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争议及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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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争议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　赵春晨

广州“十三行”之名最早起始于何时？这是自上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对历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及其主要依据进行了梳理，并对争议发展的态势、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及未来研究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前瞻。

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几种意见

有关上世纪60年代之前学术界对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看法，梁方仲先生曾在1960年发表的《关于广州十三行》一文中作了概括:

第一种，“亦是最早提出的意见，就是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的这一年，认为是广东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英国的摩斯、美国的亨特等西方学者主张这一说。后来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已指出此说的谬误，认为‘是年无非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之一年而已’”。

第二种，“认为广东十三行出现在公行成立之年以后，如日本学者稻叶岩古郎认为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十三行逐渐变成了公行的代名词。这一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把广东十三行的创立时间“定于粤海关设立的前后”，亦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前后 。^[1]

梁方仲当时作的这个归纳，比较全面，也大致准确，但是由于只是约略性的，尚不够细致。实际上，除上述三种意见外，据梁嘉彬的介绍，早期外国学者中曾经还有接近于第一种意见、又稍有差别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说 。^[2]而梁方仲所言第三种意见，又可细分为粤海关设立（1685年）前与设立后等几种不同观点。

主张十三行创立于粤海关设立之前的学者，主要是梁嘉彬，另外还有吴晗、汪宗衍等人。他们之间在具体的看法上也不尽一致:梁嘉彬在所著《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南京国立编译馆初版）中，论证“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其主要依据是明末清初人屈大均的著作《广东新语》中收入的《广州竹枝词》，已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而“此书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以前已行于世，故所述广东之事，当属其中年之所见闻”。^[3]梁嘉彬又谓，“第当时行数实不过数家，而名曰十三行者，则或诚如《粤海关志》所云‘沿明之习’耳”，“有明一代，对外贸易盖以官设牙行为媒介；而牙行又以广东为盛，福、泉、徽商人皆争趋焉。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4]可见他实际上已将十三行创立的时间上推到了明代，但苦于尚无确凿的证据，故当时仅云“或”和“权舆”而已。吴晗在为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写作的书评中，依据清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吴留村条》（按:吴留村即吴兴祚，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起任两广总督）中“郑氏既降，公又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赖以丰庶”的记载，判断“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682至1685年）四年间事” 。^[5]汪宗衍则在1957年发表的《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一文中，以包含有“银钱堆满十三行”诗句的屈大均《广州竹枝词》的第一首写道“边人带得冷雨来，今岁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惊看白满越王台”，证以同治《番禺县志·前事略》中关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至次年初春广州出现历史上罕见下雪天气的记载，考订该诗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早春时节，并推断在此之前业已存在十三行了 。^[6]

主张十三行创立于粤海关设立后的学者，是彭泽益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的《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中，将十三行的起始时间定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左右或稍后。同时他还对被梁嘉彬等人视为“十三行权舆”的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是否具有外贸牙行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明代广东香山澳的对外贸易由一般牙行商人经纪，并未另设有专门的买卖机构，而这个‘三十六行’是否是明代广东专营对外贸易的一种商行，还是一般牙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明代三十六行向市舶提举领取税饷银两，提举抽取十分之一数，或为陋规或为利息，这只能视为封建官府以官银发商生息的故事，而不表现为三十六行直接参与对外贸易的买卖行为”，^[7]他实际上是对十三行创于明代的观点予以了否定。

近30年来不同观点的争议

上世纪60年代之前学术界有关十三行的起始年代虽已出现多种意见，但基本属于各说各的，彼此并无辩驳与交锋。而且三种大类别的意见中，第一、第二两种随着中文史料的发现和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已明显暴露其舛误而被学人所舍弃，惟余第三种意见得以延续。但这个意见，如前上述，实际又分成了好几种不同的观点，彼此的分野已经开始显现。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学术思想的解放，对十三行历史的研究迅速升温，并一直持续至今。有关十三行起始年代的问题成为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交锋。下面将基本情况分几个方面概括之:

老一辈学者的继续探索。一些上世纪60年代之前已经对十三行起始年代问题进行过探索的老学者，在这一时期又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的观点，发表论著。如梁嘉彬于抗战胜利后渡海赴台，在台湾继续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1981年他在为《中华百科全书》撰写的《十三行》辞条中，依据早期来华葡人和西班牙传教士的有关记载，确认明代嘉靖年间已有十三行。他在辞条中写道:“当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纲’、‘客纪’准备与葡人交易，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的纪录，盖因输出货大宗货为茶、丝、绢布、瓷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州、泉州及广州商人分别经纪其事，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输出入总口之势。近查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十三家商号（行）在广州垄断贸易，葡人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入居澳门之前，已经和广州当局及商号有广泛的接触了。这些商号便是后来为世所熟悉的‘广州（广东）十三行’。”^[8] 上世纪50年代曾写作《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的大陆学者彭泽益，则于1981年发表《广东十三行续探》，进一步考证十三行是“粤海关监督设立之次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会同两广总督吴兴祚和海关监督宜格尔图公议创立的。时称洋货行，即十三行”，^[9]其依据为李士祯当年为此事招商承充行商而发布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

围绕《广东新语》成书年代的讨论。由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是迄今人们所能见到的提及“十三行”一名的最早著作，所以不少学者试图通过考订其成书年代来推定十三行的起始，先后就此发表专门性论文的有赵立人、吴建新、南炳文等。其中赵立人的论文《〈广东新语〉的成书年代与十三行》，通过分析屈大均书中的若干文字记述，比对相关的史实，得出结论:“《广东新语》成书于开放海禁之前，准确地说，当在1678年或1677年下半年。因此，《广东新语》中提及的十三行，也应出现于1678年之前。”^[10] 吴建新在《〈广东新语〉何年成书》和《〈广东新语〉成书年期再探》两文中，列举《广东新语》书中的多条文字，说明该书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以后仍有写作，并对赵文“以〈新语〉未提及的重大事件作为成书断限的依据”提出质疑，认为《新语》为笔记体，比较灵活，“对某些事件阕载也不足为奇”，而且该书“并不是成书于一时、一地，而是凝聚着作者较长时期的心血与艰苦的劳动，并不能将此书的成书年代限定在很短的时期内”。他的看法是，《广东新语》的成书年代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或在此年之后，而书中有关十三行记载的写作年期，则不一定就是此年，应当“参酌各种记载加以分析”来确定 。^[11]南炳文的论文《〈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依据《广东新语》卷28《怪语》中记有康熙十九年（1680年）所发生事情的情况，也对该书成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12]

围绕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性质的讨论。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被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称为“十三行之权舆”，其性质如何与弄清十三行之起始有密切关系，因此不少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吴仁安在《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一文中，对明代广东三十六行的命名含义、行商数额及与清初十三行的关系作了探讨。他结合明代海外贸易前后变化的状况，对明万历年间周玄所著《泾林续记》里的记载，即“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这段话进行分析，认为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广东三十六行，是一种由官牙转化来的承揽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他们代替市舶司长官提举官主持海外贸易，提举官‘悉十取一’‘安坐’而得，故三十六行行商们也都是在官府控制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官商”。吴仁安还认为，明代广东三十六行的命名，“只不过是明代对‘各行各业’的一种习俗的称谓”，是“就其成数而言”，其具体行商数目则长期“在十三家左右”，所以“到了明末时期人们干脆把它称为‘十三行’了” 。^[13]对于吴仁安的观点，李龙潜在《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一文中加以诘难。他依据对明代广东市舶司执掌、对外贸易税收制度以及澳门中葡贸易等情况的考释，判断明人周玄在《泾林续记》里所说的三十六行，“实际上就是三十六个手工业行业，或商业行业。其头头与‘揽头’的性质一样，在市舶提举的包庇下，向澳门外商领银，为他们提供其市场所需要的手工业制品，从中攫取利润”，“由于三十六行的活动是非法的，自然谈不上是当时承揽对外贸易的一个商人行帮的总称，也不是在官府控制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官商，更没有替市舶提举主持对外贸易、盘验外国商船抽收税课的行为，不具有牙行的性质”，^[14]自然也与十三行无关了。李金明在《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新论》一文中则认为，周玄《泾林续记》中载述的明代“三十六行”，既非“牙行”，亦非“揽头”，而是“由官方指定专营进出口货物的三十六个铺行”，“这些铺行经营进出口货物是由官方指定的，他们从官府那里获得‘澳票’，随同抽分官下澳进行交易，他们的性质同一般商人一样，在‘重本抑末’的明代封建社会里，不仅其社会地位低，而且经常受到官府的摊派和勒索……正因为如此，故这些铺行在同外商的交易中，最多只能起到提供出口商品、收买进口货物的交换作用，而根本不可能‘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或‘代市舶提举主持贸易之事’，更不能同清代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广东十三行相提并论” 。^[15]而邓端本在《广州十三行名称及起源考辨》一文中，则将裴化行著、萧濬华译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关于明嘉靖年间“（中葡之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的记载，与周玄《泾林续记》关于广东三十六行的史料相对照，推断“十三行在嘉靖时期就已经诞生”，三十六行是十三行的延续和发展:“因当时海禁已开，民间贸易风起云涌，广州和澳门的对外贸易业务，都有很大的发展，所以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家商号，便发展而为三十六家了。由于这些商号担负起牙行所特有的经营责任，所以提举市舶才能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 ^[16] 亦可自为一说。

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史所作的探讨。早在上世纪，梁嘉彬先生就认识到了研究澳门早期通商史的重要性，主张“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历史，进一步探讨十三行起源问题”。^[17]近年来，国内尤其是广东的一些学者循此路径开展研究，颇有收获。如章文钦的论文《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其中有专目探讨“十三行与澳门贸易的关系”，惜该文主要讲粤海开关以后的情况，对十三行起源未作详细论列，仅云“十三行的名称可能起源于明代”。^[18]邓端本在《广州十三行名称及起源考辨》一文中，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历史情况，指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中“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诗句写的是澳门情况，“当时开洋的地方是在十字门，这十字门也就是澳门”。他进而断定:“清初澳门贸易是按照明朝的制度，在通商期间，必有牙行在主其事，而牙行在成立时，亦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再加上贸易额不断地增长，所以才有‘银钱堆满十三行’的吟咏。” ^[19]赵立人更连续发表了《明代至清初的十三行与十字门海上贸易——以屈大均1662年澳门之行为中心》、《再论明清之际的十三行与澳门贸易》、《广州古代海外贸易若干问题探索》、《明清之际的广州外贸经营者——十三行与揽头》等多篇论文，通过梳理有关澳门早期通商情况的中外史料，并与梁廷枏《粤海关志》、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和《广东新语》中一些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考订提及十三行的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记为他1662年赴澳门时所见”，认为“既然屈大均在海禁初期（清代海禁始于1656年）已见到了十三行的贸易活动，则十三行的出现必然更早。综合屈（按:屈大均）、梁（按:梁廷枏）、裴（按:裴化行）三家之记，则十三行始于明代，殆为事实”。^[20]赵立人还提出，屈大均《广东新语》和明代不少史料中所讲到的在广州澳门间经营外贸之 “揽头”，实际就是十三行商人，“唯‘揽头’所指为商人，‘十三行’所指为商号”，认为“从明代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十三行商人亦被称为‘揽头’。揽头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当外商有违法行为时，揽头即使没有过错，仍要负上连带责任而被治罪。可见这一时期揽头在中外贸易和中外交涉中的作用，与清代设立海关后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贸易口岸的改变。开放海禁前，揽头与外商的交易地点是澳门，开放海禁后，‘揽头’之称不复见于文献，而十三行商人与外商的交易地点转移到了广州黄埔。”^[21]这一见解颇具启发性，若能进一步考实，将是十三行起源研究的一个突破。

几点粗浅认识与前瞻

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与争议，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并试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一前瞻。

（一）广州十三行的起始年代，从最初一些外国学者提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或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到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或采信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说法，已将十三行起始时间上推了两个世纪左右。这表明近百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研究的时间与空间已经大为扩展，研究的内容也大为丰富了。时至今日，人们以往习惯称呼的“清代广州十三行”，已经面临是否应当改称为“明清广州十三行”才更加名副其实的问题了。

（二）尽管对于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小的进步，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争议仍然存在。即以近年流行的广州十三行起源于明嘉靖年间的主张为例，其所依据的重要史料——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关于明嘉靖年间“（中葡之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的记载，固然在商号数目上与“十三行”相合，却并没有直呼其为“十三行”，而且裴化行的书虽已说明是以16世纪来华传教士信札和记录为依据，却并未具体注明上面那段记载的出处，^[22]故而尚不能将其作为铁证。而明代其他文献中，迄今也还没有发现“十三行”之称谓。所以，问题仍有讨论的余地和求证的必要。

（三）近年来学术界在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证明梁嘉彬先生提出的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历史来探讨十三行起源的主张十分正确。今后若想在此一问题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展，非在这方面下力气不可。尤其是关于澳门早期通商历史的不少外文原始资料，目前还分散收藏于西方一些国家的档案馆、博物馆或图书馆里，许多未被发掘、整理和刊布，已经刊出者也大多未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宝藏，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相信资料上的新发现必将有助于广州十三行起源问题的完全破解。

（四）学术界对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与争议持续了近百年时间，这本身就表明了此一问题的重要性，它是研究十三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与确定起始年代相比较，弄清楚十三行这种外贸组织与制度的起源过程、性质及特点，则显然更为重要。在以往研究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论著中，不少学者实际也是把名称起始与制度起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但由于侧重点多放在考订年代上，对十三行制度、组织的起源探讨得不够。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研究十三行的起源，“主要应该了解这种性质的外贸组织在何时产生”，而不是“考证‘十三行’的称号在何时出现”。^[23]这个意见有一定的正确性。今后我们的研究应当更加自觉地在十三行制度、组织的起源上多下功夫，当然这同继续研究十三行名称的起始也并不矛盾，两者反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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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广州文史资料》第1辑，1960年11月版。

[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4页。

[3]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8、71页。

[4]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3页。

[5]吴晗《评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六卷第一期（1939年6月），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汪宗衍《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组竹枝词》，《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

[7]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8]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中华百科全书》第1册，台北，1981年版，38-39页。转引自梁承业、章文钦《〈广东十三行考〉跋》，《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85页。

[9]彭泽益《广东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0]赵立人《〈广东新语〉的成书年代与十三行》，《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1]吴建新《〈广东新语〉何年成书》，《广州史志》1986年第5期；《〈广东新语〉成书年期再探》，《〈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南炳文《〈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3]吴仁安《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学术研究》1982年第2期。

[14]李龙潜《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5]李金明《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新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

[16]邓端本《广州十三行名称及起源考辨》，甄人、饶展雄《广州史志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

[17]梁承业、章文钦《〈广东十三行考〉跋》，《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385页。

[18]章文钦《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澳门杂志》1999年第9期。

[19]邓端本《广州十三行名称用起源考辨》，甄人、饶展雄《广州史志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

[20]赵立人《广州古代海外贸易若干问题探索》，王晓玲《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版。

[21]赵立人《明清之际的广州外贸经营者——十三行与揽头》，何大进主编《近代广州城市与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2]裴化著、萧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馆，1936年版，95页。

[23]袁钟仁《关于广州史几个问题的质疑》，《开放时代》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