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诗人群体的生存状况研究

二、唐代中后期的诗人群体

“安史之乱”之后，国运倾颓。诗人群体的命运也如唐王朝的命运一样，虽然曾力求变革，却多数陷入仕宦的悲剧之中。而这和唐代中后期的官员迁转模式是密切相关的，诗人群体也开始失去了唐代中前期在官员迁转中较为特殊的地位。

(一)唐代中后期的主要迁转模式

唐王朝进入中后期，官员的迁转模式逐渐固定化，并且基本成熟。但是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其他势力又在不断地干扰这一接近稳定的模式。直到最后唐王朝倾覆，宦官和藩镇均成为社会政治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适应了科举走入仕途的官僚阶层，又站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立场上，进行着一种缺少军事力量支持作为基础的无力的抗争，这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也使一部分官僚阶层向宦官和藩镇势力妥协。如元稹依附宦官得以短暂为相，唐王朝后期大量藩镇幕僚得以进入中央为官，都是这种妥协的一种表现。我们首先看一下唐代中后期的主要迁转，并进一步对比它和唐代中前期的差异。

对比两个时期中下层官员晋升的途径，可以发现，两时期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节度使、观察使的佐僚成为科举及第的文人重要的升迁途径。白居易曾说:“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13]许多位登极品的官员都有仕宦于幕府的经历，这也为他们日后作为宰辅时处理日益上升的地方权力和逐渐走向衰弱的中央政权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诸使佐僚也和这些官员可以相互迁转，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诸使佐僚在唐代中后期的特殊地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但这些佐僚的升迁却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升迁空间较为狭小的县令、县丞、诸曹参军等职位的仕途前景，致使这些下层官员困守底层职位，许多文人终生只选得一两任官职。幕僚出身的著名诗人并不多，“安史之乱”之后许多文人仍然力求中央王朝的复兴。一些文人不屑于委屈于藩镇之中，以致有“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之句。随着处理魏博节度等决策的失败，宪宗以来的一系列努力都宣告失败。晚唐的诗人则更多地屈从于社会现实，屈身于幕府，在求取俸禄的同时，充斥着一种对于现实的绝望。

(二)唐代中后期主要诗人的仕宦生涯

中唐以后主要诗人群体仍然很少有宦达者，他们多半困守在地方职位上，无法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以下是他们的主要仕宦生涯。

元结:进士及第→举制举→右金吾兵曹摄监察御史→充山南道参谋→加授监察御史里行→以水部员外郎参谋吕湮幕→参谋来瑱幕→辞官→著作郎→道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卢纶:以元载赏其文补阌乡尉→密县令→集贤殿学士、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以病辞官

吉中孚:为道士→与元载善，获举荐→校书郎→举制举→万年尉→比部员外郎→司封郎中知制诰→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知制诰→户部侍郎度支两税→或被贬→吏部侍郎→中书舍人

韩翃→进士及第→入侯希夷幕→闲居→入田神功幕→入李勉幕→驾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

耿湋:进士及第→盩厔县尉→左拾遗→充括图书使→大理司法

钱起:进士及第→秘书省校书郞→奉使入蜀→蓝田尉→考功郎中

李端:进士及第→秘书省校书郞→因病辞官→杭州司马→辞官归隐

李益:进士及第→举制举→郑县尉→去官游燕赵→入幽州节度刘济幕→入朔方节度李怀光幕→入邠宁节度张献甫幕→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都官郎中→中书舍人→河南少尹→太子右庶子→左散骑常侍→以礼部尚书致仕

韦应物:以三卫郞事玄宗→折节读书→洛阳丞→京兆功曹参军→鄠县令→栎阳令→以病辞官→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

王建:入幽州节度刘济幕→如岭南节度幕→入魏博节度田弘正幕→昭应丞→太府寺丞→秘书丞→陕州司马

武元衡:进士及第→累辟幕府→监察御史→华原县令→称病辞官→比部员外郎→御史中丞→户部侍郎→门下侍郎平章事→剑南节度使→门下侍郎平章事→中书省知政事

韩愈:进士及第→三举博学宏词不第，三次上书宰相→玄武节度使董晋推官→张建封幕府推官→监察御史→阳山令→江州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史官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裴度淮西行军司马→刑部侍郎→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京兆尹，御史大夫→吏部侍郎(www.xing528.com)

柳宗元:进士及第→举博学宏词→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永州司马→柳州刺史

刘禹锡:进士及第→举博学宏词→徐泗节度使掌书记→扬州掌书记→渭南尉→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判度支→郞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分司东都→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孟郊:年五十进士及第→溧阳尉→以政务废弛，以假尉分俸代之→兴元节度郑馀庆参谋

戴叔伦:进士及第→入刘晏幕→三迁为监察御史→东阳令→入曹王李皋幕→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张籍:进士及第→太常寺太祝→国子监助教→秘书郎→国子监博士→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国子监司业

白居易:进士及第→举拔萃→校书郞→翰林学士，左拾遗→太子左善赞大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元稹:明经及第→书判入等→校书郞→对策第一→左拾遗→河南尉→监察御史→江陵士曹参军→通州司马→虢州长史→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工部侍郎→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昌节度使→尚书左丞→鄂岳节度使

李绅:进士及第→国子监助教→弃官→入李琦幕，李琦反，以不从得免→校书郞→山南西道节度判官→右拾遗→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右补阙→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端州司马→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浙东观察使→河南尹→宣武军节度使→淮南节度使→中书侍郎→淮南节度使

姚合:进士及第→武功主簿→富平尉→万年尉→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户部郎中→刑部郎中→杭州刺史→左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使→秘书监

杜牧:进士及第→举贤良方正科→弘文馆校书郞，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以江西团练府巡官入沈传师幕→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为掌书记→殿中御史，宣州团练判官→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左补阙，史官修撰→膳部员外郎→比部员外郎→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睦州刺史→司勋员外郎，史官修撰→吏部员外郎→湖州刺史→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

李商隐:进士及第→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未入仕)→举拔萃→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华州观察使幕→书判拔萃→秘书省正字→桂林总管郑亚幕→盩厔县尉→入京兆尹幕为从事→徐州节度使判官→太学博士→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判官→柳仲郢幕府盐铁推官

(三)唐代中后期的诗人创作与仕宦生涯

审视唐代中后期诗人的仕宦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在地方官位任职的情况明显增多，基本上难以直接在中央政府的职位上获得升迁的机会，即使如武元衡、李绅等得以身登相位者，其仕宦经历也多以在地方官员的职位上迁转为主。这和整体官员迁转形势是符合的，也体现了在藩镇割据状态下，地方相对于中央地位上的提升，特别是江南地区成为中央官员外放的主要地点。如白居易、李绅、杜牧等在江南的仕宦生涯都是他们仕宦经历的重点部分。这也意味着一种迁转模式，即中央←→贬谪之间的轮转性的迁转模式的逐渐消失，诗人逐渐失去了依靠他们在诗词上的才华获得君主青睐并得以豢养在中央的地位，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在中央都是历任较为闲散的官职，却得以不断地侍奉在君王的身边，乃至李白在玄宗时期的恩宠都是作为一种宫廷文人出现的。这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首先随着科举取士的进一步发展，诗歌创作逐渐成为仕宦的一项基本技能，通过应和赋诗凸显个人才华已经较为困难，如《忆长安》、《状江南》系列唱和诗歌就有丘丹、贾弇等十二位官员有诗作流传下来。这也使诗歌评判的群体逐渐从宫廷逐渐转移到了士大夫阶层之中，君王更多地成为社会流传诗歌的被影响者，如元稹通过宦官献诗而获得唐穆宗的恩宠，但这种超越迁转模式的恩宠却很难持久，元稹短暂的相位正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一直没有获得一个完全安定的局面，君王的权力受到限制，无论是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物力，还是对于地方的控制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能解决中央财政危机、地方藩镇叛乱、漕运困难的官吏成为帝王不得不倚重的对象，对于唐代中后期的宰相兼官的统计我们也可以发现，基本集中在度支、盐铁、户部、兵部这四个官职上。在这种局面下仅依靠谱写词句供帝王宴乐的文人是很难在中央立足的。最后，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权力求加强对于地方的控制，特别是对于江南等较为富足的地方的掌控。许多从中央外放的官吏都集中在这些地区任职，诗人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杜牧等都有长期仕宦江南的经历。另一方面江南秀丽的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诗歌风格的变化，江南民歌也得以进一步融入诗歌创作之中。这也被认为是词这一文学体裁的一个来源。

这一迁转模式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大部分诗人群体开始可以安于在地方上任职，虽然在贬谪时期，他们的诗作中同样充满着苦闷，如白居易江州司马的“血泪”，韩愈“瘴江骨”的悲叹，但他们更愿意维持依靠俸禄的宦途生涯。弃官归隐在唐代中后期已经不再是获得升迁的捷径，反而是这种“半仕半隐”的状态，使他们能够营造一种心境的平和，写出了一些远离现实的诗篇。如白居易的闲适诗完全在努力营造一种自足的状态，即所谓的“中隐”。“中隐”虽然是白居易提出的一种生活状态，但代表的却是整个仕宦阶层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状态。在唐代，官员仕宦地与家族聚居地进一步分离，千里做官特别在唐代中后期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使得官员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依靠俸禄的阶层。科举制的发展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原有的较大的士族开始逐渐分裂，根据毛汉光先生的统计，在唐代虽然士族仍然掌握着大部分重要职位，但是却很少有一个支系能连续身居要职，这样就使一个家族中较为疏远的支系也获得了仕宦的机遇。这种分化之后，许多士族阶层也开始失去家乡产业的支持，蜕变为依靠俸禄的仕宦阶层。如柳宗元，虽然出身于河东柳氏，却支系零落，生活状况困窘。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诗人群体也开始失去原有的面对官职去留的从容，从王维开始，这种“中隐”的生存状态便逐渐成为那些在仕途上无法接近核心权力的文人排解自己抑郁心情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选择的“隐”的方式有所差别而已。王维以自幼信奉的佛教作为心灵中一片宁静的天空，所谓“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14]诗人力求达到的是一种繁华中的宁静。白居易则在维持一种自满的心态，一种衣食无忧、生活安逸富贵的自足心态。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15]

诗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隐”是一种吉且安的存在，而不能忍耐山林的冷漠与市井生活的繁杂。此时此地诗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尸位素餐”的荣辱感，反而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相对于当权者的自洁和相对于普通民众的安逸。这种思想大量体现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如《夏日闲放》、《自题小院》、《闲适》等多篇诗歌都以这种心态来自解其当时的生活状态。相对来说柳宗元则没有能完全进入这种心态之中，他外任期间虽然尽量地以自然景物的优美来调节仕途的困苦，但这种勉强添入自己生活的事物，显然难以获得较多的心理认同，这就使得柳宗元的诗歌浸透着一种苦闷之情，即使如《江雪》那样的摹写景物之作也充满着孤寒之气。“中隐”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它使官僚阶层逐渐摆脱了“尸位素餐”的基本责任的指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个阶层的形成与完善。当这个阶层形成之后，“廉洁”逐渐成为了评价他们的第一标准。虽然任职期间无所事事，但也不难获得安逸的生活和美誉。这在明末时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明代中后期，官僚阶层群体更多的将自己局限在内心的自足之中，较少地申诉社会变革的希望。这也是南明政权难以存在的一个原因，许多文人面对危机无所事事，或拱手投降，或一死报君王，整个南明灭亡的过程中原有的官僚阶层都基本上成为政权衰亡的促进力量。可以说这种模式化的官员迁转，以及铨选中激发出的“中隐”的思想在唐代中后期开始影响诗人的生活与创作，它逐渐成为一部分诗人生活与创作的缩影。

唐代中后期诗人群体显然更为适应了在地方任职的仕宦生涯，在我们上面列出的诗人中，只有白居易释褐之后一直在中央任职，贬官之后才外放江州。适应地方任职的同时，入幕生涯更成为这一时期诗人较为普遍的仕宦的起点，如武元衡、李德裕、李绅等身登相位者皆有并不短暂的幕府生涯。反而是“还君明珠”的张籍只能历任清冷，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虽然中央政府开始集权化，但是相对的却是地方政府权力的上升。在幕府任职反而成为返回中央任职的一个便利的途径，以韩愈为例，他多年不得除官，不得不进入幕府，几经迁转终得以进入中央任职。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的俸禄较高也是地方任职渐多的一个原因，自从元载刻意压低京官俸禄提高地方官员俸禄以来，地方官员的收入就明显高于京官。白居易便曾以家贫为由要求外任，得以翰林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大部分诗人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任职地方，但是心中积聚的却是大量的愤懑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诗歌方面具有超出常人的造诣，有一种才华不得施展的遗憾，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社会现实的黑暗、仕途没有希望的不满。韩愈被任命为江州法曹参军时就曾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16]。杜牧也在《冬至日赠小侄阿宜诗》中轻视县尉和判司这样的地方官职。赖瑞和先生认为这主要是指地域偏远的官职，这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认为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诗人群体往往是敏感的，他们的思维要比普通文人细腻得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握住细微的景物、情感等方面的变化，而这些较为低微的地方官职很容易激起他们情绪的波动，进而诉诸诗歌。相对来说一些并不以诗歌见长的文人，面对挫折则更为冷静一些，如李德裕虽然被贬崖州，诗歌中仍然能展示较为宽广的胸怀。可以说长期的地方任职对于唐代诗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面临着一个从宫廷诗人向普通官僚阶层转化的过程。而在地方任职便是这一转变的表现之一，这一转变影响了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他们把大量为官仕宦的情节融入诗歌之中。

总体来说，唐代官员的迁转模式，使诗人群体处在一个被动的境地之中，他们面对形势的转变不得不勉强改变自己适应仕宦生涯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过程中，诗人群体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诗人难以适应官场的艰难，最后官场失败，如杜甫、王翰等;一部分诗人虽然勉强自己在宦海中沉浮，但是总体上来说并不成功，不得不通过一定渠道宣泄自己郁积的情绪，如岑参、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当然也有诗人宦途顺利，如高适、武元衡被后代誉为唐代诗人仕宦成功的典范，其他如张九龄、李绅等仕途也较为平坦，但他们更多的是以其他方面的才华见誉于世。可以说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以及官僚阶层的形成，诗人群体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于官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