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文学理念中，历史传记往往在文学查考的范围之外。“经”、“史”、“子”“集”的四分法更使历史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且编撰历史对中国文人的吸引力也远远超过以文艺才华闻名于世。但对于传记文学的研究却不能忽略史书这一部分存在的大量传记，对于《史记》文学价值的探讨，已经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文学理念和历史理念的冲突一直很难磨平，如文学的虚构与史传的纪实等。以西方现代的史学观念来说凡史皆文，从而文学和史学的界限逐渐模糊。但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和西方史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这里更希望通过传记文学的模式来尝试思考一下两《唐书》诗人传记在文学艺术上的差异。
(一)“寓情于文”与“以理驭文”的差异
《旧唐书》的诗人传记，文中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对于盛世的追忆之中对于现实与自身命运的哀伤，这种哀伤常常透露在详细而具体的记述上。白居易生逢一个被称为“中兴”的时代，虽然最后中兴成梦，但是白居易颇识进退之道，终得以安享后半生。从前文引用的《旧唐书·白居易传》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的编撰者用大量的笔墨详细描述了白居易后半生的生活，并引用了《木莲荔枝图》和《池上篇》这两篇展示白居易晚年自以为高雅生活的作品。可以说，这种对于白居易进退自如的赏识，虽然符合儒家仕宦的道德，但同时也流露出了编撰者对于白居易生命轨迹的羡慕之情。在《元稹传》中，《旧唐书》的编撰者更是引入了细节描写，所谓“稹袜而走”并不仅仅是对于元稹的一种谴责，更多的是对于宦官骄横的谴责，以及元稹轻薄才子形象的调侃。从后面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旧唐书》对于元稹的种种“罪行”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记述，但是并不忘记对于诗人形象的维护，并未像《新唐书》那样一开始就将其钉在了危害社稷的耻辱柱之上。这种对于安定人生，对于被记述者以诗人的才华出将入相的生平的羡慕，正是源于对于自身处于乱世的一种哀伤。正如在《旧唐书·高适传》中“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20]的感叹，也同样是一种盛世不再的感叹。
……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21]
这段对于武元衡被刺经过的详细记述，在重现当时悲惨场面的同时，又渗透着编撰者的痛惜之情。正是这种寓情于文的文风，增添了《旧唐书》传记中许多细节的记述，而这些细节又增添了《旧唐书》传记中人物的生动性与传奇性。
《新唐书》被北宋君臣认为“文省事增”，“文省”这一点无疑是相当明显的，《旧唐书》的许多细节描写都被《新唐书》的编撰者毫不怜惜地删除了。那么《新唐书》要做到简略的事件表述得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就必须有一个简单的理念来统领事件的记述，于是政治标准便成为《新唐书》褒贬人物，选择记述事件的第一标准。从传记对于本纪的辅助，以及体例的严整来说，《新唐书》无疑是优于《旧唐书》的，从《奸臣传》、《逆臣传》、《叛臣传》、《藩镇传》的增设，到对被记述人物按照对于政治的作用与影响来进行划分传记，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新唐书》中的诗人传记同样表现了这一理念先行的写作原则，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赞颂白居易的直谏，为了把其描述为一位“谏臣”，不惜大幅度删减对于白居易诗歌才华的记述、与元稹交往的记述以及对于白居易无所作为的后半生的记述，反而适当地使用“春秋”笔法，所谓“暮节惑浮屠道尤甚”，一个“惑”字已将编撰者的不满全部寓于其中。《新唐书》在以政治标准将《白居易传》与《元稹传》分割开来的同时，又通过削减“元白”之间的交往，以弱化“元白”之间的友谊，而强化他们之间的对比，并在《白居易传》的“赞”中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在以文艺为第一标准的《文艺传》中，政治理念被极大的弱化，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文艺传》中的诗人形象同样是按照编撰者心目中的理念进行塑造的，如李白的飘逸、孟浩然的隐逸，都是理念为先的结果。《新唐书》“以理驭文”这一写作模式，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被记述人某一方面的形象，而这一形象的存在的价值是以对于政治的价值来衡量的，同时这也使《新唐书》诗人传记的行文紧凑，记事简洁，如《白居易传》中，对白居易的记述，直接以进谏为主要记事，其次进谏成为衡量其人生价值、理解形象的唯一凭借。而“春秋”笔法的运用更使行文简洁，寓褒贬于无形之中。这无疑在极大程度上符合了古代要求史书对于政治有所裨益的要求，无怪乎历代来被称为“良史”。
(二)“气韵充盈”与“平易晓畅”的差异
情感郁于心中，自然在文中发之为气，所谓“养吾浩然之气”，[22]正是在强化自身品德的同时，对于当时社会种种不平，以强烈的情感诉诸文字。张戒的“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23]，虽然是在论述诗歌，但无疑也为我们沟通了“情”和“气”之间的关系。而《旧唐书》的编撰者，在当时社会状况下，同样只能把自己的评价判断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借以抒发郁积在心中的情感。《旧唐书》将在现实中积聚的情感寓于文中，自然气质充盈。而《新唐书》编撰的目的在于希望用历史中蕴含的理性，在进行编撰突出表现之后，来劝谏宋代帝王的不当行为，那么《新唐书》自然需要平易，以便于以理动人。在这里，本文将以《杜甫传》来具体分析这一差异。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耜，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www.xing528.com)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略)(《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
《旧唐书·杜甫传》与《新唐书·杜甫传》的差异并不大，只是《新唐书》详于记述杜甫在罢免房琯一事上的直谏，而《旧唐书》则更多的关注诗人漂泊凄冷的一生。也正是这样，《旧唐书》在文中更多的寄予了对于杜甫的同情，而《旧唐书》则在刻意塑造一位忠于君王的诗人。也正是基于这种差别，《旧唐书·杜甫传》哀怜之意贯穿全文，而这哀怜之意则是通过文词中渗透的气韵来表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旧唐书》全文虽然不追求骈偶对仗，可韵律却不谋而合，以第二段为例，第、师、西、遗、史、离、贵、耜;赋、武、怒等字尾隔句押韵，无疑使全文气势贯通。其次，《旧唐书》富于情感气息的语句的适当应用，更使全文融为一体，如“宵遁赴河西”、“谷食踊贵”、“自负薪采耜，儿女饿殍者数人”、“未维舟而江陵乱”等皆寄托着哀怜情感的语句，在很大程度辅助文章首尾气势贯穿统一。最后，《旧唐书·杜甫传》全文以四字句表述的主体语句模式，计全文四字句三十(不计元稹的评论)，占全文所有语句数量的比重近百分之三十，再辅以一定数量的五字句，使全文节奏明显，气势同一。
《新唐书·杜甫传》则节奏平缓，以说理见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用杜甫所上赋颂的语句，以及杜甫在罢免房琯事件中的进谏，这无疑使传记的记述得到充分的依据，而显得真实可信。但同时也使节奏相对舒缓下来，使读者获得充分的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其次，《新唐书·杜甫传》在语句的表达上力求词语的平易，如“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负薪采橡栗自给”、“武以世旧，待甫甚善”等表达，与《旧唐书》相比都力求表达得平易通俗易懂。最后，《新唐书·杜甫传》文随意动，不拘于词句，但行文紧凑，以诗人的忠君，但论事“高而不切”为旨归，从而实现了其以理动人的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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