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行商潘仕成与广东文化的发展
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元林
广州市政园林局 林杏容
潘仕成是清代道光年间广东的一位著名行商，他以个人家产为资本，以商入仕，大展鸿图，改变了中国传统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定势，活跃于中国的政界和文化界，集官、商、儒于一身，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但深受地方大员的倚重，而且还为当时的道光皇帝所重用，这在具有强烈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潘仕成是新时代下一位有别于传统的红顶商人。国内有关潘仕成的研究仅有陈泽泓的《潘仕成略考》[1]以及蒋祖缘的《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辩》[2]，两文对其字号、生平以及其商人身份等作了考证。本文梳爬《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等史料，探求中国大变局下潘仕成从商入仕，亦官亦商兼儒的多重身份，以及乐善好施、推动广东文化建设的举措，还望方家证之。
一、潘仕成的祖籍与行商身份的认定
潘仕成，字德畲，又名德舆、德隅，嘉庆九年（1804年）生。先祖原籍福建，后迁入广州，与当时显赫一时、任十三行总商的同孚行主人潘正炜是同族。查光绪《（番禺）龙溪潘氏族谱》，清代传至十七世潘启（振成），由闽入粤经商，请旨开设同文洋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潘启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一带设祠“能敬堂”。后同文行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歇业，二十年（1815年）改名同孚行复业，由潘启四子有度（致祥）经营，1821—1822年左右开始为有度之子潘正炜经营。潘启排行老大，其三弟潘欵（字振联）之长子有量是盐商。族谱谓有量“以孙仕成诰赠资政大夫，覃恩诰赠荣禄大夫”。有量次子正威，正威“字琼侯，号梅亭，由闽入粤，为怡怡堂始祖”。正威18世纪末1809年以前已在广州经商，1809年申请当行商未获准，1821协助不懂外语的同孚行潘正炜与外商打交道，又经常通过三叔潘长耀丽泉行行照的掩护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易。潘正威在广州生活了50多年，1838年去世，享年70。他曾捐1600两银寄回祖籍福建家乡（今石刻记录仍在）。而正威的儿子便是潘仕成。 [3]据华南理工大学潘刚儿寄信告知:近年多次去福建，有福建族谱记载，潘正威，武举人，官即用分道员；其子潘仕成为钦赐举人；仕成子潘桂是咸丰辛酉举人，次子潘国荣也是举人，故被称“三代四举人”。
对于潘仕成的商人身份一直以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盐商、茶商、行商等多说。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对于潘仕成与同孚行潘家之间的关系和商人身份作了分析。他根据杨守敬的《丛书举要》、张锡麟撰的《先祖通守公事略》和《两广盐法志》等多文，推测潘仕成可能是在同孚行歇业后顶办。但据梁先生采访潘氏后人，又得知潘仕成是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两者相互矛盾使梁先生也难以判断。 [4]此后学者们对于潘仕成的身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近年蒋祖缘先生作《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辩》一文，认为潘仕成为行商而非盐商。
总之，从潘仕成家世来看，祖父以盐商起家，后来他亦担任盐运使，盐商一说应与此有关。今从《海山仙馆尺素遗芬》中保留的大量与潘仕成有关的书信可窥其身份。首先，在程矞采写给潘氏的信中说道:“此时来省夷务固资大力维持，而粤西鹾务久疲，知亦诸劳擘画。想近来已大有起色，积引亦渐可畅销。便中祈为示悉，将来升擢都转，尤为熟路轻车。” [5]据此，潘仕成当时是夷务、盐务都有经营，从文中内容来看，当时潘仕成的盐业经营十分艰难，成为严重的经济负担。而杨振麟信中又说“闻粤中今昔悬殊，洋行日弊，深用慨然。吾弟公余之暇，仍当不荒旧业为要”，[6]这里的旧业指的应是洋行，而公则是指他担任盐运使一职，故经营洋务应在盐业以前。另外韦德成信中也说:“十三行事总期允贴方好，官办终觉隔膜，想阁下又当费心，则受惠者正难以数计耳。” [7]美国人亨特所著的《旧中国杂记》中错误把潘仕成当作当时的十三行总商潘启官，[8]可见他与行商之间的密切关系。清政府一向有以行商协助处理对外事务的传统，因此只有潘仕成从事过洋行经营，并积累了许多与洋人交涉的经验，才可能协助耆英、花沙纳等人进行多次对外交涉。经营盐务有可能是担任盐运使以后的事，他“晚岁因盐车至破其家，未几卒”[9]，这可能是人们忽略他行商身份的原因。综上所述，潘仕成应具有行商的身份。退一步来讲，即使他不是行商，也一定从事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行业，而且当时行外商人染指中西贸易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潘仕成虽与同孚行潘正炜是同族，除父亲正威帮助同孚行与外商打交道外，仕成应该也受父亲影响，与同孚行潘氏有一定的联系。潘仕成为同孚行潘正炜的堂侄，仕成曾出资在福建家乡招募300乡勇到广州，组织团练抗英。1847年4月，英人图谋占领广州河南地，5月20日，由同孚行潘正炜第一署名、潘仕成第二署名的《河南潘族请愿书》，反对英人强租河南地。当时，仕成为在籍道员、现职商人，他的加盟，对最终这场抗争的胜利，起着重大作用 。[10]但值得注意的是，潘仕成与当时怡和行行商伍崇曜关系却更加密切，超过同族同孚行的关系。当时许多广东文人，如梁廷枏、黄培芳、张维屏、何绍基等，在记载聚会的诗文中均有二人共同出现的身影。潘、伍还经常共同参与各种地方文化福利建设，二人曾共同提议并出资兴建赤岗、琶洲两文塔，谭莹还为此作文以记之。[11]此外别人欲与伍崇曜攀关系也多托潘仕成从中牵线搭桥。如在朱昌颐的信中就提到:“紫垣五兄（指伍崇矅）係二十年前素交，人极古道情长，仰祈二兄大人（指潘仕成）转与婉商，慨假千金。”[12]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证明潘仕成的确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是有关的。两人均大力刻书，伍崇曜曾刊刻《粤海堂丛书》，潘仕成也刻有《海山仙馆丛书》。
二、潘仕成的入仕之途
虽然潘仕成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商人，但却胸怀大志，一心希望以自己的才识报效国家，梁廷枏曾评价他:“聚米于掌，罗竹在胸。扛鼎之力山崇，飄箨之财泉涌。善以多多其逾益，制以日日而又新。”[13]凭借自己对洋务的熟悉，潘仕成多次协助清政府官员经办洋务，是早期洋务人物的代表。他曾希望通过自己的财富以大量捐输求得仕进之途，这是中国传统商人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道光十二年（1832年）潘仕成参加顺天府乡试，期间发生灾荒，他以商人的身份大力捐助赈灾，获清帝钦赐举人而踏入仕途，名声震天下，“海内人士争延访之，以不识其人为憾”[1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要得到政治权力，往往通过大量的捐输和从事各种文化建设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钦赐官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但这种通过金钱换来的官职大多只是虚名，并没有实际的权利。因此早期潘仕成并未获得真正重用，直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也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在籍郎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战争迫使清政府放弃传统朝贡为主体的外交体系，接受新的现代外交规则。突然而至的外交事务使得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措手不及，因此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得不倚重于当时广东地方各类熟悉夷务的官绅。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潘仕成凭借他对夷务的了解而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一方面以个人力量捐造战船和水雷，巩固军防力量。另一方面协助本地各级官员参与多次的外交活动。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潘仕成就已经开始捐助军工海防，共捐铸五千觔（斤）、三千觔（斤）、二千觔（斤）礮（炮）四十尊。 [15]当时广东的许多商人都有参与捐资购船，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行商伍敦元就购买了美利坚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 [16]但潘仕成并未停滞不前，在没有得到官方任何资助的情况下，直接仿造西洋战舰，这一举动却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潘仕成所造之船已初具规模，军机大臣奕山马上向中央进行了强力推荐。奕山在奏折中分析道:“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极其坚实，驾驶演放，礮（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并仿照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17]
清政府立刻对潘仕成委以重任，不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还为他的工作大开方便之途。“以后制造船只，即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发给，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18]。为保证造船质理，要求“务须木料坚固，堪务捍御之用为要”[19]。可见当时清政府的重视程度。但此时清政府面临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费开支十分紧张，使得当造船工作遇到一些困难时便逐渐冷淡下来。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年底，清政府针对已造的战船就提出“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着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20]。最终这项工作不了了之。
在仿造战船的同时，潘仕成还不惜巨资高薪聘请法国人雷士壬（壬雷斯）制水雷、火炮。[21]开始清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热情，称“如果造成演试有效，着即送京呈览”[22]。在广东试验成功后，潘仕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委派曾经学习制造并配制火药的李光铃、潘仕豪、李光来，“带同匠役，将水雷二十具，火药四百斤，并缮绘《水雷图说》一册，赉送进呈”[23]。但是水雷在天津演试后，负责审阅的讷尔经额认为“轰击虽利，亦未见适用”[24]，最终搁浅。
此次捐建工作使潘仕成的才干为清政府各级官员所赏识，很快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这对他的仕途发展是十分关键的。这次的捐资办公不但使他得到了朝廷“始终奋勉”的评价，而且获赏加布政使衔。[25]清代洋商能捐得的最高官衔只是三品职衔，而布政使为总督巡抚属官，从二品职衔，可谓显赫。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在福建招募抗英勇士及组织团练以为护卫之备，林则徐为此还特意写信表示感谢。[26]他的这些行动得到了时人的赞赏，声名鹊起，梁廷枏就称赞他“近搜军实，运择神工，招备黄龙，亲挥丹兔”[27]。正是此两项工作开创了当时研制西方军事科技的风气，先后出现了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仿造的著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已有把西方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己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这也是后来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可见潘仕成这两项工作在当时的重要影响。
由于熟知夷务，潘仕成成为地方大员处理对外事务的重要顾问。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东巡抚程矞采有关调查法国兵船停泊粤洋的奏折中提到，对法国兵船的探查和处理主要的咨询对象就是潘仕成，可见潘仕成当时已经间接参与了当时的对外事务 。[28]同年，中国政府分别与美、法两国在广州和澳门进行外交交涉，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潘仕成以在籍道员的身份与赵长龄等人，跟随负责此事的耆英参与了这次事件的处理。[29]今在澳门妈祖阁仍留有潘仕成所作诗文一首。[30]条约签定后，美国使者顾盛又以查看贸易之名来到广州，引起了耆英的警惕，“随派委藩司黄恩彤、即选道潘仕成往向查询”[31]。同年法国政府派遣拉萼尼与中国谈判条约，不但要获得和英、美一样的待遇，还要求得到传教的权利和发还教堂产业。 [32]此前耆英已派潘仕成、赵长龄“赴澳察看夷情”，于八月十六日率同黄恩彤、潘仕成、赵长龄等由省起程赴澳，与之订期会晤。 [33]故潘仕成实际参与了整个过程，其主要工作是探察夷情，以及负责各项接待工作。十月初一后，拉萼尼转至广州进行谈判，潘仕成不但借出栈房，还捐备食用，周到的接待使得法国大使“极为欢忭”。[34]十月二十四日，中、法两国于广州黄埔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在这次操办洋务的过程中，潘仕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耆英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布政使衔即选道潘仕成，熟悉夷情，通达事体，襄办夷务，半年以来，于一切驾驭机宜均能得其窥要，复两次随往澳门，屡见夷酋，设法羁縻，不遗全力。”[35]而在他写给潘仕成的私人信件中更说道:“阁下公忠体国，义敦世好，顾全大局，使我安枕感之，一字未便形诸私情，实乃为国称庆耳。告示自应遵教即行晓谕。此中一切，远赖鼎力善为调处为要为属……”[36]，足见耆英对他的赏识。
潘仕成通过“捐输报效”、“襄办夷务”得以提升，但却始终因为要筹办洋务而不能到任。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放甘肃平庆泾道，因督办七省战船未竣，经粤督奏调近省。同年十一月放广西桂平梧郁道，又因帮办洋务被奏留。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补授两广盐运使，又因为“该员籍隶本省，其族姻交好多以盐务营生，究属窒碍难行。因思潘仕成留于广东以道员差遣，该督可以臂指之助”，于是又“以候补盐运使仍留广东，交耆英差遣委用”[37]。可见潘仕成在广东地区筹办洋务上的重要性。潘仕成最后一次接受公命是陪同钦差大臣花沙纳等往江苏上海与美、法代表举行洋税章程谈判，同英、美、法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例》。此后他“归而养疴里门，不复出”[38]。潘仕成在仕途上的发展与耆英的提拔密不可分，随着耆英的失势，他也逐渐淡出政坛，时人皆为之可惜，著名诗人何绍基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作客海山仙馆，曾极力游说其出山，但潘氏当时“以事羁身未决”[39]，最终“晚岁因盐车至破其家，未几卒”[40]。
三、潘仕成的乐善好施与广东文化发展
潘仕成虽然是一个以追求商业利润为最高宗旨的商人，但为人却轻财好义，一直热心于广东的文化公益事业。这是中国传统商人提升自身地位的方式，也体现了他固守传统的一面，兼儒兼商。他对广东文化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资助教育事业。一方面“修考棚以便岁科两试，扩贡院以备广録人才”，独资捐银13500两，新建试舍565间。另一方面还把自己在京城宣武门外上斜门的旧宅捐给番禺公车会馆，以为本邑学子上京应试或乡绅公车息憩之所。[41]其次，积极倡种牛痘，热心引进外国先进的医疗技术，积极为各地筹办洋痘种和接种工具，促进各地卫生事业的发展。时任总督的骆秉章就曾写信托潘仕成代购种痘洋刀。 [42]仕成这一系列善举深得广东父老的尊重，赢得慈善家的称号，对于他树立地方威望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潘仕成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是以他花巨资兴建的海山仙馆为中心的，邀请各地著名的文人骚客来此诗文唱和，使这座园林成为广州地区文人汇萃、学人神往的地方。海山仙馆座落于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滨临珠江，风景旖旎，历来是富家大族及士大夫宦成而归后，“处治广囿、营别墅，以为休息游宴之所”。 [43]园林以“海上神山，仙人旧馆”一联而得名，既有“蓬岛仙山”之誉，还有“务尽华夷所有”之赞，广罗中外各地精品，房子中有涂着日本油漆的名贵木料做的家具、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大理石铺的地面等，[44]是一座中西交融的私家园林。俞洵庆称赞道:“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待以有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45]
海山仙馆在潘仕成的精心经营下成为广州的一大名园，在粤的官宦名儒均受邀而至，在此诗文唱和，成为当时文人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在海山仙馆中寄居过的著名诗人有翁同书、黄培芳、张维屏、何绍基、梁廷枏等，其中许多人均曾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早期的洋务，对中外局势有着共同的看法，这也使海山仙馆多了一层政治色彩，成为当时提倡洋务的有识之士交流的重要场所。以游玩诗文为证，在梁廷枏作客海山仙馆后所作的《海山仙馆雅集图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客人们在园内的情景。[46]从中可看出主人的儒生气质以及主客之间的深厚交情，这是海山仙馆能吸引如此多名人来此作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招待中国的达官名士以外，潘仕成还在海山仙馆接待外国宾客。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载，“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这里成为当时中外交流的重要政治场所。同文还引述了1860年4月11日登载在《法兰西公报》上一封来自广州的信，提及他们造访海山仙馆的事，称主人每年花在这处房产上的花费达300万法郎，还提到园中设有印刷厂，应是当时刻印《海山仙馆丛书》所修建的。作者还称主人“十分喜欢法国人”，这与潘仕成早年曾参与接待法国大使的工作有关。 [47]同书中还记载了当时耆英在这里接待法国驻广州领事拉地蒙冬的事情，主人和耆英所展现出来的文雅气度使他惊奇不已，他说:“我到过许多欧洲的宫廷，在其中我也遇到和结识了不少最杰出的人物；但在举止的优美、高贵和从容方面，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有人能超过这些中国人的。”[48]由于潘仕成家中经常聚集各国夷人，引起不少仇视外国人的百姓不满，“哄于其门”。 [49]因此海山仙馆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官员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
潘仕成在海山仙馆中除了宴客以外，还把它作为进行文化建设的中心，投入巨资搜购各地古典文献，将历代名家墨宝、书迹藏于此，刻印出版了《海山仙馆丛书》《海山仙馆丛帖》《佩文韵府》及法国传教士玛吉士编的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外国地理丛考》等丛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馆内还筑有回廊300间，以嵌石刻，就丛帖卷册所占面积估算，总数逾1000余石之多，其中不少是历代著名书家作品，价值极高。
潘仕成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是他由官商向儒商身份转变的手段，在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但这些活动却日益成为他的严重经济负担。此外，潘仕成善于交际，无论是威镇一方的地方大员还是诗名远播的各地士人均乐于交结，这也是造成日后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海山仙馆尽素遗芬》中收入与他有书信来往的贵交113人，都是当朝的名宦显贵、地方政要和科举才子，如林则徐、耆英、翁同书、黄爵滋等。他结交朋友从不吝惜，而且为人仗义，因此不少书信都是求他帮忙或是致谢信，有的是向他借钱，有的是求他拉关系等，而他却绝少拒绝。例如道光年间的布政使严良训知道他升任盐道使就曾写信向他推荐同乡人入职 。[50]何桂清在信中不禁说:“安得天下士尽能如兄之实心实力，好义急公，不负君恩，不负人望？虽难而不诿效，虽远而亟图，则无事时恐有事，有事然后无事矣。” [51]
潘仕成晚年“因亏帑籍没，园亦入官”，海山仙馆由于园基太大无人应标而被拆卖。[52]这座名园最终随其主人的破败而湮没。
四、结 语
潘氏虽然在商界、政界上都能游刃有余，但却始终逃不过败落的结局，晚年困于盐鹾并最终破产，一方面有经营不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他坚持传统儒商身份，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应酬开销有关。这种危机在陶恩培的信札中已有透露，信中说:“但使经理得宜，日有起色，不难弥补积亏。惟尊府酬应甚广，恐致入不敷出，则依不能宽裕耳。”[53]可见当时他已经困于盐业，但仍然难以控制开销，破产已是早晚的事情。作为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潘仕成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比一般商人和官员更为深刻，也具有更高的见识，对中国与外国的交涉起过重要作用。这种以商人身份入仕在当时中国传统商人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有了新的含义，一方面担任起清政府了解外部世界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交织，其兴起与败落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下的一个缩影。最后他还是和一般传统官商命运一样，走向失败，这是中国红顶商人的必然末路。他看到了时代的发展，但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注释】
[1]陈泽泓《潘仕成略考》，《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431页。
[2]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辩》，《岭南文史》2000年第2期。
[3]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2、95、191页。
[4]［民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68页。
[5]［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1卷，上海会文堂，1923年版。
[6]［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1卷。
[7]［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2卷。
[8]［美］亨特著、沈正邦译、 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之《潘启官的乡间住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87页。
[9]［清］李光廷等修《光绪〈广州府志〉》，第131卷，《潘仕成传》，光绪五年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0]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201-204页。
[11]［清］谭莹《乐志堂文集续集》，第2卷，《代阖省绅士为潘德畲廉访伍紫垣观察请修赤冈琶洲两文塔启》，续修四库全书本。
[12]［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4卷。(www.xing528.com)
[13]［清］梁廷枏著，杨芷华点校《艺文汇编:藤花亭骈体文集》第3卷，《贺潘德畲观察晋阶方伯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清］李光廷等修《光绪〈广州府志〉》，第131卷，《潘仕成传》。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出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748条，《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遵旨晓谕英夷准其通商并筹堵塞省河添铸礮位等情形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83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81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庚午”条。
[18]《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81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庚午”条。
[19]《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83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条。
[20]《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84卷，“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条。
[21]［清］梁廷枏著，邵循正点校《夷氛闻记》，第5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
[22]《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84卷，“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条。
[23]《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95卷，“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壬申”条。
[24]《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97卷，“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庚寅”条。
[25]《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395卷，“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壬申”条。
[26]［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1卷。
[27]［清］梁廷枏著《艺文汇编:藤花亭骈体文集》，第3卷，《贺潘德畲观察晋阶方伯书》。
[28]《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775条，《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奏报法国兵船停泊粤洋并闻续有使臣兵船来华情形片》。
[29]《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406卷，“道光二十四年六月戊戌”条。
[30]何修文编著《中外诗人咏澳门》，《妈阁庙石刻诗》，海燕出版社，2000年版，45页。
[31]《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788条，《两广总督耆英等奏报美使顾盛欲赴通商各口查看贸易飞咨各省妥为驾驭片》。［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372页。
[32]［美］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372页。
[33]《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792条，《两广总督耆英等奏报赴澳门接见法国夷使起程日期擢》。
[34]《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800条，《两广总督耆英等奏报遵旨酌拟妥办天主教弛禁摺》。
[35]《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798条，《两广总督耆英等奏请奖叙勷办夷务出力人员片》。
[36]［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2卷。
[37]《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442卷，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乙亥”条。
[38]［清］李光廷等修《光绪〈广州府志〉》，第131卷，《潘仕成传》。
[39]［清］何绍基著《何绍基诗文集》，第13卷，《九月二十日潘德舆招饮海山仙馆即事有作》，岳麓书社，1992年版。
[40]［清］李光廷等修《光绪〈广州府志〉》，第131卷，《潘仕成传》。
[41]［清］李光廷等修《光绪〈广州府志〉》，第131卷，《潘仕成传》。
[42]［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2卷。
[43]［民国］黄佛颐编纂、仇江等点校《广州城坊志》，第5卷《 荔枝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4]［美］亨特著《旧中国杂记》之《潘启官的乡间住宅》，87页。
[45]［民国］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第5卷，《荔枝湾》。
[46]［清］梁廷枏著《艺文汇编:藤花亭骈体文集》，第1卷，《海山仙馆雅集图记》。
[47]［美］亨特著《旧中国杂记》之《潘启官的乡间住宅》，87页。
[48]［美］亨特著《旧中国杂记》之《钦差大臣耆英》，145页。
[49]［清］梁廷枏著《夷氛闻记》，第5卷。
[50]［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3卷。
[51]［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2卷 。
[52]［民国］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第5卷，《荔枝湾》。
[53]［清］潘桂、潘国荣编《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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