象赵民信不可考。刘岳申引韩愈的话，并谓自己深悲至慨，何故？对韩愈此语的理解是关键。韩愈此语出自《与冯宿论文书》，该文流露的是韩愈欲将古文与时文竞尚的决心。清人张裕钊注解此语曰“一折便如深处，便可想其襟抱”^[123]，显然韩愈所言意有深转，可以理解为“然而我不知道，如果文章写得完全像古人，如何能让今天的人满意”^[124]。韩愈时代流行的是骈体文，韩愈文章反映的是当时古文写作的艰难环境，流露的是古文写作不被理解的痛苦和无奈。刘岳申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于韩愈，古文与骈文的对立早已不存在，但他仍深感古文创作的不易，同时思考师古如何有益于今或者说今人如何师古的问题。他不满意“今人急言极论，愈杂乱纷纠”，他所倡导的文风是《左传》《史记》《汉书》的叙事委曲详悉。他在《答许可用书》说“平生最慕《史记》，初看甚有羡字羡句，再看但觉好，三看元无一字一句羡，减一字一句即不佳。此最未易学，善学者惟欧公，故曰序事似司马迁旧记”。从这一点来看，他是很欣赏史迁风神的，这也是欧阳修的散文魅力。刘岳申“寓从容于简寡，藏曲折于平易”“开口下笔跋涉倾倒变化反覆之妙”两句和刘诜“期于古而不期于袭……变化起伏之妙，而不尽期于为收敛平缓之势”意思是相近的。刘岳申没有明言是针对近世文风，但是他对于欧阳修的理解和刘诜是一样的，而同虞集等馆阁文臣只片面强调欧阳修的平易雍容是不同的。

刘岳申作为名儒，文论中对理的关注也是值得注意的，如《赠蒋斯文序》“惟古于文必深于道而后得于言，其倍道而不悟者，虽择言亦必不精”。在《罗中德詹詹集序》中，先是赞美庐陵先贤通斋罗先生“晚尤宿于理而畅于文，庶几正而葩者”，在文后说“故余尝谓‘文章韶润不如骨气，而韶润亦不可无；思致不如渊源，而思致亦不可少’”。其实这篇序文前后的话都有出处，韩愈在《进学解》中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正而葩的意思就是指义正而词美，或者说思想纯正而文采丰富，这正是儒家的要求。而后面的话其实化用了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的句子“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刘岳申希望达到词采与思想意趣兼美的效果，而这种思想意趣有儒家理学的影响。从大的方面来看，说刘岳申持“文道合一”的观念也是可以的，这一点与刘诜反对“葩浮而不宿于理”的观点颇为相近。

刘岳申没有什么诗作，他的诗论也很少很零碎，只有《赠采诗两生》有所谓采诗之法与观诗之法的见解，他说“尝读《诗》至《芣苡》三章，爱其和平悦乐、无恶无斁，以为此采诗法也”“又尝读《中庸》、《大学》、《表记》、《坊记》所引诗，爱其融液贯穿得言外意，以为此观诗法也”，并谓“采者如蜂之取花，观者如人之取蜜……方今政治之得失，民情之休戚，上之有关于德化，大之有系于家国”，希望通过诗歌起到兴观的作用，这可以说仍是传统的儒家诗教观。

其实，北宋欧阳修主盟文坛以来，江西人多有一种文学的自豪感，他们都以庐陵欧阳修为宗，都有维护江西文脉的意味。如刘壎《青山文集序》：“宋文章之盛，欧、曾、王、苏四大家名天下，独苏出眉山，余三子皆吾江西人，则文脉之系江西也重，盛则必衰，将奈何？赵君与予俱家江西，将能无感乎？”而因为欧阳修是庐陵人，所以庐陵人更有传承和发扬庐陵文脉的自觉意识，尤其庐陵地位遭受质疑时，这种维护更显自觉。^[125]

对江西奇崛文风的批评，早在元初徐明善的《学古文会规约序》《送李贵德大庾县教谕序》《宽居胡先生文集序》三篇文章中就出现了。他指出江西“诡经反理、钩棘断续”的文风，并深表不满。此外，还有袁桷《曹伯明文集序》也反映江西文章自乾道、淳熙以来“断续钩棘”的毛病，他们批评的其实就是庐陵文风。到了元中后期，馆阁文臣虞集、欧阳玄推行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他们对江西之文的批评更是不遗余力。

江西奇崛文风无疑在刘辰翁文章里表现最明显。刘辰翁本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外界的批评，他在《题王生学诗》中说“文章之体，岂在艰险”，很难说不是他的一种回应。而刘辰翁之后，他的儿子、门生对外界批评的回应，一面肯定刘辰翁的成就，一面维护庐陵文学传统地位。如刘将孙《须溪先生集序》说自己的父亲“磅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为乃父奇崛之气辩护，又说“自先生而后，知证之本心，溯之六经，辨濂洛而见洙泗”，这与徐明善“畔于圣人而为朱子所斥”的批评明显相左。刘将孙还在《送刘岳申序》中以庐陵文献传承者来期待刘岳申，称：“吾家君之门，固无欧公之力能振寒素。然润色退之，扶竖项斯，与凡为士者口诵其文，家有其书，孰非所启发……顾其所期待厚望，安知吾子之不眉山若也？固吾庐陵文献也。”他一定程度上是把刘辰翁比作当世欧阳修并认为刘辰翁链接起了庐陵文脉。

刘辰翁孙女婿曾闻礼也在维护刘辰翁父子的地位，他的《养吾斋集序》云：

庐陵自欧阳文忠公倡古文为学者师，后百有余年而殿讲巽斋先生、太博须溪先生相继以雄文大笔拟于欧，尽常，苏，尽变，由是海内之推言文章必以庐陵为宗……视钩棘以为艰深，蹇拙以为简古，数急以为系严，刻露以为劲峭，施之先生，真足汗流籍湜、仆命骚耳。而窘于步者常疾人之速，乏于才者每忘人之多，狭于私者则惮人之广。故其得于公论为不少矣，而私窃异论亦或有焉。

曾闻礼，又叫曾以立，他维护庐陵文学的态度很明显。他肯定了欧阳守道、刘辰翁继承庐陵文脉并高扬庐陵文学这面旗帜。最可注意的是，引文后半部分，实有很强的针对性，面对“钩棘”“蹇拙”“数急”“刻露”的批评，曾闻礼以为将这些批评强加在刘将孙身上，真足“汗流籍湜、仆命骚耳”。两个成语分别出自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一诗“汗流籍湜走且僵”和杜牧在《李贺集序》中说“世皆曰：‘使贺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这里的籍、湜分别指张籍和皇浦湜，他们是韩愈的学生，奴仆命骚是指视《离骚》为奴仆，原本都是赞誉文辞出众的意思，曾闻礼却夸张地用以形容刘将孙受到的误解。曾闻礼甚至说批评刘将孙的那些人是“迥于步”“乏于才”“狭于私”，大有公论自在人心的意味。

而刘诜和刘岳申为庐陵文学的护法则是从更广的范围肯定庐陵文化和庐陵文人，他们除正面和馆阁文臣书信往来维护庐陵文学，还直接赞美刘辰翁。刘岳申《题须溪先生真赞》说：“其清足以洗一世之众浊，其新足以去千古之重陈。昔之见者尚不足以得其真，今之谤者复何足以望其尘。呜呼，何年复见若人！”从“今之谤者”四字来看，刘岳申显然是在维护刘辰翁。刘岳申还在《萧存远墓碣》中称赞刘辰翁“庐陵先生为古文，祖史汉而宗欧苏，其论诗为宋三百年间一人而已”。刘诜则更明显，把庐陵学统、文统远追刘辰翁的老师欧阳守道，所作《跋四君图后》，云：“比季世，秘监欧阳公巽斋先生，以雄文邃学，为世师表，一时名士，多出其门。而信国文公于先生为嫡孙行，太博刘公、礼部邓公，则高弟也。信国既以名节高百代，而太博、礼部亦卒为宋全人，以文章重天下。宋虽亡国，而景光无穷，先生力也”，高度肯定欧阳守道和他门人的仁义忠孝之德行和卓绝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刘诜和刘岳申都有深厚的庐陵情结和自觉维护庐陵文脉的意识。

总之，现存文献更多的是元中期馆阁文臣对江西文风的批判，而江西文人对此回应的材料很少。唯其如此，刘诜、刘岳申维护江西文风、坚守庐陵立场的声音才觉可贵。他们在大家凋零之后的元中后期庐陵，果敢地承担起维护庐陵文脉的责任。与虞集等馆阁文臣的对话，充分显示他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跟风的心态。元中后期的庐陵文学因为他们而不至于平淡，元中后期盛世文风因为有了他们不一致的声音而更值得人去思考。

刘将孙的文名在文学史上多少有些被其父所掩，但他仍然有很大名气，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养吾刘先生为须溪冢嫡，时称为文章司命，人物权衡，得其许可者，如登龙门”^[126]。他有《养吾斋集》，原四十卷，自明以来罕见其藏，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所载辑为三十二卷，其中文二十五卷，诗词合七卷，卷首有门人曾闻礼、元名儒吴澄，还有刘将孙的弟弟刘参三人的序。

曾闻礼的序中说“先生之于文，浑浩变化，长驱直逐，涛惊浪骇，虎跃龙腾，有倾河倒海之势，而来者望洋不可涯涘……抑孰知源泉万斛，初不择地而出，其浩乎沛然者，诚得于天分之本自高，非徒力所能至也。方之苏氏父子，将追坡翁以翱翔”。吴澄的序中说“尚友之嗣会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并用“浩瀚演迤”四字来概括刘将孙的文风特点。刘参的序说：“笔力豪赡，衮衮莫竭，议论援据，一出于正，而能俯仰随时，谐俗不惊，挥毫漫兴，纸尽词穷，旁观喑喑，脱手若忘。”^[127]三家所论似乎多侧重其文，而且吴澄、曾闻礼都将刘氏父子比作二苏，这一方面说明刘将孙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极富才情，文学创作意兴豪迈，很有个性特点。

在反复阅读刘将孙的文章之后，会想用一个什么词来准确概括刘将孙文风的主要特点，结果发现很难。进而仔细思忖，又感觉吴澄的“浩瀚演迤”用在刘将孙文章上是那样妥帖。不妨看看“演迤”一词的含义和古人是怎样用这个词的。演迤有三个意思：一是绵延不绝貌；一是流布流传；一是形容文章气势流转绵长。第一个意思和第三个意思是形容词。宋何薳《泖茆字异》：“春夏则荷蒲演迤，水风生凉。”^[128]形容的是荷蒲绵延不绝貌，用的是第一义。唐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博陵崔斯立，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明史·宋濂传》：“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叠山集·叠山先生行实》：“枋得平生无书不读，为文章高迈奇绝，汪洋演迤，自成一家。”这几处用的是第三义，形容文章的气势，它多和“泓涵”“醇深”“汪洋”联系。从谢枋得的例子可以看出，演迤也不排斥高迈奇崛，高迈奇崛都涵泳在一片汪洋恣肆中，刘将孙之文正是这样的特点。他文章含蕴了理道，融化了真情，所以曾闻礼所说“原理道性，数典考文，连引古今，证据经史，譬之化工，随物赋形，各极痛快”，这正是刘将孙根柢经、史的反映。曾闻礼和吴澄其实都指出了刘将孙含蕴深广的特点。

刘将孙现存文有书启、序、记、论、说、题跋、祭文、碑铭行状，其中序、记、碑铭是主要部分，也是写得最好的部分。他的序多为他人诗文集和朋友门生远行所作；记为地方文教事业和朋友请托而作；他的题跋多为父辈先贤和历代名人帖、遗墨作；他的祭文、碑铭多为庐陵乡贤、文士作。他所存文章内容大抵反映了一个地方儒士的文学生活与人际交往。

从思想内容上来说，他的文章首先应该肯定的还是宣扬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而这一点是不被研究者注意的。在很多时候，当强调刘将孙文章叛逆个性的时候，往往把他说成是抛弃了儒家伦理道德。事实上，刘将孙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中都流露出他儒家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

如诗文集序仍可以反映他对传统儒家礼义的重视，尤其《魏槐庭诗序》中说：“诗者，固仁人志士、忠臣孝子之所为作也，岂直章句之巧而风月之尚哉？古所谓惊风雨、泣鬼神，非以其奇崛突兀，以其志也。刺心血以食无母之凤雏者，杜陵之所以一饭不忘者也……”（卷十一）在这里，刘将孙对诗作者的道德品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在他看来，那些感怆人心之作正源于他们一颗忠臣孝悌之心。所以尽管在他的诗论中很少能读到君子人格、道德义理的言语，他的思想也似乎更多表现一种叛逆色彩，但是刘将孙只是去掉了道学圣贤的光环，而并没有否定义理。刘将孙在《须溪先生文集序》中说“场屋称文，自先生而后，今古变化，义理沉着”，肯定刘辰翁文章注重义理的方面。在《曾御史文集序》，他说“欧苏一变，而议论皆本心。关洛嗣兴，而词华兼义理”（卷十），赞美曾御史文章雍容雅正如清庙朱弦、楚钟周鼓，显然刘将孙还是很在意义理的，这是传统儒家的一种要求。

他的送行序，对于赴任官长多劝导他们治生爱民，对于那些赴教谕者，则以师道嘉勉，对于文士则期之以斯文，对于改官离任之人多颂其美政并提出新的希望，对于出门远游之人则以古人之游鼓励之，还有的送行是感慨他人的孝义之举。如《送阎子济应奉翰林序》中说“先汉制诏，雍容反复之而辄有余味，至所质责震怒，亦无不蔼然厚道，得君人之度”（卷十二），言辞之间流露对汉唐典谟、君子仁义的向往，并以斯文期之。又如《送赵青山序》为好友赵文赴闽归弟骨而作，文中交代赵文二十余年的心事及其寻找弟墓的前后，并用历史典故类比他的义举，行文中自然流露对骨肉亲情、人伦义理的褒扬。总之，他的送行序多肯定人物的志行精神，他希望能“树流风以竢后来”（卷十二《送彭庭兰序》）。

刘将孙的记文则多是儒家义理的阐发，于其中可以看到他对诗书礼义的宣扬，对道德学问的重视。如《吉安路重修儒道碑记》说“吾党之士去圣人之世虽远，而逢至治之泽方新。沿伊洛而辨千年学问之所以分醇疵，溯洙泗而会见知、闻知之所谓合符节，因损益而悟粲然之何以弊，观会通而识确然之此乎兴，将义理融为文章，而学问措之事业。人才世道，端有望焉”（卷十五）。这篇记文写于元大德年间，文中赞美朝廷兴学养人才的举措，文末的这一段话还对新朝深有期待，并希望融义理为文章，学问措之事业。他的记文可以说很好体现了义理、学问、文章的结合。

举《中和堂记》：

中和者，天地间之元气也，阴阳以调，寒暑以正，四时以化，万物以生。人得之以为人，圣贤充之以为学问，措之以为事业……人生，一天地也。吾身立而子孙著焉，兄弟并焉，条分彚列，而莫不各遂其生焉；近来远说，而莫不各尽其心焉。非中和何以哉？人身，一天地也。呼吸运动，既与元气者相表里，充周流动，犹有以补造化之所不及。燥湿之推移，不足以动素定之体；流峙之变化，不能有加于保合之用。非中和何以哉？天下之大本达道如此，而其端、其究，不过家庭之间，日用之常，人情之不能无，物理之所必至者。内而父子、兄弟、长幼之各尽其分，外而酬酢出入、泛应曲当之各中其节。扩而充之，乃弥纶之用至此。中和一理，非二物，而道常并行。中未有不和，和又必致其极。吾以元气体之，岂不油油然如鸢天鱼渊意哉！（卷十九）

“中和”是理学家谈论天地之气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文章在形象解释什么为中和之后（这部分内容未引），便由此联系到整个人生整个一身整个家庭，他认为只有父慈子孝，长幼有节，家庭才能和睦，才能繁衍生息。从引文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文章融贯着人伦大本、道德义理。

刘将孙其他的记文则屡屡引用古语、圣门言论和书经中的成句，随意拈来，信笔阐发，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流露的思想中时时可以读到他自己的坚持。他坚持的往往是容易被后学遗忘的，所以他的坚持仍可以视为一种可贵。其《寻乐堂记》，文章在开头就通过别人之口转述先儒所谓“颜子乐处”，乐在安分而已，刘将孙进而阐发：

是乐也，寻于陋巷、箪瓢之间固非也，寻于陋巷、箪瓢之外者亦未睹其得也。即陋巷、箪瓢之中，而适于陋巷、箪瓢之趣，乐在是矣。所谓‘不改其乐’者，非乐是贫也。贫不可去，而乐吾所安，是所谓‘不改’者也。人见其陋巷、箪瓢，而我不知其可忧；即一日榱题数尺、八珍方文，若固有之，我不知其可乐。人惟有一念之微，出于强揠而力制者，必不能以无固我意，必不能以无隐见。当其贫贱，无素而行之之心，则遇富贵之来，遂欲以贫贱加乎富贵，虽浮云视之，高出物表，而终未得其所以乐，亦必有遗累焉……若夫子所许颜之陋巷、箪瓢，曾之浴沂、咏归，所谓与上下同流，所谓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而求颜者于贫，求曾者于放，盖胥失之。孟子推颜子同于禹、稷，即天下不为泰。而后之喜言颜子者，不过癯然与原宪振履而歌商者并，是乌足以识颜子哉！分之所在，即天之所命。求加于分者，抗天；求胜于分者，傲天。惟无入而不自得，知止于其所止者，乐天者也，而非以贫为乐也。（卷十八）

刘将孙显然是同意先儒的解释，而对于后来言乐者一味寻求贫困的行为认为是为伪，是矫揉。他认为颜子所乐，乐在一个“安”，乐在一个“适”，乐在一个“素”，简言之，乐在“天”，天即自然，安于自然，恬于自然，这就是安于分，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这样他又给这个命题添加了自己的思考，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他的其他篇章中也屡有新的见解，或质疑传统，或质疑圣人，这些都可以说是他思想中的宝贵成分。

他的碑铭为地方名人志士所写，在叙述他们生平的时候，都会突出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这类文章要通过为人作传达到有所树立、有益风教的目的。

刘将孙文章在思想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宣扬庐陵文化和庐陵学人，这一点非常突出。如《曾御史文集序》开头称：“东南百五十年来，庐陵文字为盛。胡澹庵奇博，如彝欵鼎识；周益公典裁，如金科玉度；杨诚斋清峭，如冰松雪柏。二三大老，风流相望，大启迪于后人。杨东山以衍裕承家，曾撙斋以藻洽启秀，毅斋以醇茂华国。近年黄庐东之简则，刘玉渊之精隽，欧阳巽斋之天趣理致，又往往出弥高。盛哉！岂独四方不敢望，唐所谓三百家盖风斯下矣。”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自信和自豪。四库馆臣说：“宋元之际，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之问学，赵文、刘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见于他书，独是集能具其颠末，亦颇赖以传。”^[129]的确，没有刘将孙的文章，他们的史实就会湮没。

下面就来看看四库馆臣所说的这类文章，主要在送行序和碑铭中。这些文章或追忆自己和长辈、朋友的交往，或以长者的语气勉励庐陵后学，它们往往以真情见长。如他的《送刘岳申序》（卷十二）：

嗟乎，岳申！吾欧门先进弟子也。蚤事心远聂先生为师。宗家门下，大生林立，晚特推岳申无双寡二。复诵之吾家君须溪先生。已而见于家君，惊叹敬爱，倍聂先生焉。岳申雍容两家文献，朝扶桑而夕园圃，不知岁月之晼晚。一日，心远病，病十年，犹谈论不衰。不二三年，而与吾家先生相望弃诸生。岳申盖尝欲为其师请铭墓，著交际游从本末。固屡许，第来日未渠央也。忽其中野，千古不赎。吾知岳申所为怅怅于过化之蹊，而栖栖于徐起之后者。其中之憬憬，重有恨也。嗟乎，岳申！古称师死而遂背之与改面他门，毁变其所以学，以诡遇一时者，往往而是。厚哉！子之壹也，不可解于心。所谓求忠臣于孝子，政复在此。

刘岳申的生平资料现存已很少，除刘岳申文集中自己介绍外，关于他和庐陵先贤师友往来的记载仅有这篇文章了，所以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刘岳申对老师的深情在文章中都很好地体现出来了，刘将孙对刘岳申的爱护、赞美也溢于言表。

刘将孙还于字里行间悉数记录庐陵名人之间的交往故实，读来历历在目，亲切感人，而且有时颇能与传主感同身受，如《赵青山先生墓表》（卷二九）：

嗟夫！当青山间关携弟元简从文信公于闽，文公蹉跌而元简客殡，萧条来归予。对床喘息相闻，夜话景景，鸡未鸣，披衣语待晓，跼天蹐地，未知来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授南剑，报以元简墓亡恙，遂步走剑，归元简骨。未几，予承乏洪泮，扳青山教导。会省宪知青山，从游日以众。青山暮年得笔墨，不甚索莫，天其犹以是为灵光耶？而今亦已矣……青山长身张拱，左视微下，慨然而言，无不尽于意。谈谐文戏，仓卒蠭涌。读书提掇警醒，闻者感动，抑扬高下间，思过半矣。所成就耸悟，往往神气激越使然。公少吾先君子八岁，而先君子推重之，以为吾党，婉娈不忘，无疏密如一日。先君子之丧，自宜春走来书云“先生之门”，是为门人之首。其爱而不可解者，稀矣。予于公忘年之交，笃密逾至，每忆极论一世人物，予谓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某某，如朱文公谓陈同父者。公抚枕跃曰：吾意正尔。噫！公之所存者，岂但文字间耶？

这篇文章较之程钜夫的《赵仪可墓志铭》，无疑更翔实更富于情感。赵文和刘氏父子的关系在前面章节讲到过，他们都经历了宋末变革，都和文天祥有密切交往，所以他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感同身受，惺惺相惜。文章写赵文的来归、对床夜话情景、访元简墓的前后，由于都是自己与赵文真实的接触，所以无须刻画，无须描摹，只在平实的叙述回忆中，将人物性情、精神风度一一呈现。

刘将孙还有一些题跋，都是题先正遗墨，如江万里、欧阳守道、文天祥、刘辰翁，笔墨之间深有感慨和留恋。

刘将孙文章在艺术上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他的长于议论，善于譬喻，汪洋恣肆。他纵笔写来，自我意识流注，才气磅礴。他的文章时常引用经书的句子和前人的诗句，还有古人的事例，或作为批判的对象，或是说服的例证，或是提出新解。他还善于展开，不拘泥一般的思路，但又不离主题，而且总能读出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如他的一些墓志铭，在介绍别人的生平时，有时会谈到自己的文学主张，《赵青山墓志铭》简直就是一篇诗论。再举《平心堂记》：

予尝慨然于世之论平者也，往往以平不平者为平。虽古今豪杰，功名建立，快意于一时而成名于百世者，皆不免于此。雷霆风雨骤至，必有偏枯而披靡者。江河之浩渺，蛟龙之汹涌，所过而有不获其所者也，平之道不如此。平而至于心，则如水之不波，万顷一碧，千里如席，微澜无惊，神怪俱息，又如春之方霁，过者如委顺，感者如触虚。心平至此，不有足乐者乎？嗟乎！世未有知平之乐，而求乐于平者，平而非吾所谓平也。万钟千乘之禄，不如退食之从容；河倾海赴之福，不如无事之安乐。平之乐，不独其可味，而平之福，固未有能知之者也。心如是，则福如是矣。老聃氏以不为先为宝，而熙然如春之乐，如在世外。吾夫子老安少怀之气象，所以与点于春沂之趣者，亦以其有相似然也。予推平心之乐其平者于人事世故之间，而极之于心胸学问之外，观者不亦有省矣乎！平心其能领此乐以安此福者，不以予言为异于他之言平者也。

这篇文章紧扣“平心”二字立论，在感慨世人平不平之平的说法后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举老子、孔子的例子来论证，这一前一后的阐释，“我”的见解鲜明而突出。另外，他对于“平心”的两个比喻十分贴切形象，所以文章虽短，但作者的学问才情毕现。

刘将孙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即文风有平实的一面，也有奇崛的一面，有时在平实中透着奇崛。他的奇崛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他内在的思想个性，一方面在他的语言上。他在《胡以实诗词序》说：“夫谓之文者，其非直致之谓也，天之文为星斗，离离高下，未始纵横如一。水之文为风行波，鳞鳞汹涌，浪浪不相似。声成文谓之音，诗乃文之精者，词又近。自吾家先生教人，始乃有悟者。然或谓好奇，或谓非规矩绳墨，惟作者证之大方而信。对以意称者，重于字。字以精炼者，过于篇。篇以脉贯者，严于法。脱落蹊径而折旋蚁封，狭袖屈伸而舞有余地，是固未易为。”（卷十一）刘将孙重字法、句法、文法的这个特点，造就了他平实而奇崛的特点。举《兰友记》（卷二二）：

……友者，莫逆于心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耳余以利，王贡以市，岂所谓友哉？澹荡丘壑之姿，傲兀风日之操。其清也，可玩而不可亵；其香也，愈远而愈不衰。郭大业追逐羊叔子，三日不能已；刘真长清风明月，辄思许玄度。十年人物，风致如此，适可几许。是则可以言莫逆于心者矣。此所谓不言而饮人以和者，此所谓熏其德而善者。三友之岁寒，清则清矣，而风霜孤高，洁比于华子鱼之独坐；风月之与居、山水之与游，高则高矣，亦如烟子霞子称于太白，藐乎与人无与也。兹兰也，未尝不在人间，亦未始非耳目之近。矫然而如远，悠然而若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则与之俱化。昔人所谓“经时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复生”。友之有益，未有若此者矣。“芝兰玉树，欲其生于阶庭间。”封胡羯末，他日淮淝事业，所立揭揭，为世道重。此岂风流之晤赏，襟度之清适哉？岂曰友之云乎至是！则与兰友而我为兰矣。兰不止于知心，而且见于用世，亦兹芳之遇也。

这段文字，他的文字似乎很平实，但是行文中气势流转，绵延不绝。他的气势完全是通过句式的变换和语句的轻重来形成的，有长句有短句，还时常穿插工整的对仗，间或反问，这种骈散兼行的句式，有一种参差错落，委曲转折的效果。而且在语句平实的表面下，他的文句又实在不是很容易能立刻理解，因为他化用了很多的典故，这些典故使文章增添了雅重之感。而他的句式不是一股脑儿倾泻，比如他在语句强烈的反问句之后，他宕开一笔转写别的，当说到差不多的时候，他小煞笔墨，回到正题，这就是他所说的“脱落蹊径而折旋蚁封，狭袖屈伸而舞有余地”，他的文章奇崛之美就是这样形成的，或者用刘将孙诗论中的话说是“方磅礴而寝处之，旁午而弛张之”^[130]，吴澄所说的“浩瀚淹迤”也指的是这样的效果。当然，他的奇崛不是奇怪，不是晦涩，他的目标还是辞达。刘将孙变换句法的技能深得刘辰翁之传，他在《题龙头》中记载了刘辰翁的一则佳话，当别人夸赞他人笔墨之佳说“知之者以为造物之神奇，不知者以为文字之墨汁”时，刘辰翁笑着说，“正是倒了。何不云‘不知者以为造物之神奇，知之者以为文字之墨汁。’”（卷二七）刘辰翁一改，惊叹之意更明显。所以同样的文字，变换顺序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和语气，刘将孙是深得刘辰翁衣钵的。

当然，刘将孙的文章典故太多，有时过于费解，这是他的作品有时很难被理解的一个原因。

刘将孙以文闻名，其诗亦有可观之处，今存诗词合七卷，其中词不到半卷篇幅。他的诗歌最可注意的是思想上深沉无奈的亡国之痛和艺术上直抒胸臆、突出自我的抒情方式。

刘将孙很多诗都在反复表达亡国的苦痛。如作于亡国前后的《释悲》：

我尝释人悲，我悲谁释之。我悲不自释，始悟释人非。悲来如春江，泛泛愈渺弥。倏忽为滔天，归海茫无期。三生余何业，皇降于百罹。阳春如我择，霜雪独我为。平生怀耿耿，尝企古人齐。人间寻常乐，今羡东家儿。悠悠皆胜我，黯黯似我谁。何意二十二，为此忧患衰。（卷一）

这首诗未言所悲为何，但是宋亡之时刘将孙正好二十三岁，联系这层背景，刘将孙的悲苦不言自明，这注定是滔天之变、未来渺茫不可期之后才有的悲痛。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功名、他的壮志就要灰飞烟灭，悲正从此中来，他反倒羡慕起邻家的孩童，懵懂不知世。他的《七哀》诗无疑为此诗作了注脚，所谓“死乃尚可忍，哀哉何可甘。风尘起燕赵，海角陷东南。机会浑难信，功名勿漫谈。从今收百念，改面事黄昙。”（卷五）

他后来的很多诗中故国的情感都会涌上心头，如《旴江》：

山围故垒郁参差，辽鹤归应记旧时。巷陌犹书晋甲子，女墙未改汉罘罳。（原注旴江城未废，视其脾睨坊扁犹开庆旧题）高林翁仲留残照，古字尘埃拂旧碑。寂寞西江犹有此，风流俛仰可胜悲。（卷六）

这首诗写于亡国之后，旴江在今江西南城。看到城墙上开庆年间题的一块匾额，诗人涌上心头的是故国情怀，不胜悲慨。这类诗还有《豫章台》：“杰阁高台断复连，旧时歌舞落荒烟。空余乔木枯成腊，转觉西山淡欲仙。湖海元龙何敢傲，江山王粲自堪怜。书生情性终来别，才到登临思悄然。”（卷六）此外，《石麒麟》借石头的遭遇反映世事的变化，也是此类。

因为亡国，他的诗反映世路的艰辛，生活的无奈，有时还有愤慨。如《秋夜旅馆，偶忆渊明诗“气变晤时易，不眠知夜永”，因辗转不寐，用十字为韵成十首》：“夜读渊明诗，读竟泪沾臆。其时岂非季，所遇未为戚。折腰可弃去，抱菊得闲适。凄其后来者，固穷安可易。”（卷二）在这首诗中，他甚至向往起渊明的时代来，说陶渊明的遭遇还不至于忧戚，陶渊明还可以安于贫穷，那言下之意，刘将孙自己此时的苦痛何等之深。他的失路之悲，在《杂诗》中体现，云：“楚水浩浩白，楚山悠悠青。人生自失路，山水初何情。重华入愁云，阊阖环峩缨。快然各千载，笑汝空一生。长风渺湘波，屈恨何由平。”（卷一）

文人们显然对宋亡没有很好的准备，正如刘将孙在《和青山与晏镐民、萧行叔彭氏园中欵陈南居山长诗韵三首》中所说“亦知沧海变，岂意俱陆沉。逝者已如斯，君何求之深。东风换枯枿，啼鸟亦好音。但当择胜地，日日醉如今”（卷二），他只有劝好友，与其沉浸在往昔的岁月中，还不如借酒浇愁。

终因家庭的贫困，刘将孙还是出山了，对于他的出山，他在《客中岁宴》中说：“十年奔波成百拙，一朝推择偶相遇。重来铸错不可改，时复望云嗟已误。秖今憔悴经节物，何爱别离走荒戍。人言微官胜家食，我愧长勤负初赋。奈何忧患久侵凌，兼复儿女迫昏娶。低徊岂独隐身世，浮沉聊以应门户。十年出处未易言，百念悲辛自狂顾。”（卷四）这首诗当作于他生活的后期，他出山时的矛盾、他此刻后悔的心情，还有宦游的辛酸一并流露。刘将孙出山前是时刻告诫、反复提醒自己出处的。如他的《白云出岫图》将白云比喻为高人，希望它始终不改本体，保持一颗素心，其中“古今有志士，抱负在遗逸”（卷二），无疑是深有警诫。但是生活的贫苦有时也在动摇他的决心，他甚至在《遣兴以韩诗“名浮犹有耻，味薄真自幸”为韵》说“端居阅世变，反复何不有……吁嗟自廉贞，寂寞为谁守”（卷一），他希望自己看淡一些。但是他在《延平谒告归省途次杂纪》组诗中说“年时铁错铸难回”，更有“使国不亡那至此，临岐一恸不缘卿”（卷七）的愤激之语。他诗中的行役奔波之苦也时有流露，这里就不再举例子了。随着元廷逐渐在南方站稳根基，刘将孙也写了一些歌颂大一统的诗歌。

上述例子，可以反映刘将孙直抒胸臆的特点。他很多诗中都有我，都有自己的情感，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情感。就如他的一组以《禽言》为题的诗，禽鸟的话就是他的话，他内心愤慨显露无遗，毋宁说禽鸟为他代言，还不如说他就是一只犀利尖锐的鸟。总之，他实践了自己真性情的主张。

刘诜和刘岳申，成长于庐陵，与庐陵遗民故老多有交往，而他们的年龄又与江西籍文臣虞集、揭傒斯等人相仿，所以他们的诗文理论虽维护庐陵文脉，但创作实际却更接近盛世文风中的平易一面。这一节主要探讨他们的诗文创作。

学界对刘诜诗文创作的关注明显滞后于元代一流的诗文家们，最早将他作为元代一个比较重要的诗人介绍的是杨镰先生的《元诗史》，而第一篇全面探讨他的诗文理论和创作的文章是查洪德先生的《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一文^[131]，他们对于元代文学史上这位久被湮没的诗文名家可谓有重新发现之功。刘诜有《桂隐文集》4卷，《桂隐诗集》4卷，800多首诗，对于这样一个创作较丰富的诗文家，还有很多可以阐释的空间。

刘诜的文章其实是倾向平易风格的，这是读他的文字就能获得的感受，这也是为查洪德先生指出却没有充分展开的。他的平易文风可以从三方面来体认：

首先，刘诜平易文风表现为对与世无争、平和生活的歌颂和向往，这在他的文中有多处表现，尤其是赋和记一类文字。如《扇赋》一文，用主客问答形式，先引出扇子为德“阅宠辱、傲升黜、玩世而不矜”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然后由物及人，感叹世人“不悟于时命，徒寤叹而神疲”，并发出“大化之不齐，难强邀而逆拒；虽悠悠之奚心，亦戏睹于所处”（卷一）的感悟和期望，这篇赋所流露的思想即是对恬淡自适、怡然而安处世心态的欣赏。在《詠归亭赋》中写道：“亦有良朋，与子偕行，单袷初试，微凉乍生，则我服之既成也。章甫峩峩，衣裳楚楚，来游来歌，爰笑爰语，何啻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其侣也。鹭渚泱泱，可濯可湘，温乎沂水之净也；螺峰苍苍，可息可藏，郁乎雩林之盛也。于以濯我缨，于以陶我性，吟风弄月之襟怀，随柳傍花之意兴，登斯亭以玄览，尚仿佛于见圣，悟狂点之雍容，本胸次之昭莹。”（卷一）那是一种平和超然心境下自在、自得、适意、畅达的精神审美，而且以一亭接道义之通衢，感悟天理之流行，颇有圣贤情怀，读之如沐春风，给人以清新和煦之感。

刘诜记文更多对平和闲适生活的向往。在《吾峰记》写道：“盖天下之物，有心于有之者，未必为我有；无心于有者，物常自附”（卷一），处世随缘，不可强求之意很明显。在《悠然堂记》中写道：“极天地间富贵之娱、意气之盛，其乐举不如心胸无累、悠然会意之为适”，又引陶渊明为例说“岁时耕稼，读书饮酒，自放于得失穷通之外者已久，采菊之次，悠然见山，此其心岂有一毫世累哉？”最后称赞堂之主人“仕宦进取，不足介其志；宠辱贫富，不能婴其怀。其悠然独得者在心，而不尽在于山也，殆与渊明相望千载、有不约而同者矣”（卷一），这既是君子的一种人格风范，也是儒者“穷则独善其身”的一种注脚。他的这种生活追求，处处彰显一种从容平和的气象，增添了他文章平易的特点。

其次，刘诜在情感表达上，少抒情，少直接吐露，往往出之以平易的叙述。如序、跋之作，有赠友人远游、出宦，有为诗文集、图册画卷谱牒所作序跋，往往砺之以节，申之以义，颂之以诗书家法，所叙渊源有自，所评中肯，不妄加褒扬，颇显名儒宽容和悦之气。如《夏道存诗序》（卷二），首先从诗之为体说起，然后评点夏之诗有古意，最后交代夏将跟随兄长游会稽，并寄希望能读到他更多的佳作。全文200余字，而赞赏之情、期勉之意表露无遗。刘诜书信也很能说明他平易叙述的特点，信中或切磋问学，或问候致意，对下语气平和，对上毫无媚骨，很值得一读。尤其慰问书信表现对亲朋失去亲人的感同身受，简略数语却足慰人心。如《慰罗师尹书》（卷三），先表露自己奉慰之迟的愧疚，继而以对方的口吻叙述先公（即罗师尹父亲）之忠厚，又忆去秋的相会，最后说自己不能亲临祭拜但心实与对方相同，颇有纸短情长之意。

即便那些至痛之情，刘诜也从记忆中说开来，化悲情为平易的述说。如墓志铭为朋友、子侄及节义之士所作，或伤其才华早逝，或伤其终身不显，或伤友谊之不再，情辞恳切，令人哀婉。如《祭彭冲所文》，彭是刘诜一生的至交，又是儿女亲家，文章一开头即写道：“呜呼！冲所四十五年之交游，今遽已矣”，之后回忆两人定交及相得之乐，“风窗雪案，雨笠晴辔，何游不同，何理不议。春园新花，秋墅高桂，我棋而喧，君斝而醉。大篇短章，奇文奥义，或一辩而千言，或一笔而万字。君如大海，奔放不收；我以溪涧，亦逐其流。君如骐骥，蹴踏九霄；我以驽骀，并驰其輈……所与谈者，至亲有所不知；所与俱者，同气有所不侔”（卷三）。行文至此，读者也不免为他失去挚友而唏嘘感叹。另外《祭仲子尚文》也是一篇至哀之文，行文用第二人称手法，从儿子小时候体弱写到起病乃至亡故，最后不免对儿子的早夭连发数问，但那显然不是呼天抢地的质问，他内心悲痛，心实有不平而语却不厉，尤其“汝父益老，汝母多病，一饷之适意，思汝辄痛，不知汝九原之下，意又何也”（卷三），听之更令人动容，声声诉说，字字皆泪，他的这种平易叙述的力量可以说胜于直接的吐露百倍。

再次，平易的文风表现在语言上，简洁朴素，少用生涩字，少典故，写景如在眼前，叙述如话家常。如《秋江亭记》中的一段，简直可以做美文来观，云：“盖四时之景无不可乐，而独有取于秋者，以其清也。凉风初厉，草树萧瑟，天高地迥，千里一碧。登斯亭也，心与之俱旷。及夫霜降水落，洲渚横陈，波禽沙雁，孤鸣交飞，落叶在于几案，寒花被乎栏楯，君领客其间，举觞而相属，援笔同赋，其乐非可以俗概也。”（卷一）行文不事雕琢，没有刻意安排经营，用字省净明洁，颇有宋代散文大家风范。还有他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也有助于他平易文风的特点，这和刘诜长于辞赋有关。刘将孙《送刘桂翁序》称赞刘诜“为赋奇俊变化，不可注视”^[132]。他现存赋多为古赋，而在他早年时，“犹以故宋律赋雄多士”。无论古赋还是律赋，都追求骈偶，所以潜移默化地刘诜在文中时有骈散兼行的句式，他的赋、题赠、哀辞中这种特点自不用说，他的很多散文句子即便对仗不是很工整，也往往字数相同，长短一致，或者句法相同，行文不仅有错落之美，而且自有一种气势。如《祭杨西有文》：“君所排难，如医而风；君所煦抚，如饥而充。其遇事，如太阿、龙泉之淬秋水；其急义，如高鸿、俊鹘之骞长空。其气愈谦，而王公贵人忘其势之峻；其语若讷，而游士侠客丧其辩之雄。”（卷三）又如“观风察俗，则为张、范；承流宣化，则为龚、黄”（卷三《与郑鹏南宪使书》）；“少而嗜礼，处纨绮而能有其风；壮者有猷，阅轮云而能傲其变”（卷三《答萧敷先书》）；“持论公平，而名德足以重乡里；高义倜傥，而豪华足以交公卿”（卷三《与杨西有书》）。因了这样的句式，行文自然气韵生动。读刘诜文集会发现，他文中问句尤其反问句极少，所以语不激厉，但他的文章并非平缓没有起伏，在平易流畅中自有一种纡徐曲折的力量，这和骈散兼行的语言句式是分不开的。

正是刘诜平易流畅的文风，深得虞集、欧阳玄等人好评，而且他们将刘诜和庐陵先正欧阳修联系起来。欧阳玄《刘桂隐先生文集序》评价他的文章“温柔敦厚，欧也”^[133]，即持欧阳修的标准。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一开头即亮出欧阳修“秉粹美之质，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为文章，上接韩、孟，发挥一代之盛”，接着肯定刘诜“为古学，而用意于欧阳子”，并说“观乎泷冈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于达本而溯源者乎？”虞集给刘诜的书信虽是晚年退居家乡后的事情，但是他对盛世平易正大文风的坚持没有变，他对文坛的影响仍很大，尤其热心关注江西文坛。作为盛世文风的倡导者，虞集能在庐陵一地读到刘诜的文章，他难免要惊喜激赏，所以给刘诜书信二中极称赞刘诜文“无奇崛艰险之僻”“无颓靡肤浅之陋”，并高度赞扬他“生一乡而不溺于一乡之薰习，生一时而不合乎一时之流俗，岂非所谓伟然闲气，而何待于人哉？”这既是对庐陵近世文风的否定，又是对刘诜迥异乡风的褒扬。虞集在另外一篇《翰林直学士曾君小轩集序》中也是批评庐陵文士“习尚奇变”，而说曾益初“独能不然”，“舂容幽远，有昔者先正之遗音”，也当是持欧阳修的标准。他们在刘诜身上找到了一种和宋末元初庐陵文风不一样的风格，而刘诜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北宋欧阳修平易晓畅文风的一种复归。他们推崇刘诜，显然有过誉的地方，与其说他们是推崇刘诜的道德文章，不如说是他们对盛世文风的推崇，他们由此看到了庐陵文风向他们所标举的盛世文风转向的希望。查洪德先生说刘诜的文学主张和诗文风格“显示出与虞集等人代表的中期盛世诗文一派接近的迹象”^[134]，当是指这样一种平易的风格。当然，接近不是等同。事实上，刘诜还是有庐陵的奇崛之气，从上面所介绍的祭文就能体现，只不过总的来说他善于克制。

据杨镰先生统计，刘诜是顾嗣立《元诗选》入选诗歌超过300首的六位诗人中的一个^[135]，可见顾氏对他的青睐。

刘诜诗歌在内容上多反映山村生活，具体而言有描写乡村风物，也涉及田间劳作，有写和地方友朋的交往，这些友朋主要是遗民故老、同辈还有晚辈，他与他们诗酒唱和，为他们作寿诗、挽诗，出行送别诗等等，还有一些议论杂感和题画诗。除门生友朋出行赴小官，他的诗歌几乎没有一首写给朝廷官员，他的交往都是在地方范围，从题材来看这大致是和他的隐逸身份吻合的。

其中，他的诗歌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关注底层、批判现实的诗作。如他的《田家咏》其一：“田家务生理，机车夜纷然。少多有程度，夜久始安眠。鸡鸣复竞起，照室松明悬。日日不遑息，不饱粥与饘。自言多假贷，火宅百虑煎。大家急索逋，往往乘丰年。丰年固可喜，可喜亦可怜。”描写田家一日的辛劳，从早到晚，披星戴月，整日整夜得不到休息，尚且连粥都喝不饱，不仅身体劳累与饥饿，而且心里还煎熬着自己在主人那里的赊欠何时还，主人也是趁着丰收年，加紧盘剥，田家的可怜，田主的无仁对比鲜明。其二：“日出山东明，荷锄事耕作。日入山西昏，持斧斫松柞。但取朝夕给，不憾筋力弱。秋棉吐圃花，南市酒可博。相携各有徒，稍倦亦暂乐。岂必无机心，嗜欲良已薄。”（《桂隐诗集》卷一）写下层百姓及其低微的生活机心，在丰收有望之余，他们也会去南市喝碗酒，解解乏，十分朴实，对比他们一年的辛劳和那些盘剥的田家，他们的这一点小小的快乐是多么感人悲怆。诗人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为他们代言，所以是如此真切。况且刘诜是有过真切的饥饿体验的，他写有《前采蕨歌》，反映庚午春大荒，东家西家结群采蕨去，其中写道：“霜严磴滑山路峭，月落鼯啼山鬼啸。晓翻石罅得丛根，共憾土枯根亦瘦。寸根入手如寸金，舂烹作饼碎劳薪。盐空菽尽味惨恶，空忆饭甑曾炊银。人言食薇无谷气，五日十日终亦毙。今宵妻孥暂充腹，谁料后来死何地？我死愿随行雨仙，遍倾天瓢作丰年。薇根满山人不食，天下斗米皆三钱。”（卷二）没有生活的真实体验，是写不出这样的真切感受的，而后一句“天下斗米皆三钱”与《后采蕨歌》中说“豪门有米无可卖”（卷二），又一次讽刺了豪门的无德。还有他的《山中杂赋六首壬申》：“昔出忧雨来，今行恐无雨。倘苏八月旱，宁受一日苦。潇潇凉浥稻，稍稍润入土。生物吸流滋，如饥得膏乳。田家隔短墙，颇亦闻笑语。幸收粥资，筋力庶可补。”（卷一）完全站在田家的立场，只有雨水缓解干旱，才可能换来那唯一维持生计的粥米。他因此把更多的肯定给予贫苦下层劳动者，而否定富家的不仁、官家的虚伪，如《山中五詠_丙子》说辛劳出门去投宿，贫家“岁歉有稚粟，尚可分炊晨”，而富人家“高门多吠犬，仓卒难投身”，对比鲜明，所以诗人感叹“勿投高门宿，勿厌村家贫”（卷一）。他还有其他反映不公平现状的诗歌，如《野人家》（卷二）写纺织女在山野长大，不谙世事，过着宁静朴素的生活，而官家为了自己的豪奢，连夜将她送入官衙，她的人生自由就这样被剥夺了。又如《残僧寺》写“为言空门亦里役，邻寺终年扰官课。寺中零落幸无田，若使有田亦奇祸”（卷二），此诗反映了赋役遍地横行的社会现实，有田即要课税，真不知拥有田地是福还是祸了。

刘诜这样的题材在同时代人的作品中可以说是很少见到的，即便有也不会像他那样的深刻。他到底还是品尝了生活的艰辛，也没有仕宦的念想，所以更能体会农家的疾苦。

刘诜除了以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作格外鲜明突出之外，反映其他内容的诗作也多有可读。有的流露遗民之思，如《题李鹤田穆陵大事记》仿其韵和口吻说“老臣无限遗民泪，写与人间异代看”（卷四），又如《寄友》“先朝文献远，风雨一唏嘘”（卷三），还有《和友人小饮鹭洲》“陌花几见遗民老，城鹤能言千载今”（卷四）等等都是。有的反映师友情、骨肉亲情，不乏感人之作，如他的《忆凤二首》《庚午冬留淦州忆亡孙凤二首》悼念自己的亡孙，《哭袁从义》《哭萧孚有四首》伤友人之死，都感情真挚，发自肺腑。他的写景之作很多，有登临之景，更多是田家风景，如他的《山居即事》《秧老歌》写三四月的江南田间风景，还有他的《宿荷花庄》“晚宿山庄待雨晴，夜深云美月痕明。茅屋四面溪田绕，半是蛙声半水声”（卷四），都是乡间风味。他的写景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庐陵十景同萧克有孚有诸公作》，这十景分别是《青原春嶂》《神冈晩桥》《螺峰残雪》《鹭渚断烟》《石砻飞瀑》《西峰卧松》《古城秋酿》《小洲暮渔》《平园衰柳周益公旧居》《凤墅斜阳曾通判废圃》，这以庐陵十处风景写就的诗，可以说是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而他还有更多的和赠、写景之作抒发闲暇之情，或寂寞孤独，或惆怅，或闲适。

平淡正是他诗风的一个主要特点，这和他的个性气质分不开。他既有山林隐士平淡闲适的一面，又有儒者温文尔雅的一面。他在诗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多具隐士风味，而且学易参禅，如“幽居缥缈出修林，读《易》焚香坐夕阴”（卷四《寄题翠屏晚对斋》），“村村风物好，我自爱禅林”（卷三《和袁鉴翁》）。他的诗很多描写日常生活和乡村风物景色，这从题目即可知道，如《山墅初冬二首》《新晴》《午坐》《晓起》《秋夜》《暮坐》等。《村墅晓起》中写道：“物意正自适，而我亦逍遥。物不怨闲弃，我岂伤寂寥。物我乐天运，可长亦可消”（卷一），大有快意乐生、随缘安分的味道。他深爱田园风物，在山林诗酒中忘却烦忧。

他诗风又不是平淡所能范围。他的古体诗直抒胸臆，朗朗上口，以豪放夸张见长，或许只有这类诗最能反映他曾有过的豪宕狂放之个性，这类诗作在气质上和刘将孙等人是相同的。如《彭清源用前韵相属，奉和为谢》云：“君诗气焰三军盛，大将貔貅如去病。平沙万里穹庐高，骏骑疾驱谁敢并。我诗悴若荒陇苗，雨断泉枯望祈崇。又如凉蛩抱衰草，凄咽秋风夜相应。白头不遇俱可怜，土偶桃人定谁胜。君不见杜少陵，流落瀼西耕稻甸，天寒裋褐无春姿，大雪漫山没镵柄。君不见陶渊明，晩托远公莲社净。孤松傲寄难觅醉，五柳荒凉空入咏。古来文士多苦穷，虚名不值一欬謦。江南微雨澹火云，少昊行秋初布令。相逢且勿论新诗，不如斗酒歌呼乐天命。”（卷二）诗人笔墨纵横捭阖，先是盛赞对方诗歌有如大将带兵，大气磅礴，而自贬己作如小虫悲秋，境界狭小，接着又以杜甫、陶渊明的失意宽慰自己，最后流露出诗酒人生、乐天知命的态度，非常豪放。他在《饮印山田舍》《前醉歌》《后醉歌》诗中也都流露了酒气贲张的豪情。而他还大胆想象，如《陈所翁子龙岩画龙》极写龙出没时的情景，突出所翁所画之龙的神妙。《题白府判仲谦所藏钱舜举岩壑图》描绘千岩万壑、峰回路转的图景，缥缈虚幻，仿佛人间仙境。还有他的《送刘玉成之杭》《送邵有初之扬州》，想象杭州、扬州之美胜，可谓豪情飞扬。这类诗作流露的气质与平和儒雅完全不一样，更体现了文士的个性。这也说明，刘诜不总是平和的，他也有狂放，这种狂放更多是内心不平的一种表现，这或许正是欧阳玄评价他所说的“俊杰廉悍踔厉风发之状”^[136]，只是很多时候他将这种个性气质内化为一片平和了。

从刘诜的诗文创作来看，他还是践行了他“宣心”的主张，显得真情自然，毫无做作之感。不论是直抒胸臆、豪情贲张还是闲适淡然，他的情感都真切地流露于字里行间。

刘岳申的文章至今未被人研究。他在元代江西也是享有较高声誉者，尤其他数次主文湖广乡试，门生众多。《元史》将他和刘诜、龙仁夫并列。他今存《申斋集》十五卷，为门人肖洵收集，全是文没有诗。李祁在给他文集作序说，“庐陵文章，诗书之邹鲁也。断自欧阳公而下，舂容大雅、鸣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厉、嵬眼澒耳者有之；琳琅炳焕、磊砢奇杰，或同时竞秀，或殊世俪美，在有元国初时犹闻有相颉颃以甲乙数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间，则唯申斋刘先生昂然独步一时，无所与让……先生学问根据切实，故其文思深远，阅涉积久，故其文气老成，好持论，论古今事变，人品高下，确然不可易。故其文辞简而尽，约而明，峻洁修整而和易畅达，决不肯厕一冗语，赘一冗字以自同众人，与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终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略也”，并说“庐陵文章一脉，其统系在此”^[137]。李祁是元代进士、元末文学家，他说刘岳申独步一时，虽有些过誉，但是刘岳申名望的确不可忽视。李祁对刘岳申文章的评价大抵符合实情，他的文章风格就是“平实”二字。

刘岳申文章多是书信、序说、记、碑铭几类。他和刘将孙一样，肯定庐陵先贤道德文章，而且保存了一些庐陵地方名人史实，如聂以道、龙仁夫等的资料，尤其他为文天祥所作传记，以丰富的史料为人赞赏。又由于刘岳申出仕元朝，他的文章反映与一些地方主政者的交往，尤其与吴澄、虞集、揭傒斯、欧阳玄、许可用的书信，反映他与馆阁文臣的关系，他还保存了一些开科后乡试的材料，和地方进士交往的材料，都有一定价值。

他留下来的唯一一篇赋《纸田赋》写得颇有些意思，以东皋子与大人先生的对话来结构全篇。东皋子欲舍弃务农而改换别的技艺，于是求教大人先生，他们有下面一番对话，节选其中大人先生的答语：

吾所谓田者，在于不土之里，出于无心之思。非阡非陌，何公何私？后稷播植之具不及用，神农揉木之具无所施，贡彻之法不得以加吾赋，雨旸之愆不足以荒吾畦。盖其体具于太古结绳之后，而其用见于仓颉雨粟之时。彼蔡侯者，有创物之知，化臭腐而神奇。是刈是获，桑肤楮皮。一帘之清，不窘于边幅，九锡之封，未易以瑕疵。计其亩，则广不袤尺；辨其色，则白而不缁。银光玉板，蚕茧乌丝。厚薄长短，品第不齐。吾田此田，一稔可期……今吾是田也，所耕者道，所种者德，以笔墨为耒耜，以文籍为稼穑，经史集传、诸子百家，此则田之稻粱黍稷；笺注训诂、骚雅诗赋，此则田之禾麻菽麦。耕耨之期，不限于春秋；培养之功，当勤于旦夕。思泉不竭于灌溉，教雨深资于润泽。夫然后知硗日以肥、荒日以辟。然而杨墨之道，乱苗之莠也；佛老之教，害稼之蠈也。穿凿异说者，妄立于町畦；操戈同室者，自为之螟螣。傥芟夷之力未至，耕耨之事或阙，菑畬必至于芜秽，心地亦为之茅塞矣。^[138]

全文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大人先生告之纸田的含义，渲染铺排纸之起源、大小、质地；第二层大人先生又告之以经史子集、骚雅诗赋的耕田之方，并排斥异端之学；第三层不在引文中，是最后适逢科诏，东皋子学有所成，大人先生又勉之以勤，砺之以诚，让其竭尽赤城报效天子。文章在一问一答间，层层递进，将故事推向高潮。全文最可注意的有三点：其一是心之田的譬喻，要使心田不荒芜，就要努力学习传统经典而摒弃异端之学，可谓十分形象；其二是文辞，不仅典雅，而且语句中有对仗，有整齐错落之美；其三回到汉赋中常有的主客问答形式，增强了情节和可读性，所以这不失为一篇匠心独具的赋之佳作，只是像他这样构思、词采兼美的文章在他的文集中不多见。

他的文章绝大部分写得很平实，如《文天祥传》，这是很有影响也为他带来了声誉的传记作品，后世提到文天祥都要提到刘岳申的这篇传记。明人胡广说：“广集庐陵先贤传，恒病《宋史·文丞相传》简略失实。盖后来史臣为当时忌讳，多所删削，又事间有牴牾。乡先生前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为《丞相传》，比国史为详。大要其去丞相未远，乡邦遗老尤有存者，得于见闻为多；又必参诸丞相《年谱》及《指南录》诸编，故事迹核实可征……岳申所撰《丞相传》，盛行于天下，而史传人盖少见。”与《宋史·文丞相传》、龚开《宋文丞相传》、郑思肖《文丞相序》进行比较会发现，刘岳申的《文天祥传》比前两者翔实，而没有后者的虚构成分。刘岳申在《答许可用书》中说“平生最慕《史记》”（卷四），他的叙事谨严就深受史家笔法的影响。他的《文丞相传》除了最后赞曰一段，其余部分没有一字发感慨，他的情感全在叙事对话中表现，举文天祥赴义一段：

过市扬扬，颜色不变，观者如堵。问市人孰为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见者闻者无不流涕，是日大风扬沙石，昼晦咫尺不见人，城门昼闭。籍兵马司得天祥所为诗文上之。天祥时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应为歌，更置酒酬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贺，至有十二士者收葬于都城外。

这段话没有花很多语句描写文天祥神情，只一句“颜色不变”，没有过多的动作，只“南面而拜”，也没有过多的渲染气氛，只“大风扬沙石”，而“问市人孰为南北”一句，描绘出文天祥久困牢笼的光感眩晕的真实感受，“更相自贺”是南人于悲痛中为大宋还有这样的气节之士而感到欣慰。可以说，简约意丰正指这类文章的特点。

总之，刘岳申在文章中不是很注重文辞，读他的文章只有很实在的感觉。他既没有刘将孙的奇崛之美，又没有刘诜的平易温和，但是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实在，这同样是需要肯定的。

[1] 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2页。

[2] 谢旻等监修：《江西通志》卷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611页。

[3] 《养吾斋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86页。

[4] 《养吾斋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6页。

[5] 《养吾斋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302页。《江西通志》壬戌榜记载庐陵近40人，显然有些人是误收。

[6] 《养吾斋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91页。

[7] 《养吾斋集》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39页。

[8] 《养吾斋集》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62页。

[9] 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23页。

[10]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11] 《宋元学案》卷八八《巽斋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492页。(www.xing528.com)

[12] 王炎午：《吾汶稿》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623页。

[13] 李梦生点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14] 《吾汶稿》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567页。

[15] 《养吾斋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125页。

[16] 《养吾斋集》卷十六《彭泽县学三贤祠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143页。

[17] 《申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310页。

[18] “庐陵三刘”一说，见于明人晏璧为泰和人陈谟《海桑集》所写序，称：“元氏时，又若麟洲龙公，养吾、申斋、桂隐三刘公，力追古作者，猗与盛哉！”其中所举依次为龙仁夫、刘将孙、刘岳申、刘诜。见陈谟《海桑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526页。

[19] 危素：《危学士全集》卷十二《刘桂翁先生墓志铭》。

[20] 《养吾斋集》卷十《萧达可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7页。

[21] 《申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336页。

[22]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碑铭》。

[23] 柳贯：《柳待制集》卷十八《书文集贤撰欧阳复初父墓志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第481页。

[24] 《全元文》第48册，第395页。

[25] 刘诜：《桂隐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229页。

[26] 《全元文》第34册，第714页。

[27] 江万里和白鹭洲书院关系可参考刘文源《江万里与吉州》，《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28] 三浦秀一著，杨小江译：《学生吴澄与南宋末叶的江西书院》，《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9] 此说见郑晓江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30] 《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56页。

[31] 关于蔬笋气论述详见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2] 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七《僧诗无蔬笋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0册，第363页。

[33]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34] 查金萍：《试论宋人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35] 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7页。

[36]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7]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38] 焦印亭：《刘辰翁研究》，四川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1页。

[39] 详参焦印亭：《高棅〈唐诗品汇〉中刘辰翁评点辑录》，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国文论的两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443页。

[40]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41] 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42] 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309页。

[43] 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页。

[44] 赵永纪：《诗论：审美感悟与理性把握的融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45]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页。

[46] 《养吾斋集》卷十一《须溪先生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9页。

[47] 《刘辰翁传》，见《刘辰翁集》附录，第459页。

[48] 张寰：《刘须溪先生记钞序》，见《刘辰翁集》，第460页。

[49] 林景熙：《霁山文集》卷五《送厉直之远游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752页。

[50] 《吴文正集》卷二二《刘尚友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31页。

[51] 出处同上。

[52] 今虽有焦印亭博士论文《刘辰翁研究》中对其散文的分类研究，另还有曹丽萍单篇论文《尚奇：南宋散文的另一种风貌——论刘辰翁散文》（《兰州学刊》2005年第6期），但是刘辰翁散文思想和艺术性仍大有可说。

[53] 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54] 《养吾斋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9页。

[55]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56] 《刘辰翁集》不收此篇，见《全元文》第八册，第664页。

[57]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58] 陈栎：《定宇集》卷八《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第274页。

[59] 陆九渊心学可参考杨柱才《陆九渊的儒学思想》，载郑晓江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60] 李波：《南宋庄子散文艺术研究及其影响》，《前沿》2009年第5期。

[61]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

[62]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

[63] 同上书，第462页。

[64] 同上书，第464页。

[65] 徐明善：《芳谷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00页。

[66]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67]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147—150页。

[68] 龙仁夫的生平事迹可详参拙文：《元代文学家龙仁夫考》，《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69] 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22页。

[70] 诗题下注：孟淳，鹤田幼弟，乃叔深斋之子。

[71] 该铭于1980年出土，不为《全元文》收录，铭文详见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251页。

[72] 《桂隐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99页。

[73] 郭景昌、赖良鸣辑：《吉州人文纪略》卷七《王公炎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7册，第137页。

[74] 揭傒斯：《书王鼎翁文集后序》，《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75]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梅边先生吾汶稿序》。

[76] 《吉州人文纪略》卷二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7册，第522页。

[77] 同上。

[78] 李时勉：《王炎午忠孝传》，见《吾汶稿》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621页。

[79] 《吾汶稿》卷十，第622页。

[80] 《吾汶稿》序，第563页。

[81] 《吾汶稿》卷四，第589页。

[82] 见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

[83] 郭绍虞主编，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84] 刘壎：《隐居通议》卷十《诗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105页。

[8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陈公子》，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1页。

[86] 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9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41页。

[87] 关于此，详参拙文《元代文学家龙仁夫考》中的“仕元考”，《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88] 陈大章按语见于英启《黄州府志》龙仁夫小传下，英启将龙仁夫置于宋人可能受陈大章影响。

[89] 《养吾斋集》卷二九《赵青山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79页。

[90] 见林则徐《题文信国手札后》，《云左山房诗钞》卷三，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91] 参陈水根《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交往与唱和》，《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92] 《吴文正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85页。

[9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

[94] 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70页。

[95] 《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6页。

[96] 刘辰翁：《吾庐记》，见《刘辰翁集》，第118页。

[97] 《刘辰翁集》，第229页。

[98] 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79页。

[99] 沈叔埏：《颐采堂文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452页。

[100] 陈谟：《海桑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526页。

[101] 刘明今：《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102] 见《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03]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5页。

[104] 颜之推：《颜氏家训》，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15页。

[105]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5页。

[106] 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107] 陈应鸾：《略论刘将孙的“趣味”说》，《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108] 参孔妮妮《论“心学”思想在刘辰翁诗歌创作理论中的体现》，《合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09]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8页。

[110]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1页。

[111] 许总：《理学弛张与文学盛衰：宋金元文学史演进动因新探》，《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12] 王鸣盛《刘须溪无受业陆象山事》谓：“顾嗣立元诗甲集云：‘须溪先生刘辰翁，字会孟，庐陵人，年十七登陆象山之门，年二十四补太学生。宋景定壬戌，年二十九，廷试对策……元大德元年卒，年六十六。’案：象山卒于光宗绍熙三年，见门人杨简所作行状，须溪即以此年登其门，时须溪年十七，后至六十六岁而卒，则当卒于宋理宗淳祐元年，安得至元大德元年乎？若云宋景定壬戌，年二十九，景定是理宗年号，壬戌为景定三年，是年须溪年二十九，则至六十六而卒，当元大德三年，亦非元年，年数亦不合，然犹约略近之。要之，须溪断无十七岁登象山门之事。”见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9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42页。笔者偶然发现，刘辰翁登陆象山之门实是对错号，错误的发生就在于将吴澄《金溪刘太博文集序》中的刘太博当成刘辰翁了，文中说“年十七而登陆子之门，二十四而入学，二十九而释褐，四十四而遽终”，显然与庐陵刘辰翁非同一人。

[113] 据焦印亭博士论文第15页所述，不仅顾嗣立，还有厉鄂《宋诗纪事》卷六八、王琦《李贺诗歌汇解》都说刘辰翁“少登陆象山之门”，可见此说流布之广。

[114] 陈栎：《定宇集》卷八《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第274页。

[115] 徐明善：《芳谷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00页。

[116] 张毅：《儒家文艺美学——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第262页。

[11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铁崖古乐府》。

[118]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二九。

[119] 详参刘诜《桂隐文集》卷四《书虞邵庵送体仁叙后》和周巽《性情集》卷五《陪刘先生桂隐偕刘学存谒虞学士邵庵于玄妙观，学士留饮王玉辉道士山房，即席呈上》。

[120] 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5页。

[121] 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38页。

[122] 查洪德：《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23] 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124] 此译文采用的是郭预衡主编、李道英注释《文白对照唐宋八大钞第一册韩愈：昌黎文钞》第75页，钱伯城《韩愈文章导读》第199页翻译大致相同，蒋凡、雷恩海《韩愈散文精选》第151页译为“非常相似……对今人有什么益处呢？”

[125] 虞集、欧阳玄也同样有这样的意思，只是他们认为元初庐陵文人背离了欧阳修，而庐陵文人认为刘辰翁坚持的正是欧阳修之风，所以就有了庐陵文人对江西文学的护法。

[126] 黄元吉：《净明忠孝全书》卷一《丹扄道人事实》，明正统道藏本。

[127] 三家序均见刘将孙：《养吾斋集》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3—5页。

[128] 何薳：《春渚纪闻》卷七《诗词事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508页。

[12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养吾斋集》。

[130] 《养吾斋集》卷十一《彭宏济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5页。

[131] 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32] 《养吾斋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111页。

[133] 《圭斋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134] 查洪德：《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35]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36] 《圭斋文集》卷十《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碑铭》，《四部丛刊》本。

[137] 李祁：《云阳集》卷三《刘申斋先生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654页。

[138] 此赋《申斋集》不录，见《元赋青云梯》卷下，宛委别藏本，又见《全元文》第21册，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