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人群体研究：江西文人与江西学术

江西学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朱熹称以陆九渊为首的学术流派“江西之学”，时人简称为陆学，它可以说是江西学术中最具区域特征的部分；广义不仅指陆学，它更包括江西范围内存在的一切学术形式，宋初欧阳修以来的江西学术传统也在此范围内。本书所使用的正是广义的江西学术概念。^[1]

在探讨元代江西学术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南宋末的学术情况。全祖望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2]而实际上除此三派之外，还有张栻湖湘学派、陈亮事功学派、叶适永嘉学派等。南宋后期的学术基本上是沿着这几派的路数发展下去，到了末期，其他派别明显式微，朱、陆两派和会趋势有所加强。这时期南方学术的中心渐渐集中在浙江和江西两地，学术的繁荣促进了两地文学的繁荣。江西一地影响文人的正是朱学、陆学以及江西学术传统几方面。下面先从江西学术流派说起。

本节江西学术流派，准确说是对江西地域产生影响的学术流派。元代江西学术主要是在宋代尤其宋末江西学术基础上承变而来。如黄宗羲《宋元学案》著录，影响元代江西较重要的学术流派有双峰之学、存斋晦静息庵之学、静明宝峰之学、巽斋之学、草庐之学。前三种学术派别的领袖都是饶州、信州人，这两地元时不属江西，但他们很多弟子都是江西人，因此谈元代江西学术不能不提这些派别人物。

双峰是南宋余干人饶鲁的号。饶鲁从小就有志于学，年稍长从福建闽县人黄勉斋干和江西建昌人李宏斋燔学习^[3]。而黄干与李燔都是朱熹的学生，在当时并称黄、李。^[4]黄百家说：“黄勉斋干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5]

此派宗朱的立场无疑。其中有数人值得注意。一是人称磵古先生的罗椅，字子远，号磵古，《江湖后集》卷九转引《东南纪闻》云：“椅以江南革命，归隐故乡，庐陵大儒也”^[6]；一是陈大猷、陈澔父子，危素作《元故都昌陈先生墓志铭》，谓其父子及孙“以《礼》名家”^[7]；一是吴存，字仲退，鄱阳人，《宋元学案》谓其私淑双峰之学，危素作《吴仲退先生墓表》云“考翔龙，学于饶先生鲁”^[8]，揭示其为学渊源；还有程若庸，“字逢原，休宁人，从双峰及沈毅斋贵珤，得朱子之学。淳祐间，聘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冯去疾创临汝书院于抚州，复聘为山长。咸淳间，登进士，授武夷书院山长，累主师席，其从游者最盛，称徽庵先生”。^[9]这些人中只有吴存主要活动于元，也有一定影响。而程若庸的出名是因为其两大高足雪楼先生程钜夫和草庐先生吴澄，他们一个在朝为朝廷效力，一个往来朝、野之间，著书立说，教人子弟。而后吴澄创有草庐学派。

它的命名实际上综合了上饶安仁汤氏三兄弟的号。长为存斋先生千，字升伯，次为晦静先生巾，字仲能，嘉定进士，少曰存斋先生中，字季庸，宝庆进士。又有东涧先生汤汉，为三汤之从子。全祖望《答临川序三汤学统源流札子》云：“陆文安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阳汤氏，而向来无知之者……三汤子之学，并出于柴宪敏公中行，固朱学也，其后又并事真文忠公，亦朱学。乃晩年则息、存二老仍主朱学，称大小汤，而晦静别主陆学。东涧之学，肩随三从父而出，师友皆同，而晩亦独得于晦静。”^[10]据此可知，三汤至晚年宗尚有所不同，而晦静转宗陆学，并得到从子汤汉继承和光大。

从学案还可知，晦静之学有门生浙江衢县径畈先生徐霖，徐霖门人有弋阳人叠山先生谢枋得、广信人古为先生徐直方、金溪人平山先生曾子良。学案又列广信人月岩先生程绍开为古为同调，曾子良的门人中又有临川人北斋先生吴定翁和饶先生宗鲁。谢枋得节食抗元，与文天祥一样声名远播。其余数人，程绍开做过吴澄的老师，曾子良和吴定翁在抚州有一定影响，所以此派对于心学在抚州的传播意义深远。

它是上饶人陈苑和慈溪人赵偕学术的合称。全祖望案：“径畈殁而陆学衰，石塘胡氏虽由朱而入陆，未能振也。中兴之者，江西有静明、浙东有宝峰。”^[11]静明先生陈苑，字立大，“既得陆象山书，读之，喜曰‘此岂不足以致吾知邪？又岂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于是尽求其书，及其门人如杨敬仲、傅子渊、袁广微、钱子是、陈和仲、周可象所著经学等书读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违世所尚，答曰‘理则然耳。’是时，科举方用朱子之学，闻先生说者，讥非之，毁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训诂支离之习，从之游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陆氏学”。^[12]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知道，陈苑是私淑陆学的，他的学生中，最著名的是号称“江东四先生”的祝蕃、李存、舒衍、吴谦。舒衍和吴谦都是安仁人，生平今不详。李存，字明远，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学者称俟庵先生，危素有《元故鄱阳李先生墓志铭》；祝藩，字蕃远，玉山人，后徙贵溪，李存有《祝蕃远墓志铭》，危素有《上饶祝先生行录》。这一派主要人物都在江东，但也影响江西，如抚州人危素就曾登李存之门。

它是以南宋末庐陵大儒欧阳守道的号命名的学派。欧阳守道，字公权，号巽斋，吉州人，年少孤贫，无力请师，自立于学，不到三十岁，便以德行公认为乡郡儒宗，淳祐元年中进士，吉州太守江万里作白鹭洲书院时，延请守道为诸生讲说。后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他为岳麓书院副山长。“先生初升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学者悦服。”守道在朝一身正气，光明峻洁，晚年以言罢官，“徒步出钱塘门，惟书两箧而已”^[13]。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他的学问和人品。关于欧阳守道的师承渊源，全祖望以为他是沧州弟子欧阳谦之的后人，而王梓材说他是刘月涧门人，刘月涧又是江万里的学侣。从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可以反映他和会朱、陆的立场。

欧阳守道的学术传播主要在家乡庐陵，他的门生弟子以文天祥、刘辰翁最为著名。除此之外，邓光荐、王炎午、张千载等也被列入巽斋学案。邓光荐，字中父，庐陵人，与文天祥为同门友，参与文天祥勤王，举家迁闽，一门十二口死于贼火中，后随驾崖山，“厓山溃，先生赴海者再，辗转不死，敌人援出之，元帅张宏范改容以待，后同文丞相送燕京”；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为上舍生，“会文山举义兵，乃杖策谒见，寻以母忧家居。而文山被执，先生为生祭文以速其死，隐居不仕，号梅边先生”；张千载则是那位背负文天祥遗骨而归的壮士。

草庐是元代大儒吴澄的号。吴澄年二十中乡试，宋亡，隐居乡间校书，同门友程钜夫求贤江南，他应程钜夫邀请同赴大都，但拒绝为官，直到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臣，泰定元年为经筵讲官，并于元统元年卒。他与许衡并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14]，门生遍布天下，从其学者有数千人之多，草庐学派因此成为元代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该学派在元代江西的传承大致经历了两代，第一代是吴澄的门生，第二代是门生的门生。虞集、危素皆是其门生。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所以是朱学立场，又因为他也师从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所以吴澄也兼主陆学，但著书“则终近乎朱”。

以上五大重要的学术派别和主要人物，或宗朱，或祖陆。就影响而言，陆氏心学的传播范围显然不及朱学。就学术聚集地而言，各个学术流派的中心人物和他们的门人主要活动于江东上饶、江西庐陵、抚州三地。而派别门人之间又彼此有相互交往，而且有的人师承不止一家，如吴澄既师承程若庸，又有师学程绍开的经历。正是这种情况，促进了江西学术兼容并包和会朱陆主流思潮的形成。

另外，元代江西和其他地方的学术交往也值得注意，除和江东学术交往密切之外，和江浙也广有联系，如揭傒斯、欧阳玄皆登金华许谦之门。学人的问学加强了区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影响。

江西学术对文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文人分布、文人个性气质、文人的文章风格。(www.xing528.com)

首先学术影响文人的分布。学人师友相承，形成小地方学术集中和文学集中。庐陵和抚州是江西学者集中之地，这些学者往往擅长诗文，他们带动了两地的文学繁荣。如双峰门人罗椅“少年以诗名高自标致”^[15]，著有《磵古遗稿》，吴澄《送罗养正北游序》云，“庐陵印冈之罗，自涧谷翁以有学有文有声于时，其族诜诜多闻人”^[16]；刘将孙《跖肋集序》云，“他年闻吾乡罗磵谷、李三溪、徐西麓、胡古潭诸贤，各以诗为日用，四方行李每为会期，远者二三岁一聚，近者必数月相见，无杂言，必交出近作，相与句字推敲，有未稳处或尽日相对无一言，眉间欎欎，参差倚阑，行散馈食不知，问事不应，如是者数日以至踰旬乃别”^[17]。又比如曾子良和吴定翁，吴澄《故诗人吴伯秀墓志铭》云，“宋三百年间，抚之诗人，前有谢逸、谢薖，后有赵崇怿，而崇仁甘泳、金溪曾子良，亦以诗自好”^[18]；虞集《故临川处士吴仲谷甫墓志铭》云，“宋亡时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乡，先生从之游，其要以为求圣贤乐处。崇仁甘泳中夫者，以隽迈而能隐，以其卓识高志悉寓于诗，自以为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从之学诗，尤得其音节气岸，久而造于冲雅，则其自得也”。可见，学人的文学活动带动一地的文学繁荣。

而对庐陵和抚州文学影响最大的分别是欧阳守道和吴澄之学。欧阳守道巽斋之学门生弟子除《宋元学案》所载录，还有不少，刘诜《跋四君图后》：“比季世秘监欧阳公巽斋先生，以雄文邃学为世师表，一时名士多出其门。”^[19]如聂氏心远、双峰二兄弟，还有刘辰翁。刘岳申《元故中顺大夫广东道宣慰副使聂以道墓志铭》云：“庐陵当宋季崇正殿说书欧阳公权，以德行文学为学者师宗。其高弟弟子为聂先生淳，字吉父，刘先生辰翁，字会孟，二老一时齐名并立。”^[20]又刘将孙《聂方峰先生墓志铭》云：“大聂先生讳淳，字吉父，学者称心远先生。先生讳济，字明甫，初名天声，则字鸣甫，学者称方峰先生……心远、先君子同事前崇政殿说书欧阳先生巽斋公。先生由心远游欧门，尤以详密见喜。”^[21]还有刘过，欧阳玄《元故隐士更斋先生刘公墓碑铭有序》云：“公讳过，字益翁，更斋其自号也……又尝侍先君子登巽斋欧阳守道之门。”^[22]而欧阳守道的门生又将其学传给他们的儿子辈。如刘将孙跟着聂济学。刘岳申，据刘将孙《送刘岳申序》可知，“岳申，吾欧门先进弟子子也。蚤事心远聂先生为师。宗家门下，大生林立，晚特推岳申无双寡二。复诵之吾家君须溪先生。已而见于家君，惊叹敬爱，倍聂先生焉。岳申雍容两家文献”。^[23]巽斋之学也催生了庐陵文学的繁荣。欧阳守道本人，他自己就有文集《巽斋集》二十七卷。他的弟子文天祥、刘辰翁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至于抚州吴澄一派，文学成就也很大。吴澄今存诗文多达百卷，堪称大手笔，而他的门生虞集号称一代文宗，门生危素也是元末著名文学家。

地域学术还促进了家族文学的繁荣，其中一些家族子弟成为江西地域重要文人。正如《宋元学案》于各学派之中往往会列“家学”一栏，家学是子弟受学的一种方式，它推动着地方学术、文章的繁盛。家族成员有的父子相承，有的兄弟相友。如刘岳申《罗中德詹詹集序》说：“通斋罗先生蚤以文学知名，晚尤宿于理而鬯于文，庶几正而葩者，今不可作矣。其犹子中德从家学，概乎其有闻。”^[24]刘岳申《彭齐叔墓志铭》云：“吾乡先进，惟安城彭氏父子兄弟，自为师友，能自致不朽。”^[25]刘诜《赠娄行所游五羊》云：“吉文之英称于州里，有娄氏兄弟，曰存所、行所，强学积文。”^[26]《元史·揭傒斯传》也说揭傒斯和其父揭来成“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在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江西一地出现不少文学家族，如庐陵刘氏家族，丰城的揭氏家族，抚州的吴氏家族、何氏家族、虞氏家族，清江皮氏家族，等等。

其次，江西学术影响文人个性气质。人格上植立不凡、敢于质疑和创新、勇于担当是江西学术的传统品格。这些品格在宋末大儒欧阳守道那里十分明显，《禅寄笔谈》记载他“先始登朝，缙绅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庐陵人也，代岀名公，必为望族，巽斋以欺心欺人为耻力辞，非六一之派，且曰：‘人当自立，岂可冒他人为重。’”^[27]于此一件小事就反映出他不依傍名人的自立精神。这些品格如何在元代江西文人中体现出来呢？

人格上植立不凡。如刘辰翁，《万历吉安府志》记载道：“平章贾似道秉国政，欲杀直臣以蔽言路，辰翁廷对，言济邸无后，可痛！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大忤贾意。”他是直言无畏的。当时人所赠寄诗作也可窥见辰翁行事风格，有记载道：“（刘辰翁）于唐人诸诗及宋苏、黄而下俱有批评，《三子口义》《世说新语》《史汉异同》皆然，士林服其赏鉴之精，而不知其节行之高也。余见元人张孟浩《赠须溪诗》云：‘首阳饿夫甘一死，叩马何曾罪辛巳。渊明头上漉酒巾，义熙以后为全人。’盖宋亡之后须溪竟不出也，与伯夷、陶潜何异哉？”^[28]他的隐逸正诠释了他个体的傲岸和独立。庐陵文人赵文也有这样的品格，他说：“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此名言也。凡人之行事，使人皆可知，皆可见，入而对家人妇子，出而对乡里朋友，无诡迹，无腼容，此君子之行也。以至一话一言，以至引笔为文，亦必光明易直，使人读之而可晓，考之而有证者，此君子之言也。”（《彭丙翁名字说》）言语中凸显光明峻洁、卓尔不群的人格。吴澄的人格独立也见诸史家记载，尽管后人对吴澄出仕元廷多少有一些非议，但在朝期间，他的一些行事并没有违拗他独立之品行。虞集为吴澄所作行状记载道：“新执政铸钱货变钞法以为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请致先生，先生卧病门生家，不可致乃归。绐其人曰：‘老儒不善骑，堕马折臂病矣。’”于此，吴澄不与权贵合作、不怕得罪权贵的精神由此可见。而虞集同样具有光明峻洁的人格，据欧阳玄所作《虞公神道碑》记载，“上丁监礼殿上，伴读刘生被酒失仪，公命扶之出。明日，声其罪削之。贵近有为生谢过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欵者传仁皇东宫谕旨，姑薄其罚。公以吏牍列生罪状，咨詹事院以启。仁皇更是公所为，由是，益知公贤”，由此反映虞集拒绝权贵请托、坚持己见的独立品格。欧阳玄又称虞集“坦易质直，扬榷人品，质正文字，臧否惟是之从，无所顾忌，故朝论屡以御史才荐之”，从这一段也可以说明他独立的操守。而江西籍馆阁文臣揭傒斯，据黄溍所作《揭公神道碑》云，“公喜汲引后进，而不能俯徇流俗。郡县有一廉吏，称之宁过其实；闻吏之贪墨病民，亦不曲为之揜复。达官大人意有不合，终身不造其门，虽见轧而不悔。间写其心之所不平于文字间，人或疑泰甚，公曰‘言当如是，不必虑也，’”足见其个性之坦荡耿直。

敢于质疑和创新。江西学术自欧阳修以来就有疑经的传统，他们不唯古人为是，敢于质疑一切和批判世俗。刘辰翁的言行就有这种意味，陈栎说刘辰翁“其人好怪，父丧，七年不除，以此钓名”^[29]，这不仅是个性怪异，更是敢于挑战传统。赵文言论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批判性，如他在《赠竹隐相士序》所言，“竹以清贵，人浊贵；竹以直贵，人曲贵；竹以坚劲贵，人软媚贵”，对没有是非没有正义感的世风极尽批判。而吴澄，他的学术生命中就有绝不盲从的气魄，他说：“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当去，存其所当存。”^[30]总之，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精神与欧阳修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这些都是江西学人的宝贵品格。

江西学术品格中还有一种史家的担当。自欧阳修学术、文章大昌其盛以来，他倡导的史家精神就在江西文人中传承，江西文人由此崇尚史风、史法，书写春秋大义。如刘辰翁，他评点倪思《班马异同》，杨士奇谓“观其评论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明人韩敬之为该书作序，将元人张孟浩赠须溪诗与刘辰翁评点此书一事结合起来，云：“盖宋祀既移，终身不出，与《史记》避纣、《汉书》之不事莽者，同一风致，岂独以鉴赏擅长耶？”^[31]他们看到的正是史家义理融入刘辰翁的评点中。不仅如此，刘氏父子还主张汲取史家之长为文，如刘将孙在《萧达可文序》中就欣赏司马迁创体变史法这一点，并提出为文要尊《史记》。而江西籍馆阁文臣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明显，这和他们文史之责分不开，如吴澄在朝廷短暂任职，写下的一些鸿篇巨制即可知他深谙《春秋》之学。虞集、揭傒斯、欧阳玄、危素都是元中后期著名的文臣，他们对于史的认识，都接受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他们强调史臣要秉笔直书，要高扬伦理纲常和世道人心并以此经世致用。像危素于元末仍拳拳于社稷民生，这就是史家的担当。他们于文章的安排布局、材料的剪裁也深得史家笔法。

再次，学术影响地域文风。

文风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良好的读书著述风气，狭义指文章风格。人们常说“文风鼎盛”就是广义，这种良好的读书著述风气和日久积淀的学术文化传统分不开。就江西整个地域而言，这种广义的文风被时人充分肯定。如刘将孙云：“江西为文风盛处。”^[32]程钜夫云：“江右多文献。”^[33]虞集《刘应文文稿序》云：“故言文者，未有先于江西。”就更小到府郡而言，李祁云：“庐陵文章，诗书之邹鲁也。”^[34]又云：“吉安大郡也，俊秀之多、文艺之美、道德之富，皆甲江右。”^[35]

狭义的文风，如元人所说，庐陵文风尚奇崛，抚州文风尚平易。这相近的地域，为何文章风格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其中有很多的因素。如前人多说庐陵受唐颜真卿影响，颜真卿曾任吉州刺史，他后为安史叛军所杀，堪称忠臣烈士，庐陵民风为其所化，所以尚气节，行之于文就忠贞劲节。还有山川地理因素，如虞集《抚州路总管题名记》说临川之为郡“境土宽夷，然无山溪之岩险”，因而那里的人“民俗平易，贫者尽力于耕，富者取利，不出于田亩，不事商贾，不尚游宦，而又有儒雅之风焉”。

其实最主要的是学术因素。比如巽斋之学。柳贯《书文集贤撰欧阳复初父墓志后》云：“论季宋人物，世称丞相信公之节之义，而信公之学盖出于欧阳氏，欧阳氏有曰巽斋先生者，当穆陵时侍讲禁中，最为江文忠公所知，庐陵人至今家有其书，庐陵之学大抵欧阳氏之学也。”^[36]欧阳守道影响庐陵后学有两点，一个是忠孝节义品格，一个是他思想中的心学成分。文天祥《祭欧阳巽斋先生》评价守道“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王沂《题欧阳公权墨迹》云：“宋江文忠公万里称欧阳公权事亲孝，为人忠，谨身如玉，澹然无世间荣利意。评其文，高处逼西汉，其推重如此。此记虽非惬意之作，然忧世之心溢于言外，是未易以工拙论也。”^[37]《宋史·欧阳守道传》记载一件小事，“里人聘为子弟师，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归遗母，为设二器驰送，乃肯肉食，邻媪儿无不叹息感动。”^[38]欧阳守道常说：“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寄于士，即与世道为重轻，志士仁人傥自任必自养，抉书游学，皆当端居深念之矣。”^[39]从他人的记载和守道自己的言行可以充分反映他的忠孝品格。欧阳守道在《三勿堂记》大谈孟子养气之说，“谓之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其说甚奇，先儒以为前圣所未发，就实言之。浩然也者，盖人人所同有，惟其有之，故可养也，如其本无，则复何养”^[40]。文天祥自己说“近侥幸受县，一出师门玉成之造。后生从政，未知向西，惟先生终教之耳”（《回秘书巽斋欧阳先生》）。戴表元《送曹士弘序》回忆刘辰翁，说他“举足不忘欧阳先生，十有八九语称吾师，”^[41]从中可见欧阳守道对他们的影响。所以欧阳守道之学，在人格上影响弟子爱国气节，宋末庐陵文人的隐逸之风和遗民情绪和这直接关联。巽斋之学中流露出来的心学成分也值得关注。研究称：“实际上，守道的学术正是宋末朱、陆合流的典范”，该文举欧阳守道《跋陆象山、包克堂遗墨》为例，说守道将陆九渊、包恢与邵雍、二程并誉，既肯定了陆、包的“定本”，又强调了邵、程的修省，在并重二者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虽人人无异，但却可“日积修省以充本的学术思想”，并谓，在守道的努力下，宋末的江西学术也最终呈现出消除门户之囿，趋于合流之历史趋势。^[42]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发现。该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引欧阳守道《李瑞卿诗序》中“孺子所歌而夫子所取也……直致心辞而感人乃在言外”一段话，说这体现了欧阳守道的心学思想。^[43]这一发现也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刘辰翁作为守道弟子无疑受其影响。刘辰翁尚真情自然、刘将孙的师心、刘诜的宣心都可以说和心学相关，庐陵群体的尚奇之风和江西地域心学是有关联的。

而吴澄的草庐之学提倡实用，他希望有功于世教，他欣赏的是“温温如玉，渊渊如海”的君子人格，所以他对抚州文人群体的影响自然不同于欧阳守道对庐陵群体的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江西文人在继承江西学术上表现了很多的共同点，但他们的文风又因学术师承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总之，江西学术对江西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