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辰翁周围，有一个庞大的遗民群体。他们或为刘辰翁的好友，或为刘辰翁的同门，或为刘辰翁晚辈。这些人创作没有刘辰翁丰富，成绩不如刘辰翁大，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庐陵文学会失色不少。
那么首先要说说遗民的概念，因为学界对于遗民一词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遗民？一般说来，大凡一切亡国之民都可以称为遗民；忠于故国，不仕异代的节士更可以称为遗民。文学研究者一般选取后者之义。但是即便是忠于故国、不仕异代的遗民，他们的身份也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一些人进入新朝很长时间不出仕，但最后迫于生计或别的原因还是出仕了，他们出仕多做书院山长之类的儒官，这些人怎么看待？所以萧启庆先生将遗民分为激进型、温和型、边缘性。[67]这节要介绍的一组庐陵遗民包括李珏、邓光荐、王炎午、龙仁夫。这四个人都和刘辰翁有交往，邓光荐和王炎午还参与了文天祥勤王大业。龙仁夫比较特殊，入元后做了儒学副提举，但是他不同于改仕新朝的贰臣，他可以称为边缘性遗民。[68]他们留存下来的作品不是很多，加上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很难寻觅，所以这里将他们统一放在一起作一个介绍。
这群遗民创作的一个鲜明主题就是表现对故宋的追怀和对文山节义的赞美。下面分别来介绍。
李珏，字元晖，号鹤田，吉水人，宋时曾任秘书省正字，《宋诗纪事》存其诗五首和一联，《全元文》辑其文两篇。从王礼《游洞岩记》还能辑录其诗一首，云：“苔径入东西，苍崖不可梯。磵分泉脉远，云护石棱低。瑶草春烟湿，桃花客路迷。阎君成道后，谁复此幽栖。”[69]李珏在宋末有一定知名度，方回的《桐江续集》中有《赠送鹤田李元晖珏》《别后读鹤田李元晖新诗用其体》《喜鹤田李元晖至》《送李伯英》[70]《和李鹤田乙未赠李个庵》。汪元量有《孤山和李鹤田》《寄李鹤田》《读李鹤田钱塘百咏》。可见他和著名文人方回、汪元量都有交往。李珏为汪水云《湖山类稿》作序，这篇文章不为《全元文》收录，故特拈出：
往时读《泣血录》，为之泪下，因叹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巨公书于野史，后人见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读《泣血录》也。一日，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录》所可并也。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耶。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噫！水云留诗与后人，哀耶？留诗与后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赋二十字书缀卷尾，云：“天地事如许，英雄鬂已斑。泪添东海水，愁压北邙山。”吉人鹤田李珏元晖。
这篇序高度评价了汪水云诗歌的诗史意义，并与其感同身受。文中李珏所赋诗歌也满是英雄惆怅郁闷之气，典型地反映了衰世之音。李珏的遗民心绪被后学刘诜加以阐释，刘诜用李珏《陵下元夕》韵作《题李鹤田穆陵大事记》，诗云：“陵寝巍峨十二阑，西兴吹角浙江寒。老臣无限遗民泪，写与人间异代看。”从刘诜诗歌内容来看，《穆陵大事记》当为李珏宋亡后所写，刘诜的诗歌则刻画出一个眷恋故国的遗民形象。
邓光荐，字中甫、中斋，庐陵人。文天祥被捕后，邓光荐被遣送与文天祥同赴大都，文天祥以知己待之，文天祥在给弟弟的信中说“邓先生，真知吾心者，吾铭当以属之”。邓光荐不负嘱托，写下了《文信国公墓志铭》。[71]邓光荐还作《文天祥传》。而据刘诜《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邓光荐归庐陵后，将崖山战败之事以亲历所闻见，集录为《野史》若干卷，藏不示人。[72]未知存否。
《全元文》收邓光荐文5篇，其中有《赞文天祥像》云：“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呜呼！孰谓斯人不在世间。”此像赞用比喻的手法，描绘文天祥双目炯炯，气概英挺，赞扬他一片丹心，光耀千古。
《祭须溪文》为刘辰翁作，云：“呜呼！天地间奇诡超迈之气，于是乎绝；四十五年如手如足之情，于是乎诀。畴昔灯前，高歌执别，曾未三宿，云何奄忽！欲访何之？山阴无雪。欲见何期？屋梁未月。斜日寒冰，邻笛为裂。思君平生，肝胆火热。相知靡三，相于何切？嗟彼俗人，焉知毫末。君几哭予于乱离，予忍恸君于羸劣。茕茕予生，种种予髪，倘幽冥其相待，曾几何其阔绝。顾原隰之相求，已不胜其凄咽。何时宇宙复见此杰！”邓光荐和刘辰翁既是同门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宋亡之后诗词唱和，情真义切。祭文开头直接感叹宇宙从此失去了奇杰之士，自己从此失去手足兄弟，之后回忆与刘辰翁昔日的灯前高歌，乱离中的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此刻遽然离别，阴阳相隔，怎叫老友不痛心感怀。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也不免为他们的友情而唏嘘感叹。
邓光荐诗歌，《宋诗纪事》存8首。其中一首是从《吴礼部诗话》辑出的《挽文信公诗》，诗歌首先表达文天祥被害之后自己的悲伤心情，继而歌颂文天祥为民请命的壮举，并将他和醉生梦死之人对比，突出他是独醒者，是千载之英杰，接着诗人继续纵情挥洒：“念昔丧乱初，公骑使君马。奋袂起勤王，慷慨泪盈把。须臾三万众，如自九天下。灯棋书檄交，笑语杂悲咤。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至哉朝宗性，百折终不舍。身北冠自南，血碧心肯化。颜钩凛忠劲，杜诗蔚骚雅。晋阳骨肉冤，东市刀兵解。精诚揭天日，气魄动夷夏。丈夫如此何，一死尤足怕。田横老宾客，白发余息假。有时梦岩电，意悟当飘洒。非无中丞传，杀青自谁写。魂归哀江南，千秋俎乡社。”这里既描绘了文天祥的果敢忠义、勤王之迅捷，也突出了文天祥所处形势之危急，衬托出文天祥百折不挠的壮心和英雄气概。诗人罗列了历史上忠臣志士如化碧的苌弘、忠贞不屈的颜真卿、忠于君王的杜甫等，意在用他们来比拟文天祥的气节。诗人最后写自己白发飘零、衰老江南也是一种反衬。
邓光荐还有一首《鹧鸪词》颇有名，云：“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鹧鸪是主要分布于南方的一种鸟，其叫声特殊，古人拟其音为“行不得也哥哥”，文人多用它来表达离别的伤感和惆怅。词中“天长地阔”反映元疆域之广，却到处是罗网，“南音渐少北语多”，揭示元初统治阶层严格控制南方言论自由的事实。
王炎午，字鼎翁，江西安福人，是庐陵入元后的重要文人之一。今存《吾汶稿》十卷，其中文九卷，附录一卷，《沁园春》词一首，抒写亡国悲慨，可称佳作。四库馆臣谓其“文章大致近于质直，而要不失为真朴”。他的代表作就是《生祭文丞相》《望祭文丞相》。《生祭文丞相》篇幅较长，选取开头部分：
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跄，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扞闽、广，则田单、即墨矣；倡义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所愧，所欠惟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踰时，就义寂寥，论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去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未忍弃捐耶？果欲脱去耶？夫伏桥于厕舍之后，投筑于目矐之余，于是希再纵，求再生，则二子为不智矣，尚欲有所为耶？
这里先排列丞相可死的若干理由，将其与历史上的名人并举，谓其所欠只有一死，而后又站在丞相的角度推测其不死的可能原因。王炎午的这一立意无疑一反人之常情，作为宋民甚至还有大逆不道的意味。文章接下来的部分从历史事实出发，仍是以名人的事迹立说，目的在于打消这种种可能的念想，从而帮助坚定他殉节的意志。据记载，王炎午还将他所作祭文，“自赣至洪，于驿途、水步、山墙、店壁皆贴之，以速丞相死节”[73]，可以说王炎午的文章和行为不啻惊世骇俗。元揭傒斯很平允地评价王炎午的义行说：“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读其文，稍无苟活之计，不即伏剑，必自经于沟渎，岂能间关颠沛至于见执，又坐燕狱数年，百计屈之而不可，然后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于青天白日之下，曰杀宋忠臣，文丞相何其从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国必不系王鼎翁之文，其文见不见不可知，而鼎翁之志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岂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74]欧阳玄读到王炎午祭文，惊叹道：“王鼎翁，宇宙奇士也！”[75]明人钟惺于此深有会心：“以文丞相忠义，死固其寻常事，不应以此薄待之；然事关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为。此真义士，真门生！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相也。”[76]茅坤则说：“一段激劝至情，千古可掬。”[77]
《望祭文丞相》作于文天祥就义之后：
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谬身执，义当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轻命，壮士其惑。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没为列星。不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这篇祭文肯定文丞相要高出诸葛亮和张巡，说他是三千年不两见的英雄人物，他的贞心气节撼天地耀星河。王炎午望祭和生祭文可谓姊妹篇，前后辉映，缺一不可，没有《生祭文丞相》就不会知道王炎午强烈的爱国之情，没有《望祭文丞相》就不会明白王炎午对文丞相的推崇与景仰，他的用心良苦同样书写着志士的赤诚。王炎午的英风义慨得到了后人的广泛认同，明人李时勉说：“呜呼！鼎翁死国之志，即丞相死国之心；丞相死国之心，即鼎翁死国之志。”[78]国子祭酒三山林瀚《读吾汶稿》云：“养士恩深士气豪，岂分廊庙与蓬蒿。梅边节概秋云耸，直绕文山万仞高。”[79]郑元《忠义录序》说他：“孤忠劲节，悲壮激烈之气，惜独于文焉见之。”[80]
王炎午还有一则为萧御史方崖所作《哭庐陵》，云：“呜呼！庐陵俯仰百年，丞相文山精忠贯日月，而志无成，大博须溪文章昭河汉，而时不用。今御史方崖劲气摧山岳，而不得年以死。吾未暇哭吾私，而为吾苍生痛；未暇为吾苍生恸，而为吾庐陵长太息。呜呼！庐陵！”[81]这一则恸哭之文，可以说代表了庐陵士子对庐陵的一种深厚情结。
龙仁夫，字观复，号麟洲，江西永新人。《全元文》共收其文八篇，其中六篇作于他晚年寄寓黄州期间。另外杨镰先生发现龙仁夫为道惠《庐山外集》作序一篇，龙仁夫还为黎崱《安南志略》作序[82]，《全元文》未收这两篇序。《元史》说他文章“尤奇异流丽”，艺术水平上应该超过刘诜、刘岳申，可惜留存太少，已无法比较。刘岳申《祭龙麟洲文》说他“文章望古人以切切，意气陋余子之滔滔，鲸吞众口之杂沓，蝉蜕一时之老饕”，评价甚高。
龙仁夫之诗，元末少数民族诗人丁鹤年有评“绝句诗至晚唐，尤为精致，宋人不得其门而入，元人惟龙麟洲、范清江、虞青城得其三昧”[83]，将他与元诗四大家之范梈、虞集相提并论。《元诗选补遗》收龙仁夫诗共11首，以《琵琶亭诗》《席上作》两首最知名。龙仁夫流传后世也和这两首脍炙人口的诗有关。
其一，《琵琶亭诗》。元人刘壎有记：“诸吕家于江州仕宋，累朝穷富极贵，中外鼎盛。及北兵至，自文焕而下，相率纳款，无一人抗节报国，其后有题诗于琵琶亭者。一日，吕老见之，挥泪。其诗曰：‘老大蛾眉负所天，尚留余韵入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语意深婉，信佳句也，且有关于世道。或云燕五峰右丞偕龙麟洲谒吕文焕，酒酣，命麟洲赋诗，以琵琶亭为题，麟洲赋此讥之，吕老纳贿请改赋，既而好事者流传。”[84]
《琵琶亭诗》又作《陈平章席上有作》。刘壎对诗作者不确定，而陶宗仪将它归于龙仁夫，只是讥讽对象说成是陈平章[85]。元人傅习《元风雅》前集、明人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李蓘《元艺圃集》卷三、宋绪《元诗体要》卷十三、吴讷《文章辨体》外集卷四、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陈焯《宋元诗会》卷六八均将此诗署名为龙仁夫，龙仁夫为诗作者毫无争议。诗歌所写非常巧妙，既契合琵琶亭名字之意，又暗含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故事，老大蛾眉抱着琵琶过别船的意象，看似轻描淡写，却寓含深意，尤其在宋末元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很容易让人想到改仕元朝的故宋官员，难怪吕文焕看罢为之羞愧。此诗于是流传甚广，后世所谓“犹抱琵琶”，从士之改节引申有妇女改嫁失节之意，实从此出，足见其影响。
其二，席上酬诗小玉带。《南村辍耕录》卷二二“先辈风致”记：“龙麟洲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奴小玉带佐觞。酒半，宪使举杯请曰：‘今日之欢，皆玉带为也，愿先生酬之以诗，先生其毋辞。’时先生负海内重名，雅畏清议，又不能违宪使之请，遂书一绝句，云：‘菡萏池边风满衣，木犀庭下雨霏霏。老夫记得坡仙语，病体难禁玉带围。’于是举席称叹，尽欢而散。盖前辈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时风致可想见，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此故事也是屡见记载的佳话，诗歌虽为即兴之作，却也别致，前两句景，微风拂过，菡萏花香，有佳人浅斟低唱，可谓景美情美，后两句语义轻轻一转，借东坡之语自嘲老迈和病体，既增添了文人雅致，又不失儒者的持守，还暗合了佳人玉带的名字，酬谢盛情款待之意也表露无遗，从此诗也可以看出龙仁夫在当时也成为一些封建士大夫持身之风范准则。
龙仁夫还曾为陆秀夫作挽诗，诗见陶宗仪《草莽私剩》和明丁元吉《陆右丞蹈海录》。另外清王鸣盛《陆君实挽诗》称：“陆君实秀夫挽诗一卷，诗凡二十九首，作者一十三人，龚圣与开、方万里回、郑畴叔范、龙观复仁夫、汤子文炳龙、盛中文彪、尹圣予应许、俞宗大德邻、宇文子敬叔简、郭元德景星、仇仁近远、侯正卿克中、方韶卿凤也。”[86]这些人都是当时名士。龙仁夫挽诗写道：“存孤臣子志，已矣并成非。无地参黄钺，终天惨玉衣。鲁连生独耻，荀息死同归。薄晚蓬莱顶，桓桓扈六飞（其一）；绝矣陈桥祀，哀哉碧海波。梦中姬旦抱，天上（或作泉下）禇公罗。日月纲常在，沧浪血泪多。吾州文督相，双庙晚同科（其二）。”这两首诗不为《元诗选补遗》和其他诗选收录，故特拈出。陆秀夫与文天祥、张世杰并称“宋末三杰”，崖山被围，他背着幼帝跳海殉国。龙仁夫的挽诗高度肯定了陆秀夫的忠贞劲节，也能看出龙仁夫对忠臣志士的景仰。
龙仁夫在入元之后做了儒学副提举，他的名字出现在元代科考文献《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考官批语中。[87]但是清人陈大章坚持龙仁夫未仕元，这或许是陈大章没有见过这部科考文献，他下按语说：“度宗九年二月，吕文焕以襄阳叛降元，十年七月帝昺即位，十二月阳逻堡溃，沿江诸郡皆吕氏旧部曲，望风款附吕氏，为有宋国贼。先生诗所谓遗憾哀弦、琵琶别船，盖以褫老奸之魄而声讨贼之义也。筑室问津，侨居终老，安得复有屈节事元之理。盖先生仕宋为儒学提举，陕西提举必元所授未就者。呜呼，北户伤心，西台痛哭，先生确然为有宋一代完人。虽记载传讹，其不得以没先生之高节明甚……康熙丁亥七月十有五日雨山旧史后学陈大章记。”[88]
陈大章还有数首写龙仁夫的诗，在《玉照亭诗钞》卷九敝帚前集五有《王以三、邹甘叔过访，出问津书院志略，以此商酌，怅然有感，成十绝句》：“往事麟洲迹久讹，讲堂犹系宋山河。凭将一掬西台泪，洒作千秋正气歌。”又卷十二敝帚后集一有诗：“一曲琵琶怨未终，弃官投老此山中。台荒马鬣三秋雨，树暝乌啼万壑风。衰草不生亡国梦，夕阳依旧大江东。问津台北黄花谷，家祭谁知告乃翁。”坚持龙仁夫未仕元恐怕只是陈大章的一厢情愿，但由此可见明清异代鼎革之际士大夫对出处气节的看重，而陈大章的坚持又恰说明龙仁夫人品学识大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总之，元初庐陵一地，确实有不少遗民，他们无论在道德人格上，还是诗文创作上都有传承庐陵节义的一面，也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而使庐陵文人群体特点更鲜明更突出。他们的文学成绩不容抹杀。
就现存文献来看，在以刘辰翁为核心的庐陵文人群体中，赵文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他富于思想、极具个性，而且言论大胆。他的理论与创作有力地支持了刘辰翁的文学事业，可以说他是元初庐陵文人群体的中间力量、核心成员。
先据赵文《亡室胡氏墓志铭》《曾秀峰建祠序》和程钜夫《赵仪可墓志铭》、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来简单介绍他的生平经历。
赵文（1239—1315），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生于南宋嘉熙三年，殁于元延祐二年正月。有弟名宗强，字亦周，兄弟俩幼年皆负隽气，相为师友。景定五年，赵文冒宋姓名宋永贡于乡，咸淳三年，又更名宋吉，咸淳六年，更名宋万年，然而三次皆未考中进士，于是复改本姓。弟亦周，咸淳十年甲戌中进士。赵文也于弟放榜登第同一天以京庠补太学生。宋亡，兄弟俩赴福建依文天祥。行至延平小筼筜，弟病亡。之后赵文随文天祥同至汀州，元兵攻下汀州，他与文天祥失散，便回到家乡。入元后，曾任东湖书院山长、南雄教授。晚年亲往延平寻访亦周之墓，负弟骨而归，并葬于母墓之左。第二年，赵文去世，其子将他葬于其母之右，得年七十七岁。
赵文生活的主要地方是庐陵，自然受到欧阳守道和守道学生文天祥、刘辰翁等人的影响。刘将孙说赵文“少年即意倾巽斋氏，虽不及讲下，而馆暇考质如卒业”[89]，可见很早欧阳守道的人格精神就感召着他。赵文又因为参与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中，文天祥忠义气节一直影响着他，他把和文天祥的交往反映在《曾秀峰建祠序》一文中。另有资料记载，当亦周病倒在小筼筜时，文天祥遣医致币并附书信来问，这两份书信至今保存。[90]他和刘辰翁的关系，据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云：“公少吾先君子八岁，而先君子推重之，以为吾党，婉娈不忘，无疏密如一日。”不仅志同道合，简直形影不离了。有学者考证[91]，在凤林书院词人的唱和中，刘辰翁所作《绮寮怨》（漫道十年往事）和《莺啼序》（愁人更堪秋日）等词，都是和赵文的词，赵文也有《元夕陪须溪野庙观灯》《洞仙歌》（千年鹭渚）两篇写与刘辰翁交往的诗词，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的密切关系。而刘辰翁死后，他又自称门人之首。
刘将孙文集中与赵文交往的诗更多，如《中秋与青山露坐口占长句》《和青山会散韵》《平村别青山三首》《村平闲日与青山赌诗各得数解六首》《示赵青山》《十日一沐调赵仪可二首》《和宜可感怀十首》《和青山与晏镐民、萧行叔彭氏园中三首》等，而赵文托在福建做教官的刘将孙寻访弟弟亦周的墓，这些足可印证刘将孙所说“予于公忘年之交，笃密逾至”的话。
赵文和刘氏父子关系如此密切，同乡和志同道合是其中的两个原因，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文学主张上的相同和创作风尚的相近。吴澄《刘志霖文稿序》说“太博之后，尚友嗣其响，仪可分其光”[92]，显然赵文正是基于和他们相同的文学观念，上与刘辰翁相呼应，下则影响刘将孙。而进一步的问题是，赵文如何呼应刘辰翁，又如何影响刘将孙。
下面来看赵文的诗学主张，他的主张在宋末元初显得相当有个性特点，举例来分析：
近世士无四六时文之可为，而为诗者益众。高者言三百篇，次者言骚言选言杜，出入韦柳诸家，下者晩唐、江西。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者鲜矣。是虽山林介然自守之士，忍饥而长哦，抱膝而苦调，未尝无之，然终不能胜彼之多且雄也。故今世诗多而人甚少。（《诗人堂记》）
萧汉杰出所为诗号《青原樵唱》示余。或曰：樵者亦能诗乎？余曰：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何独樵者？彼樵者，山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伤，其歌而成声，不烦绳削而自合。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清风吹衣，夕阳满地，忽焉而过之，偶焉而闻之，往往能使人感发兴起而不能已，是所以为诗之至也。后之为诗者，率以江湖自名，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体格，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是以后世之诗人不如中古之樵者。（《萧汉杰青原樵唱序》）(www.xing528.com)
前一段准确说是赵文就近世创作主体人品的一种批判。宋末人人为诗是当时普遍风气，而时人多随世改化，真正能自守淡泊的人很少，所以他说诗多而人少。他的批判之意很明显，他认为只有真正品格的人才能叫人，也只有这类人写的诗才能叫诗，他的言外之意即没有品格的人都不能称为诗人，这是颇有见地的。
后一段是探讨赵文诗论时各家必引的篇目。郭绍虞用“道学化的性灵说”来概括赵文的诗论，郭氏之所以用“性灵”二字，即是因为赵文先说“人人有性情”，于后又引出“诗之天”的概念，所以郭氏说：“此所谓天，即是性灵二字注脚”，他接着说：“去人而存天，所以他的诗论是性情说。”又说：“然而天之去，又有形不全而神伤的关系，因此他的诗论成为道学化的诗论。”[93]郭氏还有几处关于赵文诗论道学化的分析，这些分析都紧扣赵文对创作主体人的要求这一特点，一种完美正直人格的要求，郭氏认为这就是近道了。《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分析这一段时说：“这番话可谓是明李梦阳所说‘诗者天地自然之音’，而自称其诗‘非真’，只是‘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的先声。”[94]显然是看到了赵文诗论中近自然的要求，该著又结合赵文其他诗序，指出赵文诗论的个性意识与遗民思想的密切关系。查洪德先生论述赵文的诗文理论时，特标他的“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一句，他指出赵文所说的人是有特别含义的，这个人不是指那些满脑子功名富贵的江湖之人，而是指那些完整和独立人格精神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真性情的诗歌，他还说，“赵文充分尊重个性、倡导个性的诗学性情论，是以诗人的高尚人格为前提的”[95]。仔细比较分析三说会发现，他们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点相同，都注意到赵文诗论中的两层意思，一层是对人格的要求，一层是个性真情的指向，并且是在高尚人格基础上的真性情。这种性情是个性自然地流露，只不过他们各自的角度不同。郭氏强调道学和性灵，《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侧重其遗民身份，查洪德先生侧重个性，他们这些不同角度的论述丰富了对赵文诗论的全面理解。总之，自然（或者说个性）二字实是赵文诗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赵文与刘辰翁文学主张的相似正是建立在自然性情论的基础上，前一章已经探讨了刘辰翁的文学思想，这里不妨对比一下他和赵文。刘辰翁是很注重“情真”与“自然”的，而且他的自然真情也是建立在道德人格基础之上的，如他对陶渊明的欣赏，他说“陶渊明人品自高，其率然而出，率然而归，赖其诗文兴寄，足自道本志”[96]，这番话首先肯定的就是陶渊明的人品。又如在《古愚铭》中说“凡今之人，日诈而已。色庄吐纳，形垢文泚。咨尔后嗣，毋愧前人。欲知生直，尤贵情真，”[97]显然他对狡诈之情是厌恶的，他欣赏的是自然情真之文，这只有正直真诚的人品才能写出来。他也反对模拟，肯定即事之作，这些都是出于对自然真情的追求。而赵文在这一点上和他是相近的，他们这种对人格的追求无疑是理学提倡的一种君子人格的要求，刘将孙说：“吾庐陵巽斋欧阳先生沉潜贯穿，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粲然而为文。由是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与青山赵公相继。”[98]说的就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赵文与刘辰翁更大的相似是在遗民基础上的求异尚奇创作风尚。
赵文留存至今的《青山稿》共八卷，文六卷，诗二卷。从其文章内容来看，有赠序、送序、诗文集序、跋文、字说、楼斋庵堂阁记、书院记、墓志碑铭等，内容并无特别之处，但是清人沈叔埏《书青山集后》说：“甚悉诗文，自出杼机，直抒胸臆，往往即小见大，目击道存……至身经陵谷，语涉牢愁，劳者能歌，骚人善怨，餐西山之薇蕨，感故宫之黍禾，则又与《吾汶稿》《晞发编》同其心迹。”[99]这“即小见大、目击道存”二语高度概括了赵文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
“目击道存”语出《庄子·田子方》，云：“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中国美学多从道家审美的眼光来解读这几句话，把目击道存之“道”理解为至为深微精妙的宇宙生命意蕴，同时“目击道存”还引申有良好的悟性和艺术修养之义。赵文的诗文虽然没有体现十分高超的审美境界和艺术精神，但是它们往往能透过一些细小平常的事件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批判性、感悟力，这种深刻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正是沈叔埏评论的真正所指，也是赵文诗文最有特点的地方。
赵文文章给人最鲜明的感受就是新颖独见，“异论”突出，且不乏批判性。
赵文是思维奇特、充满个性的人物，他自己说：“余畸人也，畸人之言，率与时左。”加之他目光敏锐，善于类比，所以时有新见。如《赠张山人管见序》中，他在“管见”之意上做文章，说“造化之大，精于其一，可以窥之，若汗漫而求之，滋不合尔”，于是否定了传统的“见小”之说，而说它是“致一”之意。《此心堂记》写乡人医士以“此心”名堂，他从人人皆天地之心，说到古圣贤皆本“此心”，认为圣贤经世就等同于医士救人。所言都十分有新意。
他感叹现实社会的惊人言论值得特别注意。如《赠王祖文表背序》：
世称庄严书画者，谓之表背。二字不见史传。吾尝思其义，表外也、背亦外也。概而言之，则饰乎其外之谓也。吾乡有精是业者，曰王祖文，谒余曰：昔吾祖吾父皆儒也，吾不能世其业而业此，吾羞焉。余曰：而何羞？今天下皆表背也。缀其语言而谓之文；雅其衣冠而谓之士，吾不知其中何如也。然大者可以取卿相，小者犹买田宅遗子孙。彼之表背欺人，子之表背不欺。欺人者犹遇若是，况不欺？子持子业往，必遇不疑。
这篇小文章在介绍表背行业装饰书画的性质之后是王生与赵文的对话，王生羞愧自己没有继承祖上的儒业而从事下等之业，赵文却突发奇论“今天下皆表背”，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皆粉饰图画的虚伪事实，他将批判的矛头对准那些通过修饰言辞、衣冠而获取高官厚禄的人，这些人没有真才实学，没有德业文章，欺世盗名，他们反倒不如表背之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来得实在。
显然，赵文饱含批判性的言论是建立在对世道人心深入洞察的基础之上，因为深入，所以深刻，乃至于质疑和挑战不公平的现实。如《赠李见心序》云：
……李见心从事雷霆诸法以济人，治鬼物，灵甚。私有所欲问于君，造化之显然而可畏者，莫如雷霆，经史所称，震夷伯庙，震武乙射天，碎元祐党碑，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世或言颜鲁公为神于雷，盖有是理。窃疑之：雷霆之击一树也，以其怪、妖、蛇、虺之所伏，为人害也。世之为人害者不少矣，则必有为之伏也。雷默然未有讨焉，而徒时时小树、小虫之是震，得无舍豺狼而问狐狸乎？君有职司于雷霆者，尝试为我问之。
这篇文章很短，他紧扣对方的道法这一职业，先对经史所载雷霆惩恶扬善表示敬畏与景仰，然后笔锋一转，说现实中只看见雷霆击树，因为树是怪妖蛇虺等小害的藏身之所，却不见雷击其他祸害人的东西，说这是舍豺狼而问狐狸的欺软怕硬行为，因此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雷霆者。他这话实际上是深有所指，在他那里，祸害人的东西有远比蛇怪更厉害的。联系赵文所处的时代，这些害人的东西或者是指扰乱朝纲的权奸，或者是为富不仁的势利阶层，文中雷霆的欺软怕硬也无疑是现实生活中官府行径的真实写照，文章的批判力量实不可小觑。
赵文洞察社会，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清醒地批判，还不忘引导人向上向善。如《赠竹隐相士序》写道：“竹以清贵，人浊贵；竹以直贵，人曲贵；竹以坚劲贵，人软媚贵。”分明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写照，然而他于结尾处浅浅述说：“君出观时贵人熟，入归见此君，得无反讶此君之不浊、不曲、不软媚乎？”他的意思很明白，是深有期望相士在与贵人周旋时，保持竹子般高洁的品格，于此感受到的是他与扭曲的社会风气作斗争的决绝之心。
赵文深刻揭示社会本质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他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从他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交往的多是普通人，绝少有官员名流，他在与这些普通民众的交往中，感受他们生活的悲苦，这也是他的文章可以随意发表见解和批判的一个原因。
那些异代之际儒士辛酸主题的文章正流露出这样一种底层的关注。上举《赠王祖文表背序》就反映了宋末元初科举暂停，儒士没有举业的盼头，很多人纷纷转行的无奈现状。《送朱则阳序》反映世变以来，士贱佣贵，物价横涨，儒士丧亲不能葬的悲哀。还有反映世变以来儒士言论的不自由，如《浮眉楼记》“古人凭高眺远，必伤悲感慨，形之歌咏，今一尔即为治世怪民”，这些记载只有在赵文的文章中能读到。他在叙写儒士的遭遇时，总是感同身受，颇见其复杂心态。如《送谢会可序》，他说“人心如画师，士自读书为文，以至功名富贵，下至农工商贾，所以营其生者，万方凡出于其心之所建立者，皆画也”，这里仍然是新意独出，他是想借这样的立意来抹去工与师的贵贱之别，然而他心底还是有自己的无奈，这种无奈是科举废除，士不能展其志的无奈，所以他最后说“虽然，吾与汝亦画也”，他心底的悲怆于此可见。又如《书王遂初太学笃信斋题名碑后》写遂初名列太学题名之末，作者有一番感慨：
吾乡英俊林立，如我与君者何限！有终身而不得以名是碑者矣。则得名于是碑，甚幸也。名是碑者何啻千百，独君以姓名殿是碑。殿是碑，不幸也，然而后之考论太学之兴废者，必曰太学题名至某人止。彼之千百于其间者，或忽焉而忘之，此之止焉而可感者未有不为人之所记忆，记忆则必传，是君之不幸乃大幸也。虽然国破家亡，何心至此，传不传又何足计？区区所以为斯言者，遂初不可以不甚自重也。使遂初今日为隐君子，后日为名卿大夫，人将指之曰：此前日太学题名之所止焉者也，惜乎其止也。是则可也。使遂初变化其平素以快一时，人将指之曰：此太学题名之所止焉者也，人如是，碑焉得无止也？是则不可也。吾于遂初谊不薄，不当怆然、黯然遂已。因书以告遂初，而亦以自警。
好友名字只是忝列太学碑文末尾，原本是不快乐的事情，但文章却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认为，正因为名字在末尾而被别人屡屡提及，让人铭记深刻，这又是其大幸，文章还隐隐告诫朋友包括自己自重，大有为故宋坚守气节的旨意。于此，能感受到赵文入元之后的复杂心态，联系他后来的出任书院山长，他的行为背后一定有太多的痛苦和无奈。
读赵文这类批判性文章，首先能感觉到他极具个性的思维、敢于质疑的精神气质，这是他思想火花的必备前提；其次他总站在普通人物的立场揭示社会现实的黑暗、人性的丑陋、世风的日下；再次无论批判还是一般说理又都饱含了他自己的个人情感，所以真实而深刻。这就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他的文章最有特点的地方。这也就是“以小见大，目击道存”的力量。
赵文身上所具有的特异思想与批判的锋芒是和宋末的腐朽和亡国的悲慨有关的，他的经历和刘辰翁很相似，揭傒斯说刘辰翁是“衰世之文”，赵文也是如此，他们求异尚奇是面对衰世必然的反应，衰世赋予他们悲怆内心和不平之气。但是细细比较二人还是有差别的，刘辰翁多是深沉的历史感慨，而赵文则是直面现实，以小见大，立奇论，发奇言。
当然，刘辰翁的尚奇和他钩棘断裂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而赵文这一点不是很明显。他除揭示社会本质、立论出奇的文章外，还有不少感悟生活和美景的文章，这一类文章在平实的叙述中感悟生活之理和欣赏山水之趣，它们揭示生活本质和活化景物之美的能力同样体现了“即小见大、目击道存”的特点。如为隐士和志士所写院记、亭记，文笔多纡徐有致，有欧阳修的风格。举《梅间后记》为例：
梅之为花，不与桃李争春，而独立于穷冬风雪之中。其孤高芳洁，有类乎君子之操。是梅间者，君子之林也。夫人之自修，未有以验其进否也。惟立于众君子之间，而后知自修之难也。是亭梅间，居是间者，必其孤高芳洁，肖是梅也而后可。苟无以肖是梅，则我之与梅不相似者，亦甚易见也。天荒岁老，霜月如江，君以修洁之姿立群玉间，俨然众君子之玉立乎其侧。是梅为君进德之助多矣！夫梅之未花也，人见其索然枯而已，不知其日夜之所息，皆所以为后之花与实者也。
这篇文章与《梅间记》为姊妹篇，正如《梅间记》所说梅有君子之道：“其香也清，其色也贞，不屈于霜雪之中，节操古；不混于桃李之场，标致高”。两篇都是意在以梅之高洁突出人之高洁，文章用笔简洁，随意点染，精神活现。文字朴实自然，代表了他文风纡徐的一面。他的《竹间记》《溪山胜处记》《乐此堂记》《江村记》等都可以说代表了这样一种文风。
又如《平实堂记》：
云叟以其读书之室曰“平实”者请余记，孤生流落，尚安能为故人作文字哉？念君别久，且为君说。今我旦起漱盥焚香，教儿读书一二卷。既食且茶，部分僮奴，灌蔬饭鱼，条桑沤麻。或时邻翁野老相逢，新闻旧见，亹亹相劳苦。退复课儿读书。夜灯，对家人谈米盐常事，有酒酌一再行，不然则否。顾儿童温书，读倦既就枕，无复人间得丧梦。亲宾过从，称家有无，酌薄厚以为礼。岁时先祀，簋簠豆笾，何能一一如古，乡风节物，礼意不废而已。书蠧曝之，砚滞涤之，琴瑟几杖，各就处所。往时见道士言水银丹沙，可用烧以为丹，又饵黄精、胡麻，得不死。更见建竺山大仙说西来意，皆空浮渺莽，终不能信。《战国策》所载机谋术数，或谓熟此，即黄金白璧，可立谈致，坐懒不能。惟儿时先人所受孔孟书，卓卓可信。未论孔孟，安得无愧吾先人与足下家君也？云叟闻吾言，大喜曰：君乃真平实者。乐哉，平实！人知平实之可厌，而未知平实之可乐也。愿书之以为平实堂记。
此篇紧扣“平实”二字，没有如理学家一样大谈特谈何谓平何谓实，而从自己早起到晚上一天，乃至一年、大半生的生活和读书感悟来诠释“平实”的真谛。他告诉世人，不是华而不实，也不是惊心动魄，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温馨踏实的，相比乱世，这样的生活是那样的幸福、恬美。赵文没有刻意说理，行文却满是生活的哲理。
《水云乡记》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山水游记，取其中一段欣赏：
山行可一里许，望青红飞动、楼观欝然江浒者，水云乡也。乡之门为漳溪，又门为江风山月。入门而右为楼，俯大江。是乡多山，得江辄清旷，使人意舒。而楼以高故，尤尽得清空之盛。楼下为堂，曰“贮清”。下楼而右，门曰“振屐”，登山道也。行倦，牒牒欲据地，得拥高亭小憩。又上为一碧亭，俯视士林，生意万顷。士林者，谭士居焉。一碧亭既据高绝，天日霁清，盱山一笔出诸峰间，若自靖献，以助士林之胜。下山又得息轩小憩。又行，得雪矼，雪矼状如舟，飞瀑雨声潺潺，听之久，但觉身在舟中也。又行，入寻壑，涉略彴，为流觞亭，壁拥丹霞，小有洞天。有泉出龙口，六月寒甚，不可近。又东过流春亭，亭壁湖，水光山色，融漾演迤。兴尽而出，西过跨碧遶园之泉。由跨碧出于江，又西为濯清堂，面池，月宵露晓，荷气逼人，爽甚。又于池外为方台，高可数寻，外瞰修碧，渔舫上下，前歌后答，可吟而不可画。濯清西偏又为亭，右上作古籀文“流杯”，益奇，视前所谓壁拥丹霞处，可俯也。每禊时，客众分两亭飞觞，笑呼声相闻。又出而西为道院，水竹幽远，逢渔樵，心疑为异人。瀑声终夜如雨，不可睡。隔濯清盈盈一水间，有钓台。而湖山水木，澹相辉映顾挹，是所谓水云乡已。
这里，作者跟随自己的脚步，一一介绍沿途经过的景点和看到的景物。这种移步换景的写法，不仅层次分明，而且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不仅景点多，而且风景殊美，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描景状物和锻字炼句的技能。他写景，能把静景写活，如盱山一笔出诸峰间，他说是山仿佛自来献媚，给士林平添一分雅致，颇有情趣，行走雪矼，他写两旁飞瀑潺潺，仿佛整个身心荡漾在小船之中，引人遐想。文章动词的使用也颇传神，高可“俯”，外可“瞰”，亭高“据”绝顶，山“出”峰间，壁“拥”丹霞，用笔简洁精练，惟妙惟肖。声色光的搭配也错落有致，山之清，水之碧，雪后初霁之光影，人之欢笑声，十分协调。文章在自然而然的写景中，情感也在文字间流淌，先是“意舒”，继而“融漾”，继而兴尽爽甚，继而叹奇，以至恍若世外桃源。这种一寓目就将山水之美活画于笔下的本领，似乎更切近中国美学“目击道存”之义，这也正反映出赵文对美的感悟力。
下面来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现存两卷，卷七为古体诗，卷八为近体诗。赵文的诗歌往往直抒胸臆，且不乏批判锋芒，很能反映他身处异代之际的品格。
有一组古体诗借古代妇女题材来抒写家国身世之感。如《陌上桑》写采桑女子婉拒贵人的要求时说：“君民分固严，敢乱夫妇纲。有罪妾当诛，宁当荐匡床。夫君即我天，岂必侍中郎。”言辞铮铮，恪守的是纲常伦理；《勾践夫人歌》模拟夫人的口吻说：“君为奴，我为婢，人间反复何容易。为婢不离家，为奴去适吴。”也是表达自己要隐忍，誓不与丈夫分开，直到和丈夫相聚的决心；《昭君祠》云：“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肯定的是王昭君的忠和义。所有这些自然让人联想到君臣、夫妻的关系，臣对君忠，妻对夫忠，无不隐含自己对宋王朝的忠贞之意。而他还有一些诗作反映入元后的伤痛，多悲苦无奈，如《双雁吟》“归来故巢亦已毁，朝吟夕怨欲诉谁。千古万古多别离，唯有死者何当归。呜呼！物生有情盍惧死，莫令后死空鸣悲”，这无疑是作者入元后寂寞孤苦生活的写照。又如《前有一尊酒》“人生十九不如意，一醉之外安所求？古来何国非亡社，古来何人不荒丘。沉思痛至骨，赖尔可消忧。尊中有酒无酒乃休饮，多作病酒不可雠”，他的痛苦之深，只有借酒浇愁，用酒来麻醉自己。而偶尔流露的矛盾心情更可以反衬他内心的痛苦，如《倚树三叹息》“一落秦王手，已是不完璧。秋风吹我衣，倚树三叹息”，这大抵是仕元后的自责吧，从中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对人格操守的珍重。他对世道对人心常有清醒的认识，如《食鱼江水边》“食鱼江水边，投骨江水中。众鱼逐其腴，踊跃以相从。所得仅濡沫，满意如游龙。焉知此弃骨，与尔类本同。人间网罗多，江海不得容。小鱼得骨莫浪喜，且可慎汝出入踪”，这是否是告诫自己和世人不要轻易为了一点小的恩赐而随波逐流，自投罗网呢？他还有一首《相扑儿》“一儿攀肩猿上枝，一儿接臂倒立之。立者忽作踞地伏，攀者引头立其足。飞跳倏忽何轻翾，怜尔骨节柔如绵。少年屈折支体软，红锦缠头酒论椀。此儿巧捷未足称，江南何限无骨人”，当读过赵文所说“竹以直贵，人曲贵，竹以坚劲贵，人软媚贵”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江南何限无骨人”一句话的批判力量了。像这些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沉潜家国悲慨的诗歌总能读出直面社会人生的味道，因而同样体现了“即小见大、目击道存”的特点。
赵文诗歌还有一主题就是对弟弟亦周的思念，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诗九首托南剑刘教寻亦周墓焚之》，是赵文让在南剑任职的刘将孙代为寻访亦周之墓，并将其悼念之诗在亦周墓前焚化。其中二首云：“平生二老最怜君，今日相随在九京。汝得从亲吾孑立，不知谁死复谁生。”“刺血题诗寄阿侬，断肠五十五衰翁。此诗到是衰翁到，此血由来与汝同。”这些诗直写胸中悲怆，感人肺腑。又如《昔年二首》，作于赵文携子赴闽收弟骨时，诗云：“昔年携汝赴闽京，此日深儿尚未生。今日携儿收叔骨，一如当日供伊行。”“少年如此已成枯，我亦重来白鬓须。正使冥冥有知识，不知还认阿兄无。”这两首诗同样是直抒胸臆，在今昔的回首中，亲情更细腻真实。
综观赵文的创作，可以说实践了他自己自然真情的文学观念，敢爱敢恨，爱者温情，恨者凌厉，喜怒形于色，很值得一读。他的文章，同时代的刘壎评价甚高，说他“抑扬开合，萦绕起伏，清不浮，奇不怪，简不失之碎，深不失之艰，是皆不必论，其所以尤可爱者，亦以味胜也”，又说他“盖君所著，体裁丰茂，新意川赴，抚事感怆，时有千古之愤，故其意绪潜藏，旨趣沉郁，予尝评其风味在近似江古心先生，真可志韩欧，溯班马”。《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顾嗣立说：“青山为诗文，脱略涯岸，独自抒其所欲言。”都指出赵文诗文深沉的感怆和直抒胸臆的特点。在注意他那些个性鲜明的文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那些平实真情的文章，他的平实与他晚年生活心境渐趋平淡、热衷义理之学分不开。总之，他以实际的创作壮大了以刘辰翁为首的庐陵文学事业。也因为有了赵文的存在，庐陵一地成为文学群体或者派别的可能性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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