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与道教：重要研究成果

道教在元代甚为鼎盛，道流和士流的交往在当时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这样一种风气势必会对文人和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道风浓厚的江西便是如此。

江西地处吴头楚尾，民风好巫，加之山明水秀，远离北方政治中心，所以它是历代士人仙隐避世的所在。尤其到宋代时，江西道教名山已然很多，如樟树的皂山、南昌的西山、九江的庐山、峡江的玉笥山、南城的麻姑山、抚州的华盖山等。与之相对应，江西道观也遍布林立，而且这些道观的宗派属性不一，如西山万寿宫属净明宗，皂山崇真宫属灵宝派，^[83]这说明南方道教不同派别在江西并存的特点。研究显示，宋代江西宫观分布很广，新增的一些道观又主要集中于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信州（今江西鹰潭市）等江西中北部经济发达地区。^[84]从现存史料来看，进入元代后，那些著名的道观仍继续存在，且多数经兴修而更繁盛，为元代江西道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信州路龙虎山。龙虎山的地位因正一道而更尊崇。正一道是在天师道、龙虎宗长期发展基础上，以龙虎宗为中心，集合各符箓道派组成的一个符箓大派。^[85]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敕封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并主领三山符箓，标志正一道正式形成。准确来说，这是元廷统一江南后主要依靠龙虎宗巩固其在江南的统治这一策略的体现。龙虎宗之所以得到元廷青睐，与相关历史事件有关。“宋之末年，世祖皇帝遣使问天命之存亡于龙虎山嗣汉天师，于是三十六代天师张公以实对。及江南平，即召赴阙。凡道家之在吴楚，悉命掌之。宠遇之盛，今古罕与比隆。”^[86]卿希泰和唐大潮先生《道教史》对天师的获宠特有说明，他说，张宗演从元统治者那里获得天师头衔和主领道教的权力，标志天师头衔由民间而得到官方正式承认，而且主领道教的权力在元代成为定制，龙虎宗由此得到空前的发展。^[87]

另外，元代龙虎宗还拥有一个支派——玄教。^[88]他的创始人是张留孙，他随天师张宗演赴元廷，之后独留京城，历经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等朝，一直做到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玄教的产生可以说是元廷有意安排，自它产生之日起已不是纯粹的道教组织，而是积极参与元廷政治活动、处理宗教事务、为朝廷举荐贤才、为维护江南稳定发挥作用的特权机构。之后，第二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依然受到元廷恩宠，享受至高的待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玄教之于龙虎宗，虽有其处理本教事务的独立性，但在处理江南道派关系时须听命于天师，玄教大宗师主要在京师效力元廷，玄教对于龙虎宗的意义，是一定程度上把龙虎宗在江南的力量延伸到全国，尤其是元大都。

无论如何，龙虎宗的祖廷龙虎山作为道教圣地，其地位在元时达到顶峰。显然，元代江西道教分布承宋时格局，没有很大改变，但相比较宋代，它在南方道教的重要地位却更显突出了。

江西文人与道教人士交往的例子很多。^[89]元初庐陵人刘辰翁、刘将孙父子，还有赵文，他们的文集中都提到一些道士的名字。而中后期江西文人与道教人士的交往更密切，尤其体现在江西籍文臣身上，文臣与道士的交往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而是彼此建立在儒学修养且兼通诗文书画基础上的挚友。^[90]

如文人与名道士吴全节的交往。吴全节是玄教掌教张留孙弟子，后继任玄教大宗师。他常出入朝廷，精通诗书画，《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九山水类中有其《题米元晖画云山图二首》，卷二十山水类有其《题高尚书夜山图》，卷三二古迹类有《谨题王鹏梅金明池图》，卷四五闲适类《题云林子南村隐居图》，这些诗是他在朝和馆阁文臣鉴赏画作时所作。江西籍文臣、抚州人虞集和他的关系至密，《元史·元明善传》记载元明善和虞集因文风不合而产生间隙，元明善请吴全节招虞集来化解恩怨，虞和吴的关系由此可见。吴全节今存诗有为虞集所作《送虞伯生使蜀》，^[91]而《虞集全集》中为吴全节所作诗文有39篇之多，有的记载吴全节时常赠送东西给他，有的为吴全节祝寿以及为其画像做赞。除虞集外，虞集的老师、抚州人吴澄也为吴全节作《送吴真人序》《题吴真人封赠祖父诰词后》《跋吴真人合漕山诗》《吴闲闲宗师诗序》《次韵吴真人题侯讲师损斋》等诗文。江西籍文臣、丰城人揭傒斯反映和吴全节交往的诗作有《十一月七日吴特进初度》《奉和吴特进送萧炼师还江东》《送吴宗师弟归鄱阳》《寿吴大宗师》《写兴五首寿大宗师》。也曾在朝任职的临江人范梈有为吴全节作《送吴真人持诏宁亲》《奉和吴宗师退朝》等。

又如文人与名道士薛玄卿的交往。薛玄卿善诗文，《书史会要》卷七说薛玄卿“行书得体”，他有给虞集的诗《野宿山简虞博士、王待制》。虞集则有《送薛玄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六）、《寄薛玄卿》（《道园遗稿》卷二）、《移柴门次韵薛玄卿》（《道园遗稿》卷二）、《予与玄卿相遇山下，别后和朱德嘉韵奉寄，重厪赓和再用韵奉谢》（《道园学古录》卷二九）等近十首诗反映和薛玄卿的交往。在《送薛玄卿序》中说：“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而得于予者也。”揭傒斯有《送道士薛玄卿归江东》。

另外文人与名道士朱思本交往的记载也不少。朱思本，字本初，有《贞一稿》传世，集中有《玉堂诸老赏梅花于唯贯精舍，伯生先生即席赋诗，和者成轴，明日仆始知之次韵，聊发唯贯主人一笑》《清明后四日红梨花开，用明字韵赋诗一章，奉邀虞、李二学士以践看花之约，元德真人且属和矣，学士竟不至。又六日风雨大作，花已委地，依韵再赋一章呈元德真人并简二学士》《登华盖山虞十一学士枉诗见寄次韵》等数首反映和虞集交往的诗作。虞集也有《次吴宗师韵，题朱本初藏秀楼》《次韵朱本初访李溉之学士不遇》等反映和朱思本交往的诗歌。范梈、虞集等人还为《贞一稿》作序^[92]。

以上主要反映元代中后期江西文人和几位著名道士的交往，而实际上涉及的道士还很多，如《虞集全集》中提到的道士人名还有三十多个，有些还多次出现，如句曲外史张雨、方方壶、金蓬道人等，由此可见他与道教人士的关系。

元代江西文人崇道前后有别。元初文人亲近道教，是借以遁逃，通过老庄、道教来抚慰亡国痛楚心灵，也以此修身远俗。如元初刘辰翁坚隐不出，沉潜评点，道教书籍就是其中一部分，他曾点评《阴符金》^[93]《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真经》《列子冲虚真经》等道教经典，为道士赵道一所作道教史籍《历代真仙体道通鉴》作序，文章中经常援引道教典故，这些都反映他对道教的谙熟，以及忘怀世俗的努力。而元中后期随着道教越来越得到元廷恩宠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增强，士人开始着眼于道教的功用一面。而一些教派“政治上的尊崇地位”和“思想上的儒学化”^[94]无疑会增强士人的注意力。如虞集，他是江西文人中道教情结最浓的一个，他自号“青城道人”“衡山道士”，《南村辍耕录》记载道士诗人张雨拜访集贤诸公，只有虞集全不言儒者事，只问道家典故，问及张雨不会作符箓时，虞集连书七十二家，令张雨汗颜，即拜为弟子。^[95]虞集对道教的推崇，除了自身的喜爱，更多表现为对道教文化社会功能的一种认同，他还希望借助道教来推动和保护汉民族传统文化，这在他写的数量众多的道观碑铭中可以看出。

当然，文人对道士生活的向往也是文人崇道的一个原因。道观风景和道士生活的清静对厌烦世俗的士人无疑有吸引力，无论是对元初遗民文人还是元中后期文人。元初遗民常寄情山林道观，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平和。而中后期文臣也时常有山林之想，如虞集名句“为报道人归去也，杏花春雨江南”反映的就是他的一种真实心态。(www.xing528.com)

文人与道士的交往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道教思想文化的影响，并进而影响文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道教影响文人的文学观念。

比如“清”的概念。“清”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古典诗学中“清”概念的形成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它和道家道教的关系往往被学者所忽视。道家是尚清的，《老子》第三十九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第四十五章云：“躁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太上老君开天经》也称“太初得此老君开天之经，清浊已分，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又说“太初时虽有日月，未有人民，渐始初生，上取天精，下取地精，中间和合以成一神，名曰人也”。在道教理念中，人与宇宙天地同为一源，人可以升天成为神，人成为神的过程中就要特别保养天精即天之清气，所以道教由此特重“清”，道教典籍中“清”一词出现比例很高，道教人物道号和建筑也多以“清”命名。

元代江西文人尚“清”，但前后各有侧重。元初文人只是将“清气”置于文学鉴赏和审美批评范围，而中后期文人用“清和”来改变文风，并且将清和引向社会伦理。

如元初刘将孙重天地之清气，主张以清气为诗为文。如《彭宏济诗序》开头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紧接着评彭宏济诗说：“如月明闻笛，疑有飞仙；如蝉鸣绿荫，风日妍寂，从中而起；又如惊啼过树，矫然林表，转眄惊绝。因物所感，高山流水，适契琴趣。混合自然，眼前意中，宛然不食烟火。”罗立刚先生在阐释这一段话的时候，认为刘将孙的“清气”是借鉴了佛教的“清气观”。^[96]但刘将孙此文两次都把清和仙联系在一起，所以刘将孙诗学中“清”的概念实则和道教之清关联更密切。刘将孙显然是用道家清气自然的概念导向人之性情自然，也即诗歌所抒发之性情要自然，而且要臻于天地自然，才能发之真，得之神。刘将孙还有一篇《九皋诗集序》也提到“清气”一词，并用九皋之鹤来形容，他说，“感赏于风露之味，畅适于无人之野，其鸣也，非以为人媚，其闻也，非其意。而得之缥缈者，无不回首萧然……物之负清气出乎其类者如此。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又精者为诗。使其翩翩也皆如鹤，其诗之矫矫也如其鸣于九皋，将人欲闻而不可得闻，诗至是，始可言趣耳，”其后他又评读此诗集的感受，“飘飘乎如青田之君子立乎吾前，泠泠乎如华表之仙人戛然于吾侧，爽兮如饮金茎、醉玉液，不知其骖蓬莱而梦赤壁也。”整篇序中鹤的形象自然让人想到古代的道士，他们多与鹤居，而且序中华表仙人、金茎、玉液、蓬莱等都是道教仙家语词，这样看来，此序流露出浓郁的道教气息。刘将孙的清气说正是诗歌超凡脱俗、清空缥缈境界的流露，所以他在《牛蓼集序》开头即对“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说法深表赞同，谓“予固身体而心验之矣”。刘明今先生指出，刘将孙清气为诗说与元初士大夫的遗民情绪有关，他们在生活上、仕途上均遭受重大的打击，或隐于朝市，或遁于山林，抚事感怆，形成孤高绝俗的审美趣味。^[97]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民之隐与道士的幽隐是有相通之处的。

如果说元初文人刘将孙借鉴道教的清气将文学的本体引向自然，那么中后期江西文人虞集则借鉴道教清和之气将文学的本体引向社会伦理，即不仅关心自身道德修养，更关心社会政治。虞集诗论中也讲清，他常用“清和之至”或者“冲和之至”的概念，这清和、冲和都是道教常用语词。冲和语本《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后以“冲和”指真气、元气的和顺畅达。从道教修炼的功夫来看，欲使人性情冲和，就是要以一颗平静心、平常心去对待万事万物。当冲和进入诗文书画鉴赏领域，它类似于虚冲、冲淡、简远、平淡等美学范畴，它氤氲着道家、儒家的太冲太和之气，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冲淡一品，黄钺《二十四画品》中有冲和一品，二书极尽形容，用语也依稀可见道的气息。^[98]虞集在《秋堂诗序》中不仅讲冲和之至，还讲性情之正，两者并行不废，冲和之至是要求创作主体葆有性情平淡自然，去乖僻去偏激，性情之正是要求关注伦理社会世情。虞集认为作为文人就要用正大光明之心去正他人之心，正天下之事。他很多诗文序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盛世已经来临，就应该用文章歌颂盛世，以鼓舞人心，而不应该继续元初遗民的哀怨愤懑之气。所以在虞集那里性情之正显得更重要，冲和之至倒成了性情之正的补充，他正是要用冲和之至的平淡自然促成平易正大的文风，从中可以看出，深谙道教的虞集借助道教清和、冲和等概念改造元代文风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姬沈育博士所持“以虞集与南方道教关系之深切，后者对前者学术思想、文艺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99]的观点似乎可以商榷。

其二，道教也丰富了江西文人的题材。

道教体裁在江西文人中不具普遍性，只有虞集创作了一些步虚词、青词、醮星文。但道教对江西文人题材的影响则较普遍，表现在数量众多的与道士交往的诗作和大量的描写宫观景物的诗歌与记文，还有碑铭。

江西文人写诗文赠送道教人士非常常见。相比较而言，中后期文人与道士的交往比元初更显频繁，而且不乏真情。元初刘将孙诗文集中仅有《题天师画梅》《送刘师复道士随主人进京并寄萧与道》《题吴闲闲诗卷》《送道士秋泉序》等数首。而中后期文人揭傒斯有《题江道士清虚馆》《寄题信州德元观何真人长春亭》《黄尊师高轩观鹅因留宿》《宿华盖山赠赵尊师》《寄题徐道士野愚轩》《山晖图为刘尊师赋》《赠茅山刘尊师》《余道士抱朴斋》《题祝道士龙虎山先天观图》《赵道士山水图》《送黄道士》《寿陈道人》《送徐道士归豫章西山》《哭信州仙源观徐尊师》《送张天师归龙虎山》《赠陈尊师归江东》《送叶道士还庐山》《送唐尊师祠武当》《和詹尊师归庐山》《送张尊师奉使龙虎山召天师赴阙》《寄题张尊师壶州道院》《送苏尊师归茅山》《送毛真人还龙虎山》等诗文，数量众多。中后期文人还常为道士写墓志铭、为其画像作赞、为其诗题序，如虞集为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师逐一作赞。

宫观景物与碑铭之作主要包括描写宫观道院的写景抒情诗歌、代祀岳渎与道教圣迹感怀诗，还有就是记文、碑铭。宫观由于隐藏深山，作为风景游玩之所，受到文人的青睐，这是宫观题材丰富起来的一个原因。江西文人笔下有不少这类记游之作，如庐陵人刘诜《东华山天一道院歌》《玉笥山中有白鹤花，顶翅宛然类鹤，王兰友作诗送至，用韵二首》，纯粹是风景欣赏和赞美。代祀是指代天子去祭祀名山道观，这类作品多半是朝廷官员所写。官员即将去祭祀，同僚或者好友为之饯行，如虞集《送贡仲章学士奉祠岳渎》《送赵仲礼编修祀西岳、江渎》，这些诗除了形式上和道教有关，内容其实和道教关联不大。那些数量更多的是宫观记文、碑铭，其中除少部分是纯粹写景或抒情外，更多的是记叙或议论。记叙宫观由来、兴衰和重建，议论多申发道家义理或道教知识。江西文人宫观题材以叙述还是议论为主实取决于他们的文风习惯，像刘辰翁好议论，所以他的道教散文也多议论，如《临江军皂山玉像阁记》论道之“至细之倪”与“至大之域”，《玉真观记》论道教五行四象的知识。而越到中后期，这类文章多变成记载地方文教的重大事情，重点从有益于世俗风教的角度去赞美创建者、修建者的功德，生活到元中期的刘将孙已有这样的倾向，而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的宫观碑记文章多是如此。

其三，道教也会影响江西文人的诗文风格，有时助长了某一文人的文风，有时在某一文人的主导文风之外旁逸了另一风格。如刘辰翁作品中的道教神仙故事或惝恍迷离，或奇诡伟丽，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他诗文的奇崛之气。而揭傒斯诗文清丽俊逸，以至胡应麟说，“揭曼硕师李，旁参三谢”，^[100]他如李白一样的飘逸是和他作品中大量的道教典故、神仙传说分不开的。还有揭傒斯评范梈云，“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101]，说明范梈的诗歌也流露道教气息。而虞集，平易正大是其散文总体风格，但他的道教题材，如为道士所写的诗歌多清逸秀韵，一派仙风道骨，还有他的隐逸之作，如研究者所说，已不是儒家穷通出处的观念，而是道教式的超尘脱俗、遗世独立、追求清静无为的心灵境界，^[102]虽然末尾总要带上一笔歌颂圣恩的情感，但非正大平易文风所能涵括。可见，道教对于江西文人文风的影响是存在的，只是影响多或少、深或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