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建筑画-广州研究回顾与展望

话说十三行建筑画

——从一幅“百岁水粉画”说起

广州市方志办研究员　陈泽泓

2004年1月31日的《广州日报》与同年2月9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均载有一篇题为《家藏百年水粉画》的报道，文称中山市邓姓市民报信说家中藏有一幅清代水粉画，并且都刊载了这幅画。尽管画面印得不很清晰，仍可以看出画面细致地刻画了广州的珠江码头繁忙景象。报上说:“据他（指邓先生）请来的懂行的人看过之后，认为画中所画的是清朝末年广州十三行码头的实景，算起来这幅画应该有近百年了。”

邓先生请来的那位“懂行的人”，所说的只能是大致接近，但还很不准确。准确地说，此画画的并不是“十三行码头的实景”，而是与位于珠江北岸的十三行夷馆相对的珠江南岸码头，作画时间当在19世纪50年代，离今天已有150多年了。现存与此画画面相同的同时代的水粉画其实不止一幅。上世纪的1996年11月19日至1997年2月16日，香港市政局与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合办了一个《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展览，将香港艺术馆与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有关珠江三角洲历史的艺术品在香港艺术馆展出，其后，香港市政局将展品印成画册出版。该画册载有一幅题为《从河南眺望十三商馆》之画，^[1]即是与上述一画画面相同的水粉画。画册收载的这幅画，收藏于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是中国画家庭呱约作于1855年1月（咸丰五年）。画幅背后附英文题识:“一幅描绘广州商馆的画作，由广州同文街十六号的庭呱绘，1855年1月记。”画面前方是广州河南的货仓区，泊在码头的船上正在装货，所装货物是一箱箱包装精美的茶叶，一个挑夫用肩扛着一箱茶叶已走到跳板末端迈步即将跨上船，紧随其后的还有两个挑夫抬着一箱茶叶走上跳板。北岸清晰可见排列整齐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十三行商馆。在飘扬着美国国旗与英国国旗的两支旗杆之间，是位于十三行商馆之前的罗马式建筑风格基督教堂。这座教堂兴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后来在咸丰六年（1856年）毁于火。这幅建筑画不仅留下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宝贵资料，并由此可以断定其作于咸丰六年之前的说法肯定无疑。画面上，在珠江河道有着各种船只，近岸处是雕饰富有岭南风格的紫洞艇，和一人划桨而行的小帆艇，但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泊于江中的一艘“火花”（SPARK）号轮船。该船是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从波士顿驶往广州，船长罗拔伯物·福布斯特其人是一位任聘于美国旗昌洋行的商人。福布斯特自己藏有另一画面相同的水粉画，并亲自注明各建筑物名称以供辨识。福布斯特的藏品曾在美国麻省米尔顿的福布斯慈善信托基金大楼展出过。类似这一画面的水粉画，在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还收藏有另一件，在香港艺术馆也有一件类似收藏品。香港艺术馆的藏品曾收载于荔湾区政协编的《荔湾明珠》画册上 。^[2]将近日载于报上的邓先生收藏的那幅水粉画，与分别载于画册上的收藏于美国、香港的那两幅《从河南眺望十三商馆》的画作进行对比，画面一模一样。再仔细观察对比，美国与香港的博物馆收藏的画画面分毫不差，而中山邓氏所藏的作品在背景的极个别细部上就有点区别，背景的河面上少了那艘单人划桨的小帆艇。就画的尺寸而言，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的藏品注明为19×25.7厘米、原框23×30.5厘米，香港艺术馆藏品为22.5×30.7厘米，基本上是一样大的。而中山邓先生所藏的那一幅虽然没有标出具体尺寸，从报上所载邓先生持画的照片的实物比例看，画的尺寸可能是更大一些。这样，已经知道的这幅同一画面的作品现存就有四幅了，可知当时这类作品是成批制作的。

最早出现在珠江边的西式建筑，是为外国商人来华寓居而建的十三行商馆。十三行是中国历史上继市舶司制度后，出现于广州的用以控制管理外贸事业的具有外贸特权的商业团体。十三行的名称在明代已经出现。十三行夷馆，即十三行商馆，系十三行商划出行地的一部分，建馆赁居外商以便于约束。夷馆全在广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马路路南。外人之至粤者，不得逾越十三行街范围。十三行街为东西走向，两头俱有关栏；内中除夷馆、洋行外，尚有无数小杂货店、钱店、故衣（刺绣）店之类，专为外人兑换银钱及购买零星物品而设。又有无数小街，将各夷馆隔离。早期的十三夷馆在样式上不拘中式、西式，至迟在18世纪20年代的雍正年间出现了西式建筑。大约在18世纪50年代初，即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三行第一次严重火灾之后，这里才开始建筑成片的半西式商馆，以后几经毁建，重建的商馆更趋西式。现今广州荔湾区有十三行街地名，大致与原十三行街位置一致。十三行街之南现已成为文化公园，这里就是十三行夷馆旧址。由于十三夷馆现已难觅其踪，而且历史资料极为不全，对十三夷馆的建筑型制及建筑时间，许多只能从当时的绘画中加以考证。以十三夷馆为描绘题材的清代外销画就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十三行的西式建筑成为广州接受西方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题材。上述的《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展览，主要陈列的是清代由广州出口的货品，实物有象牙制品、漆器、银器、瓷器、绘画等，图册中收载反映广州风貌的展品共40多件，其中与十三行有直接关系的就占了30件。十三行西式建筑形象属于在中国内地最早出现的一批西方建筑形象之一，在广州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影响，以下，以《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展览的展品为主要例证看清代广州的工艺美术与绘画领域对十三行题材的采用。

工艺美术领域。进入中国人视野的西式建筑，成为工艺美术的一个新兴题材。以西式建筑为主体的景观成为民间工艺品的重要表现题材，其原因，一方面是适应工艺品外销的需要，满足外国人对中国异域的好奇心，亦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中国顾客的新奇感而成为流行的畅销货。清代广州传统民间工艺品的陶瓷、象牙雕、刺绣、漆画、金银器，都有不少是以澳门、香港的风光以及广州的十三行夷馆为表现题材，使传统的工艺品成为西方建筑文化传播交流的一种受欢迎的载体。除了十三行的景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特殊的景观之外，十三行一带更是制造经销出口工艺品的一处集散地。虽然清政府已规定“公行”之性质为专揽茶、丝及各大宗贸易，而扇子、象牙、刺绣及其他小宗贸易则委诸公行以外之散商办理。^[3] 但实际上，行商也参与这类艺术品的生产与销售。香港艺术馆藏《庭呱画册封套》正面有题款:“咸丰肆年梅月写。大清朝粤东省城同文街右便第壹拾陆间，洋装各样油、牙、纸通（此“通”字加草头）、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墨稿画。关联昌庭呱承办。”^[4] 此处“油”指油画，牙指牙雕，纸通指通草，表明行商关联昌在同文街的店铺按“洋装各样（即来样加工）”经营牙雕、油画、通草片水彩画、山水画等各类艺术品。又从既有签名又有标签的发呱玻璃画作品上，其标签上写着“发呱，油画家、水彩画家和玻璃画家，中国街，广州”，^[5]表明万源行行商发呱也在经营油画、水彩画和玻璃画。

十三行的建筑风貌在清代广州的瓷器上是常见的景观画题。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嘉庆五年（1800年）间，绘有广州商馆景貌的水果混合酒碗十分流行，外国人通常称它们为“行碗”。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一个行碗，空间突出了商馆建筑，商馆的建筑几乎填满了画面，大多以色彩鲜艳的彩色珐琅料绘制。碗上的广州十三行商馆以线描相连，前方留有实地及围栏，河畔置有关栅，最下方是江中的船只。 ^[6]美国“中国皇后”号^[7] 格林船长在对华首航的叙述中曾特别提及他在中国选购了“四个画有夷馆的碗”，这些碗大约制作于1785年，四个碗上都以十三行夷馆为图案主题，画面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就与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品相似。^[8] 该馆收藏的另一个行碗所绘的内容大体相同，而线条主要是以赭墨描绘，再加金线圈饰，这种技巧类似国画，但在工艺品中较为罕见，可能是受到铜版画的影响。^[9] 相关作品在英国约克郡纽塞姆楼、芝加哥美术学院均有收藏。在大英博物馆还收藏有以广州商馆为题材的青花瓶。 ^[10]19世纪初期，在英国首先出现了一款以四件组合而成的套几家具，它们的体积由大至小，可以重叠起来。广州的漆器工匠据此制成以广州和澳门景色为题材的作品。从画面上可以见到珠江各类船艚云集，图中央的美国商馆前沿江有方正的花园。^[11]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有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中国银纪念杯，杯耳把为龙形，杯上刻有一盾形图案，上刻铭文“送予菲尔兹医生，‘澳洲’号船上服务员敬赠”。盾形之右方刻有十三行商馆景貌，左方是广州城，城墙后可见花塔、光塔及五层楼。十三行商馆在杯上占画面的主要位置。^[12]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折扇、象牙雕案头摆设屏风，都有以十三行商馆为图景的。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有清代象牙扇骨的水粉纸本十三行折扇。^[13]

绘画领域。西方油画的传入是随着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活动传入中国的。明万历年间传教士带进西方宗教画，使中国人得见西方油画和铜版画，其后有传教士在澳门开始传授油画。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之不同，不仅由于作画工具不同、表现手法不同而画种迥异，而且在绘画理论、透视要求、构图方式、光暗表现上更有很大差别。早在18世纪中期，中国画家已经开始掌握了西方建筑画的绘画技术。瑞典哥德哥尔摩学会会员、奥斯克学会会员彼得·奥斯伯克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传教士身份随瑞典东印度公司轮船“查理斯皇子”号抵达广州，他观察到“若干年前中国人绘画的技艺不高，但近年来因得以见识欧洲艺术家的造诣，他们在这方面已大为进步——尤其在透视学上，从前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14]中国画家以十三行商馆为题材的画作，不仅有油画，而且还有水粉画、水彩画、钢笔画、玻璃画。早期的作品在技法和材料上还继续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材料，如水粉画绢本手卷。香港艺术馆收藏有18世纪晚期中国画家所作的题为《市舶司回府》的绢本水彩画，此画可能是一长卷画的部分，全卷描绘珠江河道上自黄埔船坞至广州商馆的景色，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全长26英尺（约7.92米）的相似内容完整画作，创作时间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东印度楼历史博物馆藏有长度相约的另一卷。这一类型的长卷画准确地描述了珠江沿岸的变化、舫标（碉堡、古塔、寺庙、税关、洋行、冈峦）和距离，在当时对于未曾熟悉路线的外国领航员来说，起了导航图的作用。这些画作被外国人带回国之后，很多被分割开来独立装裱成装饰品，有些更分成十二帧之多。自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定居澳门以来，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钱纳利及其中国弟子们在粤、港、澳三地的艺术活动，促进了广东油画的蓬勃发展。

清代中国油画题材，早期主要是人物肖像画，逐步增加了风景画。风景画的题材既有中国的乡土风俗画，也有十三行商馆区。在十三行外销画极盛的19世纪初叶，光是十三行街一带就有近30间画店，著名的中国画家有林呱、新呱、煜呱。从新呱作于咸丰五年（1855年）的《广州新十三行商馆区》，可以见到中国画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构图透视、光暗投影以及色调对比，其技法甚至在同时期来华表现同一题材的美国画家安东尼·哈迪之上，反映了中国画家中的优秀者掌握西方画种技法的进步。画面上，无论是珠江中来往的中外船只，还是江岸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鳞次栉比的西式楼房，都表现了充满中西历史文化进程反差对撞的强烈的视觉对比。^[15]

广州的十三行夷馆，在当时的中国是少见的欧式建筑，又面临珠江，景色优美，是广州的外销画家们十分喜欢表现的题材。更主要的是，在十三行地区，中国的画家才有条件接触到外国人，其中包括接触到来广东旅游作画的英、法、葡、美等国的职业画家和业余画家。在广州早期外销画家之中，最为出色的史贝霖（有西方学者和香港学者认为，史贝霖即是关作霖，关作霖是清代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的油画家 。^[16]保留在波士顿由私人收藏的关作霖传世作品，就有其在广州为从三明治群岛远航而来的酋长作的肖像。^[17]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专业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 1774—1852年）在广东居住达27年之久，在澳门、广州、香港等地作画，还招收画徒，向中国人传授油画技法，直到去世。他在广州居住的地方，也在十三行商馆区。而著名的广州外销画家庭呱（Tingqua，约1890—？年，原名关联昌）经营的一间画店就在十三行的同文街16号，铺号也是庭呱。本文开头所提及的《从河南眺望十三商馆》就是其传世水粉画作品中尺寸最大的一幅。画家以宏大的构图、精细的造型、绚丽的色彩，绘画了一幅充满活力的、交织着东西方情调的图画。画家把19世纪中叶珠江河上繁忙、喧闹的景象，蓬勃的中西贸易的历史，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别具一格的表现岭南风物的十三行题材作品魅力之所在。

除了油画，中国的画家还学习和掌握了其他的西洋画种，诸如水彩、钢笔画、水粉画、乃至于铜版画、玻璃画，其作品在创作外销画中得到保存。^[18]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画家钢笔画《商馆区一景》，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刻划得十分精致，效果类似铜版画。 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还收藏有中国画家作于嘉庆十年（1805年）的玻璃画《广州商馆区》，广州博物馆也收藏有《清十三商馆》的玻璃画。玻璃画在13世纪晚期发源于意大利，17世纪由传教士传入中国，道光三十年（1850年）后，这种绘画方法在世界各地逐渐式微。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玻璃画是由居于波士顿的美国商人托玛斯·拉姆购回美国的，对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景致刻划入微，是一件成功的美术作品，又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注释】

[1]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95页。

[2]荔湾区政协编《荔湾明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193页。

[3]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43页。(www.xing528.com)

[4]《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香港博物馆，1996年版，172页。

[5]Cra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Club,1991, p. 214.

[6]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49页。

[7]菲利普·杰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著，《广州日报》国际新闻部、法律室译《中国皇后号》，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

[8]菲利普·杰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著，《广州日报》国际新闻部、法律室译《中国皇后号》，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213页。

[9]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53页。

[10]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52页。

[11]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51页。

[12]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89页。

[13]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59页。

[14]彼得·奥斯伯克《中国及东印度航旅，福斯特译（英译本）》，1771年第1 册242-243页。转引自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及香港》，1996年版，22页。

[15]胡光华编《中国明清油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64页。

[16]［清·宣统］关作霖《续修南海县志》，第2卷。

[17]王镛《中外美术交流史:第五章（陈滢撰稿）》，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14页。

[18]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