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商人的过去、目前和未来

广州和澳门的商人:过去、目前和未来研究的简介

澳门大学助理教授　范岱克　著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陈享冬　译

18和19世纪的广州与澳门商人处于当时世界经济兴盛的中心。某些家族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经营生意，他们在广州的商行中雇有几百个员工，众多船只穿梭于珠江装运货物，每年也有整队的戎克船（中国帆船）前往东南亚。这些家族的代理人遍及中国和东南亚，与印度、欧洲和美国都有商业的联系，其中少数人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我们对这些商人仍知之甚少。对掌握此时世界贸易和商业的兴盛而言，了解这些商人的经营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但因为这些商人中，极少的纪录会被保存下来，因此非常难以重建他们的故事。在这次演讲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学界过去百年来对于广州与澳门商人研究的成果及目前一些学者刚完成的研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研究回顾

学界对广州商人展开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1902年，高第首先鉴定了“行商”的罗马名称“Hong merchants”，使得英国以及法国文件中的相关记载与中国的文件相对应。他的研究非常简洁，仅仅包括一篇30余页的论文。但是，高第在论文中确定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一些行商的身份，直至今天仍有重要意义。1926年，马士出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公布了更多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进行贸易的新材料。1937年，梁嘉彬扩展了这项研究，他利用中英文材料对行商的名称进行了比对，而且他首次特别以行商的商行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人们鉴别行商的名称和理解他们的活动。^[1]

30年之后（1967年），怀特终于完成了她的关于行商的博士论文。她研究了国会图书馆中的相关文献，并将其和高第、马士、梁嘉彬所发现的信息进行了对比。这是首次使用美国的记录来鉴别和理解行商的严肃的研究，但是它主要局限于19世纪早期，所涉及的范围并没有梁嘉彬的研究那样广泛。^[2]

23年后（1990年），陈国栋从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系统而彻底地萃取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一切记录，在行商研究上取得巨大进展。他还利用了新英格兰的大量美国档案，随后又研究了康乃尔大学里可用的文献。他的研究使得人们重新关注行商家族而不是行商个人，而这正是梁嘉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家族是经济和决策的核心，因此陈国栋关注家族，表明了这些家族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他首次证明了行商的起止时间是从1760年至1842年，并讲述了每个行商家族的主要故事。今天这仍是我们开始了解这些商人活动的基础，且其可靠性和完整性仍然未被超越。^[3]

Weng Eang Cheong（1979—1997年）也以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大量档案为基础，继续进行研究。他的著作扩展了陈国栋的研究，公布了许多以前未被人所知的个别家族的一些内容，例如他们与别的家族相互联姻的关系。然而，他并未查阅陈国栋的研究成果，因此其著作虽然晚于陈国栋出版，但处理的问题几乎一样。^[4]

黄启臣与庞新平（2001年）、章文钦（2001年）、黄启臣与梁承邺（2003年）以及潘刚儿、黄启臣与陈国栋（2006年）扩展了这种关注行商家族的研究。他们利用包括家谱在内的更广泛的材料，公布了这些商人贸易以外的其他生活细节。这些研究将所有可用的中文原始材料与英文原始材料以及出版的第二手材料结合起来，使得这些商人的故事更加完整。他们的研究集中了我们所知的关于潘氏和梁氏两个家族的一切材料，章文钦则首次搜集了伍怡和以及伍氏家族的主要史实。当然这些著作里也包含了其他家族的一些史实。^[5]

上述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展对这些商人家族及其活动的理解和认识。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主要材料都是以英文和（或）中文资料为基础。这些文献对于重建历史极其重要，离开它们我们就无法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中文与英文的文献只相当于研究这些商人可用的整个材料的一小部分。

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关于广州商人的卷册和内容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其仅包含那些是哪个中国人处理商行事务之类的细节性内容。当我们收集这些家族史实的时候，对这种数据的选择就会产生许多问题。首先，东印度公司通常是这些商人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所有的加起来也只是所有商行中的一小部分。不但商人们同时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商行中，而且每年还有许多的私人船只来到中国。大多数大商行同时还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行贸易，并且每年投入大约三十只广州戎克船前往东南亚进行贸易。他们与东印度公司所完成的贸易，最多不超过他们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而许多小商行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仅占其总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这就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所留下的历史记录仅仅告诉我们故事的一小部分内容。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提供一个对这些商人活动平衡而又全面的理解方面，他们做得还不够。

第二，许多商人很少甚至不与东印度公司进行交易，所以在这些记录中，他们或者没有出现，或者仅仅以建议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人而被提到。这意味着在以前的历史记录中，一些商人的情况没有被记载下来，而我们仅仅了解其他的一些商人很少的信息。只要我们想对有关的贸易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些遗漏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些在东印度公司档案中被详细论述的商人常常占据了主要地位（被过分强调），而那些在档案中没有很好的反映甚至被遗漏的商人常常被忽视。最后，对于广州的商行是怎样运作的，我们留下的是英国人为中心的认识。而对于哪些商行是最重要的以及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观点也受到了很大的扭曲。

第三，那些在1760年公行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活动的商人也很少被记载下来。在现有的研究中，Cheong是唯一试图从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搜集那些早期的商人故事的人。但是东印度公司关于18世纪早期的记录大部分是不完整的，那些关于早期商人的故事的叙述存在许多漏洞、空白和混乱之处。填补空隙的唯一方法，就是查阅所有的相关记录，并且尽一切可能将其拼合起来。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似乎永远也无法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对于其他的人，拼合出一个有条理的叙述是有可能的。

研究现状

尽管上述所有的研究总体上增加并丰富了我们对于贸易和商人家族的认识，但是我们无疑需要超越东印度公司和中文的材料来扩展这些研究，使我们对他们的历史有更为均衡的认识。怀特和陈国栋的著作利用美国的资源帮助我们扩展了对他们的了解，但是这些记录直到1784年才开始，直到19世纪早期才包含了更多广州商人的信息。所有的史学家过去都有选择性利用这些资源，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关于18世纪商人的一切，充其量是一些不完整的认识。而且由于东印度公司档案的偏差，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有更多的失真。

要超越英文的资料来扩展这项研究，填补这些资料的漏洞就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没有想像的那样简单。事实上，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混乱，因为外国人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拼写中国人的名字。表1提供了一些事例。

表1　外国记录中的中国人名字的对照

续上表

如同表1所示，一些中国人的名字例如第2、3、10-12和14行在所有记录中是相似的，但是其他人的名称变化就非常显著。例如第4行，我们怎么能肯定“Chetqua”和“Schecqua”是同一个人？或者在第15行，我们怎么会知道“Cay SuiKoa”与“Long Svicqva”是同一个人？在第16行，我们会肯定知道“Yokqua”、“Tjobqua”和“Jauqua”是同一个人吗？而在第6和第7行，他们的拼写几乎一样，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人。有时候，当人名的拼写相似的时候英语的音译有助于区别不同的人，但是当拼写不同的时候就会导致更多的混乱。

现在有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名称问题，从而让我们在个人的身份上不犯错误。首先，应该收集用每一种语言表述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制成一览表。在我们搜集了所有的人名后，我们就可以排除那些著名的商人，然后对照那些余下的商人看看他们像是谁。幸运的是，那些在广州活动的商人的数目常常是有限的，在1760年之前通常少于30个，而在1760年之后大约有7至13个行商家族。(www.xing528.com)

通过用每一种语言互相对照行商人名，我们就能构建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必须逐人逐人的分析，是一个非常乏味的过程。有些商行通常不会记录每年的每一个人，尽管其他的商行会记录每个人。对于那些经常出现在记录中的商人，构建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对于那些不常出现的商人，这可能会非常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参考材料进行对照，有些人名是无法鉴别的。

当人名一览表完成后，我们就可以把汉语和英语文献中出现的许多商人进行对比，然后在他们的故事中增添另外的信息。佛兰德语、荷兰语和丹麦语文献在这项工作中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包括了每个商人年复一年的贸易数字，这是我们在以前任何的史实中未能发现的细节。瑞典的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些商人参与前往东南亚进行戎克贸易的非常详细的信息。

有了这些新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对已经有了一些信息的商人谱写新的历史，并增加更多的那些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商人的认识。对这些家族早期历史的一些叙述最近已经出版。^[6]所有这些史实将会包括在研究这些商人的新著作中，而且因为有新增加的信息和其他修订的数据，其他的商人也将被归入到叙述中。有了这些新的数据，我们可以讲述许多以前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数据的新商人的故事，例如张氏家族、梁氏家族，以及蔡氏家族和陈氏家族的其他分支。

有了这些新的数据，许多新的发现正在形成。我们现在能够将1730年代早期发生在陈雄官和陈寿官之间的论战更为清楚的表述出来。正是这次论战，在当时产生了许多的贸易混乱。陈雄官的贸易开放建议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如果他的建议得到执行，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将会完全改变。这也有助于避免许多后来日益增加的贸易纠纷。但是在陈雄官的时代，中国仍未准备好实行这种开放政策。

我们认为公行建立于1760年，直到1771年被废除之前，它的运作经历了几次较大的修订。传统上，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行会作为一个垄断组织被强加于对外贸易，它限制竞争，阻碍了贸易发展。然而，这些观念是以很不完全的数据为基础的。迄今为止，在组成公行的10个商人家族之中，我们仅仅有6个商人家族的部分信息。而且在公行建立以前就已经营业的17个主要贸易商中，我们仅有其中7个的信息。仅仅就这些遗漏而言，我们对于公行建立的理解，距离完全了解明显还差得很远。现在我们对于那6个历史人物可以增加许多新的信息，另外我们也能讲述其他4家的故事。

与我们以前对于公行所有的认识相比，新的信息展现了一幅很不相同的图景。它表明建立公行事实上保护了竞争和贸易增长，而不是阻碍或者破坏它。实际上，公行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从1760年直至1771年，外贸增长年复一年。它还为此后外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新发现，例如这些商人在澳门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以及前往东南亚进行戎克贸易。我们甚至可以描绘他们的一些戎克船，我们也可以从以前许多不知名的商人中了解其中国特性。

研究展望

人名数据库与新的史实开放了研究的新领域。除了可以从中文记录中查找这些新的名字之外，我们现在还能够在广东和澳门寻找到因为他们捐助寺院、行会和其他机构而留下的石碑。现在有了这些人名，我们能通过家谱和墓地寻找到他们的家族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广州，安葬在城北的白云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坟墓。从家谱、墓碑和墓志铭中，我们依据血统和婚姻，就能发现他们与其他商人的相互关系。

在马尼拉和西班牙的西班牙语记载仍然需要仔细研究，而在印度的许多档案馆也留存了一些文献。在十九世纪晚期，许多外国船只在抵达澳门之前，先到印度或者马尼拉，许多贸易商在澳门与印度或马尼拉之间来回航行。在中国发生变故时，孟加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避风港，但是我们对这种联系所知甚少。这种相互影响对澳门与广州有重要作用，这仍需要我们进行彻底地研究。这些研究中更为困难的部分，就是说明广州、澳门商人与他们在中国和国外的大家族的相互关系。现在我们将许多广州商人的中国名字与其在家谱、福建和其他省份的地方文献中的名字相对照，它们可以相互匹配。更为困难的任务就是说明广州商人与他们在国外的大家族的相互关系。但是有了从外国档案中获得的人名一览表，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项工作。

有了这些新史实，上面没有被提及而现在可以展开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商品史。在新的家族历史的第一部分，列举了280余艘广州戎克船上装载的货物。这些清单表明了戎克船每年在东南亚所购买带到广州的产品。我们对这些产品的绝大多数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了解每种产品的生产地点、经济情况和销售网络，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重建广州戎克贸易的历史。

表2　280艘广州戎克从东南亚输入最多的11种货物（1750－1810年）

表2表明了每年戎克从东南亚输入最多的11种货物。槟榔是表中所列商品中最为重要的商品，但是可能并非最有价值的商品。不幸的是，我们缺乏关于货物价值或购买和销售价格方面的大量信息，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哪种产品可能是最有利可图的。在这些货物清单中还有其他73种东南亚产品，其占货物总量都少于百分之一。但是有些商品例如燕窝和鱼翅是非常昂贵的，因此从价值上来说他们无疑有更高的地位，而槟榔、锡制品和棉花的地位就更低一些。木材、海参和香料可能也在最有价值的商品行列，因此它们也许是表2所列商品中最为重要的。

过去，上述许多的领域或论题，很少甚至没有人进行研究。但是随着关于这些商人历史的新数据出现，现在我们可以推进对它们的研究。

作者简介:范岱克，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也是《广州贸易:1700—1845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与生活》（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作者。他花了多年时间研究珠三角地区的生活、贸易和社会，并就这些主题发表了许多文章。目前他正在撰写关于中国商人家庭的新历史。

【注释】

[1]高第《广州之行商》，《通报》1902年第3期，281-315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5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26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再版）；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再版）。

[2]怀特《广州的行商》，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67年。

[3]陈国栋《中国行商的破产（1760—1843）》，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年；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版。

[4]Weng Eang Cheong《官员与怡和洋行商人:一个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代理行》伦敦:Curzon出版社，1979年版；Weng Eang Cheong《陈寿官的时代（1720-1759）》，载Karl Reinhold Haellquist编《亚洲贸易路线》，伦敦:Curzon出版社，1979年版，217-230页；Weng Eang Cheong《广州的行商》，哥本哈根:NIAS-Curzon出版社，1997年版．

[5]2003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关于行商的研讨会，公布了许多行商生活的新内容。以下是一些有助于扩展这项研究的最新的著作和论文集:麦哲维《地方事务:门第、学问与学海堂在华南的地方身份构建（1810-1880）》，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版；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章文钦《广州十三行行沧桑》，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黄启臣、梁承邺《广州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过去几年中，研究者采用相关的外语材料，撰写了下列四个商人的历史。1．范岱克《Weaver Suckin与1750-1781年间广州的丝绸贸易》，载2008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210-227页；2．范岱克《蔡氏和邱氏的商行:广州的商人（1730-1784）》，载《文化评论》（国际版）第15期，2005年7月，60-101页；3．范岱克《广州叶氏商人（1720-1804）》，载《文化评论》（国际版）第13期，2005年1月，6-47页；4．范岱克《颜氏家族:广州商人（1734-1780）》，载《文化评论》（国际版）第9期，2004年1月，30-85页，翻译成中文后发表于《文化杂志》（中文版）第57期，2005年冬季号，1-52页。除了这些出版物外，还有两个商人的历史已写成研究论文，可在因特网上检索:范岱克《陈魁官及其家族:广州商人（1724-1794）》；范岱克《陈寿官及其家族:广州商人（1716-1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