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回顾与展望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　冷　东

广州大学旅游学院讲师　林　瀚

广州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清朝中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起了重大的作用。长达85年的岁月里，广州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放的人文意识和悠久的商贸传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与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了全面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一、十三行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通道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在1757—1842年中是中国官方唯一特许的经营海外的贸易机构。从设立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权贯中西的贸易组织，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都云集十三行发售往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也从十三行发售往全国各地。广州成为闻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也成为外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在中西交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政府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士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行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康熙帝还要求“西洋新来之人俱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城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1]。十三行成为西方人进入朝廷，认识中国的必经中转站。著名洋画师郎世宁和天文学家戴进贤，都是随商船到广州后，进入宫廷供职终生的。此外，还有一些画家通过十三行进入景德镇。十三行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方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三行也是世界看中国的窗口。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商人接触最早、最主要的群体就是十三行商人，行商的为人、为商风格是洋人认识国人的镜子；十三行生活是他们感受中国传统观念与民风、民俗的媒介。西方人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如同文行行商潘振承为了维护行号的信用，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同文行退赔的废茶达1402箱，价值超过10000银元。从潘振承开始，行商退赔废茶成为惯例。怡和行行商伍秉鉴被英美商人认为是最精明可靠、慷慨大方的人，在其众多的趣闻逸事中，有一件是被西方人广为传诵的例子。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当着这位波士顿商人面把借据撕碎，也就是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己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行商们笃守诚信、慷慨大方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是中西交流的重点场所，这里的生活是西方人眼中中国社会的缩影。他们欣赏这里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建筑，洋行公所是“一组很漂亮、宽敞的中国式建筑”，“进入公所的通道是一道宽阔的花岗石台阶，还有两扇门，这门是用非常贵重的木料做的，打磨的非常光亮”^[2]。由于这是一座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到广州来的外国人常常被带到这里来参观。他们关注行号里的办事员、夷馆里的中国仆役、商馆广场里的小商贩、卖艺者、手工艺人，认为广州城乡居民”“在商业方面是聪明的，在工艺方面是灵巧熟练的”。“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有节制的民族，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细节都渗透着礼仪”^[3]。此外，西方人还很注意中国的节日和习俗，西方人亨特在他的书中介绍了中国的“新年、龙舟节，婚姻、婚礼习俗，葬礼”^[4]等。

在中西贸易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也随商船来华传教，以别于商人的视角探视中国。他们最先接触的也是十三行行商，从十三行行商身上，他们关注中国的历史、宗教，关心民生、民情，并积极宣传，出版报刊和书籍就是普遍而有效的方式。

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从报》辟有名目繁多的栏目，主要有宗教消息、书评、文艺杂谈、时事日志等等”^[5]，以大量篇幅译介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农业、科技等方方面面，……还载文介绍中国人的性格，他们的美德和缺点；中国人的食物，中国人吃的谷物、蔬菜、水果和其他粮食作物，中国人的饮料和食物的烹调方法和吃法。该报发行到广东、东南亚、美国、英国等地，向外国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时事等方面的情况，成为当时西方人较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为中西交流创造了条件。其中，行商之经商精神，为人处世都给传教士了解中国提供一个更为专一和全面的平台。

二、十三行是中国科技文化与西方交流的桥梁

十三行输向世界的商品中，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主。西洋人在享用这些生活奢侈品的过程中，培养了新的生活习惯，学习了中国的技艺，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

16世纪航海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之路，饮茶的风气最先在荷兰开始。后来英国崛起，以东印度公司为基础，直接在广州设贸易站，组织货源运往欧洲。西方人亨特认为英国“公司船只最初到达广州是在1650年至1660年之间，而到1666年英国人才开始喝茶”。随后，喝茶的习俗在世界各国逐渐兴起。

西方的一些国家学习了中国的技术和产品制造方法，建立起瓷厂、丝织厂和手工艺厂。如“18世纪，伦敦著名的‘弓’（Bow）瓷器的工厂”，这间工厂在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前后，“生产的模仿中国青花瓷的产品上，描绘着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菊花、柳树等独到的中国艺术风格的图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于17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装饰艺术风格，引发了上至宫廷、贵族，下到平民白姓对中国事物的一种狂热爱好:“普通有钱人最不济也要在客厅里放上几只中国的青花与五彩陶瓷，以显示身份与地位；室内家具陈设大量采用中国的漆器，装饰着中国的花鸟与人物风景画；新建的园林一定要有一个中国风格的檐角上翘的亭子；妇女们以用中国的轿子、镜子、扇子和穿中国丝绸服装为荣，路易十四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就有一条饰有中国花鸟的丝绸裙子”。

瓷器在中国外贸历史上，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在18世纪，从广州十三行出口的商品中，瓷器的重要性虽然不如茶叶，但却是绝大多数外国商船回程货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因为瓷器不仅是在欧洲受欢迎的商品，在商船的返程航行中也有重要作用。瓷器较重，它一般被用作压舱货，帮助船只抵御海洋上的大风大浪。并且，瓷器的阻水性较好，将它堆放在舱底，在其上再堆放茶叶、丝绸、棉花等不能浸泡的商品，这是较理想的舱储方式。因此，采购瓷器几乎是每艘西洋商船计划的一部分。

瓷器在十三行贸易中备受欢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茶叶在欧洲的地位息息相关。17世纪西欧开始接受茶叶，到了18世纪，饮茶在欧洲成为了时尚。品茶时，茶具当然必不可少。并且，陈设在厅堂内的花瓶、瓷碟，用餐时的餐具，品茶时的茶具，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瓷器为上品，它是体现中国风情的重要实物，也是欧洲人乐于采购的商品。瓷器虽然不是外销商品的主角，但仍是贸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广州出口的外销瓷，在东印度公司贸易时期，其购销方法与茶叶大致相同。公司的总部将次年需要购买的瓷器数目、型号等通知在广州的大班，或由商船大班等人带到广州，交给行商。假如是财力雄厚的大行商，就会派自己的代理人到瓷器的产地——当时最主要的产地是江西的景德镇——采购瓷器。假如是小行商，则会委托在十三行的瓷器商人代劳。瓷器从景德镇运销广州的路线，与茶叶相类似。因为这些都是大宗商品，仅靠肩挑马驮是无法大量运销的，所以要尽量采用水路运输。瓷器首先从景德镇运到鄱阳湖，再由赣江南下，从陆路翻越大庚岭，然后取北江水道南下广州。

订购的瓷器以其生产形式来区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看样订货，瓷器的形制、花纹等均已确定，外商看样后订货；另一种是来样订货，外商将特殊的图样交给行商，由行商派人根据图样进行生产，这些图样一般是某个贵族家庭的徽章，或者是外国人的形象等。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涉及到了瓷器的加工问题。对于有特殊加工要求的瓷器，最后的加工多是在广州完成的。一般是从景德镇运来白胎瓷，然后在十三行商设置的手工工场内进行加工。 出口的瓷器中，以青花瓷为最大宗，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中，亦以青花瓷为最大宗，也是以此类而遐迩闻名。不过，广州也发展起了自己的瓷器品种，那就是独具特色的“广彩”。广彩均有描金，且色彩鲜明，瓷雕图案既有传统的花鸟鱼虫等，也有欧洲的景物，可以说它是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应运而生的新品种。

除了景德镇外，也有其他一些地方生产外销瓷。如根据外商的要求，将瓷器雕成人物或禽兽的像生瓷，如洋人夫妇像、狗、鱼、鸡等，这些瓷雕中有纯白不带颜色的，据说是德化窑的产品。中国一般称这类外销瓷为“洋彩”。《景德镇陶录》说:“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因此，我们可以说，“洋彩”类瓷器的出现。 是西方美术东传对中国陶瓷业产生影响的结果。 外销瓷不仅在图案上有所创新，而且还部分地采用了西方物品的形状设计，如高脚果盘、西式的水罐等。

加工瓷器的作坊多半分布在广州的南部，超过100个。1769年的时候，有一个来自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商人参观了一个瓷器加工场，他看到大约200个人正在忙于瓷器上彩，当中一些甚至还是儿童。高档的瓷器数量总是有限的，只能采用先到先得的原则来供应，至于普通的瓷器，则供应充足，不用担心货源。餐具及其他大件的瓷器要提前订货。有时，为了避免生产中的错误，外国公司还会送来木制的样板，看样生产。十三行的外销瓷贸易确实是在非常严密的体系下进行的。

三、十三行衍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成果

历史上商贸往来的过程，也是科技文化交流的过程。十三行行商作为清政府与西方人联系的纽带，在长期的涉外活动中，成为了认识和吸纳西方科技文化的先行者，也催生了许多文化交流的成果。

1．创造“广东英语”，造就翻译人才。外国商人来到中国，不通中国的语言，如何谈生意、做买卖成为十三行首要解决的问题。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具有开阔视野和务实精神的十三行商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创造了中英混杂的语言——“广东英语”。这是一种“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有一个包括几百个外语单词的词汇表，中国人使用它们时是依照中国文法来排列的，发音方法也是中国式的。十三行的通事和买办就是用这种独特的交际媒介，与洋人做成一笔又一笔的生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涉外问题。当时还有一本名叫《鬼话》的广东英语小册子，它“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6]，美国人亨特称赞著作此书的中国人“独具匠心，应该使他名垂千古”。

十三行行商自觉地学习、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字，一些行商还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早期行商首领潘振承“通外国语言文字，至昌宋、瑞典，贩运丝茶，往返数次”^[7]，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林则徐在粤任职期间，开办译馆，翻译西方著作。这些翻译人才中有4名表现出色，其中就有2名来自十三行，一个是洋行商人译员梁进德，另一个是洋行里的英文教师林亚适。

2．吸纳西方绘画艺术，成就“广彩”与外销画。18世纪的欧洲沉醉于古老的东方文化，追求一种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又不失欧洲品格的装饰艺术。行商们把欧洲绘画的素描手法和透视技巧，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章法和技巧，成功地制造了融汇中西风格、闻名世界的广彩瓷和外销画。

“广彩’是将景德镇运来的碗、碟、盘等素白瓷，在里面加彩后开炉烘焙而成的瓷器。十三行行商创办“附属洋行的瓷器彩绘作坊”，雇请一批画工和画匠专门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根据外商的要求在素胎瓷器上装饰欧洲的绘画，然后再开炉烘染，制成金碧辉煌、绚丽多彩的“广彩瓷”。“广彩”从那时起远销世界，流传至今依然深受西方人喜爱。朱培初曾对瓷器彩绘作坊的画师们掌握西方绘画艺术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所珍藏的餐具一瓷盘，在中央装饰了查理六世的纹章。……在框架的上面相交处的顶上则是皇冠。边缘装饰花卉、蝴蝶和植物等图案，都采用了欧洲的写实的描绘手法，同时讲究光线明暗”①。

晚清的中国外销画，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兴起于广州十三行范围内的一种中西混合的绘画。外销画主要是油画及水粉画。画师以西人喜好的人物肖像、商港风景为素材，利用国画的工笔画法配合欧洲精细描绘的艺术风格，绘画出高度写实而极富装饰味道的绘画，远销海外。活跃于广州十三行和香港画苑的关乔昌（别号琳呱）、关联昌（别号庭呱），是当时中国外销画的代表人物。

3．推广“种牛痘术”，引入西医技术。19世纪前后，西方的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医通过贸易活动进入了广州十三行，先进的西方医学传入了中国。1805年（嘉庆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在广州为儿童接种牛痘，“十二个月间，种痘之小孩约有数千”^[8] 。亦有本地人到来学习种痘之法，传到邻近省份。同年，他写了《种痘奇方详悉》一书，第一次把西方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医术介绍到中国。十三行行商郑崇谦将它翻译成中文，命名为《种痘奇书》，并予以出版。1810年（嘉庆十五年），“番商刺佛复由小昌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邱、谭二人传种之……”^[9]。在行商的积极推广下，愿意接受种牛痘的人越来越多，在广州开中国种牛痘防天花的先河。

继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传种牛痘术于广州之后，1835年（道光十五年），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来到广州，得到行商伍秉鉴等的支持，租得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一部分房屋，创办了眼科医局，时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在进行外科手术治疗时，伯驾使用了当时最新的麻醉术——乙醚麻醉法和氯仿麻醉法，把这种西方最先进的医术传入中国。伯驾还招收了几个中国学生，传授一般医疗知识并充当他的助手，这是中国人学习西医的开始。也许传教士开设医院的初衷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在客观上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广州，训练、培养了一批中国早期的医务人员，推动了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4．使用西方汇票。十三行的行商在长期的涉外活动中，了解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形，无形中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商业管理方法和手段。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伦敦汇票传入广州市场不久，曾踏足欧洲、精通夷语的行商潘振承首先使用伦敦汇票，用以支付当年与伦敦商人的所有生丝货款，数额巨大。这种全凭信誉的支付手段，对于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潘振承所表现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意识与注重商品信息、推崇商业信用的超前理念，正是广州十三行在中西交流中孕育出的丰硕果实。

四、十三行促进了岭南社会文化的发展

凭借 “一口通商”，独揽中外贸易，广州十三行成为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它以丰厚的商贸底蕴，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成为帝后倚赖的“天子南库”，同时也造就了驰名全国、富可敌国的十三行商人，促进了岭南社会文化的发展。

1．促进了广州城市建设

广置田宅、建造和修葺私家园林，成为大多数行商生活的内容。这些私家园林虽然是行商们奢侈生活的附属品，但是从岭南园林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其贡献是巨大的。在十三行商人中，若论园林修建的典范之笔，非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莫属。海山仙馆的前身乃是“唐荔园”，1830年（道光十年），此园为潘仕成购得，并更名为“潘园”。潘氏随收入日丰，遂对此园不断进行扩建修葺，最终建成集山水园林、江南亭台、西洋装饰、文苑珍藏于一体的广州第一名园。因园门有当时两广总督耆英亲笔所书八字对联“海上神山，仙人旧馆”，此园就此更名为“海山仙馆”。

此馆是中国传统的园林建设，崇尚山林野趣，其用臆想的手法来再现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在欣赏方式上，大多以静观为主，动观浏览为辅；在园景创作上，讲究点景、借景以升华意境。其中，自然环境成为艺术创作的基础和关键。岭南地处北回归线两侧，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长年花繁叶茂，并且石奇水裕，所以与雍容华贵的皇家园林和秀丽典雅的江南园林不同，岭南园林的风格主要植根于山水之间，自然环境的优势使得岭南园林亭榭楼台的设计和安排有着更大的自由度。清代的荔枝湾正处于上、下西关涌的交汇之处，如此肥沃的水土，再加上原有荔枝园的氛围，内外环境的优势，给潘园主人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

2．海防建设的加强

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的海防积弊已深，加强沿海各省的军事防备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广州作为与外交往的前沿阵地，修筑炮台、赶造战船、增强军备，成为当时海防首务。为固海防，十三行商人们积极捐资捐款筹防筹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如1835年，卢氏行商卢坤曾会同关天培筹划整饬海防各事宜，赴虎门一带“请添铸六千斤以上大炮四十位，……并增建炮台，修理墙垛，铸造炮子，约共需银五万二千两有奇，均准令粤海关商人捐办”^[10] 。(www.xing528.com)

1839年，“邓廷祯奏，……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舶，络绎往来。……请于横档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设铁链木排，并于威远炮台以西，添建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十位，以壮声威。所有估需各项银八万六千两，即系洋商伍绍荣等情愿捐办”^[11] 。

1840年，林则徐奉旨来广东查办鸦片，洋商们亦积极捐缴银两，提供经费。“洋商伍绍荣等呈请，将茶叶一项应得行用银两，捐缴三年。按卯解库，听候提用等情。”鸦片战争中，行商潘仕成曾一次性“捐助军需八万两，叠经仰沐恩施，赏戴花翎，并加按察司衔”。

道光二十四年，潘仕成又捐银“二万八千五百余两，又捐出泥城修筑炮台地基一段。又自备口粮团练水勇三百四十名”，当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候选通判潘世荣，曾“捐资报效洋枪、洋火药、洋铜，价银一万余两。又捐银一万两，修筑炮台，共两万余两，始终奋勉，拟请赏戴花翎”。怡和行商伍崇曜，曾“捐塞河银一万余两，捐修炮台银三万两。又另捐铸一万二千斤大铜炮十尊，缴银三万余两，共计捐银七万余两。拟请赏花翎，以郎中用”。内阁中书伍元落，“捐修炮台战船银七万两。拟请赏花翎，以员外郎即用”。另有候选郎中卢福普，曾“捐塞二沙尾河道银一万两，造战船工料银四千两，又捐铸造炮位银八千九百四十余两，又捐壮勇口粮银七千余两。凡计捐银三万两。拟请赏戴花翎”等等。

受林则徐近代军事思想的影响，行商们还积极捐购仿制西方战船，研制攻船水雷，以增强广东海防之防御能力。如1842年11月，“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驾驶灵便”。据称，当时的英国战船，体积至大，其中“大三板船可载人六七十名，小三板船或二三十名或四五十名不等”^[12]。另外，“逐层有炮百余位，亦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籍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方向。其次则中分二层，噢水较浅，炮亦不少。”船体都用“全条番木，用大铜订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13]，非常坚固。而当时广东水师战船，不仅设备陈旧，而且就是最大战船的炮位也不超过十门。鉴于英国大夹板战船如此功用，从1841年起，行商潘仕成就“察请捐银一万两，自觅良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战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 ^[14]此船后“着祁贡等拨归水师旗营，交提督吴建勋伤备弃等认真操练”，“驾驶演放，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15]，足以御敌。

1842年，潘仕成又“仿造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潘仕成之举，受到道光帝的赞许，谕“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即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发给，并不必限以时日，卑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又谕，粤省呈进战船图说五件，分交沿海各省督抚查阅，“防海船只，自应预为筹备”，详细体察洋面，“于图内所绘战船，何项最为合用，悉心妥议奏闻，候旨交广东制造”。上述英国夹板战船中，还有一种叫做火轮船，体积较小，可载人八九十名，“中设桅杆三层并无风蓬，船甚外饰洋漆，内包铁片，舱中皆铺设漆板，其平坦一如房屋之中，而光亮过之，两旁皆是铁栅栏。……（舱中）初层是其睡宿之所，又其下笼罩铁网，存贮火药等项。其睡舱两旁，约去水尺余，各设有枪炮眼，须止在舱内施放。舟中所载，均是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撤去风斗，轮即停止，是引导兵船、投递文书等项所用”，是为当时欧美最先进的蒸汽轮船。于是，行商潘世荣等人，欲雇觅夷匠仿制。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帝谕，“闻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着即绘图呈进”。可惜，因当时仿制的火轮船正处于完善阶段，操作有所不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可适用”。可是道光帝即谕，“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合用，著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16]。

无论是仿制西方战船还是研制水雷，这些创举作为吸纳西方科技文化的表现，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水雷之法，就得到了魏源的赞同和重视，在谈到“议守”之策时，他指出，“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之”。又如仿造西方战船之举，魏源也曾提到西方战船，不仅善战、灵活，并且仿制之费极省，后“广东义士，请美利坚人造二桅兵船，不仅费银万九千两。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7]。后来，魏源正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亦是承继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早期“师夷”之士的实践之举而提出来的。

3．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十三行商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利行卢文举于家乡新会城内建紫水义学，并捐田二顷二十亩作为学田，以供掌教修脯生童膏火各项之需^[18]；乾隆二十年（1755年），诸行商捐办越华书院；嘉庆十五年（1811年），行商伍恰和、卢广利、潘能敬堂、谢东裕、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李万源、叶大观堂、潘丽泉、麦同泰、黎西城等捐出西关下九铺绣衣坊公产房屋，兴办文澜书院。潘仕成于嘉庆二十二年“独力捐修”广州贡院，维修而焕然一新^[19]；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将京师宣武门外上斜街旧宅，捐为阖邑会馆，粤籍赴京省试之士子与乡绅作栖憩及以文会友之所，又与邑人捐银二千六百余两，除修葺外，余存生息，为日后修理之需^[20] 。

在图书出版方面，十三行上的作用也非常突出。如伍崇曜性好文化，搜集图书藏于广州城西白鹅潭所筑粤雅堂^[21]，并编有《远爱楼书目》传世。重要岭南学者谭莹，主理编校汇刻之书如下:《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舆地纪胜》等。清代文献学家刘锦藻评其功谓于中国文化巨矣，于乡邦文献之心香所熟，良可宝也。 ^[22]谭氏学问兼为校勘大家^[23]，固为古今所推道，名列朴学一派。而伍氏有力刊布古书，不借重费，延请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盖“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24]故伍氏虽不自著书，而其汇刻丛刊，其书可决五百年不泯，而伍氏亦随之不朽矣。

由潘仕成汇辑的《海山仙馆丛书》是清代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间，广州海山仙馆刊刻的一套别具特色的丛书。该丛书收载自唐宋至明清著作凡56种，内容除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外，还特别收入多种中外有关数学、地理、医学和火器制造的著述，在清代私人刊刻的丛书中独树一帜，为清代广州私刻丛书的代表作之一。

结　语

广东十三行的历史，是在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展开的，特别是一口贸易实施以后，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同时代的徽商和晋商相比，它的浮沉更受“夷务”的牵制，具有既显赫又悲凉的独特面貌。研究十三行有助于学术工作者更全面地了解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中外关系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8页。

[2]威廉·C·亨特著，冯铁树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东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

[3]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4]威廉·C·亨特著，冯铁树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东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

[5]刘璐、〔英〕吴芳思《斯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陛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威廉·C·亨特著，冯铁树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东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

[7]黄启臣、潘刚儿、陈国栋编著《潘同文（孚）》，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9]蒋祖缘《清代广东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5期。黄启臣《人痘的西传与牛痘的东传》，《岭峤春秋》第2辑。

[10]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故争》，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3]道光朝《娜办夷务始末》，第12卷，见沈云龙主编、文庆挤《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文海出版杜民国55年至84年((1966-1995年 )印行。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249-250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46页。

[16]道光《筹办夷务始末》，第63卷，见沈云龙主编、文庆挤《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56辑，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十五年至八十四年（1966-1995年）印行。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8]《道光〈新会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三三辑》，上海书店，景印道光刻本，第3卷，《学校》。瑞麟、戴肇辰《光绪〈府州府志〉》，成文出版社，1966年景印光绪五年粤秀书院刻本，第66卷，《学校》，38页，“紫水义学”条。

[19]李福泰、史澄《番禺县志》，同冶十年刻本，第15卷，《建设略二》，15-16页，“二十二年”条及所附潘仕成《重修贡院碑记》。 梁鼎芬、吴道镕《宣统〈番禺县续志〉》，民国20年刊本，第19卷，《人物志二》，29-30页，《潘仕成传》。

[20]梁鼎芬、吴道镕《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30页，《潘仕成传》。

[21]谭莹《粤雅堂记》，《乐志堂文集》，第11卷，1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景印咸丰十年吏隐园刻本。收《续修四库全书》，第1528册。

[2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新兴书局，1963年景印殿本，第271卷，《经籍考十五》，10160-10161页。

[23]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175页。

[24]张之洞《书目答问》，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卷，《劝刻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