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江西文人与元廷政治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和一个时代的政治紧密相连，一个时代的地域文学形成、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政治不仅影响到士风，还影响到文风。由此，本节要探讨的是政治、科举对江西文人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必须探讨的问题。

从元代的政治说开来。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涵括王权、教育、司法、礼乐及其制度，等等。本节所指政治，主要是元廷实施的对南方士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些文化决策和用人制度。

首先是江南选贤决策。元廷在统一江南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治理南方。南方一直是汉民族的土地，汉民族势力根基深厚，加之蒙汉之间严重的民族敌对情绪，致使元廷管理南方非常棘手。所以，元廷一开始就实行一系列拉拢人心的政策。拉拢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江南选贤、选贤入仕。如至元十五年六月，下令“宋故官应入仕者，付吏部录用”^[44]。至元十九年，“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45]。世祖还因此派人到江南访贤，这在南宋灭亡之前的至元十二年攻打临安时即已着手。据史料记载，这一年世祖“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46]。而在灭亡南宋的第十个年头，忽必烈又派出特使赴江南选贤，这就是程钜夫求贤江南事件。这次事件将访贤活动推向高潮，于元史意义重大。其实在程钜夫选贤之前，蒙古族对汉人和南士的疑忌和鄙视一直都很深刻，包括元世祖本人。世祖上任之初虽大行汉法、重用汉臣，但中统三年（1262）“李璮之乱”还是给他蒙上了阴影，因此他对汉族儒臣是有所提防的。而促使世祖改变观念重用汉人尤其南方士子的正是江西人程钜夫。程钜夫随叔父降元入为质子，逐步取得世祖的欣赏，他先后在至元十九年所上《吏治五事》、二十三年所上《公选》《好人》等奏章中，谏言世祖通南北之选，重视南士。其中一篇说：“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环视中外何寥寥也？岂以其疏远而遂鄙之欤？”^[47]正是程钜夫出于长治久安发出的恳切言辞触动了世祖，于是世祖亲派程钜夫南下奉旨求贤。《元史·世祖本纪》和《元史·程钜夫传》对此事的前后背景都有记载，如后者写道：

[至元]二十四年，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遂以钜夫仍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

此一段记载，不难看出，选秀求贤前南人在朝是何等处境，忽必烈求贤的决心是何等坚决。程钜夫选贤后，尤其赵孟頫作为宋室贵胄而得到元廷重用，这多少让江南士子看到了出仕的希望。虽然元初真正能进入朝廷的南方知识分子还很少，如虞集《送冷敬先序》说：“大德中，集始来京师，江左耆旧名家、故国衣冠之裔同仕于朝者则有永嘉郑公兄弟、新安汪君汉卿、都昌曹君伯明与今翰林待制袁君伯长数人而已。”但是江南士子的心经选“好秀才”已经蠢蠢欲动了。

其次是儒户、学官制度的实行。儒户的设立是在窝阔台汗十年，戊戌试选之后，先在汉北、河西实行。江南儒籍的设立在至元十四年，元廷规定凡是“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皆可入籍。据萧启庆先生所论，儒户唯一的义务是入学以备选用，而享有的特权很多，如享有奖学金性质的廪给、蠲免部分赋役的义务，儒户制度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江南书香门第的地位。^[48]针对儒户的出路，元廷又有学官制，它可以看作是儒户制的补充。至元二十八年元廷命江南诸路及各县设立小学，并设儒官，《元史·选举制》云：

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

儒官的人选一般是老成通经之士。延祐开科之后，元廷又规定：元下第“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泰定元年规定“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至正三年规定：“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又增取乡试备榜，亦授以郡学录及县教谕。”

有研究表明：“元代选官途径大致有七：一曰宿卫，二曰科举，三曰国学岁贡，四曰吏员出职，五曰荫叙，六曰荐举，七曰入粟补官。”^[49]这七种途径，对于儒生而言，实际上只有科举、岁贡、吏员出职、荫叙、荐举五种，而科举和岁贡名额又极其有限，所以对于广大的江南儒士来说，补吏和出任学官是使他们有更多机会走入仕途的途径。

再次是科举制的重开。科举重开之前虽有补吏制，但中国古代官和吏有别，官尊而吏卑，所以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屑为吏。而学官制升迁困难，从一般的教员做到教授需三十余年。所以科举仍是他们入仕的首选正途。元廷重开科考的提议早在元世祖时期就由大臣提出，《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例》：“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诏议科举，法不果行。”等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开科，已是过了近三十年。元廷迟迟推延科考，是因为蒙古贵族阶层阻碍，甚至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反对。蒙古贵族担心朝廷开科使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机关，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反对科举，是因为他们深感南宋末年科举的务虚不务实而导致的亡国。如吴澄对科举就不无担忧而持保守意见，他说：“贡举者，所以兴斯文也，而文之弊往往由之。何也？文也者，垂之千万世，与天地日月同其久者也，贡举之文则决得失于一夫之目，为一时苟利禄之计而已矣，暇为千万世计哉。”^[50]最终，在大臣李孟的力主恢复科考下，仁宗皇帝才正式下诏。仁宗延祐元年第一科，先乡试，第二年举行会试、廷试，经历乡试八科和会试、廷试七科以后，后至元元年十一月，元顺帝下诏罢科举。后至元六年十二月，顺帝又下诏“复科举取士制”。次年即至正元年举行乡试，至正二年举行会试、廷试，之后到至正二十六年，又举行乡试、会试、廷试各九次，前后共计十六科。元廷每科取进士一百，蒙古、色目进士各二十五，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以江南巨大之人口基数来看，名额分配明显不公，但江南士人对于科举犹如久旱逢甘霖，还是跃跃欲试。开科之后，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开始进入朝廷，形成了一定的势力。

最后，元廷文化建设中还有开经筵、立奎章阁给南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泰定元年，元廷开经筵，江西大儒吴澄进讲师。经筵实为天子顾问，一定意义上就是天子的老师，所以是无上光荣的。此事对江南士子的影响，有庐陵人刘岳申所作贺信可见：“伏闻圣朝开经筵，明公正讲席，此千载一时也。在宋，大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学进讲，尝有启沃之功。而一时遭逢，终身禄位，何敢仰望……虽明公今日得致身清峻，为帝者师，震动一时，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余光绪业。盖自江南儒者遭时得君，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51]由此可见此事对南士的震动。天历二年，天子立奎章阁学士院，以文宗为首，下有翰林学士虞集为侍书学士，揭傒斯为授经郎，欧阳玄为艺文少监，还包括其他名人学士和品鉴书画博士等。文宗诏谕说，“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52]道出他的尊儒治国的用意。虞集所作《开奎章阁奏疏》称，“将释万机而就佚，游六艺以无为”，又指出该机构的游艺性质。奎章阁实际成为当时引领文艺风尚的最高机构，为江南士子所向往。

江西文士作为南方文士的一部分，他们在元廷政策影响下，既有南方文士的共性，又有其地域特性。在元廷政治影响下，江西士风集中反映为出仕之风、科举之风和出游之风。

先说出仕之风。中国历史上前朝士子对新朝的态度不外乎殉节、归降、隐逸三种选择。据陈得芝先生考证^[53]，程钜夫江南选秀，拟荐24人，而24人最后并非都应荐，程钜夫有意推荐的李淦、吴定翁不肯与钜夫见面，周从周以年老辞。这说明元初统一后的十余年，士子为故国守节的思想还存在一些忠贞之士的内心深处。而且在更广大没有被荐的士人中，很多人隐逸避世，有的干脆遁入道流。但是随着元廷尊儒重学和优待儒户政策的实施，尤其江南选好秀才之后，江南士人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陈得芝先生说：“江南士人对元朝的态度在至元末和元贞间发生了很明显变化，表征之一就是许多坚持不仕元，为文‘但书甲子’的南士，在这几年中大多先后采用了元朝年号。”^[54]而还有一个较明显的表征就是，遗民出来做官的现象明显多了起来，他们所做之官多为行省儒学提举、州路儒学教授、儒学学正、县学教授、书院山长等。^[55]以江西为例，如大儒熊朋来，字与可，豫章人，“特起朋来为两郡教授”（《元史·儒学传》）。刘壎，字起潜，号水村，南丰人，入元后，“当路交荐，年五十五始署旴郡学正，年七十受朝命为延平郡教授”^[56]。丰城人王义山，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抚州人吴澄，在好友程钜夫选“好秀才”举荐他出来做官时，他随钜夫到京师一游后毅然辞荐回家，但到大德年间也开始出来做官。还有庐陵人赵文，“国朝为东湖书院山长，选授南雄郡文学”^[57]。庐陵人刘将孙入元也做了临汀书院山长、延平路教授，还有艾性夫、龙仁夫……这些是有记载的江西著名文士出仕的情况，那些不见记载的当更多。

其次，科举之风。江西文风鼎盛，士子热衷举业。每次科考，赴乡试者多达几千人。如杨翮《江西乡试小録序》记：“至正四年秋八月，江西行省遵用诏书故事，合所部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人大试。”^[58]而元进士中江西籍特别多。萧启庆先生于元代进士特有研究，据其《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一文考证，按行省统计，江西共出进士81人，次于江浙行省的149人，这和两省儒户数和进士的配额数有关。而若按江南诸道统计，江西湖东道进士所出进士多达75人，居南人各道之冠；按路统计，江西吉安、抚州、龙兴分别产生22名、17名、14名进士，使吉安、抚州荣居南人各路进士最多之第一、第二名。^[59]江西人热衷举业，还有特别值得一说的事情，就是元代留存至今的科考应试书籍的编者有不少是江西人。有元一代影响最大的元代程文有三种：一种是《青云梯》，一种是《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一种是《大科三场文选》。前一种的作者不知名，《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的编者是江西安成人刘贞（字仁初）、刘霁（字天章）、刘霖（字云章）等，《大科三场文选》的编者是安成人周敷。刘仁初在序言中说编辑《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的目的在于“便观览，明矜式，以授其徒”，就是要选择优秀的程文供应试者学习。后出版商看到此书大有商机，便迅速组织印刷，以备市场之需。除此之外，江西人为应对科考的指南书还有吉安路吉水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主意》、抚州路曾坚《答策秘诀》，这些足以说明江西举业之兴。江西文士对科举的反应也能说明他们对举业的热情。如赵文“闻科举令下，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也”^[60]。清江人杨明夫自少工进士业，“国朝既复贡举，时年六十余矣，欣欣然就举，至八十犹未已，其笃好盖如是”^[61]。(www.xing528.com)

再次，出游之风。江西游士之多，蔚然成风，正如元人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中说：“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62]游之种种，已有学人研究。^[63]然元初有所谓的采诗之游，不为治史者注意。当时科举废除，流连诗词的人多起来，刘辰翁云：“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程楚翁诗序》）^[64]刘诜云：“曩自科举之废，世相率为诗章杂学。”（《答邓以道》）^[65]伴随诗的盛行，采诗之风也盛行，如刘将孙《送彭元鼎采诗序》云：“近年不独诗盛，采诗者亦项背相望。”^[66]有的采诗者希冀借此保存故宋文献。而元廷科举中途暂停之际，江西士子出游又兴起，以至一些文人在送行序中思考这一现象。如刘诜在《送欧阳可玉》开篇即云：“自宋科废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复而游士少，数年科暂废，而游士复起矣。盖士负其才气，必欲见用于世，不用于科，则欲用于游，此人情之所同。”^[67]刘诜很敏锐地注意到，科举是游士兴衰的一个风向标，科举兴，大家都积极仕进；科举废，大家仍创造条件为世所用。即便在科举进行过程中，游风也未改变。如吴澄《送陈中吉序》称士子在科举失利后出游，以此“历览山川，遍识人物”（《吴文正公集》卷一五），这更深的原因恐怕是希望结交“人物”寻找仕进。可以说，江西士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理态势，他们因此开阔了视野，广交了朋友，也正是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势扩大了江西文士的影响，加速了江西文士在全国的崛起。

元廷政治不仅影响到江西士风，也影响了文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颂美元廷思想的流露。

以元初刘辰翁为例。一般文学史中，刘辰翁被看作著名的爱国文人，其作品寓含着深沉的家国之悲和遗民之泪。然而通观《刘辰翁集》，并非尽然。在代卢挚起草的《乞致仕牒》中，他说：“钦惟主上，圣神武文，远追勋华，尚何区区宋氏熙、丰之君所敢拟伦。而岂可使宋独有六十四致仕之镇，而吾堂堂圣元独无五十余致仕之挚也。”^[68]这虽是代笔之作，然而作为故宋官员，又曾如此悲痛故国，竟用“区区宋氏”对比“堂堂圣元”，多少显得有些媚骨。此文最后或许经过卢挚审定，但是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却照此将它收录《刘辰翁集》，看来或许原本即是如此。刘辰翁还有一篇《丞相莽哈岱美堂碑文》竟然为元人统治者大唱赞歌，他写这位丞相至元二十七年平定江西、福建“盗贼”的功绩，写这位丞相薨于位，阖城士大夫、负贩之人、儿童父老都痛哭流涕。这位丞相或许是爱民的好官，但是如此赞歌出于刘辰翁之口，还是不免让人有些惊诧。陈得芝先生敏锐地发现，刘辰翁在《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成殿记》中承认元朝也是遵循古圣先王之道、合乎天理的正统之主，这无疑说明刘辰翁认同了元朝的统治。^[69]赵文文集中也有和元廷官员交往的文字，而且在作于延祐元年的《文苑英华纂要后序》中说：“文运天开，车书混同。圣天子下诏，求经明行修之士，试六经、古赋，治诸章表，以观其所学；试时务策，以观其所能。士之怀才抱器者，莫不为之鸢飞鱼跃。崇儒重道之风，古之菁义，不啻过矣，习科目者，熟精此书，鏖战文场寸晷之下，能使朱衣人暗点头，则题雁塔、跋铜章，特拾芥耳。”^[70]这段文字当作于开科举诏之后，对元廷文治的赞美溢于言表。而刘将孙文集中对元廷颂美之词就更多了，如《天下同文集序》云：“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又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71]他还称元帝为“圣天子”“圣上龙飞”，似乎有悖于他对故宋的情感。他反映和蒙古贵族、北方汉族官员交往的篇章不在少数。以上这些颂美元廷的文字，恰表现了江西文士对元廷态度的转变。他们已经或多或少接受了元廷统治，认可了元廷的文治武功。

其二，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

江西人在京师队伍的壮大以及在重大文教活动中扮演角色，这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先是程钜夫以降元质子的身份得到世祖忽必烈的赏识。他祖上本是郢州人，之后随父母家居建昌（今属江西抚州市），遂为江西人。元廷选“好秀才”这一决策运作者的身份，使程钜夫成为南方诸多在朝官员的恩师，如赵孟頫对他的知遇之恩就一直深表感激，这使他可能凝聚和影响南人官员。尤其程钜夫文集中流露较浓的乡情意识，很多文章都提到江西人。他也举荐了不少江西人，如选“好秀才”时举荐吴澄并且携其赴京观国，无疑扩大了吴澄在北方士人中的影响，为吴澄日后的出仕提供了方便。程钜夫举荐的曾晞颜做了儒学提举。程钜夫还因欣赏揭傒斯而将他带至京师并且举荐其入朝。还有从虞集为程钜夫所作《程文海文集序》中的尊崇态度来看，他在朝廷或许也得到程钜夫的帮助。可以想象，没有江南求贤政策，没有程钜夫的努力，不会有如此多的江西人进入朝廷。

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与开科考和设立奎章阁也分不开，如祖籍庐陵的欧阳玄借助科考进入朝廷，壮大了江西籍文官队伍。还有虞集、揭傒斯等都曾担任过科举考试的考官，一些进士就成了他们的门生。而奎章阁的设立，使虞集一代文宗的地位得以确立。以虞集为中心的奎章阁文人群对于元代中后期文坛意义重大，这一文人群中江西人的力量实不可小觑。清人秦惠田云：“奎章阁诸臣如虞伯生、欧阳原功、揭曼硕、黄晋卿辈，乃一时能文之士，以检校图籍等事为上所宠礼。”^[72]所举前三人都是江西人。而据姜一涵先生《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奎章阁中江西人还有宋沂，字子与，清江人。宋褧《送宋子与赴官淮南序》说宋沂于至治癸亥（1323年）至京，受到虞集、欧阳玄的援引，“今翰林承旨圭斋欧阳公、侍书博士虞公伯生挈而进之，皆美其学，而器其才，且荐之，期以文显”。^[73]奎章阁还为朝廷修纂了会要、史书。如1329年《经世大典》的编撰，虞集任总裁，之后又有辽、金、宋三史的修撰，揭傒斯和欧阳玄先后任总裁。如研究指出：“大型文化撰述事业为大批优秀文人的聚集与交往及壮大奎章阁文人圈交往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74]正因为有这样便利的条件，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江西籍馆阁文臣才逐渐成为元中后期主流文坛的引领者，他们在朝声望的壮大，影响了一大批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

其三，江西文风由奇崛向平易的转变。

如上所述，元初江西文人亡国伤痛的消弭，江西文士逐渐融入主流文坛，这都和科举不无关系。而科举最直接的效力，是江西文风快速的发生转变。揭傒斯在《吴清宁文集序》称：“故江汉被文王之化，无思犯礼，华周感杞妻之哭，而变国俗；其所感虽殊，而人心之变一也。须溪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去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之也。”^[75]须溪先生刘辰翁去世那年为1297年，后十七年为1314年，正好是元开诏科考前后，可见科举之效是如此明显。

具体说来，元代江西文风是从“独专一派”到随顺主流的转变，是文风奇崛向平易的转变。“江西独专一派”说见于元大儒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此外袁桷《曹伯明文集序》也称“至乾道、淳熙，江西诸贤，别为宗派”，^[76]大概江西此种文风从宋末一直延续到元初。元人徐明善在《学古文会规约序》中提及“自至元庚寅至大德乙巳，予于江西凡再至，何今之士异乎昔之士也？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77]。其所说未免偏颇，但多少揭示了江西文风的特点。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也说，“当是时，南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视彼靡靡混混，则有间矣”，更深刻揭示了江西文风奇崛的原因——那是非常之抱负和内心奇杰之气的流露。虞集这番话之后紧接着是“然不平之鸣，能不感愤于学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闻风而仿效，亦渐休息。延祐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78]同样指出了江西文风变化与科举之间的关联。

江西文风的平易转向实与元朝科举选文标准有关，而元科举考试的选文标准规定中，江西人程钜夫发挥了重要作用。程钜夫所拟《行科举诏》曰：“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79]其中有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元廷不仅这样诏谕，而且落实到科举评卷工作中，从每科考试考官的批语可以发现这一点。批语对体的重视，有诗之体、赋之体、诏之体，而且批语中经常可以看到“不悖朱旨”“正大”“雍容”“雅赡”等类似词语，尤其诗义卷，邹楫卷尾考官批语“理学明而经旨正，义体熟而文辞工”，代表了元代儒官对经义之文的追求。即便是最具文学性的古赋，考官在欣赏他们文气飘飘，藻思逸发时，也可以见到“雍容典辞”“引君当道之忠”的评语，元廷统治者正以此引导士子向着雍容正大的文风靠近。^[80]而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一道的是虞集等文臣大力倡导的“盛世之音”——“其辞平和而意深长”（《李仲渊诗稿序》）^[81]。江西文人为大势所趋，于是一改文风奇崛为平易。

此外，还应该看到，重开科举使江西地方文人和京师文臣的交往开始增多。地方文人激励和鼓舞后学的仕进，并为士子应考壮行，有时也修书一封给京师的江西籍馆阁文臣，让文臣关照士子在京生活或多多援引，一些士子就成了联系地方文人和馆阁文臣的信使。如庐陵人刘性，字粹衷，至顺元年进士，他受学于庐陵人刘诜、刘岳申，同时虞集、欧阳玄等又是他的座主，刘性向虞集提及刘诜的德行文章，见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一文。虞集退隐之后，他与刘诜之间的书信仍通过刘性传递，这从虞集《答刘桂隐书二首》其二“粹衷欲去某至某，径去之可也。从行所复书，托朋友挥染，病也，非敢慢也”^[82]可知。在地方文人与文臣相互交往中，士子们无疑会把地方的文学传至京师，又把京师的诗文风尚带回地方，由此还发生了江西文人与江西籍文臣文学观念的碰撞。如刘诜在给江西籍文臣揭傒斯的《答揭曼硕学士书》中流露了对江西奇崛文风的维护，并对盛世文风下举世同一声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但江西文风终究在主流文风作用下发生整体性改变，所以，科举的介入是江西文学和文风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