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教育之后，唐代文人主要接受的还是诗赋上的教育，因为整个社会的认可性评价仍然是以诗赋为主体的。杜甫向唐玄宗进献的是三大礼赋。李白在游历过程中，四处干谒谋求引荐也以辞赋为主要手段，所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24]这种干谒性的作品往往多为浮词，缺少足够的文学价值。但是这样正彰显了辞赋在唐代中前期的重要地位，应该是文人才华在唐代社会广泛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后在晚唐五代时期诗歌的地位逐渐提升，进献诗歌干谒也成为一种常见的手段，白居易谒见顾况也提交了他的诗稿，并以“离离原上草”一诗博得赞誉。我们所熟知的贯休给钱镠献贺诗: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蹈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25]
而后又在蜀王王建那里献诗:
河北山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少尘埃。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秦苑幽栖多胜景，巴歈陈贡愧非才。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来登郭隗台。”[26]
这两首诗将自身境遇和对献诗对象的赞誉结合得十分完美，并融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悲叹，无疑是干谒的名作，而且所谓不愿将“十四”改为“四十”也彰显了贯休干谒的气节。前面这些轶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都证明诗赋在唐代社会所具有的社会评定价值。因而结合前文对于启蒙教育的论述，我们无疑可以进一步认识诗赋教育在整体早期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1.《初学记》与唐代的诗赋教育
《初学记》是唐玄宗时期，徐坚等修撰的官修类书，开始修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玄宗诸皇子作文时检察事类。《大唐新语》(九)中记载:
玄宗为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需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27]
从《初学记》编撰的背景来看，它主要是针对皇室学习辞赋文章的需要来编撰的，而且是一部简明性的应用性类书著作，虽然最初的目的是皇室内部应用，但是随着书籍的流传，《初学记》应该已经广泛应用在社会上层的诗赋学习中。这首先主要在于《初学记》书籍编撰的体例适用于辞赋的学习。《初学记》全书共三十卷，分为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个子目。体例首先为“叙事”，其次为“事对”，最后为“诗文”，这和一般的类书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事对”和“诗文”两项，突出了《初学记》本身的实用性。“叙事”主要用来记述词条典实的缘起和主要内容，在叙事中《初学记》内容包含较为广泛，但主要注重的是该词条的多种同含义的、各不相同的各种名称，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事物的名称。如在“日”部子目中“叙事”条:
说文云，日者，实也，太阳之精，字从○一，象形也，又君子象也。《淮南子》云: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将行，是谓腓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晏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舂;顿于连石，是谓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玉泉，是谓黄昏;沦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崦嵫，经于细柳，入虞泉之池，署于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广雅》云:日名照耀，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乌，日御曰羲和。《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气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将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于东，谓之反景，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日有爱日、畏日、迟日。[28]
从这段对于“日”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初学记》汇集了《淮南子》、《广雅》、《纂要》等三本书籍对于“日”的诠释。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主要汇集的就是与“日”字条相关的各种名称，这是一种有选择的摘抄，引用《淮南子》的一段便是从《淮南子·天文训》中摘录出来的，其他与日运行等其他相关的内容并没有收录，这也彰显了《初学记》的主要内容便是典实汇集，这无疑对于辞赋和诗歌创作具有很大的帮助。辞赋所彰显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典实之美，进一步还需要注重音韵之美，而诗歌对于音韵具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特别是近体诗的创作。对于同一事物，必然需要适合文章写作要求的不同词汇，来满足创作的需要。这同时也给文章的解读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初学记》这种简单的摘录，无疑可以满足诗歌辞赋初期学习者的需要。其在唐代教育体系中无疑要高于前文所论述的启蒙教育，是唐代文人在诗歌辞赋方面进行学习的基础性的工具书类型的教材。《初学记》后面“事对”和“诗文”两个体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事对”即是在诗歌辞赋创作过程中，可以直接用来进行对仗的词语、典实。《初学记》中将各类与词条相关的典范性的对仗分属于各个子目，这无疑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进行诗文创作的需要，也为学习对仗的使用提供了示范。如在“风”这个子目下一共列举了十三组“事对”，分别为:鸢鸣、虎啸;汾河、易水;大王、少女;铜乌、石燕;折木、偃禾;猎蕙、泛兰;吹阮衿、扬袁扇;断大刑、赦小过;爰居避灾、乌鹊识岁。[29]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初学记》对于“事对”的选择还是极为细致的，没有选择直接与“风”相关的词语，而是按照诗歌、辞赋写作使用典实的常用手法，选择的都是与事对中“风”内容间接相关，在这些典实的相关内容中都涉及风的意象，在文中可以直接用来指代风这一事物，而且许多词语较为婉转隐晦，使用这样的笔法，可以使文章含蓄典雅，包含内容更为丰富。如“大王”对“少女”将两个关系并不大的意象联系了起来，而且无论从语言还是从内容上都极为工整。《初学记》并没有力求完全将各类相关的典实都列入子条目之下，相反只是选取不同类别事物与词语类型的较为典型的例子，如在我们所列出的“风”的子条目之下的十三组事对，可以分为兽类、地理、人物、飞禽四组名词性两字词组，以及两组动词性两字词组、两组与人事相关的三字词语和一组四字词语。这也是《初学记》的编撰者力求达到的事对选取模式。这种典范典实的选择和《初学记》编撰的目的也是相符合的，它力求完成的并不是一种全面收集各类典实的总集性的类书，而是学习辞赋、诗歌创作的入门性质的工具性书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初学记》在事对之后又尽量列举了大量的诗赋用做范例，对于范例的选择往往直接选取吟咏该类诗赋的作品，原书只列出作品的题目，在注解之后才补录了诗文原作。这无疑为初学者学习诗文提供了范例。书中选取的范例包含了当时常用的各类文体，如在“皇后”的子目下就列举了:诗、颂、赞、章、论、文。但是所列举的这些诗文多富于典实选择的优美和对仗的工整，这也彰显了当时文学审美的时尚和追求。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初学记》在唐代早期教育中的确切影响，但是《初学记》无疑是唐代学习诗文创作的较为典范性的著作。由于印刷条件、官学教育的衰微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初学记》在唐代很难获得较为普遍的使用，但是正如《蒙求》出现后便在唐代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初学记》无疑也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从帝王直接组织编撰的背景来看，这一类包含知识量较大的书籍，在当时社会上获得了较为充分的重视，而且现在残存的类书中唐代一共编撰四大类书，这使得唐代构建了诗赋学习和教育的一个知识体系。我们对比分析四大类书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初学记》在唐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最早的应属隋代虞世南等编撰的《北堂书钞》，然后是唐高祖李渊下令欧阳询主持编撰的《艺文类聚》，随后便是《初学记》，最后又有白居易个人编撰的《白氏六帖》。对比这四本著作，也可以发现唐代类书的编撰存在着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更多是对南北朝以来类书编撰体例的继承，如同《金楼子》基本上是各类知识的分门归类，《金楼子》原本十卷，现存仅为六卷，从现存的部分看来，更多的是以帝王家族内部的品德传承性教育为主，这和《颜氏家训》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但是《金楼子》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更为丰富，融汇了大量与帝王之学相关的知识，进行了分类归纳。如在《金楼子·兴王篇》中便分别简略记述了从三皇五帝到梁高祖历代较为圣明的君王。在《金楼子·箴戒篇》中更是记述了大量关于帝王昏庸祸乱国政的实例。由此来看，《金楼子》编撰的目的是对帝王皇室进行家族教育。但是在体例上无疑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修撰的类书的体例，将大量的相关知识融合到自己的家族教育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堂书钞》是类书编撰体例上的继承和发展。同样《北堂书钞》共一百七十三卷，分为八十部，八百一类，将各类知识分类列入条目之下。并不对各条目进行直接的解说，只是简单地列举条目之下的主要典实。这种简单地列举知识的方式并不利于文辞创作的需要，知识含量过大、条目分类过细，往往使得使用者难以获得便捷的帮助。而且《北堂书钞》过于关注人的品行，在这一类别中分类过于繁复，如仅仅帝王的品行就分了二十二部，然后又分为七十五个分类，其中不乏重复性的构建，如“帝德”、“孝德”、“睦亲”、“体仁”、“宽惠”这几个分类就让我们很难理解它们怎么样在一个人的品行上得到确切的划分。这一方面应该是魏晋六朝以来品评人物品行风尚的延续，也是对南北朝类书编撰体制的继承。在这方面上《艺文类聚》的编撰无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相对来说《艺文类聚》没有《北堂书钞》分类那么细致，也不像《北堂书钞》那样过于关注人物的品行。《艺文类聚》更是增加了对于各个门类词汇的较为详细的诠释，将与这一类事物在经史文籍中相关的记载，汇集到这个分类之下，而且《艺文类聚》中对于资料的选取也较为详细和全面。如在“日”这个子条目下就汇集了《周易》、《毛诗正义》、《礼记》、《春秋左氏传》、《五经通义》、《春秋内事》、《白虎通》、《风俗通义》、《尔雅》、《广雅》、《说文解字》、《京房易传》、《礼斗威仪》、《汉书》、《列子》、《贾谊新书》、《汉官仪》、《论衡》、《孔子家语》、《山海经》、《淮南子》、皇甫谧《年历》、《楚辞》等23部著述中与“日”这个物象相关的著述。可以说《艺文类聚》将唐代之前的文史资料较为全面地汇集到了一起。史料编撰的顺序依据先经史然后到诸子的顺序，这种较为规整的编撰也有益于资料的查询。可以说《艺文类聚》是一部较为成熟的类书，它突破了六朝原有的类书编撰模式，成为一本典范性的百科全书性的著作。《初学记》的编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艺文类聚》编撰的成果，它大量精简了《艺文类聚》较为庞杂的资料，同样是在“日”条目下，《初学记》只保留了《说文解字》、《广雅》和《淮南子》的资料，另外又增加了唐代的著述《四时纂要》，使得《初学记》变得简捷方便，适用于初学者的需要，也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初学记》在唐代早期教育中的作用。在这之后又有《白氏六帖》的编撰，但是《白氏六帖》有别于其他类书，其并不是集体编撰的成果，而相传是白居易个人日常资料积累的成果。其编撰的体例基本上和《北堂书钞》类似，将各类辞藻、成语、佳句，按类别归到各个子目之下。虽然其同样具有《北堂书钞》的弱点，但是我们无疑也可以看出唐代诗文学习和写作对于典实、辞藻以及其他文史资料等的重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在唐代早期教育中，对于《初学记》一类的类书的研读具有重要的意义。
2.“文选学”的兴盛与唐代诗赋学习
《昭明文选》由梁代的昭明太子编纂，在梁代中期成书之后，似乎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直到唐初编定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关的研究著作仅有萧该的《文选音》三卷。到了唐代，情况就不同了，据《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有李善注六十卷，公孙罗注六十卷，萧该《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文选音》十卷，释道淹《文选音义》十卷。此外，像《儒林·曹宪传》载，曹宪也曾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而现存的《五臣注》，直到《宋史·艺文志》才被收录，而且日本藏有的《文选集注》中的注文并没有收入在任何书目之中。由此可见在唐代“文选学”处在一个兴起繁荣的阶段，应该在当时有着数量较多的与《文选》相关的注本和注释在社会上流传，只是没有能够保留下来而已。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所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30]此表作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距唐代的建立正好40年左右，可见对《文选》的重视，是在唐初就开始的。根据现有的史料，说明唐初对《文选》的研读十分普遍。《新唐书·李邕传》载，邕父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31]《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唐人张鹭《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32]这些记述无疑都表明了《文选》在唐代的普及，《文选》在乡学的讲授进一步表明《文选》是唐代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由此我们知道，在诗赋创作的学习过程中，辞藻典实的积累和经典文章的研读记诵，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两部分。在前面我们已经论及类书在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那么“文选学”的兴起无疑为满足诗赋学习的需要提供了途径。《文选》在唐代获得较高的重视也是诗赋作为社会主要正式文体发展的必然。下面我们就进一步深入分析“文选学”兴起的原因，以及对于唐代诗赋创作的影响。
研读学习《文选》的风尚是如何出现的呢?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并为广大文人阶层所重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同上文所述，“进士”科在科举制度中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文人进入仕途的首选途径。那么“诗赋取士”无疑让诗赋的学习成为唐代文学教育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学习诗赋写作，无疑需要优秀的作品作为范例进行模拟。然而在《隋书·经籍志》中并没有其他优秀的选本，或流传较为广泛的选集的记载。《昭明文选》在这方面无疑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隋唐之前，家学传统更为突出，诗赋教育并没有进一步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在这种情况下选集反而不如个人的别集具有较为突出的意义。然而当更多阶层进入到诗赋的研读之中，总集的庞杂和别集涵盖性的缺陷，都使得对于选集的需要增强，《文选》无疑在多种层面上满足了这种需要。我认为这才是“文选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它是适应唐代教育的需要兴起的，同时也促进了唐代教育的发展，这样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还原唐代早期教育的两个部分，即《初学记》一类类书的研读记诵和《文选》一类优秀作品选本的研读。当然在各个家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教育传统，家族内部祖先的文集会在家族教育中处于优先的地位。这也构成了唐代文学基础教育的基本的层面，并不断在整个社会扩展。
其次南北文风的融合也是“文选学”兴起的直接原因。这应该联系隋唐文风的形成、演变以及南北朝文风的融合来加以解释。隋唐以来一改北方文学较为落后的局面，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便可以发现，由于战乱以及北方士族对于诗赋等方面创作的注重，唐代前期诗歌创作更多地进入到北方家族为主体的局面，而南方只有个别家族还能保持着自己的诗赋传统。这根源于北方家族对于南方文学的学习，北方自从西晋灭亡以来，一直处在少数民族的战乱之中，原有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在北方得到继承。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文化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局面，而且士大夫和鲜卑贵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首先就表现为文化上的冲突。例如《魏书·崔逞传》载:(www.xing528.com)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太祖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逞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太祖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椹乎?是何言欤!”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33]
崔逞作为河北名族，清河崔氏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北方传统士族文化的代表，而这种对于鲜卑族的轻视，显然是深入在其的意识内部的。在不适当的时候说出不适当的话，终于为自己招祸。而且他们对于南方保存的文化之美有着艳羡之情，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文化落后的局面深感不满。《宋书·张畅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双方军事对阵互使的时候，北方使者李孝伯对张畅说:“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34]这一表述彰显了北方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们虽然为北方统治者所任用，得以进入统治阶层，但是文化和种族的差异使他们游离于上层统治者之外，他们无法在统治阶层内部找到共同的语言。在这种局面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很难相互交流，并得以进步。许多家族只能恪守自己家族内部的文化传统，而留在北方的传统士族，大部分并不以文学见长。为了在战乱的局势中保存家族的安全，并适应战争的需要，许多家族往往也培养自己家族成员的军事能力。如我们所熟知的北方著名士族，都有一部分家族成员担任军职，这也使得文学很难处于整个社会的主要地位。然而随着隋唐统一的较为稳定的王朝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完善促使文学开始占据社会的主体地位。北方士族也开始了进一步向文学的转化，力求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继续保持家族的优势。
即使李姓皇族也倾向于南方较为华丽、工整的文风。我们所熟知的唐太宗的诗歌创作往往不乏倾向于南朝诗风的华词丽句，虽然诗歌的整体风格仍然以北方的豪壮风格为主，但是这种有意识的模仿，正显示了其个人的喜好。如李世民《山阁晚秋》一诗:
山亭秋色满，岩牖凉风度。疏兰尚染烟，残菊犹承露。
古石衣新苔，新巢封古树。历览情无极，咫尺轮光暮。[35]
可以说诗歌基本上已经脱去了北朝粗犷豪放的风格，对仗工整，诗风雅致，有南朝风格的韵致。特别是前六句皆对，后两句收住全诗。这也是玄言诗以来南朝诗歌的主要写作模式。另一方面在唐代初年，宫廷内部仍然豢养着一批文人，他们有的是直接经历南朝隋代，然后进入唐代成为唐王朝继承南北朝文化的主要力量，如编撰《梁书》、《陈书》的姚察、姚思廉父子，南陈皇室后裔陈叔达，也有北朝的传统文人如编撰《北齐书》的李百药。而后更有直接依靠其在诗赋上的才华为帝王所赏识的文人，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在唐中央政府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权力，只能依靠阿谀权贵，以及他们在诗赋上的才华满足宴乐的需要。直到唐代中后期之后，社会的困境以及科举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开始逼迫唐代文人完全进入吏治的轨道，成为唐代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种局面也使得在唐代社会初期中上层文人迫切需要在诗赋上的学习，并对其家族内部的成员进行教育。《文选》的研读无疑很大程度满足了这种需要，“文选学”的兴起也使得唐代诗赋创作的风格逐渐得以融汇南北之长，使得唐代的文学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3.《文镜秘府论》与唐代诗歌理论
文学创作进入理论指导阶段，标志着文学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南北朝以来诗歌理论已经较为丰富，特别是对于诗歌声韵的认识，已经有了较为规范的和系统的理论。如记载中沈约的《四声谱》和“永明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四声八病”之说进一步规范了诗歌创作，促进了近体诗的完善，使得诗歌创作开始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评判标准，这也为唐代开始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奠定了基础。然而资料的缺乏让我们很难对于唐代诗歌理论在唐代教育中的影响作出具体的评定。而《文镜秘府论》无疑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唐代教育中主要流行的诗歌理论。作为一本日本僧人编辑的诗歌理论性著作，其主要目的还是向日本介绍中国诗歌并指导诗歌创作，因而其包含的内容还是比较庞杂的，其指导思想上也未免受到编撰者个人思想内容的影响。空海大师在贞元二十年(804)从日本随第十七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师从真言宗第七代宗主惠果大师学习佛法，并继承惠果的衣钵成为真言宗第八代宗主。因而在《文镜秘府论》中不难发现佛学的痕迹。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天、地、东、西、南、北。用天、地配上四方构成了全书的体系，无疑有总揽一切密旨的含义。而且真言宗以“六大缘起”作为主要思想，这也是作者个人思想体系的一种映射。在“天部类”中空海主要涵盖的是诗歌音韵相关的理论，以“调四声谱”、“调声”、“诗章中用声法式”、“七种韵”、“四声论”为五个章节，这五个章节之间联系并不大，只是按照“先具体后总论”的顺序将各种与诗歌声韵相关的论述列在这一部类之下，这里主要论述的是与诗歌声韵相关的总论，特别是“四声论”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声韵在诗歌中的价值和作用。可以看出作者首先注重的便是诗歌声律的严整，这和空海大师所关注的学识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空海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创立了平假名，日语与汉语最大的差别便是注重读音，利用读音的差别来区分语义，而不像汉语更多的是以象形文字的拼接来表达完整的含义。另一方面这也彰显了在唐代中期对于音韵的要求已经日趋严格，也成为评定近体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点在诗歌创作中也得到较为明显的体现，“李杜”等以来的诗歌创作的顶峰，到大历十大才子，再到元白等人诗坛的再度繁荣，首先表现的便是格律上的严整，以及近体诗创作的繁荣。这和南北朝以来诗歌理论进一步传播无疑有着重要的关系。《文镜秘府论》在“地”门类中主要论述的是诗歌的体势，主要包含了“十七势”、“十四例”、“十体”、“六义”、“八阶”、“六志”、“九意”。音律虽然是诗歌必须依据的规范，但是这并不是古诗创作的主要技巧，即使完全符合音律规范仍然不一定是一首好诗。在这里主要列举的便是诗歌的整体风格和在写作中需要注意的语言特色等方面的问题。依据考证这里许多论述都和王昌龄的《诗格》相符，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中便部分依据《文镜秘府论》的记录，将早已经轶失的原书部分地恢复，其中“调声”、“十七势”两章节基本上完全依据《文镜秘府论》中的内容。“十七势”中主要论述的是诗中各句的承接关系，这种关系影响诗歌在整体上的风格。这十七势分别为:
第一，直把入作势。第二，都商量入作势。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第六，比兴入作势。第七，迷比势。第八，下句拂上句势。第九，感兴势。第十，含思落句势。第十一，相分明势。第十二，一句中分势。第十三，一句直比势。第十四，生煞回薄势。第十五，理入景势。第十六，景入理势。第十七，心期落句势。[36]
这里将诗歌开端入句，以及两句之间句式的相承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分类。这里主要处理了景物和事理之间的关系，这十七种体势中多以景物作为诗歌的开端，只有第十、第十四、第十七三种体势分析的是句式之间转折变换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可以说诗歌以景物作为诗歌开端成为诗歌最主要的模式，这也是唐代诗歌创作的主要模式。而后在“十四例”中则分析了诗歌中记事摹物的不同用法，记述事物描摹情感境遇，是诗歌辞赋所要主要表达的内容，这些语句一般处在诗歌的中间部分或结尾，属于诗歌的核心内容，诗歌所主要传达的写作旨向和思想情感都是通过这一部分传达的。这里的“十四例”和僧皎然的《诗议》中的“十五例”大致上是一致的，可以说空海在编撰的过程中基本上参照了僧皎然的著述。这十四例分别为:
一，重叠用事之类。二，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之例。三，立兴以意成之例。四，双立兴以意成之例。五，上句古，下句以即事偶之例。六，上句意，下句以意成之例。七，上句体物，下句以状成之例。八，上句体时，下句以状成之例。九，上句用事，下句以意成之例。十，当句各以物色成之例。十一，立比以成之例。十二，覆意之例。十三，叠语之例。十四，避忌之例。十五，轻重错谬之例。[37]
中国古典诗歌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叙事往往需要托借事物或假借典实来表达，这十四例(实际应该为十五例)无疑较为系统地归纳了语句表述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形成正式的理论之后，又会因为接受的人越来越多而成为一种正规的文体，而其他写作模式则被视为“变体”，在接受和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十五例中多注重的是句式语意的完整，在两句之中便要求语意的完成表述，如二、六、八、九皆强调下句对于上句语意的完整补充，而使得语意获得较为完整的表达。只有十、十一较为例外，其指出了另一种句式即两句的语意都比较完整，各自独立。但这在唐代诗歌中却是较为常见的，如杜甫《登高》全诗八句结对，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自我完整的语意体系，只有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38]两句略近于“七”一类句式，全诗意境高远含义丰富，是唐代律诗的典范之作。可以说正是这种逐步完善的诗歌理论并且不断深入到教育领域，造就了唐代诗歌繁荣的局面。
这之后的“十体”、“六义”、“八阶”、“六志”这四个篇章主要论及的都是诗歌文体上分类方面的问题。这里有些是较为传统的分类，如“六义”，所述及的风、雅、颂、赋、比、兴都是诗经传统诗学确立的诗体区分模式。这种区分往往很不明确，只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认识而已，这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一个常用模式，往往这六义成为诗歌理论上的前提性理论，许多理论往往只有和六义在某种程度结合起来，才获得正统理论上的认可。“十体”、“八阶”和“六志”将诗歌按照语句使用、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作用进行了多种分类。这种分类往往没有明确的标准，如咏物阶和述志阶在古典诗歌中就很难进行细致的区分，反而托物言志才是诗歌常见模式。这种文体语意内容分类的不明确也是古典诗歌的一个特点，反而更多的是依据诗歌在音韵上和句式上的差别来进行较为明确的区分，如古诗与近体诗以及和词、曲之间的差别。而最后的篇章“九意”则和其他篇章有着较大的差异。这里一共列举了九种常见的意象的主要表达方式，这九种意象分别为:春意、夏意、秋意、冬意、山意、水意、雪意、雨意、风意。对于这九种意象的常见表达方式被分类列在各个意象之下，这是类似一种工具书性质的篇章，无疑和《初学记》一类的类书有一定的类似之处，也满足了诗歌学习和创作时的需要。这也间接证明了《初学记》在唐代教育中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的诗歌学习模式。不过《文镜秘府论》将这一篇章列在“地”这一门类中似乎并不合适，因为这一部分内容过于具体，是诗歌写作中的细节问题，和对于诗歌整体性分析的篇章放在一起，让人很难理解全书的结构。也正因为这样，《文镜秘府论》在更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资料的汇集，是空海在中国游历多年收集的与诗歌相关的资料的汇集，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在唐代印刷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状况下，空海却能汇集如此多的材料，足以显示诗歌理论在唐代的广泛流行，而且在寺院的藏书中应该也有这一类图书的存在，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文人读书寺院的风尚。
而后《文镜秘府论》又分为四个部分，即为“东”、“西”、“南”、“北”四个章节，这四个章节都详细地论述了诗歌创作之中会出现的问题。这也为我们评判诗歌创作的优劣提供了诗歌理论上的标准。鉴赏诗歌无疑也是学习诗歌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只有能较为独立地品评鉴赏诗歌，才能真正进入独立学习的阶段，那么在教育过程中对于诗歌理论的接受无疑是必要的。在《文镜秘府论》中收集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和满足这种需要。这些理论涉及的主要是诗歌的音律和词句技巧两方面的具体理论，并论及诗歌源承等方面的多种理论。如在“西”的门类下列举的“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主要论及的就是诗歌在声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极为琐细，许多为人所传颂的诗篇也难以完全避免文中所列举的问题。但这种严格的音律要求无疑为诗歌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成为在诗歌创作中锤炼诗句的取向，以及在赏析诗歌时在格律上的评判标准。而在“东”的门类下列举了“二十九种对”和“笔札七种言句例”，详细分析了各种语句对偶上的问题，特别是“二十九种对”详细列举了各种对偶的方式和大量词语作为例证，来解析各种对仗及其在语句中的应用。而在“南”和“北”两个门类下面则主要论及诗歌各种理论的源承和诗歌创作的发展进步，如归在“南”门类下面的“论文意”和“集论”，都以较长的篇幅涉及诗歌自《诗经》以来的发展，进而论及诗歌创作方面的源承。从整体来说这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诗歌理论系统性上的缺陷，不过这种过于因袭旧说的体系也限制了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文镜秘府论》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审视唐代诗歌理论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窗口，从诗歌基础写作能力的培养到进入实际的创作，再到诗歌技艺的提升，这一过程没有较为完整的理论进行指导，必然会使许多初学者迷失方向。从唐代的诗歌创作情况来说，我们很难说，在唐代前期这种诗歌理论就已经很普及，因为许多诗人早年的作品都没有能流传下来，即使如出身诗书家庭的大诗人杜甫，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最早的作品只有约开元二十四年的《游龙门奉先寺》，这时诗人已经年约25岁了。虽然诗人自己也说7岁便开始吟咏诗歌，但是杜甫在长安的游历却并没有获得任何赏誉，反而因触怒了考官下第，不得不东游山东。而且这时候杜甫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作也并不多，多以古体诗为主。相比较来说王维则在长安获得了上层皇族的赏誉，而且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诗作是诗人15岁时的《过秦皇墓》。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诗歌理论是一个逐步接受学习的过程，在早期教育中，有的接受主流诗歌理论较早，有的要晚一些，而且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又不断按照理论完善自己的创作技艺。杜甫在自己诗歌创作的中后期，七律的创作达到了高峰，也证明了诗歌理论的不断扩展，并获得了诗人们较为广泛的接受。而到了《文镜秘府论》材料收集进而编撰的唐代的中期，我们无疑可以说这些理论已经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理论。空海作为一个外来僧人能够收集到如此多的材料，又将其整理编撰成书，除了可以间接证明寺院藏书丰富，以及唐代读书寺院之风尚以外，也说明了诗歌理论书籍的普及，以及唐代诗歌逐步向中下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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