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生存状况研究：教育对其影响

第四节　唐代教育对于唐代诗人生存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基本上还原了唐代教育的主要内容，虽然我们没有对唐代教育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教育对于唐代诗人的生存的影响可以说是较为缓慢的，从诗学的扩展到较为统一的教育体系的确立，教育改变了诗人群体的数量和构成，也影响了诗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进而促使诗歌成为文人应普遍掌握的技艺，诗人也就不再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存在了。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基本可以还原唐代诗赋教育的情况。首先唐代的诗赋教育从启蒙教育便开始进行了，这里首先进行的是诗赋创作的基础教育。从知识的记忆阶段便开始了与诗赋相关模式的教育，这也有益于许多智商超凡的文人在少年阶段便表现出在诗赋上独特的才华。而且唐代也注重早熟儿童的培养和记述，在许多自荐性文章中也往往提及自己幼年的超异之处。可以说这也是唐代注重早期教育的一种表现。虽然唐代设立的“童子科”并不是唐代文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模式，但是童子科无疑具有一定的起始性意义，他是唐代科举参与年龄的起点，这种年龄上较早的入仕途径，很大程度上对于教育的促进意义远高于其实际引入的人才的意义。而这种开始较早的诗赋教育，可以说对于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第一，可以让诗人更早地进入到诗歌文化之中，从而可以更为熟悉诗歌的较为严格的声律上的要求，使自己的情感的表达不受音律的束缚。唐代的大部分诗人开始接受诗赋教育的时间都比较早，只有高适等较为特殊，而他们的诗作和其他诗人相比也有不同之处，他们多长于古风，而短于近体，诗句也不以典实的运用为美，相反更多的是情感的直接性流露。如高适的名作《燕歌行》，全诗声调高亢，慷慨悲歌之情一泄到底，但全诗并没有典实的灵活运用，只是最后用对李广的追思来收束全诗。第二，其也扩展了诗人生存的空间。由于唐诗散佚的数量过多，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唐代诗歌的整体创作情况，特别是中下层诗人许多诗歌艺术性较差，难以流传下来。不过在《全唐诗》中仍然有一些下层人物的诗歌得以流传下来，一些歌妓也得以留下名字，虽然他们的诗歌多是通过笔记、传奇小说等接近俗文学的方式流传了下来的，但也足以显示，唐代中期以后诗歌在社会中下层中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文艺交流形式，他们通过这种共同认可的文艺形式，来使自己也获得一定社会阶层的认可。那么许多默默无闻的诗人也获得了生存的空间，他们可以以教授诗赋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教授诗赋创作的模式，应该远远早于五代时期，因为仅靠家族内部的教育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于诗赋人才的需求，在官学衰微的局面下，乡里之学成为进行启蒙教育乃至早期教育的重要场所，而乡学的教师则完全是乡里自行雇佣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唐代应该有为数不少的乡里之学的教书先生来完成他们的职责。而这一部分人无疑处在诗人群体的下层，他们对于诗赋创作虽然没有杰出的才能，不能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他们是构建这个群体的基础。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无疑是极为低下的，他们的诗赋作品因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就不能流传下来。也正因为这样，和后代相比，唐代这一部分人的数量和质量都要差许多，现存的墓志铭中也找不到这一类人物的墓志。但在《玉壶清话》中的记述让我们多少可以窥视这部分人的生存状况。

魏人柴公以经义教授里中，有女子备后唐庄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宫，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逾旬不能进。其女悉以奁具计值十万分其半与父母，令归大名，曰:“儿见沟边传舍队长黝色花项为雀形者，极贵人也，愿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夺，问之，即郭某。

对于柴皇后的记载多为附会之作，这则《玉壶清话》的记载也并不可信，但是这里的记述无疑表现了当时或者接近当时的社会状况。古代一向有选良家子进入后宫的传统，柴公的女儿得以入选后宫也说明，乡里教师这一职业为社会所认可并获得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乡里教师不是一个高出常人的职业，他们的女儿也只是和其他民众一样，进入掖庭充当宫女一类后宫中较为低下的阶层。而后对于女儿婚姻的态度也显示了他们并不高于其他平民阶层的等级，柴皇后主动要求嫁给后周高祖，郭威当时不过是一普通军人，而其父母只是大愧之，并没有愤怒，这种羞愧应该更多是来自女儿自择夫婿对社会礼仪的违背。记述者这样安排无疑是符合了乡里教师当时的社会地位，从而搁置了身份地位差异所能引起的矛盾，也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透视了乡里教授的较为普通的社会地位。不过这也是下层文人谋生的一条道路，可以说在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下，诗歌和诗人生存发展的空间变得日益宽广。

其次，唐代的经学教育更多的注重文字的记诵，而不注重义理的解读。这首先便是由科举考试的形式所引起的，而且明经出身的进士也不为统治阶层和文人阶层所看重。同时唐代官方确定了经学主要讲授的内容以及讲授所使用的教材，这样虽然可以使经学正统化，但是也使得经学变得更加刻板，缺少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经学的研习也只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经学无疑更多的是在充当诗赋的基础性知识的角色。审视唐代的诗歌作品也可以发现，其中情感的宣泄与描摹远远多于理性的思考。李白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孟郊也可以“出门即有碍”，正是这种经学思想限制较为薄弱的表现，诗人更多的继承了魏晋六朝以来不受拘束的个性，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是十分注重礼仪的要求。但这也让诗人群体因为品行等方面的问题，受到社会的非议，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仕途。王勃就因为《檄英王鸡》一文被贬，温庭筠也因为品行不端致仕途坎坷，联想到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以及李商隐和女道士的种种情感上的纠葛，唐代的诗人似乎并不愿意控制自己的品行来求取社会的认同，而更希望通过他们的才学来建立一番功业。如杜牧的学识就比较广博，并也希望继承家学。但是这对于诗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却并不有利，相反，在官方正统的言论中许多诗人都冠上“恃才放纵”的帽子。下一章对于两《唐书》的分析将着重讨论这一点，由此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理解诗人群体在唐代处在怎样的一个特殊的地位。

最后，唐代诗赋教育的内容已经逐步完善，除了前面论述的最为基础的启蒙教育外，其后续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也逐步成熟。这里唐代类书的编撰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初学记》中各个体例基本完善，而且对于诗赋学习有着较强的针对性。以这样体例编撰而成的类书对于早期教育中诗赋的学习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经典作品的选读上，“文选学”的兴起无疑极大满足了这一需要，研读《文选》的风尚也促使唐代文学特别是诗赋创作在许多地方都延续了六朝以来的传统，对于六朝文人的赞颂也屡见他们的诗篇。这表明他们对于魏晋以来的文学有着较为细致的研读，而“文选学”的兴盛也为我们审视唐代对于前代文学的借鉴提供了视角。而诗歌理论也随着唐代诗歌文化的发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唐代许多诗歌理论书籍散佚，但是《文镜秘府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我们能从整体上认识唐代中期主要诗歌理论的概况。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唐代的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诗歌的创作技艺的指导上，其适应的也是诗歌初级阶段的学习。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唐代诗人群体仍然处在一个起步到基本上形成自己的特色的阶段。他们许多的理论以及学习用的书籍都处在最初的编撰阶段，即使《初学记》也不能说是唐代最主要的类书编撰模式，因为《白氏六帖》又在更大程度上与六朝较为松散的类书模式相似，这些只能证明一点，在唐代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为诗赋创作编撰较为便利的类书，这也表明了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性开始增强，他们已经不再只是家族文化下培养的相对独立的个体，而是面对整个社会需要开始逐渐形成的较为统一的整体。“文选学”的兴盛，以及诗歌理论开始构建自己的体系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社会化发展的进一步结果也使得唐代诗人群体的特殊性开始逐渐消失，诗歌成为社会中上层文化的一个部分，并且进而成为社会对于文人阶层较为普遍的要求和认知。

【注释】

[1]《旧唐书·文苑传上》，第190卷，第5004页。

[2]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3页《上安州裴长史书》。

[3]洪迈著:《容斋随笔·三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1页《减损入官人》。

[4]王溥著:《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741页。

[5]文莹著:《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6]《新唐书·陈子昂传》，第107卷，第4067页。

[7]《旧唐书·苗晋卿传》，第1013卷，第3350页

[8]《上安州裴长史书》。《李太白集》第1243页对于李白诵六甲的解释，一般都依照王琦的注解，认为是六十甲子。周勋初先生在《李白评传》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并认为这说明五岁应该就是李白启蒙教育开始的年龄，同时认为李长之等学者视为六甲道家秘技与诗人的年龄不符。但是在一篇推荐自我的文章中，李白只标榜自己五岁的时候才能记忆六十甲子，这和唐代的天才们似乎距离有些过于遥远。而且文中用“诵”字也不很合理，诵读往往用于对于经典的记忆上，而主要作为计算工具的六十甲子，更多的是用来推演的，记诵下来的意义并不大。我认为李白这里的六甲应该是没有确切指定的道家经典，诗人这里之所以使用“六甲”来指代，很可能是出于对仗工整上的考虑。

[9]李翰著:《蒙求集注》，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第1页。

[10]《蒙求集注》，第25页。

[11]《蒙求集注》，第73页。

[12]《旧唐书·颜师古传》，第73卷，第2594页。

[13]《旧唐书·职官三》，第44卷，第1891页。

[14]杜佑著:《通典》，第33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14页。

[15]《新唐书·百官志四下》，第49卷，第1413页。

[16]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上》，第1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

[1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5页。

[18]《唐代墓志铭汇编》，第1233页。

[19]《唐代墓志铭汇编》，第933页。

[20]《旧唐书·高宗本纪》，第4卷，第71页。

[21]《旧唐书·文宗纪下》，第17卷，第560页。

[22]《旧唐书·杜景俭传》，第90卷，第2911页。

[23]《旧唐书·段秀实传》，第153卷，第4847页。

[24]《李太白全集》，第1239页《与韩荆州书》。

[25]《全唐诗》，第837卷，第9512页《献钱尚父》。

[26]《全唐诗》，第835卷，第9488页《陈情献蜀皇帝》。

[27]刘肃著:《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7页。

[28]徐坚等著:《初学记》，第1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页。(www.xing528.com)

[29]《初学记》，第1卷，第18页。

[30]萧统编选，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影印本，第3页。

[31]《新唐书·文艺中》，第202卷，第5754页。

[32]李昉等编撰:《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58页。

[33]魏收撰:《魏书·崔逞传》，第32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8页。

[34]《宋书·张畅传》，第59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03页。

[35]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页。

[36]空海撰，卢盛江校释:《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6页。

[37]《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413页。

[38]《杜诗详注》，第1766页。

[39]《礼记·学记》。

[40]《白居易集笺校》，第69卷，第3705页。

[41]《旧唐书·李袭誉传》，第59卷，第2332页。

[42]《旧唐书·李德裕传》，第174卷，第4528页。

[43]《旧唐书·裴休传》，第177卷，第4593页。

[44]《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段成式著《酉阳杂俎》，第600页。

[45]《太平广记》，第54卷，第331页《韩愈外甥》。

[46]《太平广记》，第170卷，第1243页《郑》。

[47]《太平广记》，第175卷，第1301页《林杰》。

[48]《太平广记》，第148卷，第1069页《崔圆》。

[49]《太平广记》，第366卷，第2909页《韦琛》。

[50]《太平广记》，第197卷，第1480页《段成式》。

[51]《杜诗详注》，第946页。

[52]《杜诗详注》，第2079页。

[53]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第1504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54]董皓等主编:《全唐文》，第88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4页。

[55]待考证。

[56]《旧唐书·姚思廉传》，第77卷，第2592页。

[57]《新唐书·独孤及传》，第162卷，第4990页。

[58]《旧唐书·后妃下》，第52卷，第2198页。

[59]《旧唐书·元稹传》，第166卷，第4334页。

[60]柳宗元著:《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6页。

[61]《新唐书·颜真卿传》，第153卷，第4854页。

[62]《旧唐书·李绅传》，第173卷，第4497页。

[63]《白居易集笺校》，第47卷，第2836页。

[64]柳宗元著:《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