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出本书的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元以前尤其宋代江西文人及其文学特点作一观照。
江西自宋以来，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孙觌《西山老文集序》开头罗列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江西宗派诸人，末尾又附上二刘、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泽、曾南丰之弟子开，还有邓圣求、李泰伯等人，说他们“鸿儒硕德相望三四州，不过数百里之间”，所以“江西人物于是为盛”[1]。杨万里《与新吉守刘伯协》称：“某盖尝历选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而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刘氏若者。”[2]另外林駉《吴楚人才》所举人物也有不少是江西人。[3]李道传也说：“切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4]江西文学家族也越来越多，两宋江西知名的有临川晏氏、王氏、谢氏、新喻刘氏、清江孔氏、庐陵欧阳氏、南丰曾氏、分宁黄氏等，这些都反映了江西文学的辉煌。
江西文学享誉文坛和“江西文”“江西诗”等概念的出现分不开。现在能读到的“江西文”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文中转引江西人、州学教授孙勰的一段话说：“教授孙勰，亦赣人，异时读诸生程试，意不满，辄曰‘吾江西人属文不尔’。诸生初未谕，及是持公所试文矜语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5]孙勰于江西人之前加一“吾”字，可见他作为江西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有研究指出，孙勰的话指出了江西文风具有的鲜明特色，是兼顾议论、文辞两方面，并概括江西文风的特色为“文尚两汉韩欧、重议论、规模宏大、功夫深处却平夷”[6]几个方面。其实这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一生虽然很少时间在江西，但是他大约在景祐三年第一次题署“庐陵欧阳修”，之后于庆历、嘉祐年间不断强化着这种“庐陵身份”意识，他的这一身份无疑会给江西人尤其庐陵人很大的鼓舞。[7]诸多材料反映，后人提到江西之文时往往首先想到欧阳修，“欧乡”也成为江西的代名词，如元人欧阳玄说：“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为古也。”[8]
“江西诗”的概念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世人对江西诗歌的认识。古代“江西诗”的概念与宋代第一大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几乎同义。“江西诗”一词在宋代文人笔下屡有出现，如杨万里《足痛无聊，块坐读江西诗》[9]，叶适《吕氏文鉴》有“黄庭坚及江西诗通为一家”[10]一句，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诗话”记载“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11]，还有严羽《沧浪诗话》中也多有“江西诗病”一词。而有的时候，“江西诗”又简称“江西”，如杨万里说“要知诗客参江西，政似禅客参曹溪”[12]。称“江西”也好、“江西诗”也好，还有更多称“江西派”“江西诗社”也好，都指“江西诗派”或者“江西宗派”。尽管“江西”诗派成员不能用江西籍来涵盖，但是不能否认这个诗派是以江西诗人为主体的事实。无论“江西”代称黄庭坚，还是其他，“江西诗派”的地域因素都存在。因此，宋人对江西诗派的认识注入了地域的色彩[13]。
那么，“江西文”“江西诗”背后蕴涵的江西地域文学的基本特点有哪些呢？
首先，应时务用的特点。这在欧阳修身上有鲜明体现。欧阳修文学观念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在《答李诩第二书》中他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国学试策三道》中他反对“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所以他主张文章的实用，不仅内容要充实，还要应时有用。本着这样的观念，他在《荐布衣苏洵状》中称赞苏洵文章是“实有用之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称赞黄校书策论是“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他的这些观念有力地改变了宋初浮靡文风，也对江西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他的学生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主张史传之文“必足以适天下之用”，他的学生王安石，在《亡兄王常甫墓志铭》也主张“文章名于世，特以应世之须耳”。这些都与欧阳修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变革、先导性的特点。这多有改革精神或者开创性的意味。江西文学有数次从地方走向主流文坛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成就了数位江西籍的文宗、诗宗。举例来说，北宋景德至嘉祐年间，江西人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先后登第并主盟文坛。欧阳修是宋初诗文革新的倡导者，其古文之“六一风神”，承史迁笔法而又独造玄绝，影响深远。王安石之“王荆公体”，以思理见胜，更多表现“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面目，实启“江西诗派”瘦硬深窈诗风。还有，黄庭坚是宋代最大诗派“江西诗派”的开山领袖。杨万里的“诚斋体”为南宋一味模仿的诗坛吹去一股活泼、清新之风。周必大持重老成，历任四朝重臣，为南宋中期一代文宗。所以江西人在两宋文坛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引领者。(www.xing528.com)
再次，植立不凡的精神气度。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总结“江西诗文”说：
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老苏所谓“执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如其皜皜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右之源委，而共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华，时一现耳。”杨东山尝谓余云：“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制行，文亦然。”如欧公之文、山谷之诗，皆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也。[14]
罗大经是江西人，他显然已经充分感受到江西文学的辉煌成就，而且注意到了江西文人前后相继的地域文化性格，这种地域文化性格他用“植立不凡”来概括。揣摩这种植立不凡，当是和峻洁的人格、不倚的个性分不开，他们的文章也因为这种性格既有其同，更显其异。因为他们最终都想植立不凡，都要卓然自异，所以欧阳修学孟子、韩愈而为欧阳子之文，王安石、曾巩作为欧阳修的学生也没有成为欧阳修第二。
江西人在明代也有辉煌的成就。政治上，“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15]；学术上，阳明心学“讲学之风莫盛于江右”[16]；而文学上，杨士奇开明台阁文学风气之先，汤显祖“情至”说一定意义上成为明后期反复古运动的先声。可见江西文化重镇的优势在明代依然保持。
那么介于宋代和明代之间的元代江西文学是怎样一个情况？江西文人在元代又有怎样的作为？元代江西文人和文学呈现怎样的特点？如果对元代江西文人和文学没有一个很好的认知，就不能对古代江西文学的持续繁荣作出一个正确的解释。这成为本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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