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成果

本章研究对象是庐陵文人群体，该群体顾名思义就是指一群生活在庐陵的文人，他们以乡缘、亲缘、师缘、友缘结合成一个社会网络，在元初文坛影响很大。

这个群体主要由两代人构成：第一代是由宋入元的遗民文人，第二代是在元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人。第一代的核心是刘辰翁，这不仅因为他是故宋遗老，更因为他创作和评点丰富，影响东南一时，在他周围有同门、同年、姻亲、诗友、乡友、门生。第二代的核心是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他入元时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小就陪侍父亲左右，因此结识不少故宋大老。他在刘辰翁死后，成为庐陵文人的代表，在他周围很多都是刘辰翁的门生。

刘辰翁的同门和同年。同门有邓光荐、聂淳、聂济、曾晞颜等，共师欧阳守道。邓光荐，其事迹有文天祥《集杜诗·邓礼部第一百三十七》可参考，^[1]他原名剡，字中甫，又字中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历任宗正寺簿、秘书丞、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宋末参与文天祥勤王，举家迁闽，一门十二口死于贼火中，后随驾崖山。崖山溃，赴海求死，被蒙古军救起，元帅张弘范待以客礼。后乞以黄冠师归江南，晚年归隐庐陵乡间。文天祥与其弟书曰：“邓先生，真知吾心者，吾铭当以属之。”^[2]刘辰翁和邓光荐的交往很密切，尤其晚年相互唱和，《须溪集》中有和邓光荐的词十首，应该都作于元初，如《永遇乐》词前小序云，“前调予方痛海上元夕之事，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其事吊之”，反映他们亡国的悲恸。聂淳、聂济，生平事迹见刘将孙《聂方峰先生墓志铭》，云：“大聂先生讳淳，字吉父，学者称心远先生。先生讳济，字明甫，初名天声，则字鸣甫，学者称方峰先生。二先生自为师友，各自有论著，门并列生徒……心远、先君子同事前崇政殿说书欧阳先生巽斋公。先生繇心远游欧门，尤以详密见喜。”而刘将孙在该墓志铭中还提到，“某年十五得事先生，一见而奇之，独患其太过，心远先生复赏待之甚，于今三十年”^[3]，可见刘将孙又是聂济的弟子。曾晞颜，字圣达，永丰人，宋景定时进士，德祐时官御史，有文集五十卷不传，生平事迹见刘将孙《曾御史文集序》：“故御史东轩先生曾公，则生乎欧公之里，接于毅斋秘监之风，而于巽斋，又如东坡之遇欧门也……而先子与公同时，六馆公闱，同试联魁亚，壬戌同第，于巽斋同师，古心同门，平生心同道同，相知为深。”^[4]可见他和刘辰翁不仅同门还是同年，关系甚好，程钜夫“江南选秀”，举荐其为湖南儒学提举。刘辰翁的同年，据刘将孙《梅所王公墓志铭》称：“吾庐陵科第，景定壬戌榜最得人，盛至三十三人。”梅所王公名王梦震，庐陵人，字绍登，壬戌赐第后授迪功郎、雩都县簿等官职，入元后，栖遁浮沉，无意人世，“屡选教诸邑，不肯起……为文正大笃厚”。^[5]他和刘辰翁、曾晞颜同列壬戌榜。

刘辰翁的姻亲可考者有曾霖岩、萧宗大。曾霖岩生平见刘将孙《曾霖岩墓志铭》^[6]，他与文天祥为内兄弟，文天祥入海，他与弟归乡，奉养亲老二十年，入元授永丰尹，后居京六年亡。其次子曾闻礼后来娶了刘将孙的女儿。刘将孙又有《曾霖岩先生诗后》，说他“慷慨事功，不以诗为意，而情性所发，愈见其真”。^[7]萧宗大，见刘将孙《登仕郎赣州路同知宁都州事萧公行状》云：“少与兄南寿、如山共师诗大宗豳庐萧先生符……每乡校试艺，如深山沈纡，苍然欲不可及。”刘将孙的弟弟刘参娶其女，为其女婿，不仅如此，刘辰翁和其父所娶都是萧氏，所以刘将孙说他们两家有“三世之好”^[8]。

刘辰翁的诗、词、文友也很多。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记载：“《松筠录》曰：宋季高节，盖推庐陵、吉水、涂川，亦同一派。如邓剡字光荐，刘会孟号须溪，蒋捷号竹山，俱以词鸣一时者。更如危复之于至元中，累征不仕，隐紫霞山，卒谥贞白。赵文自号青山，连辟不起，与刘将孙为友，结青山社。王学文号竹涧，与汪水云为友，不知所之。至若彭巽吾名元逊，罗壶秋名志仁，颜吟竹名子俞，吴山庭名元可，萧竹屋名允之，曾鸥江名允元，王山樵名从叔，萧吟所名汉杰，尹磵民名济翁，刘云闲名天迪，周晴川名玉晨，皆忠节自苦，没齿无怨者。”这些人的名字绝大多数出现在《名儒草堂诗余》中，该书由庐陵凤林书院刊行，所以后人称他们为凤林书院词人，他们实际以刘辰翁为首。颜子俞有《醉太平·寿须溪》，彭元逊有《子夜歌·和尚友》，另据王礼《游洞岩记》“须溪刘先生依同年萧献可于虎溪，与巽吾彭元逊亦有登览之句”。^[9]而罗志仁，字寿可，刘辰翁尝称曰“黄西月五言，罗秋壶小词，他人莫能及也”。

刘辰翁其他乡友还有：李珏，字元晖，号鹤田，又号庐陵民，吉水人，他曾任秘书省正字、合门宣赞舍人等官职，宋亡后不出，年八十九而终，有《杂著》四集、《钱塘百咏》行于世，刘辰翁有作《送李鹤田游古杭》。刘过，据欧阳玄《元故隐士更斋先生刘公墓碑铭有序》：“公讳过，字益翁，更斋其自号也……又尝侍先君子登巽斋欧阳守道之门，由是须溪刘辰翁、中斋邓光荐皆以忘年友之”^[10]。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南宋诗人王庭珪诸孙，为上舍生，“会文山举义兵，乃杖策谒见，寻以母忧家居。而文山被执，先生为生祭文，以速其死，隐居不仕，号梅边先生”^[11]，明人李时勉作《王炎午忠孝传》记载王炎午和刘辰翁也有交往，王氏后人为王炎午儿子所写《先祖宜山公远居士墓志》中记载：“早从曾大父梅边先生游乡校，须溪刘先生、中斋邓先生诸名公皆一见器重。”^[12]揭傒斯《书王鼎翁文集后序》曰：“鼎翁德之粹、学之正、才之雄、诗文之奇古，则刘会孟言之备矣。”^[13]王炎午《拟再上参政姚牧庵》中“乡先生须溪刘会孟、青山赵仪可所撰先亲行述”^[14]的句子也可以印证他和刘辰翁的关系。

最后是刘辰翁的门生辈。赵文在刘辰翁死后，自称门人，为门人之首。还有刘岳申，据刘将孙《送刘岳申序》可知，刘岳申先受业于聂淳，后又受业于刘辰翁，雍容两家文献。可考的还有四人：彭希吕，据刘将孙《送彭希吕远游序》可知，“希吕为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之门人”^[15]；郭则正，曾任彭泽县教谕^[16]。还有萧宗古、萧甲叟，据刘岳申《萧存远墓碣》可知，“教其子宗古、孙甲叟，俱为宋太学博士庐陵刘先生高弟弟子。宗古字如埙，宋乡漕贡进士。甲叟字存远，科院季子”^[17]。

庐陵文人群体中刘将孙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他和刘岳申、刘诜，时称“庐陵三刘”^[18]，他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无疑扩大了庐陵文人群体的阵营，延长了这个群体存在的时间。刘将孙的一些好友多受到刘辰翁欣赏。如刘诜，“为诗以谒太常博士刘辰翁，刘公称之”^[19]，如萧达可，“吾友萧达可，盛年以时文称，已有古意。涉古文，即玄思深构，凝颖而作。诸起兴运意，即不落蹊径窠臼。至韵语，亦楚楚非时世妆。真所谓‘戛戛乎陈言之务去’。或者诮之，惟吾家君须溪先生一见之即喜，尝以语门生儿子辈曰：此其入处异乎诸子之撰”^[20]。刘将孙的好朋友如龙仁夫，也应当是庐陵文人群体中的一员。龙仁夫（1253—1335），字观复，号麟洲，江西永新人，《元史》卷一九《儒学》有传，附于刘诜之后，刘将孙《养吾斋集》中有《与龙仁夫共坐永业寺门信意成十首》《约龙仁夫共语不至》《别龙仁夫返浙八首》等。刘诜《桂隐诗集》中有《和龙麟洲题黄次翁黄鹤楼图》《送刘高仲考试武昌兼柬龙仁夫》两首诗。而刘岳申《祭龙麟州文》是留存至今关于龙仁夫生平的唯一篇章，文中追忆自己和龙仁夫“曩从乡校，同时并起”，又说龙仁夫“以青原之英，挟赤壁之豪”。^[21]龙仁夫晚年主要在湖北黄州生活，但他一直和庐陵保持着关系，他泰定元年七十二岁时为《庐山外集》作序落笔署名为“庐陵老儒”，可见乡情一直萦绕在心中。

庐陵文人群体人物构成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它是在同乡、师门、亲友基础上的一个交叉文人群体。如刘将孙是聂济的弟子，刘岳申是聂淳和刘辰翁的弟子，李珏是刘诜的母党，“宋之遗老巨公若李公鹤田、肯堂、深斋三公于先生为母党；”^[22]其二，这个文人群体有父子相承的家族因素，如刘将孙承刘辰翁，刘诜承刘仁荣；其三，很多成员都受欧阳守道和文天祥、刘辰翁的影响。他们或者他们的祖辈和文天祥关系密切，如赵文和他的弟弟赵亦周赴闽勤王支持文天祥，如刘诜，其祖父刘铨和叔父都曾参加文天祥的保宗社活动。除此之外，后学和刘辰翁同辈人之间的问学交往也非常密切，如刘诜和节义之士王炎午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先后作《报梅边状》《祭王梅边文》，刘诜也和艾幼玉等有交往，他写有《九日呈艾幼玉诸公》《送艾幼玉赴南安儒教》可证。

首先是这一群体的区域学术背景值得注意。

这一群体直接渊源于庐陵之学，元人柳贯说：“庐陵之学，大抵欧阳氏之学也。”^[23]这欧阳氏可谓一语双关，它既指北宋初一代文宗欧阳修，又指南宋末庐陵大儒欧阳守道。(www.xing528.com)

庐陵之学素以文章、节义著称。从人物构成来看，整个元代庐陵文人群体几乎都和欧阳守道发生着关联。欧阳守道继承了自欧阳修、杨万里、杨邦乂、胡铨、周必大等代代相承的庐陵文章节义之学，加之他学术思想代表的是宋末朱陆和会的倾向，因此他影响庐陵群体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士子的忠孝节义品格，一是他思想中的心学成分。

从这一群体对宋、元的态度来认识他们的忠孝节义。这一群体在入元后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做隐士，他们的亡国痛楚一直郁结于心，遗民情绪时有流露，他们为故宋守节的意愿十分明显。如李珏、刘辰翁、邓光荐、王炎午等，都保持着对故宋的深情，拒不出仕。而刘诜入元时才八九岁，但他也一直隐居不仕。从刘诜祖上的功名事业来看，他做隐士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的曾祖父刘黻，是南宋著名太学生，在抗金名臣李纲被弹劾出京时，刘黻与太学生陈东一道为李纲鸣不平，当陈东伏阙上书被杀，他作哀辞三章，慷慨悲壮，之后归隐家乡。刘诜的祖父、父亲在宋都有功名，祖父见知文天祥，父亲因杵权奸贾似道，不得重用，可见他们都是节义之士。刘诜于五十岁参加元科考，元人危素《桂隐刘先生传》解释刘诜参加科考的原因说：“至为科场律赋、往还场屋者，值朝议方索南土不屈之士，故为是以委曲遂志而已。不然，先生之学淑训弟子，如刘性、颜成子、罗如篪、罗见太等，皆得以及高第，而先生屡赴场屋，独得不第哉？即如先生真欲第也，孝弟、明经之举，太守劝驾矣，厥后文学士、郑尚书、萧御史又推矣，先生胡为乎竟拒之哉？”^[24]看来，他是真的无意于元朝功名的。庐陵文人入元后的生活，或隐居著述，或教育子弟，有时也举行诗社诗酒唱和，忠于故宋的遗民情绪在他们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当然，入元后他们有的迫于生计出来做了教谕、文学等小官，像赵文、艾幼玉、刘将孙都出任书院山长，龙仁夫做了儒学提举。对于儒教等官职，刘诜《送艾幼玉赴南安儒教》说“儒官如蔗杪，妄意近佳境”^[25]，这佳境或许是指做儒官既可以不违征召，还可以有微薄收入，而且在他们看来这未必就是失节。

从这一群体文学思想来看他们接受欧阳守道思想中的心学成分。庐陵群体文人几乎都没有沉潜于学术的著述，因而也就没有表现突出的儒学大家，即便后期被称为名儒的刘诜、刘岳申也没有儒学著作存世。他们并没有像欧阳守道一样感兴趣于儒家义理的学习，或者儒家学说的阐释。他们也没有像欧阳守道一样有很强的实用主张——欲用实学挽救衰朽的宋王朝。因为他们入元后，骨子里不愿与蒙古政权合作，所以守道的致用思想在他们那里已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他们相反地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上去，所以从整体上这个群体更显文士风采。这种文士风采是以张扬个性、突出自我、抒发真情为主，这和他们对“心”的推扬有关。刘辰翁崇尚真情自然、刘将孙师心之说，还有刘诜的“宣心写妙”，都受到心学的影响，以致当时人说他们“放心便己以为学”，说他们是为“朱子所斥者”。这种心学观念其实正是承守道而来。守道不仅学术上和会朱陆，在文学观念上也提倡自然真情，提倡“直致心辞”，有明显心学色彩。只是庐陵文人们把守道思想中那一点点心学成分尽情地放大了，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其次，这一文人群体对庐陵文脉的维护问题。

庐陵文脉承北宋欧阳修而来，欧阳修于庐陵文学的地位在两宋江西文人那里被毫无疑问地肯定，欧阳修开创的庐陵文学辉煌也令庐陵士子无比自豪。到了宋末元初，庐陵文脉历史性地传到了刘辰翁身上，但是刘辰翁身处的是走向末路的衰世，他的文风因而充满感怆沉郁之气，并不是欧阳修雍容和平纡徐之风，因而刘辰翁文学自产生影响以来，毁誉参半。这种批评从元初鄱阳人徐明善一直持续到元中后期虞集等人。徐明善批评江西之学诡经反理即是将矛头对准刘辰翁，而虞集等人的批评则更苛刻异常，说庐陵文学下而类同俳优。面对批评的声音，庐陵群体成员开始自觉维护庐陵文学的地位，他们从维护刘辰翁的大家地位来维护庐陵文脉，他们认为刘辰翁继承的就是庐陵文学的传统。这样的维护从刘辰翁去世时就开始了，如刘辰翁儿子刘将孙在《须溪先生文集序》中不仅梳理庐陵文学的成绩，而且高扬庐陵文学旗帜和乃父刘辰翁的文学贡献。刘将孙死后，他的学生兼女婿曾闻礼又在《养吾斋集序》中高度肯定刘辰翁、刘将孙的创作成绩，并对批评刘氏父子的声音作了正面的回应。最针锋相对的是刘诜、刘岳申与江西籍馆阁文臣虞集等人的书信对话。江西籍馆阁文臣在推行平易正大盛世斯文的过程中屡屡有批评庐陵奇崛文风的言论，刘诜、刘岳申因此强调庐陵文学开创人欧阳修也有波澜奇逸的一面，并以此来肯定元初庐陵文学继承的正是欧阳修，从而维护庐陵文学的正统性。从刘将孙、曾闻礼、刘诜、刘岳申他们都拥护刘辰翁庐陵正宗的地位，都肯定刘辰翁巨大功绩这一点来看，庐陵文人群体对庐陵文学的情感十分深厚。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在刘诜、刘岳申与江西籍文臣对话中，刘诜、刘岳申的观点无疑更有说服力，因为文学的大花园本来就应该允许多样的风格，就应该各逞异才，何况一个时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刘辰翁等身处衰世有奇崛文风无可厚非。

最后，庐陵文人群体的诗文面貌问题。

庐陵是文天祥这个爱国人物的家乡，所以庐陵群体在慎重面对自己的出处之时，他们也创作了不少怀念故国和悼念文天祥的题材，还有很多批判现实的题材。尤其在宋生活了很多年的群体第一代，他们在面对很多物事的时候都会触景伤怀，生发深沉的故国之感。他们对宋代先贤、宋末人物总是充满了景仰和怀念之情，他们由此来凭吊一个时代的过去。如刘辰翁笔下对江万里、欧阳守道的叙述，刘将孙对刘辰翁、赵文的叙事，都饱含着这种情感因素。刘岳申则撰写了《文天祥传》，他就是担心这位民族英雄的事迹被埋没，因而在前人基础上充实文天祥的故事，丰富他的形象。

庐陵文风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奇崛，这是一个较明显的总体倾向。从刘辰翁到赵文、刘将孙，他们文章风格都可以说奇崛，包括后期刘诜也有奇崛的流露。这种奇崛并不是故意求奇求异，而主要体现为内心的一种沉郁之气和个性的张扬气势。具体说来，这种奇崛文风的特点和庐陵地域尚气性格、重气节品格分不开，和庐陵士子对宋亡的深沉感慨、对社会现实大胆批判相联系，更和他们个性中的峻洁卓然独异密不可分。如读刘辰翁的文章，会感觉到他于历史的感慨中寄寓一种亡国的悲怆。读赵文的文章，时时会感觉到黑暗腐朽的世道带来的社会不公，因而他大胆揭露和批判。刘将孙除亡国的感慨，他的奇崛更多是因为个性的张扬。而刘诜，在平和外表下也难以掩饰他因落寞悲凉一生出现的情感奇俊变化，以至欧阳玄称刘诜之文“虽未尝露其俊杰廉悍踔厉风发之状，韫玉在椟，气如白虹，不可掩抑”。^[26]

总之，同在一个文人群体，他们身上和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相似点会因为他们身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而为他同时代人夸大。比如对于奇崛文风，当时人正是因为他们文章中有尚奇的一面，所以把整个江西文风尤其庐陵文风都说成是奇崛，或者把某个文人一小部分的文风等同于他整个的文风。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刘将孙他除了一小部分奇崛作品之外，他更多的文字还是平实的。而刘诜、刘岳申的文风总体已经向平易渐进了，这表明庐陵文风随着时间的变化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有庐陵文人，被斥为背叛了朱子之学，其实他们的文章很多还是流露风雅之教和儒家人文关怀，并没有抛弃儒家伦理道德。以刘辰翁父子为例，他们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宣扬仁人志士、忠臣孝子、人伦大本、道德义理等思想，他们的违背圣贤言语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身处衰世的激愤之语。这些都需要仔细地辨别。

本章第二节将探讨刘辰翁的文学思想与奇崛的诗文创作。第三节探讨刘辰翁周围的遗民文人的文学观念和诗文创作。第四节探讨“庐陵三刘”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如此，采用逐个推进的方式，历时性地将庐陵群体重要文人一一呈现，并动态地呈现庐陵文人群体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