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内广州十三行研究综述
一、有关广州十三行历史档案、史料的挖掘整理、编辑出版
（一）将有关广州十三行历史档案精选出版
国内“现世所存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最为集中，也最有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一）十三行的设置、管理及其机构沿革；（二）清政府对外闭关锁国，只开放广州一地为对外贸易口岸；（三）广州、澳门及香港口岸贸易情况有关中外纠纷事件；（四）粤海关的腐败及各类案件的查处；（五）粤海关每年税收及进出口情况。这些档案，相当部分是清代历朝皇帝珠笔批示过的奏折，还有大量朝廷谕令、官府咨文等。”此外，还有当时十三行经营的外销画，以及中外学者对十三行的研究文献资料。[1]
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牵头，发动与十三行历史研究相关的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进行合作，共同挖掘整理出版与十三行有关历史档案、史料，取得多方面的成果。主要成果有:《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帝国商行》、《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和《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上、下册）等。
《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是一本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2000年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档案专著。该书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数量浩繁的明清两朝档案中精选出突出反映澳门问题历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原始秘档按照原样影印出版。记录了自1623—1911年期间的相关档案，由于在明清时期，澳门作为广州贸易的外港，因此该书收集的内容有很多涉及与广州十三行贸易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2]
《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一书，邢永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编纂，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全书14万字。此书为编年体例，收录1684年至1887年清政府有关南国商贸问题的机要秘档共100余件，反映广州十三行商贸历史全貌的珍贵历史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康熙帝提倡开海贸易的内阁起居注；雍正帝确议广东贸易洋船泊靠地的朱谕；乾隆帝谕令仅留广东一口对外通商；道光帝宣布恢复十三行制度的上谕；十三行外贸情景及为皇家输送西洋人才、进献贡品、向朝廷捐输银两的奏折；洋人在十三行商馆活动的记录；十三行火灾及中外商人间的债务纠纷等等。该书并配有彩色插图50幅，有皇帝御览的广东沿海及广州古城地图、清宫档案原貌及十三行古画图片。”[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推出的文化工程，由著名学者朱家溍、杨伯达等担任学术顾问。《总汇》按档簿类和折件类两大系列分三期出版。各类之内采用编年体例，全书约200册。第一期雍正、乾隆两朝档簿类档案，辑录造办处档簿约5000余部，影印出版55册，即《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雍正至乾隆，1—55册），全书1350万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第二期嘉庆至宣统六朝档簿类档案，影印出版55册，即《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嘉庆至宣统，1—55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第三期康熙至宣统朝折件类档案，辑录造办处折件档案7万余件，预计出版90册，原计划2009年出版。《总汇》每册800页，按档案原貌影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和深入挖掘，必将裨益学界，大大推动清宫文化与文物研究。[4]
为纪念哥德堡号商船远航中国260周年，瑞典特仿造古船，按原始航线，历时一年跨海远航，于2006年7月18日抵达广州黄埔。为此，2006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第10台播出了《帝国商行》。继电视片之后，主创人员在原有脚本基础上深入挖掘，依据1000余件翔实可靠的清宫秘档和巨量中外文献，荟萃200余幅异彩纷呈的历史图片，再行推出了同名著述——李国荣主编、覃波和李炳编著《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2007年1月由九洲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商业史的角度，全方位揭示大清帝国的洋行——广州十三行的盛世辉煌、人文风貌和风雨沧桑，以灵动的笔触和鲜活的画面，揭示广州十三行这个饱含了众多历史隐秘的商人群体。[5]
由李国荣、林伟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7日出版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是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次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该书以编年史的体例，沿着历史演进的轨迹，依据翔实可靠的皇家档案秘籍和文献典籍，收纳大量的历史图片，揭示清政府特许广州十三行这个半官半商性质的商贸垄断组织存在发展的内幕，展现二三百年前广州商馆的兴衰与浮沉，透视以广州为窗口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外文化交流，追溯南国广州与清朝皇宫的特殊关系。《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分为九大部分，其中包括序篇清初海禁、第一章开海贸易、第二章公行定制、第三章天子南库、第四章一口通商、第五章洋行沧桑、第六章鸦片贸易、第七章商馆终结和尾篇沙面租界。从公行定制、十三行保商制度（1754年）、十三行保商制度的完善（1775年），并以洋商蔡文官为“詹尼号”出港开脱（1794年）、洋商石中和欠债充军（1795年） 和洋商蔡世文负债自杀（1796年）等为例，揭示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洋行、洋商整体和个体的兴衰与浮沉的沧桑命运。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的《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合作，对明清宫藏黄埔档案进行了系统挖掘，从浩瀚的皇家典籍中，甄别遴选出有关黄埔的珍贵档案二百余件，并精选有关历史图片”编纂而成的。“本书收入的明清宫藏原始档案，均为实物翻拍或原件影印，包括‘皇上’的亲笔御批，均属久存大内、秘不示人之珍品，是研究和认识黄埔乃至中国近代历史最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6]
（二）《广州史志丛书》出版发行与广州十三行研究相关的著述
据了解，《广州史志丛书》是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主办的一套丛书，1988年创办至今。在广州十三行研究方面，《广州史志丛书》从旧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史志理论研究成果三个方面着手，编辑出版相关书籍。主要成果有《粤海关志校注本》和《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清代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的《粤海关志校注本》是 广州史志丛书之一，2002年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粤海关志》共30卷，分列14门，辑录粤海关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校注根据清道光年间“粤东省城龙藏街业文堂承刊”。[7]
由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全套8册，200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除《广州的外洋行商人》这本主要介绍与十三行相关的历史外，《黄埔村与古黄埔港》、《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也部分涉及十三行的历史。
周湘著《广州外洋行商人》一书，是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之一。全书共分七章，详细介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制度的兴衰、著名的行商家族及相关的历史。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行商制度之缘起，介绍了清初广东对外贸易状况、行商制度与夷务管理及早期的行商；第二章十三行街区的状况，介绍十三行夷馆、十三行街区的分布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第三章行商对广东公共事业的贡献；第四章著名的行商家族，重点介绍潘启官、伍怡和、卢茂官家族，以及达成行商倪秉发与会隆行商郑崇谦；第五章行商的家居，重点介绍潘启官、伍浩官家族庭院；第六章行商与中西交流，重点介绍了“广州英语”和“番鬼”餐；第七章行商制度的衰败。[8]
柏峰著《黄埔村与古黄埔港》一书，也是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之一。该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小渔村到广州外港、百年辉煌、酱园码头的外国船、鸦片战争后的古黄埔港、黄埔村名人略传以及黄埔村的古迹及其保护等六章”。[9]
二、广州十三行专题研究成果
（一）广州十三行的研究专著
广州十三行研究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十三行新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以及《十三行》。
由蔡鸿生教授作序、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著述的《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一书，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全书48万字。该专著由系列专题研究整合组成，主要专题有:“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雍乾时代的十三行与商欠”、“林则徐之死与十三行商人”、“清代广州西关十三行的几次火灾”、“起源于十三行的广州街名”、“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管理体制的四个环节”、“十三行的历史文化遗产”、“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以及“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等等。此外，本书还附印了大量有关广州十三行的图片资料。[10]
谭元亨教授主编的《十三行新论》一书，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09年11月出版。该书收入了包括编者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如谭元亨的《全方位开展“十三行”研究 》，宋韵琪、吟冰的《从“公行制度”的几度设废看十三行的商业工具性质》，琪琪的《试论十三行精神与岭南文化的双向度建构》，秦柯的《十三行与广府文化地图》，宋韵琪、谭元亨的《十三行商人的民商本质——对关于其性质为官方代表的商榷与讨论》、《十三行的谣谚与小说 》，潘刚儿的《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宋韵琪的《十三行的文化探讨与创伤记忆》，杨宏烈等的《海山仙馆魂兮归来》，以及敖叶湘琼编译的《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和范岱克著、章远荣译的《广东叶氏商人（1720—1804）》等文，并附上谭元亨教授撰写的《亮出广东的文化品牌——关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十三行的建言》和《十三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广东十三行遗址调研报告》，以及杨宏烈教授提交的《 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研究报告》。[11]
黄启臣 、梁承邺编著的《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一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该书介绍清代以来广东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机构“十三行”之一的梁经国“天宝行”家族二百年的沧桑，涉及天宝行的创立、其创始人建祖祠、热心公益事业、家族风云人物、家族后人的文书诗词及其后人的历史文献内容。[12]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的《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一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记录了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对外开放时期潘同文（孚）行“潘启、潘有度、潘正炜三代行商的真实史料，客观地反映了当年行商创业、首业的艰辛，应对官府、外商的技巧，承担破产同行债务以及贪官勒索财务的重压，以及他们在对外贸易中所体现的中国商人诚信经营及拒绝非法鸦片贸易的商业道德。从这一典型的商行家族的历史变迁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十三行运作的模式与制度。”[13]
中荔编著的《十三行》，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之一，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该书通过从清初海禁、开海贸易到洋行沧桑、商馆终结等十个编章，系列且简明地反映了广州十三行的盛衰过程，突出封建时期的中华帝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从“贡泊贸易”走向“通商贸易”这一历史时期中广州十三行的重要地位。
（二）有关广州十三行的专题论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覃波在《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和《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等论文中，运用大量的清代历史档案，对广州十三行进行研究。覃波在《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一文中介绍了省市及其清宫档案，从六个方面考查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14]在《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一文中，覃波指出:“广州十三行是18、19世纪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透视中国的一大枢纽，在‘海上丝绸之路’及清前期中西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清宫档案，真实地再现了这个盛极一时的早期东方世贸中心。”[15]在《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 一文中，覃波指出:“十七世纪末，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驶入中国大陆南端的广州港，发现在珠江岸边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由总揽外贸的专业组织接待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这就是在中国外贸史上显赫一时、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的‘广州十三行’”。[16]
金融研究所吴庆先生在提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广州十三行连带互保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一文中指出:“清代广州十三行实施的连带互保制度是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原型。它能够成功处置行商倒闭留下的未偿债务的原因有二:高额行业垄断利润和审慎性准入门槛。后来，皇帝和各级官吏越来越高的索求逐渐抵消了垄断利润；审慎性监管却仅仅停留在行业准入层面。加之清政府对夷商债权的过度保护使夷商不顾风险地放款，亏空的行商总有机会借钱冒险，道德风险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十三行制度不可持续。本文总结清政府管理广州十三行的经验和教训，期望对当前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提供借鉴。”[17]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国亮先生在《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18]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隋福民先生在《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一文中，“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对清朝‘广东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历史作一简要梳理。清朝的贸易制度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国政府等多个主体的持续博弈中不断演化，最终完成了制度变迁:朝贡体制变成国与国对等的贸易体制。”[19]
暨南大学文学院江波在《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一文中指出:“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是清朝政府在‘闭关锁国’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为应对全球的商业经济对贸易扩大的需求，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公私结合的对外贸易经济体制。在鸦片战争前后近百年间，担负着清政府垄断和管理经营对外贸易的重责。它的出现、兴盛到衰败，其根本因由则是大清帝国出于维护集权统治的政治妥协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20]
（三）部分内容涉及广州十三行行商专题研究的专著
部分内容涉及广州十三行行商专题研究的主要专著有:《明清广东商人》、《广东商帮》和《话说粤（（图文商谚本）》，以及《广州九章:岭南经·中国梦·世界观》、《广东的前世今生》。
黄启臣、庞新平著《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全书共36万字，分8章34节，集中阐述了明清时期为世人瞩目的广东商人的类型及其经营方式、地缘和社会构成、会馆公所、著名商人家族、海外移民、资本流向和历史作用等。本书第二章“广东商人的类型及其经营方式”第一节“商人类型的牙商、丝绸商、茶商”部分对广州十三行商的职能、作用都有述及。本书第五章“广东商人家族”对广州十三行中的泰和行、同文行（同孚行）、怡和行、广利行、天宝行的兴衰，以73页的篇幅作论文式的解读。
黄启臣教授著《广东商帮》，黄山书社2007年6月出版。全书共七章27节。本书对明清时期广东商帮崛起的人文地理、社会背景和“广东商帮”的商人类型及其经营方式，乃至“广东商帮”的地缘和社会构成，都一一作了具体分析研究。该书第二章“广东商帮的商人类型及经营方式”第一节“商人类型的牙商、丝绸商、茶叶商、陶瓷商”等部分，对广州十三行行商有详细介绍。
刘正刚著《话说粤（（图文商谚本）》，（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其中“第二章富甲天下的行商”用九部分介绍了十三行行商。指出广州一口通商期间，十三行商人成为官方的代表，负责对外贸易，身为“‘红顶商人’十三行行商”，是“茶叶贸易的垄断者”；介绍了十三行行商“小行商的艰难发家史”，以及“曾经跻身乡贤祠的行商”、“越洋诉讼讨债的潘长耀”、“同文行开创者的生意经”及“周旋于官商之间”，“由行商到买办”的十三行行商。第六章“打造儒商形象”九个部分中六个部分都以介绍十三行行商为内容主轴，如“贾而好儒培育后人”、“ 儒而为贾的外销画匠”、“人间仙境的海山仙馆”，“将藏品刻石传世”、“刊刻书籍造福万代”、“‘广州英语’风行商界”，从文化的角度诠释了包括十三行行商在内的广东商帮。此外，在第一章“海洋大省，重商传统”的第七部分“深加工创造附加值”，以及第九章“商道是非，任人评说”也对包括十三行行商在内的广东商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评说。
黄树森主编的《广州九章:岭南经·中国梦·世界观》，花城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发行。其中第一章“一千年国门”中选编白寿彝先生的《粤海关的组织机构》、何礼荣先生的《清朝“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与海上交通》；第三章“大清国商” 中选编《英法联军（成丰七年，1857年）之役，广东旧十三行行商调停战事史料》、吴晗《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 ；第七章“南天国色” 中选编刘子芬的《广窑（广彩） 》、《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谈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刘明倩的《外销画》和纪宗安、孟宪军的《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节选）》一文。第九章“民安国泰” 中选编李国荣编著的《帝国商行》（节选） 等。以上文章都涉及广东十三行的研究。
王春芙和陈朝华主编、《南方都市报》广州专刊副刊部撰稿的《广东的前世今生》，由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这是一本广州人物列传，是研究广州人文地理的著作。该书的‘实业篇’，首先介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以《潘仕成——仕途扶摇青云上成就须臾转头空》为题，指出:“南粤自古多金，十三行路曾经富贾如云可为明证。潘仕成就是其中富可敌国的一位。他是宦海如意的官僚，也是善于钻营的商人；他既是慷慨乐施的慈善家、水雷制造者，还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潘仕成功名显赫大半生，晚年却穷困潦倒而死，大悲大喜、盛极而衰的命运令人扼腕。”[21]
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
（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专著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专著主要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和《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黄启臣教授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年5月出版。本书是广东省政府批准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专案组进行的系列工程之一。全书共分9章51节编写，共61万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的作者指出:广州十三行及后来的公行是清代重要的外贸机构、十三行商则是粤海关运作的工具。作者还对十三行商和十三行制度进行了中肯的分析。
冼庆彬主编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一书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刘亦文《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蒋祖缘《清代前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十三行对外贸易》，以及黄为民、黄鋭光、黄银英《古黄埔港与广州十三行》、郭德焱《巴斯商人与广东十三行》、黄佩贤《嘉道年间黄埔古港繁荣的背后——从一块告示石碑谈起》、程浩《广州港对广州历史的贡献和作用》都属于第三编“广州海上丝路与十三行”。[22]
（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论文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论文集、论文提要主要有:《广州十三行沧桑》、《“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编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2002年1月，广州市委宣传部和炎黄文化研究会、荔湾区政府等9个单位部门联合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秘书处汇编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汇编》，“ 汇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广州的关系，对现代广州经济、贸易、航运、文化、考古和城市建设等方面重要影响的论文提要共50篇，论文作者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23]此次研讨会后，“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曾召开过十三行的专题研讨会。荔湾区方志办也牵头召开两次清代十三行的专题研讨会。区政协、区文化局也多次组织了有关专家座谈会，专题讨论开发利用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几次研讨会的研究论述成果汇编成册，并征得一些专家、学者同意，辑录了会外几篇专著入册”，[24]编辑出版了《广州十三行沧桑》一书，并收集整理出一批清代十三行的历史文献资料。《广州十三行沧桑》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广州十三行名称考、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广州十三行商贸概括、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等。[25]
200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编》，内容主要包括:广州是中国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市、广东海上丝路遗存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等。 [26]
顾涧清等著《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本书分代序、十一章四十二目，共25万字。其中第四章广东海上丝路黄埔古港和外港的研究、第五章广东海上丝路外国商船和外贸的研究和第六章广东海上丝路行商体制及其遗址研究都涉及广州十三行行商的研究成果。
王晓玲主编《“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香港的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本文集收录的是2006年6月22日在广州艺博院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和7月19日在广州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文化论坛”的领导讲话与部分专家学者的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王晓玲《在“中国广州与海上丝路发祥地研讨会”上讲话》，陈伯坚的《广州是中国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市》、汤开建的《 顺治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王朝的正式交往》、赵立人的《广州古代海外贸易若干问题探索》、黄启臣的《明清之际广东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广州中心市场的中心市场》、叶显恩的《“歌德堡号”引发的感言》等等。[27]
（三）广州黄埔古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的研究成果
广州黄埔古港曾经是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在促进中国和西方的商品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上，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同时，黄埔村也是广州著名的侨乡。由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华侨研究会、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海珠区政协、社会法制文史委编著，并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了《名城明珠黄埔村》和《凤浦古今:古黄埔港寻踪》两本书。
《名城明珠黄埔村》一书，“收集了有关黄埔村的史料20多篇，详细介绍了黄埔村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著名人物”。其中，黄永晃等《广州地望黄埔村考察记》、罗国雄《黄埔——“海上明珠”的历史光环》、吴家诗等《清朝前期黄埔港的管理制度》、梁碧莹《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黄佩贤《黄埔古港历史古迹寻踪》和余定邦《黄埔古港遗址是广州市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以及黄启臣《清代的黄埔港》、《从行商到吏士——天宝行的演变》和《梁纶枢传》，黄银英等《令人珍惜的“对华贸易黄金时代”——从几例信息看古黄埔港在发展国际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古黄埔港与广东十三行》等论文，都是与广州十三行相关的研究成果。[28]
《凤浦古今:古黄埔港寻踪》介绍凤浦（黄埔村）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湮没的辉煌、古黄埔遗韵、百年数风流及历史的延续四部分。从清代时期的古黄埔港开始介绍到现代关于保护、抢救凤浦历史文化遗迹的工作，并辅以大量的彩色摄影作品为证。“百年数风流”篇章，详细介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梁经国。[29]
四、对广州十三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
朱小丹主编、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中国·广州 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全书以广州是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这一论点为主线，采用了兼及中瑞经贸关系的典籍史料；史料的收集以中文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引用、参考外文文献。该书以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的版面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国广州与瑞典的商业联系，以及瑞典商人与中国人友好相处的历史。其中较祥尽地介绍了著名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与广州；清代十三夷馆中的瑞行；由广州出口到瑞典的热门商品茶叶、瓷器贸易情况；中国史料记载中的瑞典及当代经贸文化交往更加频繁的中瑞友谊的情况。[30]
广州博物馆著《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该书收录了广州博物馆所藏的18至20世纪初各类外销艺术品300余件，主要包括瓷器、牙雕、广绣、外销画等。这些藏品，多数是几个世纪以来广州对外交往中遗留的珍品，反映了该时期广州外销艺术品的繁荣状况和当时的工艺水平以及中西方审美情趣的交融与差异。这些艺术品所代表的艺术风格与思想观念，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并对欧洲的建筑设计、装饰艺术、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31]
蔡鸿生教授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 年4月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编，下编中的《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清代广州的荷兰馆》、《王文诰荷兰国贡使纪事诗释证》及《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32]等论文皆从不同的角度，对清代广州十三行的历史进行考证。特别是《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一文指出:“清康熙二十四年，粤海设关，开辟了中西通商的新时代。广州行商直接参与华洋互市，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他们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感知程度如何，形成什么样的西洋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以乾隆年间十三行总商潘有度20首《西洋杂咏》诗为标本，探究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33]
2004年雷传远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儒商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专门探讨广东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并试图了解十三行行商在文化交流的角色和儒商传统的关系，更尝试用崭新的角度，研究十三行如何把西方文化向内地扩散，着眼于文化交流的传播网络。力图从广东十三行研究上一个前人认识不足的侧面作补充”，“肯定了行商在文化交流的历史地位，并论证了行商从朝贡体系转向条约体制转变中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引起学者对十三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角色能作进一步探索”。 [34]
2007年彭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岭南文化的贡献》中指出；“广州十三行，是指清代设立于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作为这一洋行制度主体的十三行商人，拥有商官的特殊身份，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之一，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十三行商人成为当时岭南文化投资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大力发展文教、辅助教育，编印丛书、丛帖、刊刻著作，以发展乡邦文化；主动传播西方文化，积极学习和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注重私家园林的兴建，以呈现中西工艺美术风格以及建筑精髓的融合等等，从而为当时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从经济对文化影响的角度，重点来探究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岭南文化的贡献。”[35]
2009年徐堃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十八、十九世纪广州十三行和外销画》中指出:“外销画产生并且兴盛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广州十三行地区，它受到西方艺术审美趣味的影响，由中国画家使用西画的技法和风格，绘制带有东方风情的图画，绘画内容包罗万象，绘画种类包括玻璃画、油画和水彩画。钱纳利和林呱是最主要的外销画家，对其他画家和整个外销画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外销画为西方市场生产制作，大量销往西方并且受到西方消费者的欢迎。其商品性远远重于艺术性，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生产的绘画种类，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画。外销画有精品和行货之分，但是其本质都是商品画。画家和画工都使用复制的方法来大量绘制图画来满足市场需求。 国内对外销画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正史对其不着一词，国内也难觅真迹，现有的史料多来自西方研究者的文献著作。已有研究仅限于外销画的艺术方面，本文旨在弥补此研究领域的空白，使用艺术经济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外销画生产和外销画市场的各个方面，以及绘画与经济赞助的关系。外销画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影响了传统绘画市场，对后来绘画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36]
高淑娟在《略谈“长崎会所”与“十三行”》一文指出:“日本江户后期，在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贸易权逐渐收归幕府手中。经过幕府多年的政策性选择，专事对外贸易的日本商人群体逐渐发生变化，江户贸易商由平户相对自由贸易时期的多元化主体，最终定型于“长崎会所”—— 一个幕府直接控制下的近乎于行业管理性质的贸易机构。而在中国清朝，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外贸商人群体——十三行，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也折射出了清朝政府的贸易管理政策的基本立场。[37]
五、广州十三行研究中的新动向
（一）学者介入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研究
1．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研究专著(www.xing528.com)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著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由广州出版社2001年出版。该书概要地反映了广州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发祥地和世界海上交通史两千年不衰的大港的形成和发展，并在这个城市所发生的的各种大事，介绍了包括广州十三行在内的各个历史文化遗址的情况，真实地再现了广州作为中国贸易大港的辉煌历史。同时，对研究广州十三行现象具有很好的启发。[38]
杨宏烈编著的《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角度、从促进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十三行商馆遗址及其分布在广州市区与之相关的历史地段、名胜古迹等进行了探讨。该研究成果是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广州市属高校科技计划2004年度重点项目和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05年度重点项目 。
2．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的题案和建议
2009年4月29日，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杨宏烈教授提出《关于设立十三行博物馆的建议报告》指出:“十三行专题纪念性博物馆是广州、广东的一张名片，乃至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民族文化教育发达的标志。特建议乘迎亚运之际，因势利导，利用‘文化公园’既有展览设施，花尽量少的钱，筹建起十三行博物馆，整合周边相关的十三行遗址，打造十三行历史文化旅游街区，促进广州名城科学发展。”[39]
2009年4月，广东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教授也向国务院参事室提交了《十三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报告。提出三项建议:“1．尽快召开有关十三行的研讨会，集中文化、商贸、旅游、规划、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尤其是省港澳三地专家的意见，一俟条件成熟，进一步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既可深化研究，又可加大宣传力度，擦亮这块文化名牌。”“ 2．整合十三行的文化旅游资源. 当前，广州旅游拿得出手的“月亮”太少，而十三行这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一旦打响，当不弱于其他景点，所以应尽快加以整合，环白鹅潭十三行景观务须在广州市府统筹下，由荔湾、海珠两区通力合作，方可事半功倍。”“ 3．依据现有的相关资料，编纂一部《十三行图史》是可以办到的，这不仅可以为日后时机成熟再完成《十三行史》打好基础，还可对当前整合文化资源、统筹城市规划大有裨益，并为旅游、宣传作依据，尤其是作为广东外贸的一大名片打出去，在接待国际政要及经济企业的重要人物时所用。”[40]
2009年7月3日在广州大学召开的“广州十三行研究专题学术报告暨工作研究会”上，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重点介绍了广东十三行的历史，在早期中西贸易中的影响和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并提出要对十三行历史文献加以重视，呼吁各有关方面保护十三行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加强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使之能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接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十三行研究的相关资料库和十三行历史博物馆。这对于创建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和建设广东文化大省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二）平面、电波、网络三大媒体共同介入广州十三行研究
本世纪以来，广东、广州平面媒体对广州十三行进行了广泛宣传。中央电视台两度拍摄了广州十三行的专题片——《帝国商行》和国宝档案《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十三行──解密清朝外贸特区》上、下集。
《帝国商行》是由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探索·发现》栏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历史纪录片，重现了广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后期的极盛转衰过程:富可敌国，一场大火能令熔化的白银流满街；富招人妒，腐败的清政府竟两度勒令行商筹巨款作战争赔款。该片共分四集，依次是:开启的帝国之门、世界首富、西来欧风、帝国商行的悲歌。对中国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介绍。该历史纪录片是为纪念哥德堡号商船远航中国260周年，瑞典特仿造古船，按原始航线，历时一年跨海远航，于2006年7月18日抵达广州黄埔。为此，2006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第10台首播的《帝国商行》（主编:李国荣；撰稿:覃波、李炳；制片人:王新建）
国宝档案:《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十三行——解密清朝外贸特区》上、下集，CCTV-4亚洲 2009年5月30日首播。介绍了“公元1685年，清朝康熙皇帝颁布命令，开放海禁，对外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以及云台山港口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四个港口。对外贸易当然少不了精通外语、熟悉洋务的商人，于是，清朝的广州官府就组建了十三行。”“据记载，十三行名称起源于明朝，到了清朝继续沿用这个名称，也称‘洋行’或‘洋货行’，是清朝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也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十三行不仅享有外贸特权，还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政令，收缴税饷，甚至管理外商人员。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时，十三行就会派遣精通外语、熟悉业务的人员与他们接洽。十三行的所在地也就成为清朝的外贸特区。”[41]
2009年4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利用早期对外贸易的历史档案及有关文献资料，建立“广东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中心”（或称“广州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中心”），并建立“广州十三行档案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网站”，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该网站设有中英文简介、图片集、历史文献介绍、档案大观、档案文献目录及相关栏目。
（三）文学影视创作介入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的宣传
大型话剧《十三行商人》是广东省实施国家精品工程的重点剧目，2004年6月首演以来，广东话剧院排演了粤语版、普通话版《十三行商人》。话剧将广州当时的大时代展示出来，再现了百年前粤商重情、仁义、爱国和诚信的进取精神。《十三行商人》是由广东省文化厅出品、由广东话剧院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联合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2005年12月，该剧进入了“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30台初选剧目之列；2005年12月，参加第九届广东省艺术节，获剧目、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等多个一等奖。
辛磊、祝春亭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全书分为“草莽晨曦”、“中天惊雷”、“残阳如血”三卷，共120万字。该书以清代乾隆时期中西商人云集的广州十三行为平台，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为时代背景，以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振承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展现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的风云画卷。由花城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第1版。2009年4月，该书加印。据悉，“从2003年开始，在广东南方电视台的主持下，50集电视连续剧《大清商埠》剧本精心打磨、严谨推敲、十易其稿，获得审稿专家普遍好评。”2004年南方电视台正式与辛磊、祝春亭两作者签订了剧本购买合同，并向国家广电总局申报电视剧立项，获得了通过。2009年1月，电视剧本《大清商埠》已被省委宣传部列为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电视连续剧项目）。
谭元亨教授近50万字的纪实文学《明清帝国海商》和100万余字的《十三行遗嘱》三部曲等文学作品，同样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的艺术创作、加工，进一步加深公众对广州十三行历史认识的探索和努力。[42]
（四）博物馆、档案馆参与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的宣传
2003年9月28日至2004年1月4日，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了外销画展。画展由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主办，称为“18—19世纪羊城风物──广州外销画展”。据悉，此次展出的外销画有208幅，全部由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收藏，题材包括制茶、制丝、制瓷、船舶以及各行业的场景，还有各类植物、鸟类、昆虫等方面的内容，画法以写实为主，生动地再现了西方人眼中18、19世纪时广州的历史与民俗风情。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介绍，这些外销画对回顾和研究珠江三角洲历史和以广州为中心的中西贸易、文化交流史，均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43]
2006年3月1日《天朝洋商——广州十三行档案史料陈列展》在广东省档案馆免费展出，陈列的史料包括清代皇宫的历史档案，以及珍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的历史绘画、资料、文物等。通过史料展，“可以了解到在十三行开展行馆通商贸易之后，中外贸易量大增，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推崇中国文化的潮流。在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茶叶登陆英国。茶叶香味隽永，作用柔和，魔幻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英国家庭平均每年要用1/10的收入购置茶叶。在欧洲，英国是茶叶最主要的消费国。而法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亦相继将茶叶的买卖作为与中国的重要交易。”[44]
2006年7月10日起，“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艺术品”在广州博物馆常年免费向市民开放。据悉，这次从广州博物馆馆藏中精选出的牙雕、刺绣、丝织、漆器、彩瓷、外销画等艺术品，为广大观众再现了18—20世纪初广州口岸民间艺术品的外销历史。
【注释】
[1]参见 广东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中心网站。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2000年出版。
[3]覃波《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站。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雍正至乾隆，1-55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李国荣主编、覃波、李炳编著《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九洲出版社，2007年1月版，3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合编《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7]［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2 月版。
[8]周湘著《广州外洋行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柏峰著《黄埔村与古黄埔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11]谭元亨《十三行新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09年11月版。
[12]黄启臣 、梁承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13]广州市志办、荔湾区志办《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参见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地情信息库网站。
[14]覃波《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
[15]覃波《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中国档案》2004年第2期。
[16]覃波《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决策与信息》2004年第 8期。
[17]吴庆《广州十三行连带互保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61号》（总2907号），2007年5月29日。
[18]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9]隋福民《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20]江波《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6卷5期。
[21]王春芙、陈朝华主编，《南方都市报》广州专刊副刊部撰稿《广东的前世今生》，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2]冼庆彬主编《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
[23]“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秘书处汇编《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汇编》，2002年。
[24]荔湾区志办、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十三行沧桑》，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地情信息库网站。
[25]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 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
[26]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 编》，2006年。
[27]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 王晓玲主编《“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08年12月版。
[28]广州市海珠区政协社会法制文史委员会等编《名城明珠黄埔村》，广州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9]广州华侨研究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凤浦古今:古黄埔港寻踪》，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30]朱小丹主编《中国·广州 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31]陆路《海贸遗珍:中西交通的见证》，《中国青年报》2006 年2 月27 日。
[32]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 年4月版。
[33]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4]雷传远《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儒商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35]彭丹《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岭南文化的贡献》，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36]徐堃《十八、十九世纪广州十三行和外销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12月。
[37]高淑娟《略谈“长崎会所”与“十三行”》，《日本研究》2003年3期，59-63页。
[38]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39]杨宏烈《关于设立十三行博物馆的建议报告》，参见杨宏烈的博客。
[40]谭元亨《十三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参见国务院参事室网站。
[41]《国宝档案（广州十三行上集──解密清朝外贸特区）》，参见网站http:// www.tvmao.com/guide/history/CCTV4/200905310535/．
[42]蒲荔子、王丽《海外对十三行研究比内地多百倍》，《南方日报》2009年6 月18日B05版。
[43]陈琦钿《208幅外销画再现世纪广州》，《新快报》2003年9月19日。
[44]成小珍、钟鸣《广州将展出外贸盛景 茶叶箱曾被用作棉被（图）》，《信息时报》2006年2月28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