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传记研究：编撰者个人因素影响

三、编撰者个人因素对诗人传记的影响

史书本身具有与普通文学作品不同的性质，其既是文人群体创作构思的结晶，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史书所反映的历史史实，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现实，而是经过编撰者主观选择、重构后的历史。那么编撰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虽然无法超越社会因素对于编撰必然取向的影响，但却是最直接的影响。《新唐书》的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主持修撰，作为最后的审定者欧阳修曾经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31]因而宋祁对于诗人传记的修撰无疑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而《旧唐书》则如前文论及的那样主要是在赵莹的主持下修撰的。因而这两位编撰者的个人喜好、人生际遇对于两《唐书》的诗人传记的修撰，无疑具有直接的影响。

(一)编撰者个人身世、际遇的影响

赵莹，字元辉，华阴人也。曾祖溥，江陵县丞。祖孺，秘书正字。父居晦，为农。莹风仪美秀，性复纯谨。梁龙德中，始解褐为康延孝从事。后唐同光中，延孝镇陕州，会庄宗伐蜀，命延孝为骑将。将行，留莹监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梦神召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明宗即位，以高祖为陕府两使留后，莹时在郡，以前官谒之，一见如旧相识，即奏署管记。高祖历诸镇皆从之，累使阙下，官至御史大夫，赐金紫。高祖再镇并州，位至节度判官。高祖建号，授莹翰林学士承旨、金紫光禄大夫、户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寻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车驾入洛，使持聘谢契丹，及还，加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判户部。初，莹为从事，丁母忧，高祖不许归华下，以粗缞随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让汲引为务。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书令。明年，检校太尉本官，出为晋昌军节度使。是时，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获蝗一斗，给粟一斗，使饥者获济，远近嘉之。未几，移镇华州，岁余入为开封尹。

开运末，冯玉、李彦韬用事，以桑维翰才望素重，而莹柔而可制，因共称之，乃出维翰，复莹相位，加宏文馆大学士。及李崧、冯玉议出兵应接赵延寿，而以杜威为招讨都部署，莹私谓冯、李曰:“杜中令国之懿亲，所求未惬，心恒怏怏，安可更与兵权?若有事边陲，只李守贞将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迁少帝于北塞，莹与冯玉、李彦韬俱从。契丹永康王代立，授莹太子太保。周广顺初，遣尚书左丞田敏报命于契丹，遇莹于幽州。莹得见华人，悲怅不已，谓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闻室家丧逝，弱子无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东京旧第本属公家，亦闻优恩特给善价，老夫至死无以报效。”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横流。先是，汉高祖以入蕃将相第宅遍赐随驾大臣，故以莹第赐周太祖。太祖时为枢密副使，召莹子前刑部郎中易则告之曰:“所赐第，除素属版籍外，如有别契券为己所置者，可归本直。”即以千余缗遗易则。易则惶恐辞让，周太祖坚与之方受，故莹言及之。未几，莹卒于幽州，时年六十七。莹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愿归骨于南朝，使羁魂幸复乡里，契丹主闵而许之。及卒，遣其子易从、家人数辈护丧而还，仍遣大将送至京师。周太祖感叹久之，诏赠太傅，仍赐其子绢五百匹，以备丧事，令归葬于华阴故里。^[32]

身处五代乱世，赵莹在无奈中曾仕三朝，这在以“忠孝”为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可以说赵莹既不忠于仕宦的王朝，也因为母丧不归葬，而难言一个“孝”字。同时从他的行为处事上，也很难说是一个直言进谏，能统领朝臣的宰相。虽然“以敦让汲引为务”，却正如文中说的“柔而可制”，在事关王朝兴亡的杜威的任用事件上，却只是“私谓冯、李”。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赵莹并不是缺乏正义感的文人，也许正是在这种正义感和自身性格本身柔弱的矛盾中，赵莹灵魂一直处于煎熬之中。虽然不得不身仕异邦，却心恋故土，死后又恳求归葬。似乎完全是庾信故事的翻版。这样的人生经历自然使赵莹在编撰的《旧唐书》中难以过于苛责他人的忠义，而只能从自身可以引以为傲的品德来评述诗人的人生历程。同时《旧唐书》编撰之时，后晋已经完全处于契丹的威胁之中，而这种忧患之情，自然会使编撰者充满着对于盛唐臣服四夷的缅怀之情，以及对于自己身世的忧虑和对于安定生活，如白居易晚年休闲的羡慕。这复杂的情感，自然在《旧唐书》中体现为对于与自己相类的被记述者的同情，进而发之为气，以情感统帅全篇。

宋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释褐复州军事推官。孙奭荐之，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召试，授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其声不和。诏祁同按试。李照定新乐，胡瑗铸钟磬，祁皆典之，事见《乐志》。预修《广业记》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权三司度支判官。方陕西用兵，调费日蹙，上疏曰:

兵以食为本，食以货为资，圣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无积年之镪，太仓无三岁之粟，尚方冶铜匮而不发。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殚、用之无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

臣又闻之，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陛下能躬服至俭，风示四方，衣服起居，无逾旧规，后宫锦绣珠玉，不得妄费，则天下响应，民业日丰，人心不摇，师役可举，风行电照，饮马西河。蠢尔戎首，在吾掌中矣!

徙判盐铁勾院，同修礼书。次当知制诰，而庠方参知政事，乃以为天章阁待制，判太常礼院、国子监，改判太常寺。庠罢，祁亦出知寿州，徙陈州。还，知制诰、权同判流内铨，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留为翰林学士。提举诸司库务，数厘正弊事，增置勾当公事官，其属言利害者，皆使先禀度可否，而后议于三司，遂著为令。徙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庠复知政事，罢祁翰林学士，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唐书》。累迁右谏议大夫，充群牧使。庠为枢密使，祁复为翰林学士。

景祐中，诏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断是名乱。《春秋》书:‘殒霜，不杀菽。’天威暂废，不能杀小草，犹人主不断，不能制臣下。”又谓:“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重选大臣而轻任之，大事不图而小事急，是谓三患。”其意主于强君威，别邪正，急先务，皆切中时病。

会进温成皇后为贵妃。故事，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后进。又凡制词，既授阁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少衔，官告院用印，乃进内。祁适当制，不俟旨，写诰不送中书，径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进。后方爱幸，觊行册礼，得告大怒，掷于地。祁坐是出知许州。甫数月，复召为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祀明堂，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坐其子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贤殿修撰。

岁余，徙知成德军，迁尚书礼部侍郎。请弛河东、陕西马禁，又请复唐驮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且契丹摇尾五十年，狼态猘心，不能无动。今垂涎定、镇，二军不战，则薄深、赵、邢、洺，直捣其虚，血吻婪进，无所顾藉。臣窃虑欲兵之强，莫如多谷与财;欲士训练，莫如善择将帅;欲人乐斗，莫如赏重罚严;欲贼顾望不敢前，莫如使镇重而定强。夫耻怯尚勇，好论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励之，不忧不战。以欲战之士，不得善将，虽斗犹负。无谷与财，虽金城汤池，其势必轻……(www.xing528.com)

河东马强，士习善驰突，与镇、定若表里，然东下井陉，不百里入镇、定矣。贼若深入，以河东健马佐镇、定兵，掩其惰若归者，万出万全，此一奇也。臣闻事切于用者，不可以文陈，臣所论件目繁碎，要待刀笔吏委曲可晓，臣已便俗言之，辄别上择将畜财一封，乞下枢密院、三司裁制之。

又上《御戎论》七篇。加端明殿学士，特迁吏部侍郎、知益州。寻除三司使。右司谏吴及尝言祁在定州不治，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在蜀奢侈过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执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以羸疾，请便医药，入判尚书都省。逾月，拜翰林学士承旨，诏遇入直，许一子主汤药。复为群牧使，寻卒。遗奏曰:“陛下享国四十年，东宫虚位，天下系望，人心未安。为社稷深计，莫若择宗室贤材，进爵亲王，为匕鬯之主。若六宫有就馆之庆，圣嗣蕃衍，则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祸患之大计也。”

又自为志铭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敛，三月葬，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铜杂物置冢中。且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请谥，勿受赠典。冢上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他兽不得用。若等不可违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儿未仕，以此诿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后赠尚书。

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者以祁不至公辅，亦以此云。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预修《籍田记》、《集韵》。又撰《大乐图》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条教。其子遵《治戒》不请谥，久之，学士承旨张方平言祁法应得谥，谥曰景文。^[33]

宋祁与其兄宋庠自进士及第之后，一生显贵，虽然没有封侯拜相，但多历显位，一生没有大的波折。传记中又记述了他的数次进谏，皆关乎朝政的得失，可以看出其为官仕宦的价值取向。也正因为这样，文臣议论朝政，直言进谏，在宋祁心目中无疑是身为朝臣的职责。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新唐书》为什么将白居易列入“谏臣”之列，并对刘禹锡、元稹等《文艺传》之外的诗人坚持较为严格的政治标准，甚至对于《文艺传》中的个别诗人，《新唐书》也常常从政治角度思考，如《杜甫传》。另一方面，宋祁较为顺达的仕途是很难体会到唐代诗人被贬后，浪迹天涯，进而困窘于中央政府、藩镇势力以及宦官势力之间的狼狈的。因而《新唐书》对于诗人的评价，往往是冷漠的、富于理性的。这种理在事先的思考和事件选择方式，无疑会使全篇紧凑，富于思辨，中心政治理念突出。再则，宋祁的个人生活在传记中便受到了指责，而在宋词中更是以一阕携妓冶游的《玉楼春》闻名的“红杏尚书”^[34]，因而其对待唐代诗人的不十分检点的个人生活是很难苛责的。

(二)编撰者思想、文学取向的影响

欧阳修和宋祁，以及与宋祁并称“二宋”的宋庠，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崇尚韩、柳的古文，并在《新唐书》的编撰中采用了大量的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钱大昕曾对此作过说明:

宋子京好韩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书》，于《韩(愈)传》载《进学解》、《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祭鳄鱼文》四篇，《藩镇传》载《平淮西碑》……于《柳传》载《与萧翰林挽》、《许京兆孟容书》、《贞符》、《惩咎赋》四篇，《孝友传》载《驳复仇议》、《孝门铭》，《宗室传》载《封建论》，《卓行传》载《与何蕃书》，《段秀实传》亦采宗元《逸事状》增益之，《赵宏智传》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志也。^[35]

韩愈《平淮西碑》不及首先攻下蔡州的李佑的功绩，而以裴度为首功，无疑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角度思考的，重文臣而轻武将，重天子之意而轻战士之心。虽然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考虑是有益于统治的，但是它却是忽略了一定事实的结果。《新唐书》选韩愈之文，而不及后来撰写的段文昌的文章，无疑表示了对于韩文的推崇。《新唐书》的编撰也正是遵循着一定的政治指向进行的。在白居易传记中可以简略他的闲适生活，在元稹传记中可以简略其和白居易的交往，而突出一点。同时宋祁和欧阳修也继承了韩愈的许多思想倾向，如对于佛道的排斥，他曾告诫他的儿子“毋作道佛二家斋酪”，并说“此吾平生所志，若等不可违命作之”。^[36]在《新唐书》中用“春秋”笔法讽刺白居易，以及《王维传》中“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这样过于冷淡的叙述中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

宋祁的诗歌创作受“西昆体”影响较大。往往语言侬丽，属对工整，善于运用典故。但宋祁论诗并不以自己的创作风格作为评价标准，也许正如他一再申明的自己不过是中等人才，作品不足以传世。《笔记》卷上第二十八条说:天察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37]而且在《新唐书·李商隐传》也没有赞赏他的诗歌才华。相反《杜甫传》后面的赞和对于杜诗的评论无疑代表着他对于唐诗的看法。赞云: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深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子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这种对于初唐浮艳诗风的排斥，以及对于华质相符的诗风的追求，无疑是宋祁论诗的主要观点。他在《座主侍郎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让我们就不难理解，《新唐书》为什么对于初唐诗人较为排斥，并对杜甫、李白和他们之后的中唐诗人较为推崇了。同时宋祁诗歌力求雅正，自我创作又格律严整。顾况那种不遵循格律要求，滑稽怪诞的诗风，以及元、白继承初唐浮艳诗风的那部分闲适诗，自然也不为宋祁所重视了。总之，宋祁还处在一个宋代诗风未真正形成的时期，许多观点还是遵循着他文风的追求，以及唐人论诗对他的感染，从而并未在《新唐书》中完全体现出宋诗的风格取向。同时，对于唐代诗歌的崇尚也使宋祁在许多诗人传记中，采用难以考证的史料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诗人的形象，如《李白传》等，这也使《新唐书》的某些诗人形象被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