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主要探讨江西文人与元代文坛的关系。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元代文坛是怎样一个走向，江西文学是怎样一个面貌，还有江西文人对整个元代的诗文格局所起到的作用。
从世祖灭宋统一江南之1279年到元武宗至大四年为元前期。这一时期，传统诗文的中心在江南，江西文学的中心在庐陵。
宋亡后入元的头十年是一个阶段，江南各自为政的情况非常突出。具体说来，以由宋入元的文士为主形成了江浙、江西两个中心，江浙集中在故都钱塘、金华和四明三地，三地地缘相近，士人以师友、同年、同乡关系相互往来，无形中织就了一张以钱塘为中心的庞大文人群体社交网，其中著名文士有林景熙、谢翱、方回、周密、王沂孙、仇远、白珽、牟巘、戴表元、赵孟頫、邓文原等。他们多结社集会、吟诗唱和来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如四明诗人陈著组织的诗社、浦江吴渭的月泉吟社。程钜夫江南选贤之后是第二阶段，随着赵孟頫入京，很多文士改变了对元朝的敌对态度，纷纷出来做官。于是，南北文风开始有了碰撞交融，为主流文坛的形成作了铺垫。
前期诗坛，用欧阳玄的话说是“庞以蔚”，“庞指其丰富性，复杂性，蔚指繁盛而富于生机”[103]。这繁盛而富于生机正是指南方江西诗派的继续传播和流变，还有宗唐得古风气的酝酿，可以简称为元初南方诗坛的宗唐、宗宋之分。宗唐的领军人物正是戴表元，他在《洪潜甫诗序》一文中从北宋汴梁诸公、梅圣俞、黄鲁直一直论到永嘉叶适，说“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104]他这里把复古和宗唐联系起来，在口号的提出上是第一人。[105]而戴表元在元初的影响，和赵孟頫、袁桷分不开。据杨亮博士《四明文士活动编年》[106]可知，戴表元和赵孟頫、袁桷有交往。袁桷至元十四年十二岁时从戴表元习文章，而戴表元和小自己十岁的赵孟頫相识在至元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袁桷又与赵孟頫定交。等到赵孟頫来到大都，南方宗唐得古的风气开始为北方学者所认识。
宗宋之江西诗派在南方的传播流变比较复杂，主要是江浙的方回、江西的刘辰翁父子和吴澄。方回，被认为是宋末元初重张江西诗派门户的最有成就的殿军，他创立“一祖三宗”说，尤其对陈与义，有研究者认为，“方回几乎把一切关于格高的好言语均用在了简斋身上，以至于被他誉为格之尤高者的黄陈二家也没有得到如此频繁的赞誉”。[107]尽管方回对江西诗派的坚持不遗余力，然而他的诗学理论在江浙诗坛并未有景从云集的效果，倒是江西刘辰翁对陈与义的好感与方回有些许暗合。刘辰翁说：“后山自谓黄出，理实胜黄，其陈言妙语乃可称破万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惟陈简斋以后山体用后山，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108]而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也说：“后山、简斋诗律严密。”[109]因为刘氏父子的提倡，所以前期江西诗坛盛行陈与义风。[110]程钜夫《严元德诗序》云，“自刘会孟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显然刘辰翁是江西简斋风的倡导者。方回年长刘辰翁五岁，两人虽然同时，但没有明显的资料说明两人之间有过交往，唯一有关联的是方回那篇最重要的诗序《送罗寿可诗序》中的罗寿可是江西清江人，《崇祯清江县志》卷八人物志有其小传，原名罗志仁，字寿可，号秋壶，而该志在罗寿可之前有黄圭其人，中有“庐陵刘辰翁尝称之曰：‘黄西月五言、罗秋壶小词，他人莫能及也，’”可见刘辰翁知道罗寿可其人，刘辰翁和方回是否因罗寿可发生关联不得而知。另外一个大力推介陈与义的是江西大儒吴澄，他在《谌季岩诗序》中说：“丁酉冬见谌季岩诗，咏物工而用事切，谓曰：‘诗诚佳，然吟诗必此诗，或非诗人所尚尔。’壬寅春，又见之，则体格与昔大异，问曰：‘近读何诗？’曰：‘简斋。’余曰：‘得之矣’，乃题而归其篇。”[111]此记载反映吴澄也把陈与义当作学诗法门。江西文人之所以抬出陈与义，多少因为南渡后陈与义的沉郁诗风切合亡国南人的心境。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陈与义不仅为宗宋诗人喜爱，宗唐诗人也喜爱，更有论者以为这是宗宋诗人对唐诗美学风味的某种程度上的包容与调和。[112]不管怎样，最终是宗唐之风逐渐占据上风，并走向诗坛的主流。
前期文章，也是呈南北混合之势，有宗唐、宗宋的区别。北方文坛经历了元好问以唐济宋惩金文之弊的改革，更兼元代蒙古贵族吹来的大漠风沙，因而颇显刚劲雄浑之气。引领北方文坛的是姚燧和卢挚。姚燧，字牧庵，元初著名汉族儒臣姚枢之从子，又是理学家许衡的弟子，元大德十一年起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承旨，遂为文坛盟主。他自谓二十四岁开始学习韩文，因而“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113]。虞集在《桂隐文集序》中称赞姚燧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深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卢挚，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历任廉访使、翰林学士。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世称“刘卢”“姚卢”。卢挚存诗文甚少，他的《文章宗旨》在历举战国之孟轲、庄周、屈原、西汉之贾谊、司马迁、唐之韩柳等大家之后，谓：“唐文韩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师作为苦涩，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114]这鲜明体现了宗唐的思想，他要宗唐而祖秦汉，这就是他所说的古。
宗宋代表要数戴表元和程钜夫。戴表元入元后仅做过路学教授，然而他在东南文坛地位显赫，《元史》称其“闵宋季文章气萎薾而辞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115]他的影响更多是在文人之间的交往中体现，他先后应邀为赵孟頫、元明善、方回诗文集作序。钱基博说他：“诗格变宋，而文则得宋之趣。”[116]而程钜夫是南方文坛在朝的表率，四库馆臣言其“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117]。熊礼汇先生说：“元代散文发展中，学欧、学苏，首创平易、自然、雅正、舂容之体，始自钜夫。”[118]而程钜夫就是江西人。
江西文章除程钜夫外，刘辰翁父子和吴澄也是大家。刘辰翁身上很难说是宗唐还是宗宋，他十分推崇韩愈的变革之功，倡导奇文，自作也多奇崛。他的儿子刘将孙主张“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写的文章也偏于温醇，有明显的宗宋倾向，但刘将孙宗宋而不废唐，在《须溪先生集序》中说古今斯文之作得于天者，“三千年间，惟韩、欧、苏独行而无立”，并深赞韩愈的摧陷廓清之功，他对韩愈的认同显然是受刘辰翁影响。吴澄，他最早梳理“唐宋古文七子”的概念[119]，他对七子都有肯定，而对乡贤王安石特别推崇，以此远追先秦两汉古意。他说“理道气昌，意精辞达，如星灿云烂，如风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强其言，蹇涩其句，怪癖其字，隐晦其义，而后工且奇，”[120]他欣赏的是涵容理道又具气势之文。吴澄不同意江浙盛行的“理学兴而文艺绝”的说法，“既要纠正前辈轻文的观念，又要从文学理论上维护理学前辈，”[121]而且他也多了伦理世教的考虑，为江西籍馆阁文臣导夫先路。
这时期，南北文人彼此有交往，如刘辰翁有代卢挚所作《乞致仕牒》，文中以卢挚口吻恳请五十余致仕，该文作于大德年间无疑。刘将孙文集中有《与姚牧庵参政书》，文中有“早撄世故，今且五十矣”，可知该文作于大德十一年（1307），时姚燧有江西之行，文中表现了对欧苏之文以及牧庵之文的喜爱之情。这些都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
从仁宗皇庆元年（1312）到文宗至顺三年（1332）为中期。江南文学各自为政的情况开始消失，此时，主流文坛开始粗线条呈现，盛世文风开始形成并有强劲的势头。
江西文学的中心逐渐由庐陵转到抚州。此时，庐陵前期文人的代表刘将孙去世，标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吴澄和他的学生虞集开始在文坛扮演重要角色。吴澄往来于地方和朝廷，而虞集开始步入政治的中心。他们同为抚州人，所以江西文学的中心自然转移到抚州。江西文风也大变。欧阳玄《罗舜美诗序》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122]地方诗文风尚变化如此之快，固然有科举的原因，也与盛世文风的推阐有关。
江西人吴澄更多是充当了一个盛世文风的引导者，真正隆重出场的是吴澄的学生、寄籍江西的虞集。虞集之前，南方在朝文臣以赵孟頫和袁桷为最。“如果说赵孟頫和袁桷先后进京，代表着南方宗唐得古诗风传入北方，从而和北方的复古诗风汇合，那么，到了延祐年间，这种汇合的复古诗风就成为席卷诗坛的汹涌澎湃的潮流。”[123]在一定程度上，赵孟頫和袁桷是把戴表元为首的宗唐得古论带进了元大都。赵孟頫已在前期有所论述，这里主要谈谈袁桷。袁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他始从戴表元学，后师事王应麟，大德元年由阎复、程钜夫、王构荐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直到元泰定元年，以翰林侍讲学士身份辞官归家。他可以说是继赵孟頫之后江浙文人在朝的代表。他的文学观念继承了戴表元宗唐得古的观点并有深发，尤其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唐宋诗之流派演变清晰的认识基础上，如他对南宋末诗风的批判，在《书汤西楼诗后》中他将两宋最有影响的诗学分为临川之宗、眉山之宗、江西之宗，继而说：“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124]从此中对江西诗派和苏轼评论来看，袁桷对宋代诗学并不一味否定，他不满意的是后学失去了他们的精髓，当然他尤其注意的还是唐声，并在其他篇章中希望诗歌由唐而魏晋乃至祖述《风》《骚》，因为他甚至觉得就连盛唐“尤守其遗法而不变，而《雅》《颂》之作得之者十无二三焉”[125]，所以真正理想中的学诗门径是从魏晋而上溯《诗经》，他说：“由远自迩，渐入魏晋，诗宁有不工者乎？”[126]这里的《雅》《颂》，杨亮博士认为实际上是要求诗歌回到《诗经》表现现实、表现时代的特点，[127]所以袁桷欲为元代诗坛重新确立雅颂的传统。袁桷的老师戴表元在《余景游乐府编序》[128]曾引刘禹锡“五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的观点深表赞同，而袁桷也说：“音与政通，因之以复古，则必于盛明平治之时，唐之元和、宋之庆历斯近矣。”[129]无疑，袁桷正是认为元盛世已经来临，所以要用诗歌来表现一代之盛事。
从现有资料来看，虞集和袁桷定交于大德七年，这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都有交代，且袁桷比虞集大十二岁。但没有很确定的依据说袁桷一定影响了虞集，因为虞集当时也已经二十七八岁，而且虞集初入京师的时候就是以振起斯文为己任。但两人的相识于文坛实有重要意义，他们一道顺利链接起新老文臣之间的接替，他们共处于朝的时间，元代诗文雅正面貌由此日益突出、鲜明。需要说明的是，延祐诗坛不仅有袁桷、虞集，还有赵孟頫、邓文原、元明善，所以这时候虞集的文宗地位显然没有确立，他成为一代文宗实际是要到文宗朝开奎章阁时期，也即文宗天历二年。那个时候，老一代文臣都纷纷谢世，而虞集官至南人显贵，加之皇帝信任，他当之无愧成为一代文宗。但是虞集文宗的地位又实际在延祐朝已经隐隐显露。《四库全书总目·道园学古录》称“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130]很显然，词坛宿老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以文坛接班人的身份去培养虞集，以至欧阳玄说“天下之士翕然谓公之文，当代之巨擘也”。[131]从延祐到仁宗朝，鼎盛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虞、杨、范、揭”四大家，其中除杨载外，其余三人都是江西人，再加上祖籍庐陵的欧阳玄，元代主流诗坛上江西人日益增多，而且地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的江西诗人逐渐向主流诗坛靠拢，江西诗风也发生变化。“西江之士，亦各弃其旧习焉，盖以德机与曼硕为之倡。”（《元诗选》初集卷二八）
这时期的文章大致和诗歌情况差不多，那些诗坛重要人物，既擅长诗歌，又擅长文章。除赵孟頫、袁桷外，还有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杭州人，与赵孟頫友善，延祐四年升翰林待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巴西文集》云：“当大德延祐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元明善（1269—1322），字复初，大名清河人，皇庆二年迁翰林侍读学士，延祐二年为第一科廷试读卷官，与虞集关系至密，初为文“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后折服于虞集平易正大之文。稍后主持文坛者是虞集、揭傒斯、柳贯、黄溍等“儒林四杰”。柳贯，字道传，婺州浦江人，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黄溍评其文章“涵肆演迤，舂容纡余”[132]。黄溍，字晋卿，人称金华先生，仁宗延祐间进士，钱基博评价他“为苏轼之疏畅，而归本欧阳修之纡徐；学则朱熹之义理，而兼吕祖谦之文献。承宋人之学，为宋人之文”。[133]黄溍和柳贯是同乡文友，有“黄柳”之称，如果把他们看作是浙江文人在朝的代表，那么虞集和揭傒斯再加上欧阳玄就是江西文人在朝的代表。尤其虞集等江西籍文臣的文学观念大力批判元初江西奇崛文风，大力推阐平易正大的文风，加之朝廷典章制作多出他们之手，所以盛世文风大行其时。
地方上，江浙婺州文学兴盛，除黄、柳，还有吴师道、吴莱、宋濂、王祎等，都是元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人。江西地方上，因为刘辰翁父子先后谢世，所以庐陵文学势力有所削弱，但较著名的文人仍有刘诜、刘岳申等，他们的文风亦渐趋平实，表现出与主流文坛接近的痕迹。查洪德先生有感于中期江西人的杰出贡献，所以说元中期诗文中心在江西。[134]
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至元亡（1367）是为后期。后期开始的前几年，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傅习、孙存吾编《元风雅》，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预示元代正统文坛的衰亡，但正统文坛的衰亡并不意味着元代文学的衰亡。
这一时期正统诗坛依然沿着中期“宗唐得古”的风尚继续，时间跨度较长，继承中有新变。元后期的前一阶段，在朝诗人有揭傒斯、欧阳玄，但揭傒斯比虞集还先去世。另外其他的诗人，据后至元四年京师文人送傅若金出使安南可知，有谢端、黄溍、王沂、王守诚、贡师泰等。另贡师泰《题朱教授送行诗卷》记载：“至正十八年冬，余自省府退归西湖之上。郡博士朱君斗瑞来谒，出示京师送行诗一卷。读之，则揭学士、巙承旨、吴大宗师、王尚书沂、潘司业迪、陈监丞旅、胡应奉助、刘博士闻、冯助教三奇凡九人，去今才二十年，皆已凋谢无存者。”[135]这一记载也反映了后至元四年诗坛情况，其中人物，除少数位高名盛，其他人都不甚出名，如王沂、胡助、刘闻（江西人，进士出身）、陈旅，他们在元代诗坛都是三四流了。
元后期江浙文学无疑绽放出最为瑰丽绚烂的篇章。除黄溍、柳贯、吴师道那些早已成名者之外，最为活跃的要数杨维祯铁崖诗派和顾瑛玉山草堂诗人。杨维祯（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会稽（浙江诸暨）人，泰定四年进士，为人狷直，行为放达，仅做过江西儒学提举等小官，顾嗣立说：“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在杨维祯周围有一个庞大的铁崖派诗人群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铁崖古乐府》称：“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祯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戛，自辟町畦。”在艺术形式上，杨维祯和他的铁崖体“追求构思的奇特，意象的奇崛，造语藻绘而狠重，在诗的整体效应上具有陌生化的特征与力度美”[136]，他们无疑给元中期圆熟平缓、缺少生气和个性的诗坛以有力的冲击。而四库馆臣所说元季多效温庭筠的代表是顾瑛的玉山草堂诸诗人。顾瑛原名顾德辉，字阿瑛，号金粟道人，昆山人，作诗“出入于温岐、李贺间”[137]。玉山诗人群总体代表了元末诗坛“性灵的生活、宗唐之主张”的诗学思潮。[138]元末东南文人的雅集胜地除玉山草堂外，还有吴中倪瓒的“云林隐居”。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居士、云林子，画史上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倪瓒于唐诗中独标韦柳，欣赏幽深闲远之意境，堪称清美绝俗的典范。元末文坛的很多文人出入于铁崖、玉山或者云林之间，他们虽诗作各异，但都有宗唐性灵的倾向，高蹈个性，放浪不羁，风流俊赏，抒写了元末诗坛最为异彩的篇章。
这时期江浙东南还有一群少数民族诗人值得特别提到，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说：“有元之兴，西北弟子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乃可谓极一时之盛。”他们分别是泰不华（达兼善）、笃列图、月鲁不花、雅琥、丁鹤年、高昌偰氏、余阙、伯颜子中、廼贤等，比他们更早的是马祖常、萨都剌。这些人多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都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多诗书画兼善，或在京师，或在江南，在与汉族士人的交往中，形成座师、同年、同乡之间的社会网络。他们中的很多经历了元末动乱，以亲身体验抒写国破家亡的心理，诗多豪迈雄阔，已不是元延祐“盛世之音”所能匡囿，他们和汉族士子文学艺术来往，抒写了元代民族融合的壮丽诗篇。
元后期文章继续沿着盛世文派的路子，继揭傒斯、欧阳玄之后，馆阁文臣代表是江西抚州人危素。危素曾受业于吴澄和“江东四先生”的李存和祝藩，又受知于范梈、虞集等人。他至正三年四十三岁左右进京参与《宋史》的修撰，从此任职于馆阁，成为元末名臣。他的文章观念平实致用，期以拯救走向衰亡的元王朝。
元后期的江西诗坛，虞集尚存在了十六年，他主要退隐归田，活动于抚州崇仁乡间，发挥余热，他尤其对江西地方文坛的建设指导作用不可小觑。元后期江西诗坛最后的翘楚是新余人傅若金，他深受范梈、虞集、揭傒斯等人欣赏，是他们理想中的接班人，他的诗继续沿着元中期雅正诗风前进，被认为是宗唐雅正之结响。然而他英年早逝，继他之后，元代江西一地再也没有出现过著名诗人。到了元末，江西抚州诗人吴当、吉安诗人周霆震、郭钰再一次书写了江西士子的英雄气节。另外江西泰和人刘崧、王礼，新余人梁寅、胡行简也都有一定的名气。尤其刘崧到了明代，位列馆阁，和金华文人宋濂一道，延续的仍是盛世平易雅正的文风。
综观江西文士在有元一代文学上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江西文人和文学的先导性特点：江西文人始终站在时代风气的前沿，在前期不乏刘辰翁、刘将孙等遗民文人的杰出代表，奉献了最富个性生命的奇崛诗文；在中期又有虞集等平易正大文风的引导者，他们参与了对元初江西奇崛文风的批判，大力推行盛世文风；在后期，当江浙文人沉浸在末世的狂欢之时，江西更有深刻揭露动荡的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这样一种主动参与、得风气之先的不俗表现正可以作文学先导性来观。这也是与两宋江西文人和文学的先导性一脉相承。如欧阳修对西昆体和太学体的矫正，黄庭坚影响下的江西诗派，杨万里开创诚斋体，即是这种先导性最好的注解。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江西文人主动参与、勇于开拓和创新，元代江西文学才呈现繁荣、生机和活力的局面。也正是因为元代江西文人的努力，才链接起江西文学从宋直至明代的持久辉煌。
[1] 以往涉及元代江西学术的文章有陈高华《元代陆学》、胡青《宋元之际江西理学界和会朱陆之思潮》、孔妮妮《论南宋后期的学术发展趋势》等。其中，孔妮妮的文章揭示出南宋末学术的三个特点：心学向社会道德方向的发展；南宋中晚期学术合流的加剧；经世致用的践履和春秋大旗的高举。值得注意的是她对南宋末江西学术的描述，谓：“以大儒欧阳守道为代表的江西学术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中坚”“守道的学术正是宋末朱陆合流的典范”。以上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元代江西学术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都没有反映江西学术如何影响文学。只有少数的论文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结合，如孔妮妮《论心学思想在刘辰翁诗歌创作理论中的体现》（《合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而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关于江西区域学术精神的论述则为研究元代江西文学指明了一种方向。
[2]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 黄干见《宋元学案》卷六三《勉斋学案》，李燔见《宋元学案》卷六九。
[4] 《宋元学案》卷六九《沧州诸儒学案上》，梓材谨案：《宋史》先生本传，云：“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干并称，曰‘黄李’。”见《黄宗羲全集》第五册，第725页。
[5] 《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313页。
[6] 陈起：《江湖后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第827页。
[7] 危素：《危学士全集》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811页。
[8] 同上书，第822页。
[9] 《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318页。
[10] 《宋元学案》卷八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345页。
[11] 《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645页。
[12] 《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645页。
[13] 《宋元学案》卷八八《巽斋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六册，第466页。
[14] 揭傒斯：《吴澄神道碑》，《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
[15]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0册，第60页。
[16]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364页。
[17]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91页。
[18] 《吴文正集》卷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734页。
[19] 刘诜：《桂隐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201页。
[20] 刘岳申：《申斋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86页。
[21] 《养吾斋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286页。
[22] 《圭斋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23] 《养吾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104页。
[24] 《申斋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198页。
[25] 《申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99页。
[26] 《桂隐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53页。
[27] 陈师：《禅寄笔谈》卷之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3册，第593页。
[28] 杨慎：《升庵集》卷四九《刘须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411页。
[29] 陈栎：《定宇集》卷八《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第274页。
[30] 《吴文正集》卷一《孝经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2页。
[31] 刘辰翁评点：《班马异同》卷三十五，明天启刻本。
[32] 《养吾斋集》卷十五《朴山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140页。
[33] 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七《黄有山挽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403页。
[34] 《云阳集》卷三《刘申斋先生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654页。
[35] 《云阳集》卷五《送欧阳学录之吉安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685页。
[36]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37] 王沂：《伊滨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579页。
[38] 脱脱：《宋史》卷四一一列传第一七，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12364页。
[39]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三《州学三贤祠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610页。
[40] 《巽斋文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624页。
[41] 戴表元：《剡源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42] 孔妮妮：《论南宋后期的学术发展趋势》，《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43] 孔妮妮：《论心学思想在刘辰翁诗歌创作理论中的体现》，《合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4] 宋濂：《元史》卷十《世祖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1976年版，第201页。
[45] 《雪楼集》卷十《取会江南仕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115页。
[46] 《元史》卷八《世祖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1976年版，第169页。
[47]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好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122页。
[48]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见《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0—398页。
[49]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0] 《吴文正集》卷二七《送虞叔常北上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84页。
[51] 《申斋集》卷四《与吴草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13页。
[52] 《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册，1976年版，第751页。
[53] 陈得芝：《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见《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0—570页。
[54] 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见《蒙元史研究丛稿》，第590页。
[55] 可参考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见《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56] 《吴文正集》卷七一《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688页。
[57] 《雪楼集》卷二二《赵仪可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315页。
[58] 杨翮：《佩玉斋类稿》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114页。
[59] 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77—208页。(www.xing528.com)
[60] 《雪楼集》卷二二《赵仪可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315页。
[61] 《吴文正集》卷二十《易说纲要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20页。
[62]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四部丛刊》本。
[63] 详参丁昆健《从仕宦途径看元代的游士之风》［见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635—654页。］和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见《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两文对元人出游目的、路线都有论述。
[64]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65] 刘诜：《桂隐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87页。
[66]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4页。
[67] 刘诜：《桂隐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51页。
[68] 段大林点校：《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69] 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
[70] 李修生：《全元文》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71]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81页。
[72]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七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册，第150页。
[73] 宋褧：《燕石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第484页。
[74] 邱江宁：《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75] 李梦生点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76]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77]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555页。
[78] 王珽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页。
[79] 《元史》卷八一《选举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1976年版，第2018页。
[80] 详参拙文《元代科考文献考官批语辑录及其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81] 王珽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69页。
[82] 王珽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页。
[83] 关于江西道教道派可参考郭树森《江西道教概说》，《中国道教》1996年第3期和周奇《边缘到中心：唐宋江西道教研究》（厦门大学2002届硕士论文）。
[84] 周奇：《边缘到中心：唐宋江西道教研究》，第15页。
[85] 卿希泰：《中国道教》（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86] 见危素《送程南溟序》。另《元史》卷二二列传第八九《释老》之《张宗演》记载：“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锡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敎。”见《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册，第4526页。
[87]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88] 关于玄教，可参考尹志华《张留孙及其在元大都创立的道教支派——玄教》，《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9] 关于文人和道士的交往，郭顺玉以元诗四大家为个案，撰有《试论元诗四大家与道教的关系》（《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3期）。姬沈育以虞集为个案，撰有《虞集与南方道教的相互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和《虞集与南方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原因》（《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文。
[90] 《书史会要》卷七载元代能书之道士有九人，如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还有吴全节、丘处机、薛玄曦、张雨等。
[91] 曾燠：《江西诗征》卷九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90册，第92页。
[92] 《全元文》范梈卷不收范梈《贞一稿序》，见宛委别藏本《贞一稿》卷首。
[93] 该书传为黄帝之书，被视作道教经典。
[94]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9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淑芳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5页。
[96] 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97] 参见傅璇琮、许逸民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98] 关于“冲和”一品详见金学智《“冲和”书艺风格美初探》，载《美的沉思：美学篇》，书法编辑部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99] 姬沈育：《一代文宗虞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100]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
[101] 揭傒斯：《范先生诗序》，见《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102] 李舜臣：《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03] 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04] 《剡源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105] 据史伟和张红博士的文章，其实当时江浙牟巘、仇远等都有宗唐的倾向。
[106] 见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附录。
[107] 高利华：《论方回的江西宗派学说及其对陈与义的评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108] 刘辰翁：《简斋诗笺序》，见《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9] 《养吾斋集》卷十《蹠肋集序》。
[110] 关于此，可参考沈松勤、史伟《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南开学报》2007年第4期。
[111] 《吴文正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166页。
[112] 沈松勤、史伟：《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113] 宋濂：《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册，1976年版，第4059页。
[114] 李修生：《卢疏斋集辑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115] 《元史》卷一九《戴表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册，1976年版，第4336页。
[116]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4页。
[11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雪楼集》。
[118] 熊礼汇：《元代散文发展倾向论》，见《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19] 可参看李宜蓬《吴澄唐宋七子说的理论价值——兼论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20] 《吴文正集》卷五六《题贡仲章文稿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558页。
[121]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277页。
[122] 《圭斋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123]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第345页。
[124] 《清容居士集》卷四八，《四部丛刊》本。
[125] 《清容居士集》卷四九《跋吴子高诗》。
[126] 《清容居士集》卷五十《题闵思齐诗卷》。
[127] 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6—98页。
[128] 《剡源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129] 《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程君贞诗后》。
[130]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131]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故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132]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翰林待制柳公墓表》，《四部丛刊》本。
[133]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20页。
[134]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70页。
[135] 贡师泰：《玩斋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570页。
[136] 张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第79页。
[13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玉山璞稿》。
[138] 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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