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位《唐书》修撰的历史研究

一、两《唐书》修撰的历史环境

《旧唐书》修撰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初(941)，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六月全书修撰完成。后晋是一个充满着屈辱历史的王朝，前后约11年的历史，基本上都在对契丹贵族的称臣纳贡中度过。而对于契丹的政策也一直是后晋政策的核心问题。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五年接受桑维翰的建议，以出卖幽云十六州为代价，获取了契丹的援助，从而谋取了帝位。《新五代史》载:

帝下诏削夺敬瑭官爵，命张敬达等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门，与唐兵战，敬达大败。敬瑭夜出北门见耶律德光，约为父子。^[24]

而在六年后，后晋出帝时期，这以屈辱和出卖利益为代价的脆弱的同盟便崩溃了，而《旧唐书》实际上主持编撰工作的丞相赵莹则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赵翼曾考证《旧唐书》的编撰过程:

晋天福五年(高祖石敬瑭)，诏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同修唐史，宰臣赵莹监修。(晋纪)莹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正史。(莹传)贾纬丁忧归，莹又奏以刑部员外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晋纪)莹又奏请“据史馆所缺唐书实录，下敕购求。况唐咸通中(懿宗)宰臣韦保衡与薛伸、皇甫焕撰武宗、宣宗实录，皆因多事，并未流传。今保衡、裴贽现有子孙居职，或其门生故吏亦有纪述者，请下三京诸道，凡有此数朝实录，令其进纳，量除官赏之。会昌至天祐(武宗至昭宗)，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党，有武宗伐叛之书;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凡此之类，令中外臣僚有撰述者，不论年月多少，并许进纳。”从之。(五代会要)是此事赵莹为监修，综理独周密，故莹本传，谓“唐书二百卷，莹首有力焉”。

昭宗一朝全无纪注，天福中，张昭远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纪。(五代史补)是张昭远于此事搜辑亦最勤，故刘昫上唐书时，与昭远同署名，昭远寻加爵邑，酬修史之劳也。(晋纪)

贾纬长于史学，以武宗之后无实录，采次传闻，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入史馆，与修唐书。(纬传)今旧唐书会昌以后纪传，盖纬所纂补。

又赵熙修唐书成，授谏议大夫，赏其笔削之功。(熙传)(www.xing528.com)

是则旧唐书之成，监修则赵莹之功居多，纂修则张昭远、贾纬、赵熙之功居多，而刘昫传并不载经画修书之事，今人但知旧唐书为昫所撰，而不知成之者乃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等也，故特标出之。^[25]

在《旧唐书》完成的第二年，也就是后晋出帝开运三年，短暂的后晋王朝便在契丹的攻击下走向了覆灭。由此看出《旧唐书》的编撰，并不是在一个安定的局面下完成的。后晋出帝即位以来便不断受到契丹的威胁，政权也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样的局面对于《旧唐书》的编撰工作无疑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旧唐书》有很大的缺陷，如资料的杂芜、体例的不完整等。其次，政权的主导思想，没有造成大的影响。文人在编撰中处于主导地位。从《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编撰者赵莹(从天福六年到开运元年三月，外任节度使)在那个乱世，是一个相对正直的文人，而且是一个热心于修史，没有什么政治建树的文人，这无疑使《旧唐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思想，在记载上具有相对的客观性。

《新唐书》的修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正式开始修撰到嘉祐五年(1060)成书，历时近17年。欧阳修、宋祁等文学大家都参与到编撰的过程之中来。但是这样繁复的过程和精雕细琢，也说明当政者对于这次编撰活动的重视。那么统治阶层的思想。自然要渗透到《新唐书》的表述之中。而且这次包括对《旧唐书》、《旧五代史》的重新编撰活动本身就有很大的功利目的。我认为《新唐书》体现的思想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崇文抑武的思想。宋太祖于政变中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吸取唐代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依靠兵权祸乱天下的教训，遂使文臣成为权力核心的主体。而《新唐书》编撰的一个目的便是“以史为鉴”。基于这个思想，《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进行了削减。而削减的一个重要部分，便是对于唐代武将的战争功绩的描述性文字。不仅在列传中删减这方面的文字，对比两《唐书》的《太宗本纪》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点，原本两卷的《太宗本纪》，到《新唐书》几乎被删节了一半。而同时期编撰的《新五代史》更是对《旧五代史》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政治变革的需要，北宋建国不久便面临着一个“积贫”、“积弱”的局面。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北宋君臣希望能从历史中得到经验和启示。庆历年间(1041—1049)，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张方平等多次上“平戎策”，并希望从唐史中寻找借鉴。他说:“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戒。兹亦贾谊、晃错借秦以喻汉事之意也。”这一意见得到认同，“上悦从之”。唐朝是历史上的繁荣昌盛时期，北宋君臣向往唐朝“为国已久”，希望取法“其典章制度之英”，因而借鉴唐代故事蔚然成风。这也是《新唐书》力求体例完备，对于“志”的一部分，考据细致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风变革，儒学复兴影响下对史书的重修。在政治力求变革的同时，文学也经历着一次承接中唐“古文运动”，反动晚唐、五代时期骈俪文体回归的文学变革。这次文学变革仍然以儒学向社会实用的回归为取向，同经学在宋代的兴盛相呼应。《新唐书》简约的文风，对骈俪文章的完全删略，也正是源于此。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宋代虽然同时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威胁，但是当时辽王朝已经走向衰弱，而西夏国小力弱，并不能对宋构成根本的威胁。也正是因为这样，北宋政权的文人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社会变革，同时享受安定优越，以至有些奢侈的个人生活。在宣扬社会儒家道德的同时，是轻歌曼舞、红衫翠袖的享乐生活。这一生活情调体现在《新唐书》中，便是对文人个人生活批评倾向的弱化，而更为重视他们在政治上的功效。《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藩镇传》的增设，无疑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