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传记差异：对后世影响分析

四、两《唐书》诗人传记差异对于后世的影响

对于中国古代修订的史书的考察，我们往往是站在实证的角度上，考察其叙述的真实性，而较少的从文学的视角上进行人物塑造的分析。不可否认，即使两篇人物传记所记述的都是历史的真实，但是由于其选取事件、修辞方法、隐含情感等的不同，对于读者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使历史人物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的重新构造，从编撰者开始修订这部史书时就开始了，反而是我们常常忽视这种影响在我们思维中的地位。

《新唐书》和《旧唐书》两部史书，是在不同社会时代背景下编撰完成的，但对历史记述本身的差异却并不大，《新唐书》基本上没有否定《旧唐书》对于历史的记述。但那些细微之处的修订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史实上的删改。本文的意图正是希望通过选取和文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诗人传记，进行细节上的比较，透视两《唐书》在编撰心理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同时也可以审视两代诗人社会地位和心理定位上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社会的变革和编撰者的个人主观追求，造就了《新唐书》和《旧唐书》诗人传记的种种差异。相对来说，虽然《旧唐书》融入了编撰者种种的情感，但是由于其政治追求的思维较为薄弱，而没有将强烈的政治观念带入诗人传记的记述中来，也正因为这样，《旧唐书》对于诗人的表述是较为真实的。而《新唐书》为了适应宋代政治的需要，将许多在当时还没有被加入思想领域的政治观念，用来评价和决定诗人传记的表述，这在某种程度上使诗人传记的表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但《新唐书》的评判标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却因它宋代以来的正统地位而影响深远。

从对于后世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说，《新唐书》远远超过《旧唐书》。因为在《新唐书》修撰完成之后，《旧唐书》正史的地位就完全被《新唐书》所取代了，即使在韩愈私自修撰的《新五代史》的《赵莹传》与《刘昫传》中都不曾记述他们对于《旧唐书》的贡献。直到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明代的“二十一史”亦无旧书，直到清代中期乾隆四年(1739)新书同时刊刻时，增加新修的《明史》，并补入《旧唐书》，恢复了旧书的正史地位，主张新、旧应并行于世。本文希望从两个方面审视《新唐书》诗人传记对于后世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一)对于后世史书编撰的影响

《新唐书》在编撰完成之后便被誉为“良史”，在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中仍然极为推崇《新唐书》。在此后编撰的史书，自然以《新唐书》作为参考的典范之作，《叛臣传》、《奸臣传》的增设，表的修订，都明显继承着《新唐书》的道德体例。而诗人传记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史书中都明显继承了《新唐书》的记述模式，这种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在事先”，以政治为优先评价标准，如在《宋史》中苏轼、欧阳修等诗人的传记皆首先从政绩角度进行评价，《王安石传》中也不提及王安石的诗歌才华。《明史》的《汤显祖传》中也没有记述汤显祖在其他方面的才华。其次，《文苑传》中对于诗人人品的评价逐渐弱化，而将评价集中在诗人在诗歌方面的才华之上。这种《文苑传》与其他传记通过评价角度的差别进行划分的原则，无疑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新唐书》的体例。最后，传记中流露的编撰者的情感进一步弱化，在后世所编撰的史书中，都处在相对的较为安定的社会中，而且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使史学同样要遵循由事物表面而及亘古不变的天理的原则，因此在冰冷的规则面前，情感便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整体上来说，《新唐书》无疑处在一个史书编撰传统的转变时期，这是从私家修订史学传统到完全掌控在官方控制之中的重要成果。从《史记》以来史书中所体现的编撰者的个人情感逐渐隐去，而代之以完全的官方理性。

(二)对于后世对唐代诗人形象理解的影响

《新唐书》的广泛流传，使其诗人传记的影响对于后世对唐代诗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唐代诗人在唐代和《新唐书》之后的诗人形象的转变之上。我们对比一下刘肃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王谠的《唐语林》便可以发现对于诗人形象的强化。而《酉阳杂俎》中李白形象和《旧唐书》中李白形象的近似之处，使我们看到了在唐代，诗人地位仍然没有处于被记述的主体地位。而元代辛文房编撰的《唐才子传》，大部分诗人形象都和《新唐书》中的诗人形象相符合，如李白、孟浩然的形象完全是从《新唐书》继承而来的，而在《刘禹锡传》中，辛文房更是整体上继承了《新唐书》的说法。如《新唐书》中只是说刘禹锡出于中山，是汉中山王的后裔，在《唐才子传》中却直接记述刘禹锡为中山人，这样的记述未免更加偏离史实。^[38]另一方面，《新唐书》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后世理念中较为固有的模式，如李白的飘逸不群、孟浩然的高洁隐逸、王维对于佛教的痴迷。这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诗人的方向。可以说《新唐书》这种单一视点的叙述模式，常常会掩盖人物的其他特征，而使人物的某一点相对突出，这并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人物形象。从《新唐书》开始，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开始了一个塑造唐代诗人的“诗人神话”的过程。《唐才子传》在继承《新唐书》对于诗人的宽容和以褒为主的评价的同时，又深化了《新唐书》中原有的诗人形象的典型特征，如《唐才子传》在继承李白飘逸不群的形象的同时，又增加了李白自梦笔头生花和“乘酒捉月，沉水中”这样更富传奇性的情节，进一步突出了李白高洁飘逸的形象。虽然这些都是唐末以来的传闻轶事，但一旦被粘贴上正史的标签，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