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仙馆丛书》研究：广州海山仙馆的代表作

《海山仙馆丛书》研究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员　倪俊明

《海山仙馆丛书》是清代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间，由潘仕成汇辑，广州海山仙馆刊刻的一套别具特色的丛书，收载自唐宋至明清著作凡56种，除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外，还收入多种中外有关数学、地理、医学和火器制造的著述，为清代广州私刻丛书的代表作之一。

一、潘仕成与海山仙馆

潘仕成，字德畬，又称德舆、德隅、德玙，号海山仙馆主人，广东番禺人，约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1]。早年经营洋务，为十三行行商^[2]。道光十二年（1832年），潘仕成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获选副榜贡生。时因“畿辅岁祲，饥民嗷嗷。仕成捐赈巨款，全活甚众，”^[3]而被钦赐举人，报捐刑部郎中。同年，他又因“捐输三万两”，镇压“连山排猺滋事”，被道光帝下谕嘉奖，“著照例由部议叙”^[4]。还曾“在都与同乡诸公，倡种牛痘之局”，^[5]由此名声大震，“都下名流争相延访”。^[6]

嗣后，潘仕成载誉南归，以富商、绅士的身份，与广东军政显贵、文人雅士穿梭往还，过从甚密。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兵军备落后的积弊在英军船坚炮利的攻击下，暴露无遗。为抵御外侮，潘仕成积极捐造炮船，研制水雷，筹防筹饷，帮办洋务，贡献良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潘仕成在考察英法战船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捐资白银1.7万余两，仿造战船一艘，长十一丈余。该船“仿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包裹，以防虫蛀”^[7]。旋经靖逆将军奕山、总督祁贡、水师提督吴建勋“亲往白鹅潭查验，架驶极为灵便合用”，“足以御敌”^[8]。为此，道光帝特下谕称:“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同时将造船图说五种咨交江苏、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各省督抚阅看，“如果合用，将来均需粤省制造，分运各省”^[9]。并强调所造船只，“务须木料坚固，堪备捍御之用为要”^[10]。清代率先仿造西方先进战船，自潘仕成始^[11]。在捐造战船的同时，潘仕成认识到，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制其船的新式武器就是水雷。因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潘仕成又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攻船水雷^[12]。据奕山、祁贡等奏称，“再查本年六月间，绅士潘仕成独力报效，不惜重资，雇觅咪唎坚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寺观，配合火药，又能制造水雷”^[13]。经过九个月的试验，水雷终告制成。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壬申（初二日），祁贡向道光帝奏请:潘仕成制造水雷已成，现由李光钤等“带同匠役，将水雷二十具，火药四百斤，并缮绘《水雷图说》一册，赍送进呈”^[14]。九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杀伤力颇佳，被誉为“火功利器”。^[15]这是中国制造水雷的开始^[16]。与此同时，潘仕成还慷慨解囊，“叠次倡捐”，资助抗英团练，曾一次捐助军饷8万两，“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17]。任两广总督间的邓廷桢在广州石门试炮，特邀请他前往，“俾得共观”^[18]。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初，潘仕成响应林则徐的号召，主动代垫广益行雇募300名守护广州壮勇的雇资。林则徐称他“捐资保卫城垣，诚属善举”^[19]。祁贡任两广总督期间，潘仕成又出谋献策，力助虎门海防堤工之建成。^[20]

由于“剿办广东夷匪出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潘仕成被清廷谕赏花翎^[21]。次年八月，潘仕成又因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22]，被清廷“赏加布政使衔，以示奖励”^[23]。鉴于潘仕成“久任部曹，极知轻重，生长粤东，明习土语，且于连年善后案内，因购夷炮，招致夷匠，创造水雷，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24]。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潘仕成被两广总督耆英授为洋务要员，主要任务是“赴夷商聚集之所”，侦探外国使者入粤进京的意图和找人翻译夷书^[25]。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潘仕成“授分巡甘肃平庆泾道”^[26]，耆英以潘“籍隶粤东，夷情甚为熟悉”，“每遇各夷一有动静，饬令该道设法侦探，无不立得其情伪”为由，奏请“可否于附近广东之江西、广西两省，选缺道员内，量予对调，庶臣等遇有应行要用之处，得以随时奏明，就近签调来粤。”^[27]道光帝据此于同年十一月，改授潘仕成为广西桂平梧郁道，又被“奏留粤东帮办洋务”。次年，道光帝特旨补授潘仕成两广盐运使，按清制“本籍人为本省盐司异数也”，他“以非分呈请固辞”。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潘仕成改授浙江盐运使，又被继任两广总督以“粤东夷务孔棘”为由奏留^[28]。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年（1858年），清廷令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旋又派他们赴上海，与英法等国“妥议通商税则事宜”。潘仕成受命赴上海，“听候桂良等差遣委用”^[29]。嗣后归粤，潘仕成便“养疴里门，不复出”。^[30]

潘仕成性情慷慨，“轻财好义，地方善举资助弗吝”^[31]。他曾耗银一万三千五百余两修茸广州贡院，“增修号舍五百六十五间”；捐资修建崩塌的广州“学院文场”；捐出在北京宣武门外自置住宅为“阖邑会馆，俾公车籍为栖憩”；还与同邑人集捐银二千六百余两，支修茸会馆之外，其余生息为日后修理会馆之用；捐资为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的崎岖山路修路铺石。

潘仕成生平风雅好古，酷爰藏书，“好刻书帖”^[32]。曾兴筑园林别墅荔香园做为其藏书刻书之所。荔香园约于道光十年（1830年）修建于广州西门外泮塘，即今荔湾湖之西南部，逢庆大街以北，黄沙大道以东，龙津西路以西一带^[33]。因园门有“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对联，荔香园又被题名为“海山仙馆”。海山仙馆的园林胜景，时人留下不少真实详细的描述。余洵庆在《荷廊笔记》中写道:“其宏规巨构，独擅台榭水石之胜者，咸推潘氏园。园有一山，冈坡峻坦，松桧蓊蔚，石径一道，可以拾级而登。……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弥，足以泛舟。面池一堂，极宽敞。左右廊庑回缭，栏干周匝，雕镂藻饰，无不工致。……园多果木，而荔枝树尤繁。东有白塔，高五级，悉用白石堆砌而成。西北一带，高楼层阁，曲房密室复有十余处，亦皆花承树荫，高卑合宜。然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徒以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34]。”陈兆兰在《香生吟草》中，也把海山仙馆描绘成人间仙景:“林泉无处不清凉，自是仙家别有乡。近水楼台皆入画，宿花魂梦亦生香。名园古木千株秀，外国珍禽万样良。池馆羊城推第一，游踪得到岂寻常。”^[35]生动地勾画出海山仙馆迷人的景色。

海山仙馆不但以优美的园林胜景名闻遐迩，而且以丰富的书画、碑帖、古籍和器物收藏而引人入胜。“四壁图书一帘花月，三分水竹几曲亭台。”“嗜古闲情兼好客，贮书余地恰藏书。”“水木别成村，有四壁图书，一庭风月；楼台浑似画，是洞天海岳，福地瑯嬛^[36]。”“插架汉唐书，嵌壁宋元字^[37]。”从诗人对海山仙馆的吟咏，可见其收藏的丰富。潘仕成在《海山仙馆藏真三刻》的跋中称:“卅载搜罗真迹，昕夕为缘，净几明窗，恍与古会。”曾参与收藏、整理《海山仙馆丛书》板片的广东省立编印局委员兼总务主任廖景曾也称:海山仙馆“春秋佳日，远招近挹，聚集一时名士，觞咏其间，如谭玉笙、孟蒲生、熊遂江、谢里甫诸前辈、当代名流，遊无虚日。物以类聚，故海内佚本，亦纷集其门”^[38]。冼玉清在《广东之鉴藏家》中也指出:海山仙馆“收藏古金石器甚富，好古而有力，故所藏推为粤东第一”。 ^[39]

潘仕成醉心收藏的同时，还斥资自办刻书所。湖南何绍业曾致函潘仕成，游说他购买一付活字板，函称“敝世兄黄香铁有活字板一付，此物用处极大，然非好古而有力者必不能办。弟知交最疏，所佩信者阁下外更无第二人。香铁挟此已久，阁下倘舒一臂之力，既可挽佳士之贫寒，亦可以继古人作述，劂功伟矣。他日裒辑艺林，弟与香铁均可供雠校之役。……板字共十七万零，共值千五百金，……板字精整，尚未曾用过”^[40]。从此函可见潘仕成刻印书籍，规模宏大，广为人知。据初步查核，海山仙馆刊刻的图书有《佩文韵府》106卷、《韵府拾遗》106卷、《经验良方》10卷、《咽喉秘集》2卷、《痧症全书》3卷、《验方新编》16卷、《鬼趣图题咏》1卷、《水雷图说》1卷、《海山仙馆藏真》16卷、《海山仙馆藏真续刻》16等、《海山仙馆藏真三刻》16卷、《尺素遗芬》4卷、《海山仙馆摹古帖》12卷、《海山仙馆禊叙帖》1卷、《宋四大家墨宝》6卷等，以及最具影响的丛书《海山仙馆丛书》。^[41]

二、《海山仙馆丛书》概况:

1．《海山仙馆丛书》一览表

续上表

续上表

续上表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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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山仙馆丛书》刊刻时间

《海山仙馆丛书》书首书名页题“道光已酉镌，海山仙馆丛书，本馆藏板”。道光已酉年即二十九年（1849年）。查丛书各子目书名页，该丛书应始刻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竣工，前后凡六年。其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刊刻5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刻10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刻30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刻11种，咸丰元年（1851年）刊刻2种。其中有两种书一书分刻于两个年代的，暂按4种计。宋代胡仔撰《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刻于道光二十六年，《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刻于道光二十九年；清代傅山撰《女科》二卷刻于道光二十七年，《产后编》二卷刻于道光二十九年。又其中宋代叶大庆撰《考古质疑》六卷除有道光二十九（1849年）刻本外，另有光绪十一年（1885年）翻刻本。^[42]

3．《海山仙馆丛书》版式特征

《海山仙馆丛书》按统一的版式刊刻，左右双边，上下小黑口，中刻书名、卷次和页码，下象鼻右侧刻“海山仙馆丛书”六字。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大小字体多为方形仿宋体字。版框高约12厘米、宽约19厘米。全书字体娟秀，版式精巧，统一规整，与《知不足斋丛书》相若。《海山仙馆丛书》书首先列总书名页，次列叶志诜序及“海山仙馆丛书例言”。所收各书书首均刊有书名页，署刊刻时间、书名和“海山仙馆丛书”字样。

4．《海山仙馆丛书》收书种数和分类

据《海山仙馆丛书》一览表统计，该丛书共收书56种，487卷^[43]，凡120册，10832页。《海山仙馆丛书》例言称:“是书仅得五十余种，亦编分经、史、子、集，以便检阅。”然查核该丛书总目次，并未见按经、史、子、集四部严格编排，如属史部目录类的《遂初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便排列在丛书之首；属子部佛教类的《一切经音义》，却插在经部和史部中间。丛书的后半部分，更是史部、子部和集部混杂编排。《续文献通考》曾评论其编例称:“然《遂初堂书目》及《读书敏求记》目录一类，宜置诸史，而反列于经。医学、天算、艺术一类宜列诸子，而反入于集”^[44]。编排的杂乱是该丛书最为后人诟病之处。该丛书考虑内容的归一和各册页数的适中，在装订上并没完全按目录顺序进行，如第2册由第2种《易大义》、第4种《尚书注考》和第5种《读诗拙言》合订；第十八册由第12种《靖康传信录》和第15种《洛阳名园记》合订。

5．《海山仙馆丛书》的校勘

晚清广东刊刻丛书，例重校勘，如《粤雅堂丛书》、《广雅丛书》。《番禺县续志》称潘仕成筑海山仙馆，蒐集故书，“刻为丛书，延南海谭莹校定之，世称善本”^[45]。此说并不完全属实。考诸原书，校勘者有孟鸿光、谭莹和李性三人，而以孟鸿光为主。孟鸿光，字蒲生，号印觉居士，别署小孟山人。番禺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毕生从事教育，曾设馆广州清水濠以启后学。“好小学及金石文字”，也工诗文，撰有《缘剑真人诗钞》^[46]。孟鸿光为《海山仙馆丛书》校书17种85卷。李性，嘉应人。仅校傅山撰《女科》二卷、《产后编》二卷。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南海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历官肇庆府学教授，嘉应州学、化州学训导等。曾任学海堂学长，广东粤秀、越华、端溪书院监院数十年。著有《乐志堂诗集》、《乐志堂文集》等^[47]。谭莹为《海山仙馆丛书》校书7 种62卷（其中《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仅第十七卷题谭莹校）。其余诸书均无校勘者。

相比起同时的《粤雅堂丛书》每种书均有校者，并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底本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概况等；其后的《广雅丛书》设有严格的校勘制度，每书均有专门校勘人员，不少还设初校、复校和再复校，则《海山仙馆丛书》在校勘方面显然稍显逊色。究其原因，或与谭莹将主要精力用于《粤雅堂丛书》的校勘不无关系。《海山仙馆丛书》刊刻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而《粤雅堂丛书》也始刊刻于道光末年咸丰初年，谭莹虽同时受潘仕成和伍崇曜之聘，校定这两套大型丛书，但其精力主要放在后者。吴道镕曾称:“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莹主其事。凡刻《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旧遗诗》七十四卷。又博采海内罕观书籍，汇为《粤雅堂丛书》一百八十种，共千余卷，皆手自校刊，凡为跋尾二百余通，生平精力略尽于此矣^[48]。”而谭莹为何会厚此薄彼，固然与个人精力难以兼顾有关，但笔者推测似还另有原因。谭莹曾为《海山仙馆丛书》草拟序言，但最终并没有被潘仕成采用。《海山仙馆丛书》正式刊刻出版的序言，乃道光二十八年叶志诜所撰，这一细节或许正反映谭、潘间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也影响了谭莹在《海山仙馆丛书》校勘方面专注用力。因而也给该丛书个别底本的采择和校勘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谭莹校的《桂苑笔耕集》程度不同地存在错字、脱字及衍字现象^[49]。同治四年（1865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以《海山仙馆丛书》本《几何原本》“错讹甚多，故重刻之”。^[50]而《续文献通考》则批评该丛书个别底本不善，“且仕成讥昔人丛编之割裂，然所登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仅二十五卷，而未见东洋所藏唐释慧琳一百卷之足本，则与割裂何异。”^[51]

三、《海山仙馆丛书》的特色与评价

盛刻丛书乃清代私刻的一大特色。“清代学风，既由空疏而转入朴实。故私家刻书，或慎摹旧本，或广罗秘笈，往往汇为丛书，传之士林。盖私家刻书之极盛时代也”^[52]。张之洞十分推崇丛书的功效，指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53]。谢国桢也盛赞丛书“搜罗至广，学者欲求以往著述，属于何类之书，均可于丛书中求之，遂成学术之宝库”^[54]。清代乾嘉以降，影响较大的丛书有鲍廷博之《知不足斋丛书》、毕沅之《经训堂丛书》、卢见曾之《雅雨堂丛书》、孔继涵之《微波榭丛书》、李文藻之《贷园丛书》、吴骞之《拜经楼丛书》、段玉裁之《经韵楼丛书》、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阮元之《文选楼丛书》、张海鹏之《学津讨源》、《墨海金壶》、钱熙祚之《守山阁丛书》、伍崇矅之《粤雅堂丛书》等。谭莹在为《海山仙馆丛书》拟序时就曾慨叹“丛书之刻，于今夥矣”。然而，《海山仙馆丛书》虽非鸿篇巨制，且编排与校勘也略存瑕疵，但却能在清代众多丛书之中，卓然名世，见重学林，可见其自有独特的特点和价值:

1．搜求遗佚，汇辑珍稀典籍。清代乾嘉以来，各家私刻丛书，多专注于搜残存佚，刊刻罕见珍本。潘仕成也不例外，在《海山仙馆丛书例言》中，潘氏开宗明义声称“是书但择前贤遗编，足资身心学问，而坊肆无传本者，裒付枣棃，冀弗坠佚，且获善本。”因而，《海山仙馆丛书》汇辑、刊印了一批稀见的宋元以来典籍。

首先，收录了《四库全书》中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佚书。这些佚书虽然也被《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入，但流传仍较稀少。如宋叶大庆撰的《考古质疑》六卷。“其书上自六经诸史，下逮宋世著述诸名家，各为扶摘其疑义，考证详明，类多前人所未发”，“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然而该书自宋代成书后，竟“沉晦不显，几至终湮”，“蟗蚀凋残逾数百载”^[55]。又如宋张淏撰的《云谷杂纪》四卷，“此书专为考据之学……。其折中精审、厘订详明，于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纠其谬。”但该书《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未载，“其本久佚”^[56]。又还如元李冶撰的《敬斋古今黈》八卷，“其书皆订正旧文，以孝证佐其议论。词锋骏利，博辩不穷。”“有元一代之说部，固未有过之者也。”但也因“原本久佚”而鲜为人知^[57]。这些佚书均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

其次，收录了《四库全书》未收，其他丛书也甚少收录的稀见本。如宋路振撰、张唐英补撰的《九国志》十二卷。“此书世久失传，惟曲阜孔氏尚有旧钞残帙。”“卷帙丛残，阙佚过半，然藉此以禆五代史之漏略，已不少矣”^[58]。又如宋晁冲之撰的《晁具茨先生诗集》十五卷，也“流传甚少”^[59]。此外，还有《古史辑要》、《酌中志》、《慎守要录》、《青藤书屋文集》、《宋四六话》、《茶董补》、《酒颠补》等明清学人著作，首次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为该丛书所独有。

2．人弃我取，广收中西科技文献。清代刊刻丛书收载内容多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但随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影响的逐步扩大，个别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学文献。较早收载西方科技文献的丛书有明崇祯年间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此后，有清嘉庆年间吴省兰的《艺海珠尘》、清道光年间钱熙祚的《指海》、《守山阁丛书》等，但此类丛书在清代风行刊刻的诸多丛书中，仍属少数。《海山仙馆丛书》固然也收载了诸多传统的经史考证、人物传记、诗文别集。但由于编者潘仕成长期“帮办洋务，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60]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有切身的感受和广泛的了解。因而，在收书范围上，突破传统的樊篱，收罗了不少中西科技文献，对西人科技著作尤为格外重视。在《海山仙馆丛书例言》中特别强调，“其书数、医药、调燮、种植、方外诸家者流，亦有可观，不妨兼採。”“讲武之书，为当务所急；四夷纪录，亦足广见闻，固不嫌于人弃我取。”在《海山仙馆丛书》所收子目中，数学类书籍有意大利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意大利利玛窦授、李之藻演的《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徐光启撰的《测量异同》、《句股义》；天文地理类书籍有江永撰的《翼梅》，杨炳南撰的《海录》，葡萄牙玛吉士撰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医学类书籍有傅山撰的《女科》、《产后编》，英国合信和陈脩堂撰的《全体新论》；火器制造类书籍有德国汤若望授、焦勖述的《火攻挈要》，韩霖撰的《慎守要录》，合共13种，约占整套丛书所收文献的四分之一。以上著述多为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中国的重要近代科技典籍，在中国近代学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几何原本》由古希腊欧几里德撰，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受。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人，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传教士。徐光启（1562—1633年）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明末西学东渐的重要引导者。该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其于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61]。《几何原本》的出版，对推动中国几何学研究作用明显，“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习其书，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云”^[62]。《圜容较义》为利玛窦授，李之藻演。李之藻（1566—1630年）浙江仁和人，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与徐光启同为明末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者。“其书虽明圜容之义，而各面各体比例之义，胥于是见，且次第相生，于《周髀》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之义，亦多足发明焉”。^[63]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史时，就曾对得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的《几何原理》等数学著述推崇备至。他说:明末“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理》，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欧人名著之入中国，此其第一。”此书与《句股义》、《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皆为当时言西算者所宗”^[64]，“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65]

《火攻挈要》由德国汤若望授，焦勖述。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人，为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人。焦勖明末安徽宁国人。该书撰写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上卷详细介绍火铳制造的工艺及种类，并对佛郎机、鸟枪、火箭、喷火筒等火器的制造作简要说明；中卷介绍各种火药的制作、贮藏、性能、配方和火铳的试放、安装、教练、搬运等内容；下卷具体介绍火器制造中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和在各种情况下火器的应用。书中还涉及许多西方有关冶铸、机械、化学、力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为明末系统总结火器技术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新式火器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山仙馆丛书》还辑刻了两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在广东问世的重要西洋地理和医学新著，即《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和《全体新论》。《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由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撰写^[66]。玛吉士（1810—1867年），早年就读于澳门圣若瑟修道院，师从著名汉学家江沙维神父，毕业后在澳门议事会任翻译。1848年受聘任法国外交使团翻译。1860年任美国外交使团翻译。次年，改任普鲁士外交使团翻译。随后，返回澳门，潜心汉语研究。玛吉士一生勤于著述，有《音乐基本原理》、《番汉杂录全本》、《汉葡词典》、《官话和粤语会话》等，而最具影响和价值的当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潘仕成收入《海山仙馆丛书》刊刻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指出，该书“第三卷有乾坤始奠以来，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计五千八百五十二载等语，则成书之年，在道光乙已，下距镌本之年仅二年矣”^[67]。目前所能见到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最早版本是道光二十七年的《海山仙馆丛书》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仅著录《海山仙馆丛书》本^[68]。该书的《地球总论》和《欧罗巴各国总叙》后来也被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沈家本《借书记》中曾称该书刊于道光二十五年^[69]，但未见。以广收清代单刻本见长的《贩书偶记》，也未见记载。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共分十卷，卷一，主要介绍地理学、天文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卷二，介绍雷电、风雪、火山等各种自然现象；卷三，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介绍各国的起源和历史状况；卷四至卷十，地球总论、欧啰吧州全志、哑细哑州全志、哑啡哩咖州全志、哑美哩咖州全志和啊噻哑呢哑州全志等，介绍各大洲的政治、地理、经济状况。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光学、植物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它较早全面地介绍当时世界各大洲，尤其是欧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概况。首次对地理学的概念进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界定，也最早把半岛、海湾、本初子午线、子午线等地理知识和概念介绍到了中国。作为近代第一本由外人而非传教士撰写的西方地理学著作，《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以比较客观的角度，详实的内客，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广东巡抚黄恩彤当时曾致函徐继畬，指出“近日英夷郭实拉撰《西洋地理》一书，殊嫌猥杂，远不及玛吉士书之明晰”^[70]。《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是书“叙述当时地理，颇为详晰，译文雅驯，所用译字，亦甚谨严。”“故此书刊行虽近百年，尚不失为地理书中之佳作，可以上承艾儒略之《职方外纪》、南怀仁之《坤舆图说》而无愧色也”^[7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甫经刊刻，即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著名学者魏源和徐继畲在编撰《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时，不约而同地大量采用该书的资料。徐继畬在编撰《灜寰志略》时提到:“近刻有《地理备考》，大西洋人玛吉士所译，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记载独详，兹节采之，以列其余。”魏源在1852年将《海国图志》由60卷增补为100卷时，更是大量引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内容。《海国图志》引录《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凡91处，其中《海国图志》卷七六全录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叙》和《地球总论》，卷九六全录玛吉士的《七政》，置于《地球天文合论》之首。该书20万字的内容有近12万字被魏源征引进《海国图志》，占《海国图志》100卷版新增内容的60%^[72]，魏源在《海国图志后叙》指出:“近惟得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合有国志》，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73]。魏源对玛吉士的著作，可谓推崇备至。

如果说《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曾经对近代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产生过积极作用的话^[74]，那么，曾予这两种著作以重要史料支撑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除以本身的直接影响之外，也借助《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间接地对近代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潘仕成首刊之功，可谓独具慧眼。

《海山仙馆丛书》收载的另一部重要西人著作是《全体新论》，该书由英国人合信撰写。合信（1816—1873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医科，后成为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医生。1893年受伦敦传道会委派来华，先后在澳门、香港从医。1848年6月到广州，开设惠爱医馆。1857年转赴上海任仁济医馆医生。1859年退休回国。合信在广州、上海期间，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通称《西医五种》或《合信五种》。^[75]

其中成书最早的是《全体新论》，该书由南海人陈脩堂协助合信译述而成。合信于咸丰元年（1851年）为该书写的序言称:“近得华友陈脩堂相助，乃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删烦撮要，译述成书，颜曰《全体新论》。”该书共十卷，内分身体略论、全身骨体论、面骨论、脊骨肋骨等论、手骨论、尻骨盘及足骨论、肌肉功用论、脑为全体之主论、眼官部位论、肝经、脾经、血脉管迥血管论、血脉运行论等39论；附图271幅。全书详细介绍人体骨骼部位，脏腑功能，肌肉、脑、五官功用，其中还首次介绍了英国生理学家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以及用显微镜观察肌肉组织，人脑重量与其他动物脑重量比较更为发达等论说，这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76]

《海山仙馆丛书》本的《全体新论》是该书的最早版本之一，刊刻于咸丰元至二年^[77]。另同期广州“惠爱书局有石刻本”^[78]，上海墨海书馆本及上海仁济医馆本。潘仕成在《全体新论》弁语中指出:“《全体新论》者，西医合信氏所著也。彼国有患奇疾而死者，医必剖视脏腑以穷其故，历试诸药以求其方，故其言当有可取，……由此书而牖启其心思，触悟其治法，未必非医家之一助也，因采以入丛书。”该书一经出版，也颇受欢迎，“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79]。粤沪等地书坊也竞相翻刻。1857年，《全体新论》还首次在日本翻刻出版。^[80]

《全体新论》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首次向中国人介绍比较系统的西方生理解剖学知识，影响广泛。咸丰三年（1853年）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重版的《全体新论》特意写赞:“万灵备具，细验全身；中边分析，表里详陈；由形识性，似妄实真；图称创见，术逊仁人”，还以此书为“中土上士大夫皆知为有用之书”，“取《全体新论》图，分列八幅，刊于两广督署，并翻刻全书，广为传布”^[81]。时任广州博济医院院长、著名的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也把《全体新论》选为博济医院的医学基础教材。咸丰二年（1852年），著名医家王士雄在整理其曾祖父王学权《重庆堂随笔》时，说:“泰西合信氏近著《全体新论》一书。谓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为司，一身之灵在脑，其说较邓氏（指17世纪《人身说概》作者传教士邓玉函）更详。”学者胡琨在《读〈全体新论〉》中，也表示读了该书后，对中医脏腑理论已产生新的认识，甚至怀疑古老的《灵枢》“多半赝鼎原文”，脏腑的位置也不如《全体新论》所述之准确，因此指出“学问贵当要适用，岂以轸域生区分。”可见《全体新论》刚刚问也，已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播下我国医学界对西方医学新认识的种子。直到民国年间，仍有学者对此书进行专门研究，1935年，著名医学家张山雷著的《全体新论疏证》在上海千顷堂出版，书中称:“咸丰初元，英医合信氏行其道于粤东之惠爱医局，撰有《全体新论》一书，南海陈君脩堂相为助理，浅显明白，早已风行海内，可补吾国医经之逮，确为治医者不可不读。”^[82]《全体新论》影响之广泛可见一斑。

除了西人的新学著作外，《海山仙馆丛书》也收载了多种中国人撰述的介绍天文历法、地理、火器制造、医学的著作，如清江永所撰的探究中西天文历法的《翼梅》；清杨炳南所撰的近代中国亲身探索西洋的第一部著作《海录》；清傅山所撰的清代主要传世之妇产科专著《女科》和《产后编》；以及明代韩霖所撰的内容涉及“法郎机等西法武器”制造方法的《慎守要录》。

正是由于《海山仙馆丛书》在搜访遗佚、引进新学方面，独辟蹊径，着力良多，诸多宋元珍本和明清新学著作，赖以保存与传播。据20世纪30年代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主持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记载，其中著录以《海山仙馆丛书》为底本的就有《易大义》、《古史辑要》、《顺宗实录》、《酌中志》、《火攻挈要》、《慎守要录》、《四溟诗话》、《宋四六话》、《酒颠补》、《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和《全体新论》11种，占该丛书的近五分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编纂，是以富藏古籍的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各公私立学校、奉天图书馆，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李盛铎、叶德辉、罗振玉、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以及日本、韩国等海外藏书为基础的；提要的作者是董康、伦明、王重民、赵万里、冯承钧、向达、傅增湘、罗振玉、柯劭忞、李盛铎等博学之士，对底本的搜集与取舍，当非轻率从事，而《海山仙馆丛书》有多种著作被据为底本，说明诸多宋元珍本和明清新学著作，的确因《海山仙馆丛书》的刊刻而得以广为传布。

《海山仙馆丛书》也以眼光独到，而颇获时人之嘉誉。著名学者、鉴藏家叶志诜在《海山仙馆丛书》的序中，对该丛书的“博、专、严”颇为赞许，并称“今观是书，皆余所耳食其名而率多未见”。同治《广州府志》指出《海山仙馆丛书》“中多秘籍”，与《粤雅堂丛书》“并为艺林所重，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83]。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杨守敬在《增订丛书举要》中，肯定《海山仙馆丛书》“亦多秘册要籍”^[84]。民国著名文献学家徐信符在《广东版片记略》中，称赞该丛书“于算书地理，颇为注意”，“此皆豪富之家，有功文化，足以名留不朽者也”^[85]。在徐信符、廖景曾具体主持的广东省立编印局印行书目提要中，也声称“以粤人刊刻之丛书论，当与伍氏之粤雅堂并驾而齐驱也”^[86]。1935年商务印书馆编印著名的《丛书集成初编》，在收载《海山仙馆丛书》的同时，对该丛书也十分推崇，指出:“书仅五十九种（应为五十六种），以比粤雅，虽规模差逊，而声价相等，有若先河后海焉”^[87]。即使是在《皇朝续文献通考》中对《海山仙馆丛书》颇有微词的刘锦藻，也不得不承认该丛书 “能于道光季年亟亟采入海国之舆图与西洋之火器，此亦能识时务者矣”。^[88]

需特别注意的是，潘仕成对刊刻《海山仙馆丛书》的缘由和功效，有一番有别时人的看法。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之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89]。张之洞将刻书之目的主要归结为“求不朽”和“积善”。叶德辉在《书林清话》“总论刻书之益”中则称:“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90]“积阴德”被叶德辉视为刻书之原因。而潘仕成辑刻《海山仙馆丛书》，则声称:“并非以为名，恐其历久就湮，故为之荟萃，以公诸士林，冀免乎私蒙庄攘论衡之诮焉。”他十分认可叶志诜为丛书写序所说的:“天下可宝者，莫如书。与其韫而藏之，孰若使之灿著焉，不致湮没而不彰也。与其分而置之，孰若为之荟萃焉，不致散脱而浸失也^[91]。”民国年间，广东省立编印局重印《海山仙馆丛书》时，也指出:“潘氏刊书之意，则匪以为名，实虑善本历久就湮，故荟萃以公诸世，尤足为士林嘉惠”^[92]。相比张之洞的“求不朽”和“积善”、叶德辉的“积阴德”，潘仕成以抢救文献、传播文献为刻书之动机和目的，显然更胜一筹，颇具近代学界所推崇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风范。

【注释】

[1]《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同治三年（1864）七月）载:“廿九日。夜雨，阅视贡院。随往德畬处贺其六十寿辰。”据此推算潘仕成当生于嘉庆十年（1805）。陈泽泓《潘仕成略考》（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及李焕真《海上神山，仙人旧馆》（载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编《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均据原海山仙馆“德畬七十小像”石刻上“同治癸酉（1873）夏日荣禄大夫潘德畬自记”的题款，推算潘生于嘉庆九年（1804）。

[2]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辨》，《羊城今古》1999年第6期。

[3]［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页。

[4]《两广盐法志》，第29卷，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28、30页。

[5]《尺素遗芬·骆秉章信札》，载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107页。

[6]［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1卷），38页。

[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5卷），35页；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四）》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331页。

[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1卷），41页。

[10]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四）》，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331页。

[11]孙关龙《潘仕成与邹伯奇——兼论清代广东士绅与近代科技》，《岭峤春秋:广东文化论丛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何靖《买办商人潘仕成研制水雷》，《广州史志》1987年第4期。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3卷），16页。

[14]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会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四）》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331页。

[1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9卷），24页。

[16]孙关龙《潘仕成与邹伯奇一兼论清代广东士绅与近代科技》，《岭峤春秋:广东文化论丛（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7]何靖《买办商人潘仕成研制水雷》，《广州史志》1987年第4期。

[18]《尺素遗芬·邓廷桢信札》，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113页。

[19]《尺素遗芬·林则徐信札》，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108页。(www.xing528.com)

[20]《 尺素遗芬·祁贡信札》，陈玉兰《尺素遗芬史考》，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189-190页。

[21]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清实录广东史料（四）》，广东省地图地出版社，1995年版，295页。

[22]［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页。

[23]《宣宗实录》。

[24]陈以沛、陈秀瑛《潘仕成与海山仙馆石刻》，《广州文博》（1993-1995集刊）。

[25]中国史学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66、69、70、86、376页。

[26]［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页。

[27]《耆英片》，《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8]［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页。

[29]《文宗显皇帝实录》，第256卷，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4页。

[30]［同治］《广州府志》，第131卷，27页。

[31]［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19，30页。

[32]［同治］《广州府志》，第121卷，28页。

[33]陈泽泓《南国名园，海山仙馆》，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别有深情寄荔湾:广州西关文化研讨会文选》，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34]余洵庆《荷廊笔记》第2卷“潘氏园”，光绪十年（1885）年刻本。

[35]关启明编著《广州荔湾文钞》，广州市荔湾博物馆主编，2002年，61页。

[36]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38-39页。

[37]李仕良《狷夏堂诗集》第4卷，1925年刻本，12页。

[38]廖景曾《广东省立编印局廿三年度办理概况》广州天成印字馆，1935年版，5页。

[39]佛山大学佛山文史研究室、广东省文史馆编《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8页。

[40]《尺秦遗芬·何绍业信札》，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87页。

[41]［ 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30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容庚《丛帖目》第9卷，716-792页。

[42]《中国丛书综录》，该丛书子目仅著录“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

[43]卷数的统计以原书标注为据，原书不分卷者按一卷计。又第19种《火攻挈要》的诸器图一卷原书未标注，今据书中内容作一卷计。林子雄《清末民国西关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别有深情寄荔湾:广州西关文化研讨会文选》，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对该丛书收书种数和卷数的混乱记载曾作澄清。

[44]《皇朝续文献通考》第271卷，“经籍考15”。李绪柏《潘仕成与〈海山仙馆丛书〉及其他》，《广东出版史料》1991年第2辑，最早对该丛书的内容特点进行研究。作者称原因“可能这是由于潘仕成后来家道中落，打断了原计划所致”。然《海山仙馆丛书》刊刻于1845年至1851年，正值潘仕成官场商场得意之时，离晚年“家道中落”尚早。

[45]［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30页。

[46]马国权《广东印人传》，香港南通图书公司，1974年版，19页；吴道镕《广东文征》第五册，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78年版，515页。

[47]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珠海市政协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545页。

[48]吴道镕《广东文征》（第五册），香港: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1978年版，619页。

[49]方晓伟《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新说》，《扬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0]［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43页。

[51]《皇朝续文献通考》第271卷，“经籍考”15。

[52]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

[53]张之泂撰、范曾补正《书目答部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43页。

[54]谢国桢《丛书刊刻源流考》，《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148页。

[5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619页。

[5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617页。

[5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635-636页。

[5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四库未收书提要》，1103页。

[5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四库未收书提要》，1105页。

[60]［民国］《番禺县续志》，第19卷，29页。

[6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53页。

[6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46页。

[6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46页。

[6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99、483页。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5]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79页。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6]参见陈华《有关〈海国图志〉的若干问题》，《求索》1988年第3期；刘羡冰《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7]《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2836页。

[68]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114页。

[69]《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838页。

[70]黄恩彤《与徐松龛中丞论西洋诸夷书》，《知止堂文集》第9卷，转引自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71]《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2836页。

[72]陈华《有关〈海国图志〉若干问题》，《求索》1988年第3期；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261、264页。

[73]魏源《海国图志》，光绪六年邵阳急当务斋刻本。

[7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239-266页；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刘羡冰《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43-44页，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

[75]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51-155页。

[76]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54页。

[77]该书扉页注“咸丰辛亥（元年）镌”，内潘仕成的《全体新论弁语》注为咸丰二年。

[78]《全体新论》赞，《西医五种》之《全体新论》，清末铅印本。

[79]王韬《衡华馆日记》。

[80]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1]《全体新论》赞，《西医五种》之《全体新论》，清末铅印本。

[82]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3]［ 同治］《广州府志》，第131卷，27页；第129卷，26页。

[84]杨守敬、李之鼎《增订丛书举要》，江西昌明印刷局，1918年版。

[85]徐信符《广东版片记略》，《广东文物》第9卷，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版，9页。

[86]廖景曾《广东省立编印局廿三年度办理概况》，广州天成印字馆，1935年版，16页。

[87]《 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35页。

[88]《皇朝续文献通考》，第271卷，“经籍考”18，18页。

[89]张之洞撰、范希增补正《书目答问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262-263页。

[90]叶德辉《书林清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期。

[91]叶志诜《海山仙馆丛书序》。

[92]廖景曾《广东省立编印局廿三年度办理概况》，广州天成印字馆，1935年版，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