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学最大的成果便是《五经正义》的修撰和颁布。经学的发展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中被分为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和复盛十个阶段，唐代正处于经学的统一时代，《五经正义》的修纂正是这一阶段开始的主要标志。史载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12]十二年，太宗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训》。十五年《五经义训》一百七十卷撰成，名曰《五经正义》。十六年，敕赵弘智与孔颖达等覆更详审。高宗永徽四年(653)，由长孙无忌领衔上奏，颁行天下。《五经正义》的修撰长达二十余年，先后经历了文字考订、经义解诂、反复审查等过程，可以说这次修撰还是获得了足够的重视和详细的校订的。而这次修订也使得唐代早期教育有了较为统一的教材。同时唐政权也通过一定的制度来确保《五经正义》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和措施的保证，来考察经学教育在唐代早期教育中的地位。
1.唐代教育制度确保了《五经正义》在经学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唐代官学并不处在一个兴盛的状态之中，但是官学教育无疑仍然指引着其他教育前进的方向，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唐代的私学教育主要是以家学、乡学等模式存在的，而这种乡学应该是以一种乡里出资并接受官方管理的模式存在的，也可以说是具有半官学性质。因而中央政权确立《五经正义》的主体地位只需要自上而下的推行就可以实现。唐代中央官学的主要机构是国子监、弘文馆和崇文馆，唐代国子监所下辖六学，除书、律、算三学为专门技术学校之外，国子学、太学、四门馆三学的教育职能大致相当，其区别仅仅是所招收学生的社会阶层有所不同。虽招收学生阶层有差别，但在经学教育上却有明确规定:“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13]广文馆和弘文馆的体制与太学都基本相同。可以说中央官学在《五经正义》正统地位的确立上，更多的起的是引导性作用。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更多的是通过地方教育来实现的，《通典》载:“大唐府郡置经学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多寒门鄙儒为之。”[14]唐代地方官学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置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其余中州、下州、京县、畿县、诸州上县、中县、下县各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人数依次递减。[15]《新唐书·百官志四下》:“文学一人，从八品上。掌以《五经》教授诸生。县则州补，州则授于吏部。”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唐王朝的经学教育是在有组织的行政系统之下逐级推行的。中央官学和地方教育机构，分属于国家教育制度之下的不同层次，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职和管理人员，虽然没有官方规定《五经正义》为统一的教材，但是明经考试以《正义》为标准，还是极大地确立了《正义》的权威地位。私学和乡村里学的教育同样也是包含着《五经》的内容。《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上》:朱温，宋州砀山午沟人，其父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16]《唐代墓志汇编》所录神龙035《崔沉墓志》:“君七岁诵《孝经》、《论语》，十二通《毛诗》、《尚书》，皆精义贯理，默而识之。……十六师冀州苏谌，讲《左氏春秋》，钩深索隐，攒义激滞。”[17]开元113《李鱼墓志》:“九岁通《周易》，十岁明《礼》，十三精《史》《汉》，十五能属文，十七补国子生。”[18]开元182《寇尼丘墓志》:“初为《春秋左氏传》，后慕一门七业之举，改为礼学，不逾百日，略皆暗诵。”圣历013《崔歆墓志》:“七岁读《孝经》、《论语》、《毛诗》、《礼记》。”[19]当然这种逐渐的推行应该也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考虑到唐代印刷术不发达，现在一般认为五代时期才有雕版印刷的《五经》，而且唐代官学长时间处在一个较为衰败的状况之中，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经学教育在乡学范围内的扩展。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经学在唐代的发展。(www.xing528.com)
2.科举制度对于经学教育的影响
唐代科举取试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便是“明经”，而《五经正义》颁布以后，其便一直作为明经考试的主要内容。“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20]可以说这种选举制度确保了《五经正义》的正统地位，凡希望以明经出身的文人，都需要研读《五经》。而进士科在唐代时常也要加试帖经，《旧唐书·文宗纪下》:“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放及第。”[21]因而经学教育相比其他教育更多地处在一个基础性的地位。通过前面我们对于唐代启蒙教育的分析，我们知道背诵儒家经典应该是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五经》的学习无疑是承接启蒙教育的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普及性的基础地位，明经在科举取试中无法和进士及第相比，以致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可以说明经往往是青少年谋取快速进入仕途的方法，少年进士往往是无比的荣耀，然而少年举明经则是很平常的现象。如“杜景俭，冀州武邑人也。少举明经”，[22]“休璟少以明经擢第”元稹即使“十五两经擢第”，二十一岁才得以入仕，二十五岁举书判出类拔萃，才获得秘书省校书郞这样“仕途之良选”的职位，而校书郞这一类的职位，一般是可以作为优秀进士入仕职位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明经在唐代社会整体上并不受重视。段秀实对于明经的态度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举明经，其友易之，秀实曰:“搜章擿句，不足以立功。”乃弃去。[23]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对于明经和进士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认为进士和明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争夺排斥的关系。
可以说唐代科举制度中对于经学教育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科举取试为经学同样提供了出仕的途径，使得许多不事诗赋的文人也获得了进入仕途的方法，使得经学记诵在民间不至于被完全遗弃，从而扩大了经学的普及范围。另一方面，经学考试只停留在对于经典的记诵之上，在整个科举体系，以及官员选举体系中都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使得经学在唐代一直仅仅处在基础性学科的地位，在唐代的早期教育中经学也处在同样的地位上，既担负了文字识别和道德培养的启蒙教育，也成为早期文化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唐代文人进一步提升自己学识的指向，诗赋才是早期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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