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传记研究：社会因素的直接影响

二、社会因素对诗人传记的直接影响

任何影响，都是经过一定途径的发展之后，才作用在其发生效果的领域。前面我们简单分析了《新唐书》和《旧唐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其整体编撰的影响，那么是哪些因素直接影响了诗人传记的修订呢，本文将通过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对于评价标准的影响

在唐代，诗人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地位，虽然自《诗经》被奉为经典以来，诗歌虽然在主流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但是诗歌同时也扮演着另一个角色，那便是充当沟通宴乐文学和正式文学的桥梁，这和诗歌自身和弦可歌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从汉高祖刘邦“虽有矰缴，尚云，安所施”^[26]的绝望，到陈后主“玉树后庭花”^[27]的淫乐，诗歌一直在宴乐场合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帝王的喜好，文人的青睐，以及从《诗经》继承来的正统地位，使诗歌在正式的场合并不曾缺席。这也使史书从《宋书》便开始记述诗歌才华。

到了唐代，诗人的地位虽然获得很大的提升，作为文人走入仕途的捷径，科举考试从杨绾加试诗赋以来，便正式将诗歌列入了科举的考试范围。同时，唐代开国以来以南陈灭亡和隋朝短暂覆灭的教训，力求回避放纵享乐的生活，魏徵的多次进谏，以及郑覃的谏言:“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辞非雅正，不足帝王赏咏。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采诗，以考风俗得失。仲尼删定，以为世规。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无疑都说明了诗歌在官方语言中受压制的地位。但是诗歌在音乐中不可缺失的地位，是不会被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所压制的。下面《旧唐书·音乐志》中两段记载无疑说明了诗歌在宫廷宴乐中的位置:

《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裾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28]

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其后至则天称制，多所改易，歌辞皆是内出。开元初，则中书令张说奉制所作，然杂用贞观旧词。自后郊庙歌工乐师传授多缺，或祭用宴乐，或郊称庙词。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博士韦逌、直太乐尚冲、乐正沈元福、郊社令陈虔申怀操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縚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29](www.xing528.com)

特别是后一篇记载，还说明了宫廷雅乐的演化。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李白才有那段特殊的宫廷经历，但为帝王谱写歌词，在《旧唐书》的编撰者心目中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因而记述也比较简略。而世俗的音乐无疑也顺应着宫廷音乐，歌唱诗人诗作，无疑成为青楼歌馆所演唱的歌词的重要来源。这样也使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这些为正统儒家文化所不齿的享乐生活联系了起来。所谓刘禹锡、白居易和王之涣以歌妓所演唱的歌词多寡来比较他们的诗歌才华的故事，无疑正是这种歌诗文化下的产物。至于那位自我坦白的诗人杜牧，更在后世与青楼歌妓产生了说不尽的故事。但是正是诗人这种特殊的身份，而常常偏离正统的道德规范，如温庭筠为正统的道德所批评。《旧唐书》的编撰者，在修撰史书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评判的舆论的影响，必然严格要求对于诗人行为品质的评价，同时也因诗人在宫廷和世俗都因其才华而居于特殊的地位，不无艳羡之情。因而《旧唐书》的诗人传记，在很大程度上轻视从社会政治角度去评价诗人的成就，在突出他们的才华的同时，近乎苛刻地要求他们的品行，从而在心目中构建他们完美的诗人。

然而到了宋代，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已经逐渐取代了歌诗原有的地位。词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和音乐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阐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以近体诗为代表的诗歌，洗去世俗和高雅的双重色彩，完全以继承《风》、《雅》的身份成为文人心目中的高雅艺术。我们比较宋代诗歌作品的数量，以及宋代文人对于唐代诗歌的称慕之情，便可以发现在宋代，诗歌的地位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宋代文人的私人生活也因宋王朝对于臣下的优厚待遇而比较丰富，一般大臣家里都有自己的歌妓，如苏轼于朝云之间的真实情感，《新唐书》的编撰者之一欧阳修也写下了许多艳丽的词章。而宋王朝更是官方蓄养官妓，以满足大臣娱乐的需要。在这种开放的空气下，以及在诗人逐渐成为《诗经》所引导的诗歌文化的正统继承者的社会背景下，《新唐书》的编撰者无疑会弱化对于诗人品行的指责。即使如温庭筠那样悖逆于传统道德的风流诗人，《新唐书》也不过草草指责两句了事。另一方面，宋王朝奉行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国家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文臣手中，议论朝政、直言进谏成为文人一时的风尚，在这种气氛之中也催生了在中国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这一时期，聚集在洛阳的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为首的士大夫群体，力图以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规范帝王的行为，并指明朝政的走向。《新唐书》的编撰者虽然不是其主要成员，但是也受到了这一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如同前面论述，《新唐书》修撰之时，宋王朝面临着逐渐走向贫弱的危机，《新唐书》的编撰者也希望通过对于唐王朝兴衰的借鉴，警戒君王的行为，并为本朝的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修订无疑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需要。《新唐书》在处理诗人传记之时恪守以他们的政绩为第一评价标准，便是这一氛围与政治需要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二)对于评价语言的影响

中国的诗歌发展经历了一个诗体逐渐演变的过程，从《诗经》以四言为主体，到汉代承接四言诗而来的五言诗，再到七言诗的兴起，并和五言诗共同成为近体诗的基本语句模式。我们无疑注意到一点，五言诗和七言诗，并不是同时兴起的。而且七言诗和五言诗的起源也不同，五言诗在汉代已经基本成熟，《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诗的典范之作，为后代诗人所推崇。而《古诗十九首》以及难定真伪的李陵送别诗，都有明显的文人修饰后的痕迹。虽然五言诗也起源于民歌，但是一开始便受到文人的青睐，得以继承四言诗的衣钵，成为魏晋以来诗人吟唱的主要诗体。而七言诗从楚辞开始便有完整的七言句式，汉代更是继承楚辞的音韵，继续以楚音吟唱。也正是因为这样，七言诗一直与音乐的结合比五言诗紧密，即使我们基本承认的七言诗——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无疑也是用来宴乐歌唱的。在这之后，七言诗的写作一直处于沉寂之中，如曹植、陶潜等诗人都没有尝试七言诗的写作，直到梁陈时期的宫体诗，才逐渐使用七言诗来表达艳丽的绮思，从而丰富了七言诗的表达，为唐代七言诗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但到了唐代，七言诗仍然没有获得和五言诗同等的地位。唐朝初年惩戒于前代奢靡亡国的教训，力求节俭勤政，同时也回避有《郑》、《卫》淫乐之风嫌疑的宫体诗。在唐代君王流传下来的诗歌中，七言诗仅有《饯中书侍郎来济》(李世民)、《石淙》(武则天)、《如意娘》(武则天)、《立春日游苑迎春》(李显)、《石淙(太子时作)》(李显)、《石淙(相王时作)》(李旦)、《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李隆基)、《春日出苑游瞩(太子时作)》(李隆基)、《过大哥山池题石壁》(李隆基)、《傀儡吟》(李隆基)、《九日绝句》(李适)、《上元日二首》(李昂)、《百丈山》(李忱)、《吊白居易》(李忱)、《幸华严寺》(李忱)、《题泾县水西寺》(李忱)等16首^[30]，这在唐代君王200多首诗歌的诗集中很难有什么影响力。而唐宣宗七言诗写作上的成熟也显示了七言诗歌在唐代后期的发展。即使在中前期的诗人作品中五言诗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七言诗。杜甫在晚年的七律影响千古，但是杜甫诗集中仍然五言诗多于七言诗，而且杜甫用来投赠以谋求赏识的诗歌仍以五言为主，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等。而且杜甫之后，中唐也没有诗人能继承杜甫在七律上的成就，直到晚唐时期李商隐才使七律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从《旧唐书》仅称赏唐彦谦、沈佺期两位诗人的七言成就，我们也可以感到七言诗和五言诗，在唐代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是一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官方正式文化中，五言诗的地位无疑优于七言诗。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差异的思考，以及历来史书编修的惯例，《旧唐书》的编撰者才在诗人的传记中指明诗人所擅长的诗体，从而对于诗人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到了宋代，随着晚唐七言诗的兴盛，以及宋诗逐渐走向以“理”见长，七言诗和五言诗的界限已经逐渐隐去。宋朝初年盛行一时的“西昆体”便以模仿李商隐的七律为指向。而贯穿两宋的“江西诗派”主要学习的也是杜甫在夔州之后，艺术风格趋于成熟的律体诗。从而使诗从狭义上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体，仅包含乐府、古诗、近体诗和其他句式整齐的诗歌的诗体，而和词这一新兴的文体相区别。诗歌内部也逐渐以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对立”，消解了诗歌句式长短上的差别。因而在《新唐书》编撰之时，在编撰者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区分五言与七言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