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档案的文化价值-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十三行档案的文化价值

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

广州十三行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开始了解中国的开始，在“海上之路”及清代中西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广州十三行档案是记录和反映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变革和衰亡的重要依据，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广州作为早期东方世界贸易枢纽的辉煌场景。

一、广州十三行档案溯源

广州十三行档案专指18、19世纪西欧各东印度公司和美国等国家对广州开展贸易所形成的各种档案，以及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形成的各种档案，这些档案数量浩大，并分别由各国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保存。我们国家所保存的清代对外贸易档案主要集中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1年7月，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从浩瀚的馆藏档案中发掘出大量与十三行有关的清宫档案，并将其中1000余件重要档案进行了复制，作为建立地区历史十三行档案的主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各类反映广州十三行历史面貌的书籍、图片和实物，并逐步与各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建立定期档案交流工作，以期在本地区建立较为完善的广州十三行专业档案。

荔湾区档案馆目前所征集的这批档案其时间始自顺治八年（1651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260年，覆盖了清代十朝期间广州十三行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变迁。目前荔湾区档案馆馆藏的广州十三行档案主要包括:①各朝皇帝颁发的谕令及记载帝王政务、旨令、言行的实录、圣训、起居注；②中央各部院大臣及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粤海关大员进呈的奏折、题本，且多数奏折都有当朝皇帝的御批手迹；③涉外事件中的中外交涉照会；④各官府衙门之间来往的咨文、电报；⑤皇帝御览的广东沿海及广州古城地图；⑥官府对广州十三行设置、管理记录以及十三行人员及商号变动的记录；⑦与广州十三行相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各类当时记录广州十三行活动的中、外书籍和报刊；相关国家的档案；广州十三行研究资料；⑧广州十三行图片库；⑨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实物。目前荔湾区档案馆广州十三行档案资料库仍在不断补充和完善，并将结合区委、区政府的发展规划，对广州十三行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

二、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

广州十三行档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和务实的特性。

1．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在广州十三行档案中，充分反映出清王朝由顺治抑制贡市、康熙开海贸易、雍正迁移税口、乾隆一口通商、嘉庆禁绝鸦片到道光国门洞开的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轨迹。顺治四年（1647年）邵武政权在广州灭亡，广州被攻陷，当时的两广总督佟养甲为筹集军饷，上书朝廷，请求循明旧例，开放贸易。题本中“天地生财有数，内地民力计亩征收，血力几何。通商固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所以裕广省之饷，益中国之赋，合应仍复古例。”^[1]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对外贸易已在广州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顺治八年（1651年）广东巡抚李栖凤的奏报中提到:“西洋彝人托处粤之香山濠镜澳，来往贸易，轮饷养兵，考之故籍，实百余年于此矣。”从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出，广州的对外贸易在当时已延续百余年，海外贸易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收入之一。由此可见，由于广州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偏居南隅，受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小，太平洋季风和天然深水良港的优越地理条件，共同孕育了具有海洋文化特性的岭南本土文化。长期中西文化的交融荟萃，使岭南文化具有先天的开放性，具有突破“传统导向”的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

2．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的包容性。正因为长期处于中外贸易的中心，多元文化的长期碰撞，使岭南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珍藏在广州博物馆的300多件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外销艺术品，无论从瓷器、牙雕还是外销画上都体现了当时广州制造业为适应国际市场、融汇中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广彩的造型和纹饰都是根据欧洲商人的要求烧制而成，瓷坯购自江西景德镇，在广州珠江南岸的陶瓷厂绘饰烧制。其纹饰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瓷器的彩绘技艺，又仿照西洋画的表现手法，色彩艳丽，别具特色。这从馆藏资料《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所收近百件广彩瓷中可见一斑。^[2]

不仅如此，被作为广式建筑代表的骑楼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典型杰作。这种骑楼由廊柱结构的十三行商馆发展而来，既引进了西方和地中海国家廊柱式建筑的格局，又适合南方潮湿多雨、商楼密集的特点。这些体现着异国风情的古老建筑，至今仍是广州建筑史的瑰宝。西洋文化不仅影响着广州建筑，还深入到当时广州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帝国商行》中记载:当时家庭吃西洋餐是广州城的居家时尚，在当年的越华书院就曾盖有洋馆式酒楼，而广州在康熙至道光年间，有30所创办的书院开设教授数学、天文、历法等西方自然科学学科，打破了传统的教育体制。^[3]

总而言之，广州以其特有的岭南文化的包容性，接纳和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知识，并融合形成了广州特有的城市文化。

3．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的务实性。清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丝绸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岭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发达的商业体系，铸造了岭南文化务实重商的特点。

在馆藏广州十三行档案《两广总督李侍尧为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规条事奏折》“历来夷商到广贸易，向系寓歇行商馆内，原属有专责。乃近来有等嗜利之徒，将所有房屋或置买已经歇业之行，雕栏画槛，改造精工，招诱夷商投寓，图得厚租”；又“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籍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4]这些档案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广州商人为规避不合理体制，与外商开展贸易，以及根据外商需求，提供适合的生活条件的努力。重商务实求利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道光二年（1822年）广州西关失火，殃及十三行，大部分商行及仓库被焚毁，为稳定对外贸易活动，两广总督阮元上奏朝廷“夷人货物被焚，赀本已归乌有，若再令交税，未免拮据，所有应交税银十四万二百四十三两四钱四分六厘，可否准其豁免。”^[5] 可见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涸泽而渔是无法维持行商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岭南文化的务实也多少影响着当地政府的运作。(www.xing528.com)

在馆藏资料《十三行》^[6]中还记录了广州十三行中的代表人物怡和行行商伍秉鉴（1769—1843年）的传奇故事，美国《华尔街时报》曾报道:一个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当时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型货船约值10万元）的债务，因为没有能力偿还一直滞留广州。伍秉鉴当着他的面把借据撕碎，表示他们之间账目两清。这个故事使他在海外享誉半个世纪。通过将无法偿还的坏账，通过舆论宣传而核销，不仅没有给自己增加实际损失，而且大大提高了商行的信誉度，可见当时行商的务实性。从大量的广州十三行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文化重商务实的特性对当时广州地区行政、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岭南文化是广州十三行能在南粤大地上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

三、广州十三行档案研究的现实意义

广州十三行档案是记载近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是中国由封建制度走向资本共和转变思想的起源，在十三行档案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为广州十三行带来的巨大贸易财富，也可以看到落后的社会制度、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给中国带来的落后和愚昧。

广州十三行创造的贸易帝国也是个商业奇迹，是根植在这片土地上千年的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和务实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承担着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对本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档案进行保存、编研和开发的责任，并通过对区域文化的整合和挖掘，为政府进行文化投入提供科学的选题依据。2001年以来，荔湾区档案馆，通过外引内联，对馆藏的广州十三行档案进行挖掘整理，目前已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电视纪录片，编纂了《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十三行》（与广东中华民族促进会、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合作）和《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合作），并先后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十三行档案展。同时荔湾区档案馆还积极参与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筹建工作，目前已完成前期的预展设计工作。

总之，广州十三行档案作为荔湾馆的重点建设项目，将在现有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征集相关档案和研究资料，并建立广州十三行图片库，积极推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为建设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州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也为研究广州十三行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更好资源支持。

【注释】

[1]李国荣、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2页。

[2]广州博物馆《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页。

[3]李国荣《帝国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198页。

[4]覃波《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历史档案》2002年第9期。

[5]覃波《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历史档案》2002年第9期。

[6]中立《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