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中英关系史可追溯至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ry）前往东方，并交给他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期望两国发展自由贸易，但纽伯里在印度受阻于葡萄牙人。1610—1613年，尼古拉斯·唐顿（Nicolas Downton）曾带着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信到中国，但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信件。[1]英国与中国最早的商业往来有据可查的是1637年（崇祯十年），威得尔上校(Cptain John Weddell) 打着“休战与自由贸易”的旗号率五艘英国商船来到广州，在未得到广州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以武力强行登陆，售出货物，并装载糖和姜上船。中国政府把此事归咎于葡萄牙人为把持垄断、拨弄是非造成的。[2]虽然英国同中国的交往起步较其它欧洲海洋国家为晚，但其重要性却后来居上，十八世纪中期贸易量大于其他各国的总和。1834年以前，代表英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
起初，中英贸易的发展并不顺利。明末清初，由于郑成功积极反清，清政府执行海禁政策，规定不得片帆下海，并强令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在海禁期间，清政府只允许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商人在澳门进行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不得已接受朝贡国地位，向礼部登记，在规定的时限获准派遣贸易使团到澳门与中国方面商人进行的交易。[3]英国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葡萄牙、法国以政府的名义派出官方代表出使中国，所以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中。1670年，东印度公司同盘踞台湾的郑经签订了商约，商定“所有进口货物在出售后缴纳百分之三的税，所有出口货物免税”。1678年，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台湾这两处的投入达三万元的资金和两万元的货物[4]，英国来船运载的货物有锡、铅、白檀、呢绒、胡椒、棉纱、象牙等，返回的主要是丝绸类、砂糖、蜜饯、食品类、马粪纸、带色瓷器、大黄、锅、铜、铁、黄金等。[5]贸易持续了好几年，显然利润丰厚，尽管后来清政府不断加以限制。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后，英国对该岛的贸易就此终止。[6]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平定台湾后下诏:“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官兵驻防，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若有违禁将硝黄军器等物和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7]康熙说:“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8]于是清廷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确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海关征榷外洋船钞货税。这一举措是对元明两代对外互市口岸的沿承。四个海关中，粤海关最为重要,是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机构。[9]因为广州地据珠江三角洲要冲，珠江水系各支流通达全省。上游沿北江、浈水越大庚岭，再沿赣江入长江，在江苏瓜州转京杭大运河可直上京师。广州以下，珠江直入南海，入海口宽阔，港汊交织，形成优良的商船航道。由于据内外交通枢纽，早在唐代广州就已经成为海外交通的中心。“元明以后，市舶司多设于广州，明代对外贸易多以官设牙行为媒介，而牙行又以广东为盛，福、泉、徽商人皆争趋焉。”[10]由此可知广州对外贸易历史悠久。
开海令的颁布为中英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中，开海后，它不受朝贡体制的约束，径自前往中国沿海口岸贸易。东印度公司很快就获得在广州开设一个临时商馆的权利，第一艘商船于1689年到达广州。1685—1704年，英船到广东贸易的共有九船次，同时期到厦门贸易的达三十六船次，到舟山的五船次，到宁波的一次，到福州的一次。到厦门贸易的远远超过广州，一是广东有葡萄牙人阻挠，二是与税收有关。[11]1698年，康熙应海关监督张圣诏的请求，准予在定海城外道头街之西建立“红毛馆”一区，以安置外国商人和船员。1700年，东印度公司为了打开江浙丝茶市场，派遣喀恰浦（Allen Catchpoole）为第一任监督，将监督公署设于定海。英国国王并任命他为总领事，以求在定海开创对华通商的新局面。第二年，派出一艘商船前来定海，同时以十万零一千三百英镑作为“赌注”性投资，而同年他们对广州厦门的投资合计还只有七万五千二百英镑。1700年后的三年里，英国人在舟山附近，测量水深，访问岛屿，得知住人的岛屿、能补给淡水的岛屿，绘制了完善的海图。[12]但是东印度公司在定海尝试性的投资很快遭遇了冰山，因为这里加征的额外税比在广州更繁重，英国人又拿不出足以打破中国自然经济体系的商品。中国人不需要从别的地方买一文钱的东西。[13]东印度公司在厦门的贸易同样举步维艰，一直到1736年乾隆继位之时为止，中国对出口货物实际上连续征收货物税或过境税，不论用外国船还是本国船都一样。征收出口税对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而言无疑是一种自杀的做法。[14]
在宁波、厦门的投资失败后，东印度公司希望在其他地方开辟对华贸易。1698年，康熙皇帝下令减征粤海关税银，使东印度公司看到在广州开辟贸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华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于是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但是从一开始到1770年，它的固定员司不过是一个按季前来的一批船上的船货管理员们的集合体。[15]对频繁前往沿海各口岸的英国商船，清政府许多官员为防患于未然提出相应的限制政策。康熙末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奏言:“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中有英圭黎（即英吉利初称）。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伏乞皇上早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16]“或于夷船未入港之先，起其炮位，方许进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夷人，或每年不许多船轮流替换，不至狼奔豕突，贻害无穷，庶可消奸宄异心，而地方得以安堵。”[17]陈昂提出“另设一所，关束夷人”的建议没有被康熙皇帝采纳。
雍正皇帝登基后，延续了康熙皇帝的开海政策。但实际上，雍正皇帝对是否有必要开海贸易心存疑惑。雍正三年九月初七日雍正对两广总督孔毓珣朱谕:“朕实不达海洋情形，所以总无主见，有人条奏，朕观之皆似有理，所以摇惑而不定，全在你代朕博访广询，详慎斟酌，其至当奏闻，若亦不能洞悉，宁迟日月不妨也，可与(巡抚)杨文乾、(提督)万际瑞、(碣石总兵)陈良弼、(琼州总兵)黄助等，平心和衷详议奏闻。钦此。”[18]孔毓珣奉旨将英船来广州的情况悉数上报朝廷，当年共有六艘英国商船来广州贸易；尔后，雍正六年（1728年）有四艘英国商船来广州贸易。雍正八年（1730年）广东海关监督监察御史祖秉圭报当年有五艘英国商船来广州贸易。[19]雍正十二年（1734年），东印度公司从伦敦派出了“格拉夫顿”号到厦门，“哈里逊”号到广东。1734年8月17日福建水师提督王郡报告，“格拉夫顿”抵厦门，声称仰慕圣朝的德化而来，申请准许在此贸易。10月2日报,“英船在厦门停泊太久，因为厦门的行商也未曾准备好货物，所以只得从福建外的湖广、江西方面购入，广东省并没有准备同外国进行长年贸易。”[20]王郡奏明的情况说明雍正时期，朝贡体制下作为互市口岸的广州、厦门都没有同海外长期贸易的准备。在通关方面，由于清政府并不看重海外贸易，所定的海关税平均不过百分之四，但是地方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约含正税要占货款价的百分之二十。[21]
二、1757年后影响中英贸易发展的三点因素
乾隆皇帝亲政初期，继往开来。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准英商之请，免除百分之十六额外税。[22]但1741年英国携带武器的战舰“百夫长”号擅自开进虎门要塞,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23]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商船为直接打开长江流域丝绸产区市场，自行绕开传统的广州港，到浙江宁波沿海停泊。这些英国贸易船只接踵而至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乾隆帝在次年七月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的一道上谕中指出:“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宁波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4]。清政府认为宁波为内地海疆，浙民习俗易嚣，如果洋商错处，必致滋事。[25]
但实际上，清政府默认了东印度公司商船来浙江贸易。英国商船连续两年径往浙江宁波交易，1757年9月，浙江巡抚杨廷璋上奏英商弃粤来浙的原因:“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若赴广南、安南等处亦可交易，但因丝斤、瓷器、茶叶等货，均非该地所产，是以来浙江贸易，只求准我贸易，愿照新例纳税。”乾隆帝谕令:“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海关之例，用内府司员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当时，乾隆已拟将定海关与粤海关一体对英商开放。[26]但1757年12月，原任两广总督、后任闽浙总督的杨应琚奉旨赴浙查办海关贸易事宜后，在奏陈中否定了粤海关把持刁难英商的说法，认为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交易，便益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赴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乾隆帝肯定了杨应琚分析，廷谕:“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27]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亦称“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期宣告结束” 。1757年乾隆皇帝决定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为了加强此令，他不仅禁止欧洲人前往舟山、宁波或厦门，而且将这些口岸的税额提高一倍，并“严厉禁止将炮、武器、军火、帆具起卸上岸”[28]。力图扩大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并不愿意奉公守法，为说服清政府放弃对贸易的限制政策，1759年派出精通汉语的公司商人洪任辉北上京师与清政府谈判，刻意抱怨广州对贸易的限制和猖獗的腐败现象。但结果是洪任辉因违反清朝航行到北方港口的禁令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及学习汉语等罪名被捕入狱，监禁三年。[29]
从1757—1840年，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史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史，实际上就是广州商馆的历史。[30]因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被政府认可的垄断机构所把持，英国方面是东印度公司，中国一方则是广州的官方商业行会十三行。从中西交往史上看，该项政策相对于四口通商是一种倒退，为以后中英关系埋下了隐患。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 1757年“一口通商”的贸易紧缩政策客观上促进中英贸易的发展，英国的对华贸易迅速扩大，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也逐步上升。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家输入值的90%左右，从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家输出值的70%以上。[31]分析中英贸易额1757年以后逐年攀升的原因，其中三点最为重要，即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东印度公司职能的转变、广州十三行的发展。
首先，茶叶这种特殊商品对中英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实际上，一直到18世纪初，中国还不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但随着英国人饮茶习惯的形成，茶叶深受英国各阶层的喜爱。茶叶从富人的商品很快变成了越来越多普通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叶这种温和而无害的兴奋剂，加进牛奶和白糖，就成为有效的提神饮料。在工业革命那段轰轰烈烈的日子里，“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32]。茶和糖变成英国人“性格”的一部分。[33]茶叶这种普通消费品使中国在18世纪很快就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对象。166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用4镑5先令购了2磅2盎司的茶叶送呈英王，1666年又以56镑17先令购了22磅12盎司茶叶，这些茶叶大概是从荷兰商人手中取得的，也可能是从他们自己船上的职员手中购得的。[34]
中国开海贸易后，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对茶叶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磅，到1800年则又增长57倍，达到2300万磅。[35]至此，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茶叶占中国总出口量的78.9%，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的伦敦茶叶市场也因此成为世界茶叶贸易的中心，茶叶贸易成为18世纪末世界上价值最大的单项贸易。“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36]茶叶的贩运推动了英国造船业的发展，由于英国人在喝茶时要加糖，所以茶叶消费的扩大还刺激了食糖消费的增长，从而带动了北美英属殖民地制糖业的发展。
其次，中英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同1757年东印度公司职能的转变有直接关系。1757年英国人罗伯特·克莱武率领一支远征军在普拉西战役后征服了孟加拉。[37]普拉西之战标志着英属印度殖民时代的开始。1765年英国政府授权给克莱武征税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就开始主要依靠田赋而不再依靠贸易了。这标志着特许股份公司走向终结。东印度公司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在设有据点的地区作买卖，而是将领土扩张摆在了商业扩张之前，它不仅把它的统治向西扩张到恒河平原，而且从孟买和马德拉斯深入到印度内地。[38]东印度公司把殖民扩张和资本升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包税人把按合同征收上来的税款存入公司在广州的金库，公司用存入的税款购买在欧洲市场紧俏的茶叶，这些包税人凭汇单向公司设在伦敦的机构兑现，茶叶贸易使公司在印度的税收移回英国本土时转变为英国私人财富。[39]随着殖民征服的不断扩大，东印度公司用来购买中国茶叶的资本愈发雄厚，通过中国这个贸易中转站，英国东印度公司包税人沾满血腥的金钱漂白升值后被合法装进私人腰包。1783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后，为了加强对印度殖民地的管理和控制，1784年由首相皮特提议通过《东印度公司法》，史称“皮特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英国政府收回了对英属印度的军政大权，东印度公司降格为执行英国政府命令的行政机构。尽管公司作为特区政府享有人事任命权，但它早已不是成立之初的那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私人公司。这一强化管理的措施极大促进了中英之间大宗的茶叶贸易。1784年，为了杜绝走私，保持伦敦欧洲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英国国会采纳皮特的“代偿法案”，将茶叶进口税由11.9%降至12.5%。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茶叶进口的垄断权。法令颁布后，英国本土价格一直昂贵的茶叶因降税开始降价，走私之风受到遏制，茶叶也因其价格易于被普通人接受而逐渐进入百姓家庭，销售量大增。[40]
另外，中英贸易的正常开展也同广州十三行的发展密不可分。1757年清政府“一口通商”的贸易紧缩政策使广州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引进和传播近代文明的最大“橱窗”。自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征税之后，来广州贸易的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商船日渐增多。[41]广州出现专业包办欧商贸易之洋行，以及担保欧商端正守分之保商。广州十三行（公行）成立的初始目的是专为划定价格而设，担任保商须与地方长官有关而得其信任，经营洋行又须有其贸易资本与经验。洋行以后成为政府与外商之间的沟通传递机关。[42]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由“身家殷实，资财素裕”的商人群体组成。而会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年（1760年），洋商立公行，谓之外洋行，[43]专办夷船货税，起着传译语言、沟通商情，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的作用。[44]
三、不对等贸易关系下的矛盾和冲突
1757年清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欧美商船的管理，对朝贡贸易并无影响。据1818年的《大清会典》记载，朝贡路线方面，规定朝鲜是经由奉天的山海关，琉球经福州，安南经广西的镇南关，南掌、缅甸经云南，苏禄经厦门，荷兰经广东，葡萄牙经澳门等路线进行。[45]作为互市国（如俄罗斯、欧洲诸国）的商人团体在国境上所设的恰克图榷场或在广州与中国方面商人进行的交易。[46]另外，“一口通商”对当时中国的国计民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在强调严格等级和高度稳定性的中国传统社会下，长期保持着“男耕女织”式的生产方式。这种以家庭为主，结合农业、手工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生活水平，同时也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759年，清政府统一了西部边疆，基本上实现了大一统，对汉统的忠实继承，使清廷认为中国是中央大国，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根本就不需要外夷的货物以通有无。因为清政府不承认国别间的平等，要求来华的欧洲人都要以藩属自居，尊中国为天朝上国。在清政府看来，这些来广州通商的外夷都是不知礼义廉耻的蛮貊之邦，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予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在广州，外国人是很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特定的夷馆内，买卖做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47]有些人永久定居在澳门，另一些人则等待风向的变化，以便返航印度或者欧洲。[48]外商上递官吏的呈文由十三行的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只能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出行，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禁令中还包括不许外国人买中国书，学中文。[49]
18世纪的中英贸易史对英国人而言充满了令人伤感而难以理解的篇章。“装船耽搁、清政府单方面处置触犯大清律令的外国人、官府胥吏走卒的勒索、海关收税员或是高级行商的人事变动，都会因个人性格的不同而产生了新的政策路线，难以见到高层当局；被广州人称为‘番鬼’的外国人对中国口语和书面文字全然无知，交往使用的是各方都予以鄙视的洋泾浜英语。”[50]由于中英双方都缺乏彼此理解和信任，中英贸易中摩擦、冲突此起彼伏。[51]
中英茶叶贸易中，中国的小农经济使英国处于不利境地，英国的工业制品在中国寻找不到市场，当时英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织品，这种商品既不够美观又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主顾。在1800年前，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毛织品一直是亏本的，平均每年亏损十多万至二十多万两白银。这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没有一年不是亏本的。[52]再加上清政府对外国人的种种限制，使英国人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了解甚少，只能用白银购买茶叶。[53]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装载的白银经常占90%以上，商货则不足10%。[54]1760年至1784年之间，中英茶叶贸易额呈波动起伏状，最高的年份1784年东印度公司花费160万两白银从中国进口茶叶，最低的年份1774年又跌至20万两白银。但从1784年以后，中英茶叶贸易额呈直线上升，1896年当年因购买中国茶而支出了600万两白银。[55]所以在中、英、印三角贸易中，中国处于入超地位。[56]大量的白银进入中国成为清代的主要硬通货。
尽管东印度公司一直尝试通过掌握种植茶叶的技术来摆脱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但由于清前期严厉禁止中国人前往海外贸易、谋生，使东印度公司试图从中国雇佣茶农的计划难以执行。18世纪中后期，除了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因西班牙加入反英联盟使东印度公司无法得到美洲的白银外，每年都有大量的白银流进中国。在贸易出超的巨大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试图有所作为，竭力扭转这一局面。[57]运鸦片到中国，解决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上的一个难题。1773年第一任英属印度总督哈斯丁斯任职期间，对鸦片贸易实行垄断经营，当年12月，哈斯丁斯的殖民政府与一个名叫缪纳(Meer Muneer)的当地鸦片商签订了承包合同，由他独家承包鸦片的供货权。哈斯丁斯为垄断鸦片贸易辩护说，鸦片并不是一般的商品，“鸦片是一种有毒的奢侈品，除了仅供外贸之需外，它是不能被允许的；一个明智的政府，应当慎重地限制它的国内消费”。同时为了杜绝与中国政府的摩擦，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向中国销售鸦片，而是把从承包商手中收购来的鸦片在加尔各答进行公开拍卖，由各国私商运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市场。拍卖的收入与支付给承包商之间的差额即为东印度公司的利润。[58]尽管从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全部英商对华贸易进出口均不能平衡:一方面购买茶叶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它出口到中国的白银却在锐减，终至消灭。但是秘密就在鸦片上，他们大肆向中国出口鸦片，以鸦片换得白银或伦敦的汇票，然后购得大量的茶叶。之所以向中国出口鸦片，是因为这种毒品贸易解决了东印度公司的税收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购买茶叶的白银来源问题，这对英国人来讲是一箭双雕。[59]
总而言之，1757年是早期中英贸易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尽管中国社会稳定不变，技术昌盛，物产丰富，为英国所称羡，但由于不对等的贸易关系，以及清政府重农抑商的国策，中英贸易额很小。1757年之后，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和职能的转变，掌握东方制海权的英国垄断了欧洲、北美的茶叶市场，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英国，在经济领域，倡导自由贸易与放任主义原则；工业革命逐步扩大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物质差距。[60]在英国人看来，1757年中国“一口通商”的贸易政策像宗教改革前的欧洲和亨利七世在位时的英国那样，对待外国商人实行“以苛制夷”的通例。[61]为了扭转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出超的窘状，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肆向中国输出鸦片。进入19世纪后，英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开辟中国市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做法:诉诸武力，强迫他们作出某些公正的安排；完全听任他们的旨意；或是撤去全部贸易，直到他们提议恢复为止。[62]显而易见，1840年，英国最后采纳了第一条做法，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对西方国家企业开放全部海岸。
【注释】
[1]萧致治、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8-60页。
[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56-57页。
[3]［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41页。
[4]［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900页。
[5]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31页。
[6]［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56-57页。
[7]《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224页。
[8]《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212页。
[9]王超《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22页。
[11]萧致治、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95页。
[12]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42页。
[13]萧致治、杨卫东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62页。
[14]［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901页。
[1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58-59页。
[16]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77页。
[17]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5-166页。
[18]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4页。
[19]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44页。
[20]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46页。(www.xing528.com)
[21]蒋廷黼《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6-7页。
[22]束世澄《中英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8页。
[23]张彦《禁海与开海——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外贸政策试析》，《天府新论》2003年第6 期。
[24]覃波《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
[25]虞和平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9页。
[26]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9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796页。
[27]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9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804页。
[28]［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0页。
[29]［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138页。
[30]［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59页。
[31]虞和平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4页。
[32]中外关系史协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189页。
[33]法拉、帕特森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27页。
[34]［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99页。
[35]［美］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剑桥插图中国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176页。
[36]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36页。
[37]［英］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15页。
[38]［英］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10页。
[39]中外关系史协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191页。
[40]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34 页。
[41]吕坚《谈康熙时期与欧西的贸易》，《历史档案》，1981年第4册。
[42]束世澄《中英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8页。
[43]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00页。
[44]覃波《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中国档案》2004年第2期。
[45]［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5-36页。
[46]［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41页。
[47]蒋廷黼《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6页。
[48]［美］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剑桥插图中国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176页。
[49]蒋廷黼《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6-7页。
[50]［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903-905页。
[51]［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76页。
[52]汪熙:《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12-214页。
[53]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153-158页。
[54]汪熙:《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13页。
[55]EARL H.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PULLMAN,WASHINGTON, 1936, P163.
[56]蒋廷黼《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5页。
[57]［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16-217页。
[58]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129-131页。
[59]汪熙《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13-214页。
[6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国书局，2002年版，55-57页。
[61]［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903页。
[62]［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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