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西文学研究现状：揭示文人群体

元代江西文学是否值得研究？

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江西文学在整个元代都是极其繁荣、极其重要的。

元代江西拥有数量众多的文人和文集。以《江西诗征》元代部分和《全元文》为例，按现有江西行政区划统计，两书收录江西人分别为209人和300人上下；按元时区划统计，两书所录江西人分别为180人和210人上下。雒竹筠遗稿、李新乾补编《元史艺文志辑本》（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著录有诗文集存世的江西籍文人32人。而江西文人文集实际总数要远超这个数字。

元代江西文人又呈现区域分布的特点。仍以《江西诗征》元代部分为例，其中录吉安诗人54人、抚州诗人42人、龙兴（今江西南昌市）诗人31人、清江（今江西樟树市）诗人16人，这些地方自宋以来就多产文士。到元代时，这些地方不仅有一大批故宋遗老，还有众多主要生活于元且很有影响的文人，如吉安路号称“庐陵三刘”的刘将孙、刘诜、刘岳申，抚州路的吴澄、何中，寄籍抚州的虞集，清江的范梈，丰城的揭傒斯，新余的傅若金，这些都是元代文学史上很难跳过的人物。

元代江西还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文风。吴澄在《鳌溪群贤诗选序》写道：“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岂政异俗殊而诗至是哉？山川人物固然而然，土风自不可以概齐也。”^[17]他所谓“独专一派”，显然不是指两宋的“江西诗派”，而是指宋末元初江西一地独特的诗文流派。不仅吴澄，还有虞集、欧阳玄都在文章中提及元初的江西文风，显然，元代江西文风鲜明独特。

此外，元代江西是与京师、江浙并列的三大文化圈之一。江西学术较重要的流派有饶鲁的双峰之学、汤氏存斋晦静息庵之学、静明宝峰之学、欧阳守道巽斋之学、吴澄的草庐之学，尤其后两派根基分别在庐陵和抚州，两派弟子或再传弟子在元代文学史上成就突出。元代江西举业也发达，萧启庆《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一文考证，若按江南诸道统计，江西湖东道所产进士多达75人，居南人各道之冠，又按路来统计，江西吉安、抚州、龙兴分别产生22名、17名、14名进士，使吉安、抚州荣居南人各路进士最多之第一、第二。^[18]科举兴盛必然对文学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所以，只粗略地看，就可以发现，元代江西一地，学术重镇，文献大邦，有元两大名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中的一个、元诗四大家“虞、杨、范、揭”中的三个，形成了以大家为中心、中小文人环绕的地域文人群体的格局。因此，元代江西文学值得研究，大有可为。(www.xing528.com)

立足于以往的研究成果会发现，无论在个案还是整体研究上，元代江西文学研究仍十分薄弱，今后都有加强的必要。

个案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刘将孙、吴澄、虞集、范梈、揭傒斯等少数文人身上。《元史艺文志辑本》有文集存世的江西人32人，目前有单篇研究论文的不足半数，尚有半数文人未得到关注。还有一些个案虽受关注，但研究力度远不够。如刘诜，据杨镰先生的统计，他以319首诗成为顾嗣立《元诗选》选诗超过三百首的六个人中的第五位，^[19]而到目前为止，研究他的论文仅刘文源《刘诜籍里世系考》（《吉安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查洪德《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两篇。又如傅若金，在元后期诗坛颇有声名，明代胡应麟谓“元五言傅与砺为冠”（《诗薮》外编六），清代王士祯评其诗“如行黄茅白苇间忽逢嘉树美箭，为之眼明”（《带经堂集》卷七二），对他评价很高。然而迄今为止，对傅若金的研究几乎空白。刘诜和傅若金的研究，远远和他们的实际创作以及在元诗史上的地位不相称。即便是像吴澄、虞集等大家，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吴澄对于元代江西士风和文风的扭转之功，虞集作为文坛宗主对元代中后期文学的影响，还有虞集对江西地方诗坛的指导建设等等问题，也都可以探讨。另外，个案研究中，散文的研究远不及诗歌，这也需要正视。

整体的研究，有邓绍基《元代文学史》首次提出“以吴澄为代表的江右派”^[20]，杨镰《元诗史》专门以“江西”为名，对江西地域诗坛作了简单的描述。^[21]查洪德先生在元代区域学术和文学关系方面用力尤劬，他在《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三章第三节“中期江西：圣贤气象与盛世文风”中说道：“元代代表性的诗风文风在江西形成。就诗文而论，元中期的中心在江西，而江西学术和诗文的中心在抚州。”^[22]这一简短概括的判断其实指出了元代江西地域文学的重心所在，涉及了主流文坛与江西地域的关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学术内涵与研究张力。刘明今《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风尚》（《阴山学刊》1991年第2期），刘明今、杜鹃《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分别以吴澄、刘辰翁父子为点，延伸到江西地域诗文风尚的探讨。沈松勤、史伟《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南开学报》2007年第4期）探讨元初江西刘辰翁推阐下诗学陈与义的风尚。李舜臣、敖思芬《虞集与元中后期江右诗文风气的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也注意到了著名文人对于地方文坛所起到的引导作用。

尽管前人成果丰富，但元代江西文学仍给人模糊不清之感。元代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靠亲缘、乡缘、师缘、友缘关系构筑起了一张地方文学网，所以，江西文学中的家族文学和群体文学很值得挖掘。对元代江西文学家族，如庐陵的刘氏家族、抚州的吴氏家族、丰城的揭氏家族……这些都还缺乏细致梳理。而江西文人群体，呈现怎样的分布格局，他们各自有哪些成员？他们各自有哪些创作实绩？他们各自有哪些特点？这些也需要去细致梳理。还有，从更学术的层面来观照，一些文人群体是否可以单独称为流派。比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将吴澄、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称为“江右派”，他们有哪些共同点？又比如元初庐陵，有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中心的诗文创作群体，他们文风奇崛，查洪德先生称他们为“江西文派”，那么这一派又有哪些文人？他们之间有哪些交往？他们是否有着相近的文学观念与创作风尚？他们和宋末江西文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甚至还有超越地域范围的江西籍文人群体，比如在京师大都，聚集了众多江西籍文人，他们以虞集、欧阳玄、揭傒斯等江西籍文臣为中心，互相来往，那么这个群体又包括哪些江西文人？他们有怎样的诗文交往？这个群体如何参与元中后期诗文的变革？他们如何使元代主流文坛带上江西的因子？主流文坛和江西地方文坛又是如何互动的？另外，江西地域文学的独特性如何凸显？个案文人的地域文化因子该如何挖掘？所有这些，都值得继续思考。

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方面，也还可以拓展。除了传统的人物生平、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探讨外，心态研究也可以借鉴。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大背景下，考察汉人尤其是南人的生存状态能起到一斑窥全豹的效果。比如江西籍文臣的仕宦心态，江西文人作为南人对待仕和隐、对待科举的心态，这些问题仍可以继续展开。而其他方面的视角，比如区域学术的视角、接受史的视角，还有科举与元代江西文学、元代江西士风与文风、元代道教与江西文学等等，都有待专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