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首先设立《文苑列传》来记述以文章辞华影响当世的文人，而后魏收的《魏书》也没有将诗人列入《文苑传》中。这之后不久姚思廉修撰的《梁书》、《陈书》直接使用“文学”这个概念代替《后汉书》的《文苑列传》，并将诗歌和诗人正式作为列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涉及诗歌在梁陈时期的演进。可以说这是诗歌在传统史学观念中获得正式认可的开始。在此之前即使如曹植之才，在《三国志》中也只提其文才而不及诗歌方面的成就。在《宋书》和《南齐书》中虽然并不回避诗人诗歌方面的才华，但是却没有为诗人单独列传，诗歌方面的才华只是政治业绩上的附属。
《旧唐书》延续着初唐史书修撰的体例，单独设立《文苑传》，并以三卷的篇幅记述了129位唐代文人的事迹，其中提到其诗歌创作方面才华的有17人，后世诗歌闻名，而传记中没有提到其诗歌才华的有8人。可以说在《旧唐书》中诗歌在《文苑传》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并不是叙述的重点。《新唐书·文艺传》也用三卷的篇幅，为117位文人立传，其中提及其诗歌才华的25人，后世诗歌闻名，而传记没有提到其诗歌才华的有6人。从数字上看，虽然在《新唐书》中诗歌的地位似乎获得了细微的提升，但是否是这样呢，在下面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将更为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
(一)序论上的差异
在南宋范晔的《后汉书》中《文苑列传》只有“赞”没有序，似乎只是对文人事迹的一个简单地记述，而没有多少主观的评论。到了北齐魏收编撰《魏书》的时候以序言的形式，简单地对文的功用、发展以及传记的内容作了介绍。序言的功用一般是阐述编撰者对“文”这个概念的认定和本传记中收入人物的一个限定。也正是这样，在《魏书》之后的《梁书》、《陈书》、《隋书》、《晋书》，都没有将“诗”的概念加入序言之中，如《晋书·文苑传序》:
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洎姬历云季，歌颂滋繁，荀宋之流，导源自远，总金羁而齐骛，扬玉轪而并驰，言泉会于九流，交律诣于六变。自时已降，轨躅同趋，西都贾马，耀灵蛇于掌握，东汉班张，发雕龙于绨椠，俱标称首，咸推雄伯。逮乎当涂基命，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
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今撰其鸿笔之彦，著之《文苑》。[3]
在这里首先论述了文章的起源和功用，然后述其演进。最后以所要记述朝代的文章成就作结，以提示下面所要记述的内容。似乎一切都与诗歌没有任何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在《左思传》中只述其《三都赋》产生的“纸贵”效应，以凸显其在“赋”上的才华，而对其足以继承“建安风骨”的诗歌才华，只字不提!
唐代的诗歌成就改变了这一状况，诗歌在唐代的影响是任何史臣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旧唐书·文苑传序》的变化: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苤諲”，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夫执鉴写形，持衡品物，非伯乐不能分驽骥之状，非延陵不能别《雅》、《郑》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异闻《韶》之叹。近代唯沈隐俟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贲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4]
这篇序言首先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这是一个很进步的观点，它将文学放入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而肯定了当代文学的成绩和地位，以及“文”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同时他又充分肯定了沈约对诗歌发展的贡献:“近代唯沈隐俟斟酌《二南》……”最后又总论唐代文学的繁盛，将盛唐时期帝王重视文学的统治，视为唐代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序言中，编撰者首先陈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也正是从这个重视当代文学的观点出发，编撰者将诗人及其诗歌上的成就作为《文苑传》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旧唐书·文苑传》是超过前代史书的。同时编撰者对于唐代诗文成就的倾慕之情也溢于言表，这和《旧唐书》整体融入的情感是一致的。
如果说《旧唐书·文苑传序》充分表达了一个文人的视角审视下唐代文学的成就，那么《新唐书·文艺传序》则又回归了传统的正统儒学观点，几乎成为一篇批判骈俪文体的檄文。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间，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5]
从对盛唐宏业的缅怀，到对中唐文学变革的推崇。《新唐书·文艺传序》完成了一次文学思想上的演变。这是宋代重新继承中唐韩愈等倡导的儒学回归的结果，对五代时期骈俪文风的反对，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重实用、重功利的学术思想，在诗歌上同样体现了对中唐的重视。我们看到，这里列举的诗人删去了《旧唐书》中的王维，而增加了中唐的四人、晚唐的两人。将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并列，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体现。而将杜牧、李商隐与李贺同归为“谲怪”也值得商榷。可以说诗歌在这篇序言中并不处于叙述的主要地位，这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文学需求的差异。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后晋，对盛唐的繁盛的向往，无疑成为文人心目中一个潜在的影像。从中晚唐开始，对盛唐的追思与怀念就已经成为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旧唐书·文苑传序》无疑也是这一情绪的继承。而宋代《新唐书》修撰之际社会相对安定，矛盾日益凸显。前代战乱中中断了的儒学主体地位的回复，在这个时期又成为社会发展的需求。《新唐书》的编撰便是应这种需求而进行的。但这篇序言对诗歌的评论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回归，在稳定的秩序中诗歌永远是对文章的一种“从属”。正如在《宋史·文苑传》中没有词人的位置，诗人也许应该为逐渐在正史中获得的承认而庆幸。同时这篇序言还表达了一种思维倾向，那就是文学的相对独立，文中说:“然尝言之……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这种只取文学才华而不考虑其品德和社会地位的思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新唐书》在履行这一自己限定的编撰原则的时候，却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喜好和时局文学变革的需要，从而使《文艺传》的客观性受到很大的局限。
(二)体例上的差异
《新唐书·文艺传》大体上承袭《旧唐书·文苑传》的人物选择，同时也作了细微的修改。《旧唐书》中提到具有诗歌才华的有17人，分别为骆宾王、杜审言、崔信明、乔知之、陈子昂、刘希夷、沈佺期、宋之问、李适、李登之、徐安贞、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唐彦谦、温庭筠。《新唐书》提及具有诗歌才华的有25人，分别为蔡允恭、杜甫、骆宾王、李适、宋之问、沈佺期、李白、王维、孟浩然、李益、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司空曙、李端、李贺、王昌龄、皇甫冉、皇甫曾、刘太真。七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差异:
1.在《旧唐书·文苑传》中称赞其诗歌才华，而在《新唐书·文艺传》中有其传记，但没有提及。这样的有杜审言、崔信明。崔信明在《全唐诗》中仅存诗一首，还有一句引自《新唐书》的绝句，而文集更没有流传下来，可以说无论诗文我们都已难以对其作出相对准确的评价。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基本上原文引用了这篇传记，并说“今诗传者数篇而已”。至于杜审言，《旧唐书》称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在《新唐书》中只将这一句删去，其他记述基本和《旧唐书》相同。从今天流传下来的诗歌和杜审言在诗歌发展上的影响来看，《旧唐书》的评价还是比较准确的。
2.在《旧唐书·文苑传》中称赞其诗歌才华，而在《新唐书·文艺传》中传记被删去。这样的诗人有刘希夷、乔知之、李登之。其中刘希夷和乔安之在《全唐诗》中各存诗一卷(刘希夷36首，乔知之20首)，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刘希夷存诗四卷，乔知之有集二十卷。其作品风格类似，基本为五言诗，多艳丽闺情之作。李登之仅存《秋庭夜月有怀》五律一首。虽然这三位诗人现在存诗不多，但可以看出他们诗作的特点基本上是相同的，都主要生活在所谓的“盛唐诗歌”之前，作品主要以五律为主，诗歌风格仍然留有南北朝时期文字华丽、描写艳丽的情思的遗风。《新唐书》将其传记删去，应该更多的是从诗歌风格的喜好上着眼，而不是从艺术视角上进行抉择的。
3.在《旧唐书·文苑传》中没有其传记，而在《新唐书·文艺传》中增设。这样的诗人有吉中孚、韩翃、苗发、崔峒、耿湋、司空曙、夏侯审、皇甫冉、皇甫曾。其中前五位诗人都是作为“大历十才子”的成员被简单记述的。韩翃《全唐诗》存诗三卷，司空曙《全唐诗》存诗两卷，崔峒《全唐诗》存诗一卷。而吉中孚、苗发和夏侯审《全唐诗》只收录了一两首诗。而且苗发与夏侯审在《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文集，《新唐书》考证的依据不禁让人疑虑。“大历十才子”的名称最早见于《旧唐书·李虞仲传》中附的“李端传”:[6]
李虞仲，字见之，赵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襞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7]
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一个较为客观的记述，并在后文具体记述了他们于公主之门赋诗比较才艺的情节。这是一个在一个时期内共同进行诗歌创作活动的群体，因他们的共同影响力而得名，水平难免有高低之分。《旧唐书》有选择地分别立传，并将许多内容附在其他传记之中。而《新唐书》传记合立在一起，似乎只是体例选择的结果。只是“大历十才子”的成员并没有完全确定，《旧唐书》只提及四人，《唐诗纪事》中更提供了四种说法。[8]《新唐书》刻意将其作为一个文学团体立传，虽然以十才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合传显得更为合理，但是也正是《新唐书》的突出性强调，才进一步提高了“大历十才子”这个原本就是他人赏誉性的称谓。皇甫冉《全唐诗》存诗两卷，皇甫曾《全唐诗》存诗一卷，风格与“大历十才子”有类似之处，多清远飘逸之作。《新唐书》称赞其诗歌才华，而删去刘希夷等的传记，无疑是编撰者的诗风倾向的表现。
4.《旧唐书·文苑传》中列入其传记，而没有称赞其诗歌才华，在《新唐书·文艺传》中提到了其诗歌成就。这样的诗人有蔡允恭、王昌龄。蔡允恭比较特殊，《旧唐书·文苑传》称:允恭有风彩，善缀文。仕隋历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咏。炀帝属词赋，多令讽诵之。[9]而《新唐书·文艺传》则说其:美姿容，工为诗。[10]《新唐书·艺文志》中蔡允恭有文集二十卷，《后梁春秋》十卷。但时至今日其仅存诗一首，从其作品名目来看主要还是以文为名。王昌龄现存诗四卷，以七绝著称，以他的诗歌成就《新唐书》称:“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时谓王江宁云。”无疑是确切的评价。
5.在《旧唐书》中列入《文苑传》，而在《新唐书》中转出另立传记。这样的诗人有唐彦谦、温庭筠、徐安贞、陈子昂。温庭筠转入列传卷九十一，与温氏家族合卷，唐彦谦转入列传卷八十九，与唐氏家族合卷。徐安贞则转入儒学卷，陈子昂转入列传卷一百二十单独立传。唐传和温传新旧唐书评价差异不大，都称赏其诗歌辞章。但是《新唐书》对原传进行了大幅度的删节，尤其是唐传，删节达一半以上，原本形象表达完整的形象，在《新唐书》中成了附在盛世名臣传记后面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尾巴，不难看出《新唐书》对温唐作品风格的轻视。《旧唐书·唐彦谦传》称其:“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因而《新唐书》将其从《文艺传》中转出，除了体例方面的思考外，对其作品风格的喜好也应该是一个因素。徐安贞现存诗11首，新旧唐书传记皆事迹缺省，难以考证其全貌，但从其流传下来的诗歌来看，其诗风清丽，与乔知之等的风格类似。《新唐书》将其转入儒学传的依据，应该是依据他“一岁三登甲科”和集贤殿学士的《宦海生涯》中记述的“《御刊定礼记月令》一卷集贤院学士李林甫、陈希烈、徐安贞，直学士刘光谦、齐光乂、陆善经，修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瓒等注解。自第五易为第一”这一业绩了。陈传《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述基本类似，在诗歌方面都称赏其三十章《感遇诗》，但这都不是两书记述的重点，《新唐书》对陈氏的表章全文引用，和《旧唐书》一样，是将其对文章的贡献作为重点的。而《新唐书》将其单独立传，无疑更为看重陈氏对后世文风的影响。正如文末对其的赞颂:“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6.在《旧唐书》中列入其他传记，在《新唐书》中转入《文艺传》。这样的诗人有李益、卢纶、钱起、李端、李贺、刘太真。“大历十才子”是《新唐书·文艺传》叙述的一个重点，将李益、卢纶、李端、钱起的传记(钱起、李端、卢纶在《旧唐书》中都没有单独立传，附于其子钱徽、李虞仲、卢简辞传中)转入，无疑凸显了十才子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使中唐的诗歌在《新唐书·文艺传》的记述中地位突出。当然“大历十才子”合传，也是文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一种表现。《李贺传》的转入，更体现了《新唐书》对中唐文人的重视，而且李贺传记一反《新唐书》略省的写作原则，相比《旧唐书·李贺传》增加了近一倍的内容，并对其不得不避讳和“呕心”写作的事迹，作了近乎饱含同情的记述。而刘太真传记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虽然《新唐书》将其转入《文艺传》，但却将他的事迹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删除了其从政的事迹以及他在政事上的无能表现，只保留了其曲江赋诗受到德宗称赏的事情。这无疑符合了《新唐书·文艺传》之表现其文艺才能的标准，但这种缺省也模糊了他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在道德评判标准下的一种隐晦。赵翼以为将刘太真列入《文艺传》是因为他优于词学，应不尽如此，同时也应是对其政绩的轻视。
7.《旧唐书·文苑传》与《新唐书·文艺传》中差异较大的传记。这样的传记有沈佺期、孟浩然、李白。李白的传记在后文分析。《旧唐书·文苑传·沈佺期传》十分简略，仅叙其生平，并称沈佺期“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从《全唐诗》收录沈佺期的三卷诗来看，七言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多名作如《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也正是在沈、宋以及杜审言的创作，近体诗逐渐走向成熟。《旧唐书》能在声讨他们不高尚的人格的同时，注意到他们的才华，无疑是相对客观的。而《新唐书》则用这样一段文字记述其生平: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及进士第，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
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事。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寻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
对沈氏品行的指责溢于言表，同时又在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传记之后添加了这样一段评论性文字: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
虽然《新唐书》的编撰者引用了唐代社会对于他们诗歌成就的评价，但却并不崇尚“沈宋”的诗歌风格。这和宋代逐渐走向追求平易诗风的诗歌创作倾向无疑是相符的。编撰者虽然指出了沈佺期和宋之问对于近体诗成熟的贡献，但却极力贬斥他们的诗歌创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沈宋”的评价。
《旧唐书·文苑传》对于孟浩然的记述十分简略，仅有短短的56个字，简单地勾勒了孟浩然平凡的隐逸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引人注目的业绩。
《新唐书》中对孟浩然的记述则要详尽许多。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文苑传》)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后樊泽为节度使，时浩然墓庳坏，符载以笺叩泽曰:“故处士孟浩然，文质杰美，殒落岁久，门裔陵迟，丘陇颓没，永怀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筑大墓，阖州搢绅，闻风竦动。而今外迫军旅，内劳宾客，牵耗岁时，或有未遑。诚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负公夙志矣。”泽乃更为刻碑凤林山南，封宠其墓。
初，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新唐书·文艺传》)(www.xing528.com)
《新唐书·孟浩然传》的记述使孟浩然的形象更加完整:一位隐逸山林、厌倦仕途的品行高洁的诗人，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孟浩然因吟诗不符圣意，而错失步入宦途的良机的事情，在历代以来就有多个版本，《新唐书》所依据的应该是《唐摭言》上的记述，但《唐摭言》这本书的史实性本身就值得怀疑，韦庄编选的《又玄集》更是将《岁暮归南山》这首诗列为孟郊的作品。可以说这段记述应多出于后世的附会。对此傅璇琮先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1]从孟浩然流传下来的诗篇中，我们更能看出诗人对于仕途的渴望和追求，这和传记中为我们塑造的完美的品行高洁的隐士形象，无疑是不相符的。《新唐书》的编撰者，在为孟浩然立传之时，力求刻画一个隐士的形象。也正因为这样，在文中对于事件的选择、语言的表现，都在暗喻这一完美隐士的存在。但是这一记述无疑偏离了历史的真实，而是有编撰者主观上对于隐逸的向往与追求，虚构了历史形象的完美。而这一虚构后的美丽却影响着历代以来对于诗人的记述和理解。
同时《新唐书》在组织体例上相比《旧唐书》更倾向将同一时期知名的文人安排到一起，使《文苑传》的整体性更强，并以当时或后世赋予他们的称谓作为总评，使记述显得相对客观，如“大历十才子”、“初唐四杰”等的整体记述。《新唐书》对于诗人采用更为模糊的评价，不再指明诗人所擅长的诗体，这样使记述上似乎更为准确，但是这种对于《旧唐书》的删节和整理，必然导致一部分史实的忽略。因为这是建立在后世视角和资料下的评判。当然这也是记述者远离被记述的时代后，力求表述上真实可信的必然选择，从而可以掩盖时空距离造成的缺失。
总体来看虽然差异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但是我们却不难发现一条潜在的规则，那便是编撰者文学观念取向的表现。我不赞同认为《旧唐书》主要由史官修订，而《新唐书》主要由文学家修订这一说法，因为中国古代文史之间的界限，从来都是难以确切界定的，而且自从汉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史官就已经不存在了，一般都是以其他官员兼任史职，特别是到了唐代，科举取试早已磨平了原有的史学传承方式。史学掌握在文人手里面，只是进入宦途后取向有差异罢了。而且《旧唐书》的主要主持并实际参与编撰者丞相赵莹，从前面的引用的传记来看无疑是传统的文人。因而我认为这种差异不在文史之间，而只是文学观念之内的差异造成的。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旧唐书》的编撰者无疑更多的认同盛唐诗歌的价值，而且对于词采华丽的诗歌比较认同。《新唐书》则更多的趋向于中唐之后诗风的转变，对《旧唐书·文苑传》中的诗人传记的删节转出也主要以盛唐与晚唐词采艳丽的诗人为主，同时给予他们较高的评价。这种文学视角影响了《新唐书》对于所有诗人的记述。
(三)评价倾向上的差异
传记是编撰者思想的外在体现，正如前面阐述的两《唐书》诗人传记的差异，主要是编撰者文学取向上的差异。除了隐含在内部的评价外，传记的直接评价存在的判断倾向，无疑是主流社会对于诗人群体的认同程度，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所处地位的一个映射。下面将通过对所选诗人传记的细微差异进行具体分析，来审视这种差异对诗人传记记述真实性的影响。
1.《新唐书》对诗人形象的宽容和维护
首先让我们来看新旧唐书差异较大的《李白传》。《新唐书·李白传》共746个字，相比《旧唐书·李白传》的386个字增加了近一倍，由此可以看出《新唐书》编撰者对原有传记的不满和对于李白传记的重视。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看这两篇传记的差别: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徠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
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旧唐书·文苑传》)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
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传正嘉叹，复其夫徭役。(《新唐书·文艺传》)
倪豪士先生曾指出在《旧唐书·李白传》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并认为如果作为史实传记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而《旧唐书》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李白在当时社会影响的一种象征。[12]相对《旧唐书》意向性的记述，《新唐书》对其做了很大的修订，但却没有真正获得史实的认定，许多论断也只是采用当时众多说法中的一种，也正是这种编撰者主观资料的选择中，让我们透视了新旧唐书之间思想观念的差异。《新唐书》首先增加的一部分便是李白的出身，虽然李白的确切出身，在唐代便已经是一个难以考证的问题。如果说《旧唐书》说李白是山东人是一个不明确的定义，那么《新唐书》说李白是皇室子孙，并记其起名的因由，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赞誉。因为李白的身世，在中唐时期便众说纷纭，而认定其为皇室后裔无疑提高了他的社会身份。李母的异梦和苏颋的叹赏更是烘托了其天赋的不凡，从而先入为主地塑造了一位天赋英才出身高贵的诗人形象。这相比《旧唐书》的平白直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李白的地位，在读者眼中增添了其形象的光辉。
在《新唐书》中对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记述，相比较而言，《旧唐书》则是以“尝沉醉殿上……由是斥去”这样简略的言词表述李白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新唐书》引入杨贵妃这一人物，对李白的遭遇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果说《旧唐书》为我们展现的李白是桀骜不驯、不为帝王所容而遭贬斥的文人，那么《新唐书》留给我们的印象则是才高狂纵，戏弄权贵，从而不为皇帝亲近所容，又主动要求归隐的高士形象。对此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的记述和《新唐书》相似，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则有不同的记述: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与高力士曰:“去革化”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13]由此可知对李白这一段经历的记述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段氏的记述无疑暗示了玄宗对李白的不满，而且李白不得志的根源也应在玄宗而不在高力士。《新唐书》的记述无疑在提升李白人物形象的同时，又维护了玄宗的帝王形象，这也是《新唐书》编撰者的思想根源所在。最后两《唐书》对李白流放夜郎这一段遭遇的因由的记述也存在着差异，《旧唐书》说李白自己谒见永王，而后永王兵败以致流放。《新唐书》则说李白是被永王辟召，在永王起兵之后则逃归，被牵连以致流放，同时又添加了李白孙女不愿改嫁的尾巴，虽然似乎并不符合李白的行事风格，但是却把李白这个形象修饰得更为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由此可以说《新唐书》为李白立传之时的基本立场便是从维护其诗人形象的角度出发的，体现了宋代编撰者对李白诗歌价值的认同和当时社会评价的需要。
还有一部分诗人虽然在后世以诗歌闻名，在两《唐书》的《文苑传》和《文艺传》中也为其立有传记，但是却没有在记述中明确称颂其诗歌才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样的，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他们虽然文学方面的才华在当时为人称道，但是他们的文章在当时的声名，掩盖了其诗歌上的才华。最明显的便是李商隐，让我们来看新旧唐书中《李商隐传》的差别:[14]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祖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嗣。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
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
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綯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旧唐书·文苑传》)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或言英国公世绩之裔孙。令狐楚帅河阳，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岁具资装使随计。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綯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调弘农尉，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又试拔萃，中选。
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茂元死，来游京师，久不调，更依桂管观察使郑亚府为判官。亚谪循州，商隐从之，凡三年乃归。亚亦德裕所善，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京兆尹卢弘止表为府参军，典笺奏。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弘止镇徐州，表为掌书记。久之，还朝，复干绹，乃补太学博士。柳仲郢节度剑南东川，辟判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府罢，客荥阳，卒。
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新唐书·文艺传》)
对比新旧唐书的李商隐传，可以发现差异不是很大，记述的重点都放在记述李商隐所谓“徘徊”在朋党之间，为牛党指责“背恩”的悲惨人生经历上。《新唐书》删节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并不影响传记所要表达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新旧唐书对诗人评价倾向性的差异，《旧唐书》在传记的结尾处说诗人: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这里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没有一定立场，为名利而动，又高傲、偏激，常常背离社会规范的轻薄文人。在李涪的《刊误·释怪》中更是完全否定了李商隐的人品和诗品，这些表述无疑是李商隐在当时社会地位的一个方面的折射。[15]《新唐书》则将这一评价删去，只是在文中说:茂元善李德裕……共排笮之。无疑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记述，给读者留下了自己判断的空间。但《新唐书》却表达了它另一方面的侧重: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李商隐初期所作古文，被认为“瑰迈奇古”，然后又指责他的骈体文“繁缛”。在这里编撰者无疑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在《李商隐传》中，宋祁既没有称赏李商隐的诗歌才华，也没有对李商隐的形象进行过度的修饰。可以说这也是宋祁虽然和“西昆体”关系较为密切，但却没有完全接受西昆诗歌理论的一个表现。
总体来看，《新唐书》相对于《旧唐书》是宽容的，即使对于编撰者并不欣赏的文人如李商隐之类文体骈俪的诗人，也没有苛责他社会品德及行为上的缺点，而只是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上进行记述。同时又尽量提升诗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如对李白传记的扩展，基本上都以对李白形象的修饰为主，使李白的形象更为丰满、生动。但也因个人与社会的好恶添加了许多主观选择后的资料，以致难以保证记述的真实。
2.诗体评价的整合化
诗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起源于《诗经》，但《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到了汉代五言诗才逐渐兴起，并在魏晋时期取代了四言诗的主体地位。而七言诗的起源则更晚一些，目前基本上承认的第一首七言诗是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但是在南北朝时期，五言诗的创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七言诗。到了唐代近体诗逐渐形成，五言诗和七言诗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才逐渐消失，许多诗人都兼长两种诗体的创作。但在主流评价之中，这种诗体上的差异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标志性差异，如刘长卿被称做“五言长城”，其实刘氏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七言诗流传下来的。同时这种对于诗体的细分，也符合以前的史学传统，自从诗人传记正式作为一部分被列入正史，这种诗体的细分之后的评价一直是诗人传记的主要评价的话语模式，这同样是社会上一种主流的评价标准，如钟嵘的《诗品》便主要以品评五言诗的成就为主。
《旧唐书》仍然继承了这一诗体细分的话语模式，在《旧唐书·文苑传》中称赏其五言诗的诗人有，骆宾王——尤妙五言诗，杜审言——雅善五言诗，宋之问——尤善五言诗，李登之——善五言诗，徐安贞——尤善五言诗;称赏其七言诗的诗人有，唐彦谦——尤能七言诗，沈佺期——尤长七言之作。这一评价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基本相符，因而也应该是当时社会对其的主要评价之一。相对于《旧唐书》，《新唐书·文艺传》最大限度上弱化了这种评价模式。在其为之立传的24位诗人中，没有一次出现这种评价模式，如对于骆宾王仅称其7岁能赋诗，杜审言则没有直接评价他的诗歌才华，只说其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这种模糊的整体性评价无疑可以使我们对诗人的认知更为全面，使评价更为准确。但是确是在牺牲对当时社会对于诗人的主要评价的基础之上的，使我们缺失了对诗人认知的某一个方面。
3.《新唐书》品行评价的弱化
春秋笔法，褒贬善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崇尚的准则之一。史书的编撰者也正希望通过书中传达的价值理念，维护他们理想的社会规范。从唐代以来私人编撰逐渐过渡到以官方设馆修史为主，也正是这种编撰的群体性，编撰者的主观价值取向正在从文字表面隐去，代之以相对客观的社会价值判断倾向。从《旧唐书》到《新唐书》正体现了这一评价倾向的转变。在《旧唐书·文苑传》中，对于诗人的品行的评价是其对诗人整体评价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往往不加限定，以客观现实的形式直接表述。这一表述模式无疑来源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对人物品行的品评之风，虽然《旧唐书》中这一模式在其他传记中已经逐渐淡化，但在诗人的传记中仍然是相对苛刻的评价标准之一。特别是在《文苑传》中的诗人形象基本上都被打上了偏离正统品行的标志。而在《新唐书·文艺传》中，则逐渐隐去了这种评价，或者编撰者后退到第三者的立场，只是将其作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现象来记述。下面就以表格的形式来对比《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中这一评价的差异:
《旧唐书·文苑传》与《新唐书·文艺传》及相关传记对诗人品行评价的差异
续表
对比《新唐书》和《旧唐书》对于诗人品行评价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新唐书·文艺传》中，对于诗人的品行评价逐渐弱化，已不再将这种评价作为诗人定论性的核心评价。《新唐书》一般是通过三种表述方式的转变来实现这一目的的。首先，删减《旧唐书》中对于诗人不利的评价，如《陈子昂传》、《杜甫传》、《李商隐传》、《骆宾王传》、《温庭筠传》、《唐彦谦传》。删减之后的品行评价更倾向于对诗人个人性情的评价，如在《杜甫传》中只提及杜甫个性的“褊躁”而不提及其他对于诗人社会行为有影响的评价。其次，转变对于诗人品行评价的叙述模式，如《杜审言传》、《李商隐传》、《崔明信传》、《李白传》。在这种转变之后，编撰者的身份逐渐后退，不再以评判人的身份出现，而只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客观的陈述。如在《李商隐传》中只陈述了“牛、李”党人对于诗人的评价和判断。而在《杜审言传》、《唐彦谦传》中语句上陈述模式的转变，同样使高傲轻狂逐渐弱化为个人性情上的弱点，不再成为社会批判评价的焦点。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于诗人品行的评判。最后，增添对于诗人有益的评价，如《孟浩然传》、《陈子昂传》、《李白传》。在《陈子昂传》中不仅删减了对他“无威仪”的社会评价，还增加了“轻财好施，笃朋友”的优秀品质，这使诗人的形象更加完整，同时也弱化了社会对于诗人形象的谴责。这三种评价方式的转变在《新唐书》的诗人传记中的综合呈现，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恃才高傲”这一主流社会对于诗人群体标志性评判的压力。
《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作为史书中记述文学才华的空间，在整部史书中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也是编撰者文学意识和观念的集中体现，我们细读《新唐书·文艺传》便可以发现，《文艺传》在谋篇、布局以及人物和史料的选择上，都经过细致的思考。也正因为这样，《文艺传》中塑造的诗人形象也相对的完整，许多人物形象在编撰者的笔下都很生动，如李白的飘逸不群，孟浩然的隐逸高洁，都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点染着诗坛的光辉。而《旧唐书·文苑传》则相对粗略，许多取舍似乎都很随意，以至于许多传记都很简单，只有只言片语，使得我们难以窥探其完整的形象。但是《旧唐书》却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那便是唐末之后唐代诗人对主流社会的影响，以及唐末诗坛的诗风取向。同时《文苑传》采用的资料较少，没有《新唐书·文艺传》的杂芜，从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也正因为这样，《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之间的差异是极为复杂的，很难简单的通过基本的编撰原则来概括。前面通过多角度的比较，就是希望能透视隐藏在文字表面之下的细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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