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家塾为核心的家学教育
家塾这个概念在《礼记》中就已经出现了:“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39]因而家塾就是主要用来教育本族子弟的场所。不过《礼记》中的家应该是以家族为指向的。古代中国的家族聚居更为集中，家塾也就是上层贵族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这种教育传统也获得延续，魏晋时期士族子弟的教育也是主要通过家塾来完成的。只是南北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北方士族更为注重经学和经世致用之学，而南方则更为崇尚玄理和诗赋文辞。但进入隋代之后，南陈覆灭，南方上层士族被迫北迁，可以说在本来就已经因自身原因变得较为衰弱的家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了南方的家学传统。而北方士族这一时期步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虽然隋末的战乱影响了对南方辞赋之学的吸纳进程，但是无论是从战乱的过程，还是从结果来说，对北方士族影响都不大，虽然各士族参与的势力胜负不同，但最后大多和平地融入唐帝国的范围之内。而后北方士族的文学学习进程还是很快的，到了高宗时期已经有王勃等为代表的“初唐四杰”的出现，可以说这时候北方文学已经吸纳了南方在诗赋写作上的优点，并且结合自身优势使得诗赋创作更具文学价值和社会功用性，从而超越了南方原有诗赋创作的水平，当然遗存下来的南方家族也吸收了北方诗赋的特点，弥补了自身的不足，同为“初唐四杰”的骆宾王的创作无疑就反映了这种倾向。可以说正是这种南北融合共同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虽然各家族面对这种文学风尚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无疑他们的家学教育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科举制度的发展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但家学传承较好的家族同时也保持着其在经学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如前文论及的赵郡李氏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唐代的“古文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种家学传统的延续。因而我们在分析家塾教育的时候，虽然缺少具体人数规模等方面的资料，但是结合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还是有可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虽然缺少切实的资料，但我们无疑可以通过家塾设施的一些基本情况，来推测唐代家塾教育的大致状况。在唐代的史料中我们很难见到家塾这个称呼，但是却有一些能提供相似功能的场所，可以满足一部分家族成员的需要。唐代士族大都有扩建自己家宅的喜好，这些家宅往往都不处在都市，而且常常占地极为广阔，又被称为别业或别墅，如我们所熟悉的王维为了隐居购置的辋川别墅，白居易为自己养老在洛阳构建的别墅。这也代表着唐代为官仕宦的一种追求，两方面因素促进了唐代官员的这种追求。首先，唐代仕宦迁转较多，千里宦游，往往居无定所，而两都长安和洛阳无疑是官员停留时间较长的地点。无论是在朝为官、守京候选，还是等待东山再起，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在两都附近购置产业无疑比较适合。其次，常年仕宦导致原籍田宅荒废，甚至被转卖，而且都市商业的繁荣也能为他们带来较高的生活质量。毛汉光在《从唐代士族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各士族向河南、京兆一带的迁移，迁移时间开始于隋代，一般不晚于唐宪宗年间，盛唐时期也是迁移最为密集的时间阶段。由此可见士族的迁移更多是仕宦追求的结果，在一个家族中能通过科举登上仕途进而显贵的家族分支，往往能吸引更多的家族成员围拢在他们的周围，这样就让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迁徙到接近中央权力的位置。那么家族中地位较为显赫的成员新建的别墅一类的住宅，无疑便会成为新的居住地的中心。在这种别墅中可为居住者提供极为丰富的物质资源，白居易在介绍这一点时不无自豪之情。
池上篇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
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
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40]
可以说这也是大部分仕宦者的一种心态，对于仕宦收入的依靠也成了这种生活模式的一种特征。对于书籍的收集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袭誉性严整，所在以威肃闻。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尝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41]
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推测士族们修建的别墅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大致有两种:首先可能是家族教育的直接地点;其次，即使不在这里进行家族教育，这里也是家庭内部成员学习，接受父辈教诲的场所，是其他家族成员书籍等学习资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关于在别墅中进行讲学的事例中，李德裕和裴休的事迹比较典型:
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嫉恶，虽位极台辅，而读书不辍。有刘三复者，长于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镇浙西，迄于淮甸，皆参佐宾筵。军政之余，与之吟咏终日。在长安私第，别构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诏令制置，而独处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无能预焉。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筿，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42]
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也。祖宣，父肃。肃，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肃生三子，俦、休、俅，皆登进士第。休志操坚正。……休童龀时，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休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虞人有以鹿贽俦者，俦、俅炰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穷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继?无宜改馔。”独不食。长庆中，从乡赋登第，又应贤良方正，升甲科。[43]
李德裕在别墅讲学，裴休在别墅中讲读经籍，课习诗赋，无疑都是将别墅作为家塾来使用，其所聚集的应该是周围家族的子弟。而且裴休的事迹则为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教育的完整性，可以说裴休的教育基本都是在别墅中完成的，而且也在别墅中讲学。这无疑进一步显示了“别墅”作为教学地点的可能性。
士族聚集子弟教学的地方在唐代常常被称为学院，这种学院相对于官学来说更具个人特色，应该有着较为完备的教学体制，帮助整个家族来提高基本素养。可惜现在只是残存较为有限的记载:
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言事十不一中。家人头痛嚏咳者，服其药，未尝效也。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常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堑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挍迟，恨挍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诸君共记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44]
细分析以上记述可以发现，石旻和钱氏子弟的交往多在学院之中，这种家族教育的模式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其类似的记述还有许多，关于韩愈的两则记述都提到了“学院”，这应该是韩湘子故事的原本，虽然事迹多为附会。而且《传奇·昆仑奴》一章也两次提及学院。由此无疑可以证明学院在唐代是较为普遍的存在。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阘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45]
唐朝韩文公愈，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
以下的记述则为学院作了进一步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略窥学院教育的一些状况。首先唐代学院并不是一个只面向家族内部封闭性质的存在，如同普通家学一样，掌控者可以较为灵活地控制，可以随时吸收他们认为较为优秀的子弟。以下三则记述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只是学院给予他们的待遇并不相同。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许岁，在郑絪左右主笔砚。十八九，絪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絪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乃生瞻，及第作相[46]
林杰字智周，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岁，请举童子。时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又妙于手谭，当时名公多与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门。廉使崔侍郎千亟与迁职，乡人荣之。杰五岁，父因携之门脚，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初不谓眇岁之作，遽臻于此。群亲益所惊异，递相传讽，乡里喧然。自此日课所为，未几盈轴。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窥吟，耸耳皆吹，命子弟延入学院。[47]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48]
前两则材料中主人公是通过优秀的才华被赏识得以进入学院，最后一则则是依靠远亲的关系才得以勉强收留，待遇也便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同时这三则材料也表明学院的其他两方面特性。首先，学院显然提供的是较为完全的教育，林杰年龄尚还幼小便可以进入学院学习。由此可以说学院应该依据家族的状况可以提供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昭义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冬节夜，捧书以归。”[49]这个实例也证明着这一点。其次学院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体系，其可以满足住宿、饮食等多方面的需要，家族的掌控者如郑絪并不直接管理学院，而是由家族中的子弟直接负责。学院的教育者推测一般应该由家族内部成员来充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家学的延续性。但是无疑也有例外者，有些新兴起的家族无疑更倾向于借助外力，来辅助家族教育。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王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箸，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
这则记述无疑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唐代为他人教育子弟充当学院老师，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虽聘用者为王侯，然而晋见竟然也较为困难，并被其轻视，以为只是谋求衣食而已。如此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理解在唐代充当家学老师往往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在社会上也难以获得尊敬。由此推测乡里之学的教师无疑更是文人的末流，如果不是困穷到一定程度是不会从事这一类的职业的。这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唐代这一类资料缺失较为严重，这一类事迹为什么基本不见于史传、墓志等。(www.xing528.com)
虽然家学往往孕育着家族的希望，是家族学术得以传承的保证，家族子弟进入仕途的多少也关系着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但是由于如前文所述学院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体系，其设立的场所有可能是远离都市的别墅庄园一类的地方。因为其和家族其他成员的沟通有可能并不是十分的密切，许多家族子弟的长辈并不亲自督促他们的学习，因而学院的教学应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父母等人的影响由于事物繁忙、子女众多等原因反而变得较为有限。段成式的事例无疑有益于证明一点。
段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瞻。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似。[50]
从以上分析来看，学院应该是唐代较为重要的家塾教育形式，其承担着家族教育的主要内容。虽然其规模我们没有确实的资料确定，但无疑主要受到家族规模的影响，而且学院的掌控者无疑需要提供一定的财力上的支撑，这也决定了学院往往需要依靠地位较为显赫者。这也和上文对于别墅的分析相符合，家族迁徙往往依靠宦达者，宦途显贵者也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一定政治上的保护和财力上的扶持。而寄居者往往并不受欢迎，常常为人所轻视。这和远离整个家族体系有着一定的关系。
除了学院之外，家塾在唐代还有其他名称，如书院、书堂、学堂、书斋、山斋书馆等等。这些名称多见于唐诗的标题之中，缺少较为详细的资料。如卢纶《同耿拾遗春中题第四郎新修书院》、《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齐己《宿沈彬进士书院》、曹唐《题子侄书院双松》。从诗作来看书院和学院无疑有类似之处，只是书院更为强调作为个人读书的场所。而书斋和山斋则个人化倾向更为明显，基本上主要以个体读书，自主性的学习为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学堂和书堂。学堂主要见于杜甫的两首诗。
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
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澹然川谷开。
雪岭日色死，霜鸿有余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51]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旄头彗紫微，无复俎豆事。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
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
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风雩至。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涣然立新意。
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因见县尹心，根源旧宫閟。
讲堂非曩构，大屋加涂墍。下可容百人，墙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林木在庭户，密干叠苍翠。
有井朱夏时，辘轳冻阶戺。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
故国延归望，衰颜减愁思。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
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52]
第一首为陈子昂所作，陈氏读书在射洪县北金华山上。《舆地纪胜》载:“陈拾遗书堂，在射洪县北山。”[53]由此可见书堂和学堂的指向应该是相近的。陈子昂的古宅在射洪县县北一里多的地方。由此可见诗中所记述的学堂多应为陈氏宗族家学的所在，而并非完全是陈子昂个人读书的场所。后一首诗中的学堂也证明了这一点，后一首诗中的学堂应该是在县令倡导下新建立的官学，而可容纳的人数在一百人左右，足见学堂在诗人心目中并非是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而徐锴的《陈氏书堂记》为我们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书堂的构建过程和建筑规模等基本状况。
陈氏书堂记
古之学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系乎人者也。圣王之处士也就闲燕，孟母之训子也择邻居。元豹隐南山而成文章，成连适东海而移情性。此系乎地者也。然则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
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书楼。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后曰兼，为秘书少监。生京，给事中，以从子褒为嗣，至盐官令。生瓘，至高安县丞。其孙避难于泉州之仙游，生伯宣，著史记，今行于世。昔马总尝左迁泉州，与之友善。总移南康，伯宣因来居庐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马。大顺中，崇为江州长史。乾宁中，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玫，本县令。能嗣其业，如是百年。勋从子衮，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揭之，旌其义也。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尢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於戏!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满腹。学如不久，仁远乎哉?
昔北海有邴郑之风，离骚有江山之助者，皆古也。门生前进士章谷，尝所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会陈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因来告别，援翰以授之。时太岁己巳十一月九日记。[54]
从文中记述可以看出，陈氏学堂的兴建更多的是依靠家族共同的努力来完成的。而规模却极为宏大，还有附属的土地来供给学堂的费用，可以说是家族中一个较为独立的体系。在家规中对于书堂也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如《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
八、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
九、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四，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准。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55]
可以说以上记述使我们对于家学获得了更为完整的认识，可说在唐代家塾已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学院和书堂、学堂应该有着类似的指向，只是名称上的差异而已。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陈氏家规中，进行童蒙教育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普遍性质的教育。可以说家学在整个唐代的教育体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以家塾为核心的教育形式更是对于唐代基础教育的普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面向的群体较为广阔，而且进入的限制较低，这样无疑有益于整个社会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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