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部 杨幸何
当世界已进入海上商品贸易时代，中国还陶醉在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孕育出一个半官半民的外贸垄断组织——广州十三行。十三行商人长期与夷人做生意、打交道，深谙夷务之道。在鸦片战争时期，他们积极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加强清军武备，对抗英军；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他们又天然地站在朝廷一边，为官兵供应西洋武器，雇佣夷员，镇压各地起义军。潘仕成、伍敦元、伍崇曜、吴健彰、梁纶枢等正是这些行商的代表。他们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驱人物。
一、潘仕成对西方水雷技术的引进
十三行行商进口西洋武器有着较长的历史，耆英任两广总督时曾奏:“查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售卖火药洋枪向不禁止，盖恐一经查禁，不敢携带进口，即在外洋卖给匪人也。” [1]《粤海关志》中也曾记录有进口洋枪的税则，可见十三行商人对西方火器的进口还是比较普遍的。[2]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侵略者，十三行商人纷纷捐资谋策，出人出力，协助官兵全力抗敌。他们通过购买、仿造等方式，对西方先进武器，上至舰船大炮，下至洋枪水雷，进行了大量的引进。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帮助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建设走向近代化的先驱人物。
林则徐在广东任职期间，曾先后设法购置了二百余门西方各国火炮，大者有九千余斤，增排虎门两岸。[3]他曾亲自来到靖远炮台视察从澳门购来的葡萄牙式黄铜大炮。[4]这些铜炮都能发射六十八磅炮弹。[5]按照当时的中外交往体系，中国官方一般是不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而是由行商作为中介。因此这些洋炮相信多是官方交由行商来代为采购的。
除了洋枪洋炮外，十三行绅商潘仕成还首倡制造水雷。潘氏的这项工作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攻船水雷图说》中讲道:“（美利坚）兵官壬雷斯抵粤，自言能造水雷，遣善泅水者潜至敌人船下；或顺流放去，泊于船底，借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舟，罔不破碎。事成索酬数万。时值闽浙用兵，猝欲得其法以破敌，不惜重资，如数予约。乃禀商靖逆将军，暨督抚大宪，给札开局。凡九阅月而水雷成。”[6]潘仕成雇佣的美国兵官壬雷士（斯），关于他的姓名和籍贯，陈大谊在《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 [7]一文中考证如下:各书记载不相同，魏源《洋艘征抚记》，作“捐资延法兰西夷官雷壬士于家”；梁廷枏《夷氛闻记》（原文作“夷氛记闻”）作“延佛兰西人雷士壬”；奕山奏稿作“雇觅米利坚国夷官壬雷斯”。由于潘仕成为当事人，而他所写《攻船水雷图说》，作“美利坚夷兵官壬雷斯”，因从潘说。
美国人素有使用水雷抗敌的传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便曾使用水雷打击强大的英军水上舰艇，并对其造成了一些损失。 [8]因此壬雷斯见到清军难抗强大的英军舰队，自然想到了要用水雷来破敌。
陈大谊认为，潘仕成延揽壬雷士可能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按梁廷枏《夷氛闻记》说:“仕成因延法兰西（美利坚）人雷任士（壬雷斯）造洋炮水雷以进，粤人怨英人甚，见仕成，或饮诸夷，不能辨何国也，则閧（哄）于其门，从容解譬而后已”[9] 。
潘仕成雇请壬雷士制造水雷得到了清朝要员奕山、祁贡的大力支持。他们先后上奏朝廷报告此事。
这种水雷的制法，是利用水压力，触机发火，暴发大量的火药。“雷器装备妥协后，令极善没水之兵，潜送至敌人船底，将引绳搭系水中锚索，务使水雷恰在船底之中，勿得差错。即将护盖木塞拔出，速即登岸远避。为时约五六分久，水灌鼓涨，机板扛揭板起尽，弹条击落，火帽迸裂发火，迫入火塔，直透药管内，烘药燃，火势横溢，药仓如迅雷轰然起矣。”[10]
潘仕成制造水雷，“屡经改造试演，以求合式。凡九阅月，而水雷始成……在省河试演……似颇得力。”于是祁贡将绘制的《水雷图说》一册以及二十具水雷一起交由曾经学习制造水雷和配置火药的李光铃、潘仕豪、李光业三人，带同各匠役，进京呈送。[11]水雷带到北京后，于九月八日在天津大沽海口试演，水雷将试验用的木筏轰碎，试验成功。[12]
然而，壬雷斯的这种水雷在实战中却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正如道光帝在其著直隶总督的上谕中指出:“设伏之器必使敌人不觉，方能攻其无备。此项水雷既无此善水之人送至船底，轰击虽利，亦未见为适用。”他下令将带来的水雷妥为贮存，并饬令李光业等人回粤。[13]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张敬修及王者华等人又秘密制造多枚水雷，并费尽心力，“乘黑夜偷入敌船底，及药线发，声闻十里，不知者疑为霹雳，截然怒号，乃敌船仅略一摇动，纵横不过数丈，无损毫末，连放三次均无益”。 [14]可见潘氏水雷在实战中的效果依然差强人意。
尽管水雷的最初引进并不成功，耗费了不少钱财且没能取得预想的战果，但这依然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尝试。这种成本低廉、生产便利的武器，对于技艺落后的中国来说是值得持续投入力量试制的。清军新一代水雷的研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又再启动。
除了水雷外，潘仕成和壬雷斯还一同试制先进火药。壬雷斯将火药制法教授给了李光铃。后来，李光铃携带了四百斤新式火药进京演试。[15]
二、行商引进西方战船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09年，行商便曾为官府代为购买了一艘一百零八吨的不列颠双桅帆船“伊丽莎白号”，并租赁了另一艘三百五十吨的散商船“水星号”用于加强中国水师，清剿海盗。[16]
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广东官绅在林则徐的率领下，积极引进先进的西方战船，全力加强海防。广东地区也成为了洋船引进的前哨站。在这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便是那些长期与西方船主打交道的行商。他们为清军捐购了多艘西式战船，补充了水师的作战力量。为此道光帝曾多次下旨鼓励行商购买夷船:“该省洋商（指行商）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著粤海关监督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并著晓谕该绅商等，多方构造，务须木料坚固，堪备捍卫之用为要”[17]。
同孚行商人潘绍光，即潘正炜购买了一只吕宋夷船，花费了一万两白银。文丰亲往查验，形容“船身虽不甚长，而木料尚属坚固，驾驶亦觉灵便，当经咨呈靖逆将军奕山暨督抚臣公同验收，发交水师营备用”[18] 。
怡和行原商人伍敦元，即伍秉鉴则购买了一艘美国船，花费了一万四千四百两白银。大理寺少卿金应鳞在奏折中也曾记载广东的一艘购自美国的战船:“拆而视之，木甚坚硬，用牛皮包裹五层，加以铜皮铁皮，又各包五六层，其厚约有尺余，方到木质，是以炮子虽巨，难于击碎。”[19]很可能讲的就是伍敦元购买的这艘战舰。根据梁嘉彬先生的考据:“据《东华录》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条内有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船一只之语，当与《中华闻见录》1843年2月号所载琦善受皇命创设海军，公行为政府购置约百八十吨船‘拉米罗号’一艘及约三百七十吨之‘伶仃号’一艘之事同为一事，可以无疑。”[20]“伶仃号”是美国旗昌洋行所属的船只，当为伍敦元所购美国船的名字。而潘绍光所购的吕宋船即为“拉米罗号”。
关于“伶仃号”在亨特的《广州番鬼录》中有详细的记载:该船从1830年开始作为旗昌洋行的趸船，载货量大，航行性能好。后在派往黄埔后被广东当局收购，在海珠炮台下碇驻防。 广东当局对船只的外观按照中国式样进行了涂装，并插上了各种旗帜。亨特认为经过改装后的“伶仃号”可以对抗任何英国海军的小护航舰——“无论是‘摩底士底号’，还是‘阿勒琴号’，甚至‘前锋号’”。但“伶仃号”却没能在战场上派上任何用场，在一次发大水时，该舰不幸翻船，沉入水底。[21]这无疑是清军水师装备的一个重大损失。
潘仕成用银一万两，自行监造仿西方式样的战船一艘。他自觅良匠，加倍工料，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 [22]文丰后来陆续偿清了潘仕成造船的工价，并“捐铸炮位如法安放，业经靖逆将军奕山拨归水师旗营，作为战舰，合并陈明”[23]。潘仕成所造的这艘船配属水师后，经过一番训练，据奕山奏:“驾驶演放炮手，已臻成熟，轰击甚为得力”。他还提到潘仕成仿照美国兵船制造了船样一只，并拟酌照英人中等兵船式样制造船只。奕山决定将年分例修战船暂停，节约费用拿来改造大船。道光帝闻奏后非常满意，下旨说:“以后制造船只，即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发给，并不必限以时日，卑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24]从道光帝将造船的任务单独交给商人潘仕成可以看出广东绅商在引进西式战船上做出了巨大的劳绩，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但同时也看出道光帝已深悉本朝官吏的腐败，深怕他们偷工减料，以至不敢将造船的任务交给他们。
广东地区引进西式战船取得的进展得到了道光帝的肯定，他降谕往后在制造船炮时“毋庸泥守旧制，总以精良适用为贵”[25] 。
除了传统的帆船之外，行商还带头引进代表当时海战发展方向的火轮船。中国仿造的第一艘火轮船是由行商潘世荣雇用外国工匠制造的。据奕山的奏折所言:“有绅士潘世荣雇觅夷匠制造小船一只，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能适用，内地工匠往往不谙其法。闻澳门尚有夷匠颇能制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轮舟，工价自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 [26]
然而，西式战船的引进并不容易。清朝对西式战船的仿造往往只得其表，造出的战舰始终无法与英舰抗衡。如潘仕成所造的战船，被黄恩彤形容为“穷中国工力物力，不能复加于此”，然而即便如此，“而以当夷船，恐亦难言制胜”[27] 。
直接购买洋船也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文丰曾令行商们多方设法购买到前来贸易的坚固夷船。然而“黄埔夷船俱系载货来粤，仍须愿船载货回国，未肯出售”。由于“愿售者尚属寥寥”，因此文丰只能“饬令众商等随时留心访察，嗣后如有坚固夷船出售者，自当劝令广为购买”[28]。广东官员曾扣留两艘停泊在黄埔的黄旗船入官，后来行商还为此支付了四万五千元。但负责军务的官员察看后却认为这两艘船又小又浅，不适用，买回来只是白白浪费银子而已。[29]
西式船舰的引进还遭遇了来自一些地方官员的阻力。广东官绅绘有制造船图五件，其中仿造夷船的式样被认为合用，原打算其他省份也如式推广，但闽浙总督怡良在经过考察后上奏说:“其广东船式，或查与福建不宜，或难出大洋驾驶，且不及夷船之坚致灵捷，而需费甚巨，拟请缓办，以紵（贮）经费。”[30]因此没有采纳，仍然采用旧法造船。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都没有大规模投入资源进行推广的决心。引进火轮船的情况也一样，起先道光帝听闻广东造火轮船还颇有兴趣，下旨要求绘图呈进。[31]而后闻潘世荣所造的火轮船并不适用，便“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32]。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鸦片战争中十三行商人对西洋武器的引进尚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他们进口和仿制的武器没能在战场上发挥制敌的效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行商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却帮助中国军事力量打开了走向近代化的大门。尽管这扇门打开得并不大，在战后不久又几乎给顽固的保守势力重新关上，但毕竟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历史上书下了重要的一笔。而随着咸丰、同治年间大规模的内战席卷全国，行商又再次为清朝廷承担了引进西洋武器的任务。
三、伍崇曜与广东地区的武器进口
鸦片战争后，尽管“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格局已经被打破，但行商作为一个在中外关系中起着独特纽带作用的群体，依然在中外交涉和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各地反清起义的风起云涌，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内战的时期。行商自然站在了清朝统治者一边，帮助镇压各地起义。其中重要一项便是为清军引进先进的西洋武器装备。
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之一的湘军水师装备有不少是从广州购买的洋枪洋炮。购买这些火器自然少不了行商的联络以及捐输。
战争期间，叶名琛曾组建一支红单船队出海开赴长江与太平军作战。红单船是中国战船中载炮量最大的战船之一。被清军视为“为水师中之最剽捷者”。叶名琛的这支红单船队装备了大量的洋庄铁炮，重量由一千数百斤至六七百斤不等。 [33]这便是红单船队重要的火力来源。对比当时装备多为皮蓬小船、土制火炮的太平军水师，红单船队的火力具有绝对的优势。向荣曾形容红单船:“大者可安炮三十余位，小者亦可安炮二十位，左右船头，三面轮放，周流不息，舵工运掉（棹？）如飞，无论炮弹所中，可以洞穿数船，即乘风击撞，亦复当之立碎。” [34]可见这种中船西炮相结合的水战平台的强大破坏力。
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红单船连续与太平军交战。在天京三山营江面，红单船队击沉大量太平军船只，俘获大小船只260余艘，士兵200余人，“凡江上所遇贼舟宗，一扫而空，并获军火炮械马匹衣物粮食极多”[35]。接着，在三山营下游，红单船队又与其他清军相互配合，两战两捷，击毁太平军的火船队，毁俘敌船数以百计，缴获战具颇多，而己方却没有大的损失。[36]初次几场作战便显示了红单船队在江河作战中的巨大战斗力。据向荣在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的《复奏贼占浦口洲地情形片》中说，红单船队已经“连破贼船不下千只，业已扼住采石矶，截断江面，极为得手”[37]。而在他八月二十六日的《迭攻贼营获胜亟合围并督催师船上驶折》中还提到红单船队“所需军火子药，据粤督来咨亦称宽为预备”[38]。可见广东方面为红单船准备了足够的补给物资，能够支持其与太平军长期作战。
在以后的十年里，红单船队一直被清军作为一支重要的水上力量与太平军交战，击毁太平军船只数千艘，消灭太平军数以万计，夺获大量军火、粮食等物资，给太平天国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为清军在长江上制江权的取得立下了汗马功劳。[39]
值得注意的是，红单船队的经费基本上是由广东各县的绅士捐输的。其中旧十三行商人伍崇曜支持了相当一部分。
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署礼部左侍郎宋晋上奏请求特谕伍崇曜，希望他能尽快再添募红单船百只。至于雇募的费用，伍崇曜如果能独力支付，助成巨功，固属至善，否则，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家业也属殷实，可以协助办理此事，一同分担费用。咸丰帝接受了这项建议。[40]到了十二月，伍崇曜收到谕令后便递禀帖给叶名琛和柏贵，说其父伍秉鉴承充洋商50余年，前后捐输有白银二百一十三万余两。鸦片战争之后，洋商裁撤，伍秉鉴也不久病故。[41]咸丰元年，他自己奉旨办理接济团练的经费，伍氏家族共捐输白银十万零七千九百四十九两。因此现在遵旨捐输雇觅红单船经费，谨捐银四万两，呈交广东藩库，作为红单船经费，并称自己是“不敢仰邀甄叙”的。
鸦片战争之后，伍氏家族由伍崇曜主持，继续经营大宗茶叶贸易，而伍崇曜仍为旧行商的首领。太平天国爆发后，伍崇曜帮助清政府转运漕粮，支持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广东红巾军，并从中渔利。
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天地会发动起义，义军大举围攻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主持镇压，他手下有两位重要干将，负责筹兵的是按察使沈隶辉，负责筹措军饷的则是伍崇曜。伍先后在大佛寺、长寿寺设劝捐居，新、老城设分局，筹措军援款，其中仅长寿寺西局几年里便筹措了500余万，还有大批粮草军械。[42]
这些粮草军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国商人提供的。他们在围城期间不停顿地向被围困在广州城内的清政府孤军提供粮食和军火。 [43]据叶名琛的幕僚朱用孚记载:“城中米食军火已竭，饷道中断。附近各乡不从贼而助官军者，惟大沥九十六乡，大圃二十四乡而已。佛山贼亦因大沥诸乡梗路，不得径达省北，以是相峙。大沥练长举人麦佩金等遣人求助军火于省，无以应。沈公（即沈隶辉）命余乘夷人轮船到香港采办洋药，以充军实，城中恃以无恐”[44]。
为此起义军领袖陈显良在1855年2月20日发给英、法、美三国公使的照会中谴责道:“各大国贸易者，每每以舟华艇等船用米盖住火药，载运进省，其火炮名为防贼，而实卖与奸官，殊乖正理。”[45]
在《北京条约》订约前，英、美、法等西方列夷都表示要对战争中的双方保持中立。这些国家的官方态度是既禁止出卖军火给太平军等农民义起军，又禁止卖给清政府。但是这些国家的在华商人却不管这一套，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上至舰船大炮，下至手枪火药，他们什么都敢卖，而各国官方对此也往往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认真地加以阻止。于是洋军火在这一时期便大量涌入中国，各国商人也大发战争财。
在广东地区，伍崇曜等旧十三行商人由于与外商长期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容易帮助清政府从外商手中进口到作战需要的军火。伍崇曜在围城期间甚至设法向外商借到了26万两白银用于军饷。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外债之一。咸丰八年（1858年），伍崇曜又从旗昌洋行借得32万两用于清政府镇压广西天地会红巾军。 [46]这些军饷中的一部分相信被用于了由外国商人手上购置西洋武器。
西方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广州城，叶名琛苦撑到底，为最后打败围城义军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正如太平军的洋将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所指出的:“清政府是依靠英国人的力量才保有（广州）这座城市的。”[47]
四、吴健彰的“西方舰队”
太平天国时期，除了广东地区外，清军的另一个重要的西洋武器来源地便是上海。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后兴起的国际化通商口岸，成为了清军武器的进口基地。在江南一带作战的清军，其手中的西洋武器多数都是由上海一带进口获得的。清军在上海购买到了上至各类舰船，下至轻型火器在内的各式西方兵器。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清政府在上海外购西洋武器的关键性人物便是时任上海道台的旧十三行商人——吴健彰。
吴健彰原为同顺行商人，人称“爽官”（Samqua）。他在夷商中人脉较广，因此曾多次帮助清政府处理各种夷务。
《南京条约》后，吴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黑白两道通吃，内外人物皆交，活跃于政商两界，同外商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当时上海口岸初开，清政府急需通晓外语、熟悉外情、同外国人有一定关系的“夷务”人才，吴健彰的各种条件非常适合，加之他又非常会“来事”，不断纳钱捐官，最终乘着参与查办青浦教案的契机，升任上海道。吴健彰获得这一职位后，不久便碰上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从而也开始了他联合夷人一道镇压义军的活动。[48]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命令吴健彰设法向外国政府“借舰助剿”并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口外国武器，加强清军的守备力量。
吴健彰 “借舰助剿”屡屡碰壁，但购买西方船炮却非常顺利。他购买不少洋炮运往前线，其中澳门商人便曾给他提供过一些。但吴购买的洋炮很多都随着清军战事的失利而落到了太平军的手里，[49]另外还有相当多的备送清军江宁和扬州大营的火器在小刀会起义时落到了义军的手上。[50]
怡和洋行驻上海主持人达拉斯（A. G. Dallas）曾在1853年3月19日写给香港大卫·查甸（Darvd Jardine）的信中记载吴健彰买炮的情况:“道台已拒绝买炮。我相信这确是因为没有钱买。他运上去的那些大多都落到叛党手里去了。目前似乎也不多要了。我已运二十尊到鹿港去，尽力以高于你的现价把阿昂那号运来的那一批卖出去。”[51]
从这段记载可见，吴健彰在进口西方军火上花费巨大，到了无钱可用的地步。而夷商也非常乐意乘着中国内战大发战争财，他们抓紧机会极力向吴健彰推销他们的西方利器。
在战船方面，吴健彰通过与夷人的“非常关系”从对方手中购进了多艘西方商船，包括“阿格尼斯号”（Agnes）、纵帆船“杜文号”（Dewan）和三帆船“安狄罗浦号”（Antelope）。他将这些商船加以改装，准备作为运送武器和军队的运输船。他还通过同是旗昌洋行股东的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以每月5万元的租金，从旗昌洋行那里租到了一条旧的鸦片趸船“科学号”（Science）据葡萄牙人特瑞修（C. A. Montalto de Jesus）著的《上海史》（Historic Shanghai）说“科学号”本来是被用来收容海军新兵的，该船租给吴健彰后，于3月27日奉命上驶，4月中旬和“杜文号”一道驶近镇江府，然而“科学号”却在这个地方陷在江边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不得已只能将这艘船放弃。[52]
达拉斯曾在1853年5月7日寄往香港的信件中非常生动详细地记载了吴健彰为购买船炮与洋商讨价还价的情景:“道台以9000元买下克隆号（Clown），但拒绝用12000元买灵甫号（Nymph），对于抗浦登号（Sir Herbert Compton，即“抗普顿号”、“甘普敦号”，该船为火轮船，经改装后成为兵船，为吴健彰舰队的旗舰——编者注），只出价18000元，有人向他建议沙逊家新娘号（Bride Sasson Family），和斯尼波号（Snipo），他说他再不要小船了。据我所听到的，我以为他是在想劳力克号（Laurick），也想买发康号（Falcon）。大口径炮可以使发康号好卖很多，炮架也非常重要。要是发康卖了，我以为我们很容易拿克隆号代替发康号在鹿港的位置，克隆号是一条马栗木料、厚钢包裹、非常坚牢的船。”[53]
从文中那些外商的贪婪嘴脸清晰可见，他们过高的要价让花“公家钱”的吴健彰都承受不了。这些外商为了能高价卖出手中的“好货”，还张罗着搭配不同的货品来吸引吴健彰。他们发现用大口径炮搭配商船的方式来引诱吴健彰购买的法子非常有效，能够从中获得厚利。达拉斯正是听说美国人通过给船只安装大口径洋炮的方式将他们的几艘旧船推销给了吴健彰，因此他也通知怡和洋行开往上海的船只，必须都装上大口径洋炮，以便向吴健彰兜售:“假如你派发康号来上海，有意把它卖给道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配上重炮，特别是象巡洋舰那样，在下甲板上配重炮。道台已经得出这样结论:小船是没有用处的，因而他要几条堂而皇之的大船。” [54]他在以后的信中又多次强调了这点:“炮虽没有卖出去，重炮却是非常需要的，目前重炮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55]我要努力兜卖重炮，甲谢（Jauncey）船长已带了四尊或六尊去卖去了”[56]。达拉斯甚至还曾希望“发康号”能够装备下甲板炮，以此“勾起道台的欲望”[57]。
洋商们为了争夺吴健彰这个“顶级客户”，还不惜相互拆台。如达拉斯在1853年5月31日给大卫· 查甸的信中就这么写到:“劳力克号二五，〇〇〇元吴健彰不买，我个人没有和他直接接洽，索价不愿再低。芒狄奈（Montigny）告诉我，比尔（Beale）尽一切力量劝吴健彰不要买拉里斯顿号（Larriston），我相信他对于劳力克的事业会同样干法的。”[58]
此外，在与外商交易的过程中，吴健彰还不忘损公肥私，他私下收受了夷人的贿赂，然后用公家的钱以很高的价格从夷人那里购买旧船，让夷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如西属印度巴斯商人为了高价出售2艘船，给吴健彰及其手下以很大的贿赂。于是吴健彰放弃了购买旗昌洋行标价20000元的“龙号”（Dragon），而选择这2艘巴斯船。为此金能亨非常不满，把这个事告诉了达拉斯。达拉斯自然相信金能亨所说的话，因为他知道当时枪炮和其它武器的交易也存在诸多这样的“暗箱操作”[59] 。
更有甚者还试图将一些破旧不堪的武器卖给吴道台。如“阿昂那号”就曾经运来了一批短枪和弯刀，达拉斯形容“这些东西锈烂不堪”，甚至“短枪根本不能用了”。连他都看不下去，不愿意将这些东西卖给道台。[60]
为了能让他打造的这支“西方舰队”顺利运转，吴健彰雇佣了不少洋员来担任指挥官和水手，主要是英美人。如他雇佣了一个叫派基（Page）的英国人做“抗普顿号”的主官，雇佣他的月薪是125元。[61]
这些船被命令开去镇江一带协防当地清军，但却一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内部矛盾重重。先是因为军饷发不下来，导致船员无心服从命令，舰队几乎陷入无组织状态。停泊在吴淞的“克隆号”拒绝执行出发的命令，除非吴健彰能够把饷发下来。而“抗普顿号”则因为缺乏人手而暂时无法起航。随后不久，舰队便与太平军遭遇，双方发生交战，结果舰队遭到挫败，有两名外国人战死。舰队顿时无心恋战，退回了上海，分泊在吴淞地区。本来“抗普顿号”打算于6月8日上驶支援，又给洋员费士班（Fishlbourne）下令封禁。
为了应付这种近乎失控的状况，吴健彰被迫给一部分水手发放全饷，为此放弃了购买“发康号”。但是即使已经买到手的船吴健彰也依然无法控制，其中一只“羊神号”（Agnes，即“阿格尼斯号”——编者注）被水手扣作欠饷的担保品，这些夷人水手完全没有把吴健彰放在眼里。[62]
此外，吴健彰还雇用了一小队葡萄牙快船（又称为“划艇”，其式样为欧式船壳，中式帆船，著名的“亚罗号”便是这种快船），总数大概有31艘。这些船只在澳门被改装成了战船，共备炮360门，人员1500名，多为从澳门雇佣的来自葡属印度殖民地（即“西海岸”）的海员，这些人“高大身材，面孔黝黑，头上缠着南方的包头巾，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渔，一直在沿海以抢劫为生”。平时在江浙沿海受雇护送货船，担任所谓“海岸巡警”，同时也兼职作海盗。吴健彰给他们的薪饷是每人每月8元钱，期限至少6个月。 [63]对于这样一伙人是难以保证他们会对吴健彰忠诚的。
这些快船在欧洲人看来配备低劣且船员素质低下，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是可怕的武器”。他们在南京附近水面与太平军作战，并屡有小胜。英国公使文翰（Sir George Bonham）便曾目睹吴健彰领着25个葡萄牙人进攻镇江的太平军。[64]
吴健彰舰队后来在焦山与清军水师汇合，共同封锁江面。葡萄牙快船经历了几次遭遇战，据特瑞修说，“打得很顺手”[65]。但在9月份时，吴的舰队却再次因为缺饷而“各有退志”，使得吴健彰不得不在9月25日亲自从上海前往焦山。他通过与各船主官谈话，逐一开导，才勉强稳住了这些“洋大爷”们，使他们答应继续留下来卖力。[66]
一些外国人曾对这支舰队停泊焦山与太平军对峙的情况有所记载，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作士在他出版于1860年的《在华五年记》中记载道:“为了到达焦山，我必须再次穿越清军水师船队的封锁。这支船队由将近100艘战船（中国大帆船）、葡萄牙快速帆船等组成。令人羞于启齿的是，这当中还包括5艘英、美船只及其船员。这些船员自愿受雇，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帮助鞑靼篡夺者，以维持他们腐朽的王朝，在人类大家族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口中永远搞偶像崇拜。我们直接从其中一艘外国船的炮口下通过，在焦山停了下来……”[67]
“何默士号”大副威廉斯也在他日记中记载了到吴健彰舰队去搜查“逃兵”的情景，这篇日记后刊登在1853年11月5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据日记描述:“我们首先搜查欧式三桅帆船，共约20艘……这些船只全都装备完整，人员充足，有葡萄牙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它们主要由葡萄牙人指挥，在我们搜访时，这些人都在喝酒或玩牌。”他们后来在船上找到了一个英国人，威廉斯形容这个人“一脸蠢相”，并说“战舰上从来不会有这种人”[68]。可见吴健彰雇佣的欧洲船员很多都是素质很差的人，根本够不上西方海军战舰上的正规军人的标准。
其实，吴健彰购募这些外国船炮和洋员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使人觉得清王朝已经获得了西方列夷的援助和保护。他想以此来吓唬太平军，向清朝廷邀功， [69]同时也可以稳定江南一带的“民心”。因此对于自己打造的这只舰队，吴健彰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打算过让他们全力参加与太平军水师的大战，而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正如“抗普顿号”的主官派基所言，“如果受命上开，他们要和叛军保持一个客气的距离，唯有在搁浅或其他航行受到困难时受到了攻击，他们才作战自卫”[70]。
但是，吴健彰舰队的这种“威慑战略”却依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戴作士的《在华五年记》载:“由于看到清军水师中有外国船只，叛军以为外国人已普遍加入敌方反对他们，因而张贴布告，每颗外国人的首级悬赏5000元”[71]。威廉斯也在日记中说:“我们确实听说已悬赏5000美元要我们每一个人的脑袋”[72]。
可见吴健彰舰队的存在确实进一步挑拨了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夷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吴健彰舰队主要是在拥有某种官方背景的英美大洋行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也证明了西方列夷当时在中国推行的所谓“中立政策”实际上是偏向于清政府一方的。
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上海县城被起义军占领，同时大量库款、洋枪和弹药也被起义军缴获。吴健彰也被俘获。他的被擒惊动了夷人，他们抛掉“中立”的诺言，以人道为名，想尽法子多方营救。最后由还是由“老朋友”金能亨派了两个英美人霍尔和史密斯入城，将吴健彰乔装打扮后偷带了出来。
吴健彰的成功被救出实际上也是小刀会首领刘丽川有意放他这个老乡一把。然而等到吴健彰一回去复职，立刻开始到处寻求内外力量对起义军进行反攻倒算。
当时他在黄埔江上有一个水师营，主要由他原先购募的部分中外船只及后来陆续新到的船只拼凑而成。到10月份时，他手下的这个水营已经拥有大艇30只，初具规模了。[73]
金能亨在水师的建设上为吴健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之前上海县城城北河中有一艘清军的洋船“羚羊号”（Antelope），本来应为小刀会起义军的战利品，而刘丽川也正打算派兵前去收缴船上的枪械弹药，没想到金能亨竟指挥其所属的兵丁，抢先将船上的枪械弹药移至他处。刘丽川本来也就不想再计较此事了，可没想到等到吴健彰回到上海后，金能亨竟将这些枪械弹药连同航海图等，全部移交给了他，使得吴健彰可以动用这些军火来进攻起义军。除此之外，金能亨还教授清军修造设置炮台，帮助清军制造炮车，以对付起义军。 [74]后来在进攻上海县城的作战中清军便动用了车轮炮。
为此刘丽川在《致各国领事函》（指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等国）中表示了对此事的强烈不满，并表示“深望各国侨民既不接济本军，亦不援助胡满”[75] 。
但实际上是，当时夷人为了赚钱，在上海大做军火生意，只要有钱可赚，无论是清军还是小刀会，他们都卖。而且他们正是看到清军和小刀会都是急需购置军火这一点，乘机哄抬军火的价格，牟取暴利。如两广总督怡良在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的一封奏折中就提到:“向来夷人火药，每桶卖洋银三元者，今增价至二十五、六元不等……”[76]
尽管如此清政府方面还是想尽办法购置西洋武器。如咸丰帝就曾下旨:“铜帽枪（指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著传吴健彰酌量筹办，虽不甚多亦可。”[77]
吴健彰早在接旨前便已经在大力筹办，为清军配备了不少西洋武器。如在泥城之战中英美军队就曾遭到使用欧洲武器的清军的抵抗。据当时英美方一个参加战斗的非正规士兵所言:“当我们的队伍走到离官兵营地只有五十码光景之际，官兵在防御工事上出现了，向我们开枪。这在他们总算对得起他们手里的欧洲武器。我们的一个水兵给他们打死了，其他三位战士受了重伤。”[78]
后来怡良等奏道:“吴健彰现在密雇花旗人（指美国人）制造炸弹、飞炮及一切火器、火药等物，并雇有英、佛（指法兰西）等国炮手。专营用放夹板船及烂泥渡（炮）台上炮位。”[79]由文中可以看出，清政府方面不但从夷人手里买军火，还雇用了不少洋员来制造、操纵火器。另外清军中还有夷人指挥官，主要是带领清军的技术兵种（如炮兵和水师）打仗。
有一些洋员在为清军打仗时阵亡:1853年11月9日吴健彰舰队进攻起义军阵地失败，“抗普顿号”上的一名洋员被起义军的一颗炮弹击中身亡[80]；1854年3月起义军在进攻清军南营和炮台时击伤了两名帮助清军打仗的欧洲人，这两个人后都因伤过重于3月11日死去，其中一人是从英国军舰“沙勒曼得号”（Salamander）上逃出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81]；3月29日的战斗中也有一名欧洲人被起义军击毙，他当时正站在炮台上指挥清军炮兵开炮，据说这人也是从一艘外国军舰上逃走的人员之一。另外还有记载说曾有人见到有几位马尼拉人在清军方面参加作战。[82]
清军雇佣洋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外国人比起他们来具有更高的战斗素养，懂得更先进的作战方法，以及能够非常熟悉地运用西式武器。
洋员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吴健彰的“西方舰队”。为了镇压小刀会起义军，吴健彰大力度地扩充他的水营战力。
1853年10月份，由吴健彰下令以前雇往镇江对付太平军的美国夹板船5艘、快蟹船1艘、舴艋船1艘调回上海，停泊在陆家嘴附近，以防守港口。[83]1853年11月3日，吴健彰雇来的31只葡萄牙划艇到达。这些船只由一只改装为战船的三桅商船带领着，停泊在美国领事馆下游半里处。舰队总数最后达到了36只。[84]
随着舰只的陆续到齐，吴健彰便开始筹划通过水路攻击小刀会起义军。
1853年11月6日，吴健彰指挥舰队进攻起义军小东门炮台，双方用火炮对攻，吴舰队退走。[85]
11月8日，吴舰队又与起义军发生遭遇战，据《马芝生家书》记载:“今晨有贼四、五百出小东门，欲至南门扎营，被吴观察所募夹板船迎截，毙贼多名，落水百余，生擒八十余名，并得火药一船，在臬营正法。”[86]
11月9日的水战非常激烈，吴舰队以沉伤数艘战船的代价，重创了小刀会水师，夺取了黄浦江上的制江权。[87]
在以后的交战中，吴舰队不断地进攻小东门炮台，但总是铩羽而归。
吴健彰舰队不具备西方舰队那样强有力的火力来有效地压制敌方炮台，导致在几次作战中清军的登陆部队始终无法达成抢滩任务。吴健彰舰队也没有拼死战斗的意志，其作战只是为了获取金钱和发泄暴力。他们曾袭击一艘无辜的商船，将船员当做是小刀会叛党杀死，以此来获得所谓的奖励并发泄因战败而积压的怨懑。[88]其实早在这些雇佣军刚到达上海时便曾向吴健彰勒索过金钱，他们威胁吴说:“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直下宁波，为太平王夺取该城。”[89]这样的一支被金钱和暴力所支配的军队，毫无军人的荣誉和尊严，缺乏足够的组织纪律性，更无任何崇高信仰的支撑，其战斗意志也是低下的，因此即使手中掌握有比较先进的武器，也难以打败斗志高昂的小刀会起义军。
五、梁纶枢与“德林克讨伐队”
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清军大量雇佣洋员的序幕。一般认为清军外籍雇佣军的肇始是1860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洋枪队”的组建。事实上早在吴健彰任上海道台期间清军便已经雇佣了大量的洋员，参与到清军的战法训练、装备使用、后勤保障乃至指挥作战等各个环节。清军官兵通过与这些番鬼军人共同作战，耳濡目染地学习了如何正确地在战场上使用西洋武器装备，以及运用根据这些武器装备而采取的新式战术。同时，在武器的后勤保障方面也获取了不少经验。
早在1854年，在广东地区的旧十三行行商梁纶枢便曾计划过组建一支外籍雇佣军参与镇压起义军。关于这件事，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在《旧中国杂记》中记录得非常详细:
先是经官（Kinqua）[90]找到亨特，告诉他清政府决定寻求外援，去攻打何禄率领的起义军，夺回增步。官府授权梁纶枢提出，无论什么人，如果能扫清增步岛，官府可以给他25万元，同时还派出3000名士兵和五六十只大战船协助作战，统归一个“外国总司令”指挥。梁纶枢劝说亨特充当这个远征的首领，建议这位“老友”接下这个差事。亨特在增步侦查一番后答应了经官的邀请。他们定了协议，签了字后，梁纶枢给了亨特一张25万西班牙银元的债券，表示只要将增步的义军扫平，便可交付；同时现场付了2.5万元现银，作为“定金”。[91]
梁纶枢是十三行天宝行的行商，天宝行是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由其父梁经国所创。道光七年（1827年）梁经国老病，遂由梁纶枢来接办行务。[92]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梁纶枢奉清政府的檄令设局劝捐军饷。咸丰四年（1854年）红巾军起义席卷广东各地，梁纶枢与何宫赞若瑶在广州城西开局，筹饷招募兵勇，后又移局南村，改局为贲南书院。梁纶枢帮助清政府先后筹款至40余万，为清政府击破义军出了大力。[93]而这次梁纶枢也是受政府指派来雇佣夷人作战。
亨特拿到钱后便找到了在澳门的美国人德林克（Drinker）帮忙。两人仔细勘察了地形，设想了计划。德林克负责招募士兵和船炮。他从黄埔、香港和澳门募集了一大批五花八门的亡命之徒，有英国和美国水手、澳门的船员、印度水手、马尼拉士兵和卡菲尔人（即南非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人数总共是125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就像滚沸的液汁开了锅，冒烟、涨高、泛起泡沫”。
德林克在澳门买了一艘西方式中国划艇“大黄蜂号”（Homet）将这些人载到黄埔。另外准备了三艘战船:80吨位的单桅船“维吉尼亚号”（Vigilant），20吨位的“拉夫与塔夫号”（Rough and Tough）和“拉夫与莱迪号”（Rough and Ready）。另外还准备了一门6磅炮。
与此同时，官府也正式委任德林克为“水师提督”，督率这支舰队。另一名外国人克里西（Creasy）则担任“维吉尼亚号”上的第二指挥官。
另外亨特也命令他充当代理人的3艘轮船“河鸟号”（River Bird，4烟囱，800吨）、“广州号”、“小宝石号”（Spark）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对起义军的攻击中。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对起义军展开行动的当头，美国驻华全权公使唛莲（Hon.Robert M.Maclean）却赶来劝阻亨特，要求他马上停止这个“极端严重”的军事行动，理由是担心起义军的报复以及产生很多国际麻烦。为此亨特百般辩解，但唛莲的态度非常坚决，亨特无可奈何，只能服从。他一边叫停了德林克的行动，一面知会了梁纶枢，由梁去回禀官府。(www.xing528.com)
亨特随后花钱遣散了这群雇佣兵，这些人“都觉得很遗憾，到底没开心成”。3只雇来的快艇被还了回去，武器、弹药和大船等等则卖掉了。当初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清政府花费了很多定金，结果讨伐军未能成行，官府便责成梁纶枢来找亨特要回这笔钱，这让梁纶枢左右为难。到最后这件糊涂事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94]
六、结束语
十三行商人之所以成为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先驱人物，主要还是由于其长期以来享有的在对外交往中的垄断性地位，使得他们能够比其他任何人，包括清朝官员更直接地与夷人来往。即使后来商行制度被废除了，他们依然能够依靠以往与夷人建立的“传统友谊”继续维持夷务。同时长期的经营夷务也培养了他们一定的世界眼光，使得他们能够率先认识到西洋武器的先进性以及引进西洋武器对加强清军武备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行商的半官方性质，使得行商对封建统治者具有天然的依附性。因此他们的立场始终是站在清朝廷一边的。当清朝廷遇到英国的侵犯时，他们帮助清军对抗夷人。而当清朝廷面对起义军的挑战时，他们则又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清军一边对起义军大加杀伐。因此他们引进的西洋武器，既用来对付夷人，又用来屠杀国人。
许多相关论著在回顾清朝军事近代化的历程时，都会提到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官绅以及洋务派官僚，却往往忽视了十三行商人这一个特殊却又重要的群体，忽视了他们在近代初期为中国军事走向近代化而起到的先驱作用。关于十三行商人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推动作用，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发掘。
【注释】
[1]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796页。
[2]梁廷枏《粤海关志》，第9卷。
[3]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345、634页。
[4]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16页。
[5]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157页。
[6]［清］魏源撰《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2130页。
[7]选自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人民出版社重印。
[8]孙玉奇编《水雷》，国际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5页。
[9]［清］梁廷枏撰《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144页。
[10]［清］魏源撰《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2135页。
[11]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198页。
[12]［清］魏源撰《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2164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35页。
[14]［清］华廷杰著《触藩始末》，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169页。
[15]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198页。
[16]［美］H·B·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并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3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14-115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77页；又见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430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77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06页。
[20]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67页。
[21]［美］亨特著、冯铁树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10-112页。
[22]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251-252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77页。
[24]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427-428页。
[25]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428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480页。
[27]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5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435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377页。
[29]齐思和等编著《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450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4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53页。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568页。
[33]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红单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116页。
[34]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18页。
[35]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18页。
[36]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23-326页。
[37]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53页。
[38]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18页。
[39]《粤督叶名琛粤抚柏贵折》，咸丰三年十二月廿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转引自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红单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117页。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171页。
[41]伍秉鉴病故于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十一日（1843年9月4日）。
[42]章文钦《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选自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211页。
[43]茅家琦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43页。
[4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156-157页。
[45]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24页。
[46]章文钦《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选自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211-212页。
[47]［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36页。
[48]章文钦《十三行行商吴健彰》，选自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245-247页；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31-36页。
[49]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35页；［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译补，徐健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版，129页。
[50]《两广总督怡良等奏吴健彰密雇美国人制造火器及雇英法炮手片》，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235页。局，1981年版，141页。
[51]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35页。
[52]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36-137页；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30页；［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译补，徐健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版，146页。
[53]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39页。
[54]引自达拉斯1853年5月18日写给香港大卫·查甸的信件，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0页。
[55]引自达拉斯1853年5月31日写给香港大卫·查甸的信件，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1页。文中所提到的“炮”和“重炮”可能指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火炮，重炮的威力较大。
[56]引自达拉斯1853年7月10日写给香港大卫·查甸的信件，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2页。
[57]引自达拉斯1853年5月31日写给香港大卫·查甸的信件，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1页。
[58]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0-141页。
[59]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2页。
[60]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36页。
[61]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1页。
[62]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1-142页。
[63]《北华捷报》1853年11月5日第171期，54页:1853年10月26日第171期，56页，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0页，340-341页；［法］迈尔雪（R.P.Mercier）著《“贾西义”号中国海上长征记（1851-1854）》，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24-725页；［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60页。
[64]［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译补，徐健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版，110、112、165页。
[65]［葡］特瑞修（C·A·Montalto de Jesus）著《上海史》（Historic Shanghai），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30页。
[66]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39页。
[67]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太平天国》，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1页。
[68]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太平天国》，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88页。
[69]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37页。
[70]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41页。
[71]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太平天国》，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1页。
[72]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太平天国》，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89页。
[73]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37-39页。
[74]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149-150页。
[75]《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6-18页；［清］毛祥麟著《三略汇编》，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89页。
[76]《怡良等奏请勿攻上海东北面以免洋馆受伤又盘获洋人私售与镇江太平军兵器片》，引自《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卷，中华书局，233页。
[77]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82页。
[78]《北华捷报》1854年4月15日第194期，146页，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96页。
[79]《两广总督怡良等奏吴健彰密雇美国人制造火器及雇英法炮手片》（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235页。
[80]《北华捷报》1853年11月12日第172期，58页，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80页。
[81]《北华捷报》1854年3月18日第190期，130页，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03页；［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75页。
[82]《北华捷报》1854年4月1日第192期，138页，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04页。
[83]《北华捷报》1853年10月26日第171期，56页，选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40-341页；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162页。
[84]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16页、326-327、550-551页；［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60页。
[85]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162页。
[86]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16、326-327、174页。
[87]《北华捷报》1853年11月5日第171期，54页，1853年10月26日第171期，56页，1853年11月12日第172期，58页，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330、340-341、78-80页。
[88]《北华捷报》1853年11月12日第172期，58页，引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80-82页。
[89][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60页。
[90]据梁嘉彬先生考证，此处“经官”当为天宝行行商梁纶枢，而非某些文章所说的“梁经国”，见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6页。
[91]［美］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3-106页。
[92]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3-324页。
[93]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4页。
[94]［美］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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