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族与诗人：交错的影响研究

第二节　士族与诗人群体之间交错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完善，而推进诗歌日益完善的也正是掌握着社会文化优势地位的士族阶层。士族阶层控制着政治、教育、文化等多种社会资源，因而他们是构成诗人群体的主体，虽有个别寒族诗人也写出了优秀的篇章，如左思、鲍照、陶渊明等，但他们并不处在社会文化的核心地位，他们的诗歌才华也难以得到主流诗人群体的认可。这些寒族诗人的遭遇一方面说明社会的不平等，致使诗人怀才不遇;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并不处在社会文化的上层，难以对当时社会的整个诗歌发展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诗歌在南北朝时期更多的是一种掌握在社会上层手中的贵族文学，是当时社会文化上层消遣娱乐、表达自身情感的主要途径，但也正是因为诗歌文化根植于社会上层权贵，才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作用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就能发现，南北朝时期，虽然北朝的统治阶层往往是少数民族，但是士族仍然是社会的主要力量，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都不能完全忽视对于北方士族的笼络，河东的裴、柳、薛三大家族，河北的李氏、崔氏，关中的杜氏、韦氏，都在北朝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大家族在北朝中前期，基本上没有优秀的诗人出现，北朝的诗歌发展也基本上处在停滞阶段，只有在南来文人的促进下才激起几点火花。这种现象和士族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关系，诗歌缺少实用价值，这对由于面临着武力威胁，从而更为重视武装力量等社会势力的北方士族来说，缺少足够的吸引力。不过这种局面随着北朝的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发生了改变。由于社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不再是以赤裸裸的武力来决定社会的地位，北方士族也开始注重对于南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北朝诗人薛道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北方士族开始重视文学的一个表现，虽然薛氏有很重的武学家族传统。这种学习使得唐代之后北方文人很快便取得了和南方文人在诗歌创作上同等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唐代诗歌的主流很快便脱离了上层士族的控制，走入以社会中层为主体的文人群体中，并进一步走入社会市井文化之中，这也必然使得士族和诗人群体构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的关系。

诗歌在唐代是逐渐从贵族文学中脱离出来的，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科举取试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共同促使的社会教育资源向中层群体的扩展则是直接原因。我们具体分析唐代诗人的社会阶层，便可以进一步发现唐代诗人群体的演变过程，以及与士族门阀之间相互包含的关系。在初唐时期士族仍然是诗坛的主流，以“初唐四杰”为例，王勃出自太原王氏，其家族有着极深的儒学传统，杨炯出自弘农杨氏，卢照邻出自范阳卢氏，骆宾王出自江南骆氏，他们都是较有名望的士族，可以说他们是初唐时期士族在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们的诗歌更多地融入雄伟的气象，是北方士族通过融合南方诗歌技艺，并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走进诗坛的表征。但是同时以继承南方诗歌风格技艺的创作走向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以被誉为“上官体”的上官仪和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他们之间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没有显赫的家世，在唐代只能算作寒族。杜审言虽然出自杜预一支，同属于京兆杜氏，但早已经偏离了家族传承的主线。杜甫与京兆杜氏基本没有任何交集便是杜审言一支久已没落的明证。可以说没有较深的家族传统的印迹，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南朝诗歌的风格特色，并依靠他们自身的才华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沈佺期、宋之问和杜审言在仕途上走的是更为接近南朝宫廷御用诗人的路线，他们许多诗歌是宫廷唱和时的作品，这也进一步磨炼了他们诗歌的技艺，从而奠定了唐代近体诗的基础。

进入盛唐后诗歌进一步走向成熟，南北诗风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同时更多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占领了诗坛的制高点。我们熟知的李白、杜甫、岑参、高适、孟浩然都不出自名门望族。他们在吸收近体诗歌成熟的技艺的同时，突破了原有意象的束缚，将更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添加到诗歌的创作中去。他们更为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的诗歌更为充实，无论是杜甫笔下的民间疾苦、李白飘逸的情怀，还是高、岑的边塞风光，孟浩然的田园自然，都为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为可贵的是杜甫的七律创作，使得七律这种诗歌体裁在艺术上真正得以成熟。这样局面也标志着中层逐渐取代了上层士族文人在唐代诗坛的主体地位。相对于上层士族，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文人，接触的社会层面更为广阔，对社会的认识也更为深入，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们诗歌作品的内容，同时更为丰富的社会经历也使他们敏锐的情感受到更多的触动，使得诗歌中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他们真挚的情感能够更为完美地融合到一起。王维的诗歌才华不容否认，但是他的诗作存在的一个缺陷就是创作范围仍然稍显狭窄，他诗歌最大的成就仍然是在魏晋南北朝以下原有山水隐逸诗歌基础上的境界层面的提升，而不是新的开辟与创造。这种日益向中下层社会深入的诗歌创作，也扩大了唐代诗歌的接受群体，白居易的诗歌在唐代获得广泛的推崇也是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唐代诗歌的一个特质便是从雅文化向市井雅俗共享文化的转移，虽然这只是近体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对比唐代主要诗人的家庭出身。

唐代主要诗人家族出身状况分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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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对于唐代诗人籍贯以及出身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唐代的诗人群体整体上呈现以下特征:首先，士族在诗人群体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进入唐代以来的仍处在强势地位的许多传统士族，并没有优秀的诗人出现。如河东裴氏、薛氏以及河南的郑氏在唐代都没有优秀的诗人出现。而在政治上他们却处于优势地位，河东裴氏前后17人为相，同时裴氏还保留有军事上的家族传统，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裴氏家族前后有18人曾任将军、都督等武职，裴度更是依靠其在军事上的才能平定了淮西叛乱，奠定了唐代中兴的局面。河东薛氏的情况和裴氏类似，仍然有多人曾就任武职。不过薛氏有一点特殊之处，薛道衡在隋代以诗歌闻名，也因为诗歌才华受到隋炀帝的嫉妒，进而影响了其政治生涯，而这之后薛氏家族也没有人能继承薛道衡的诗歌才华。河南郑氏前后有9人得以拜相，从郑氏名相郑馀庆的传记中，其以节俭治家，创立儒宫欲兴复儒教来看，郑氏家族似乎有一定的儒学传统，而且其祖先郑茂也有就任中书博士的经历。相对来说赵郡李氏、京兆韦氏似乎有一定的诗歌传统，李峤更是创作了120首被认为是启蒙诗歌的咏物诗，无疑主要目的是用于家族的诗歌教育。其次，唐代许多优秀的诗人都在江南居住过或者有游历江南的经历。这些诗人往往出身北方家族，迁移到了长江流域，现在的湖北武汉和江苏南京一带是优秀诗人较为集中的区域。如上官仪、杜甫、李绅、皇甫冉、温庭筠等，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他们融合了一定南方文化，这也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再次，在唐代前期，士族仍然在诗人群体中处于优势地位，如初唐四杰都是出身于文化传统深厚的士族家庭。随后，士族的远裔和寒族出身的文人成为唐代诗坛的主要力量，并进而推荐了古典诗歌风格的多元化。最后，江南的诗歌传统在唐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东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士族有许多优秀的诗人，代表着那个时期诗歌发展的走向。但是我们在唐代诗人群体中却很难发现江南传统优秀家族的身影，虽然骆宾王、顾况出身江南士族，但是整体来说，他们也没有恪守江南传统的诗风，而是寻求南北诗风的融合。就连在唐代没有完全衰弱的兰陵萧氏，也同样没有继承齐梁以来的诗歌传统。

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隋王朝灭南陈统一全国之后，曾经大量迁移江南士族进入关中，许多士族失去了其社会统治基础。如萧氏、陈氏等北移，在唐代开始新的仕宦生涯，而传统士族谢氏、琅琊王氏在唐代再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可以说江南士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家族居住地，失去了掌控地方的力量，成为仅仅拥有家族名望和文化优势的仕宦阶层。这样的仕宦阶层和传统的士族有着巨大的差别，他们更多的依靠仕宦给他们带来的俸禄等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而江南士族的诗歌文化无疑更多的是两种状态，即表现士族内部的文化生活和帝王皇族的宫廷文化，这种主要指向社会上层的诗歌文化，无疑与唐代日益面向社会中层，以仕宦生涯为诗歌主要内容的诗歌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唐代江南士族的诗歌创作。其次，虽然唐代广泛推行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为广大的寒族进入仕途提供了机会，但是唐代中央重要官职仍然掌握在大的家族手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就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唐代各大家族掌控中央政权的画面。因而可以说科举考试更多的是唐代皇族为限制家族权力和各大家族达成的一次妥协，使他们更为广泛地加入到中央政权之中来。科举考试并不是士族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除了科举考试之外，他们还可以通过荫庇等方式进入仕途，进而也不妨碍他们登堂拜相，李德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种局面下，受到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影响最大的反而是处在社会中层的寒族以及士族的远裔，他们只有通过他们过人的才华才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诗歌创作便成为他们必备的一项才能。我们所熟知的唐代的干谒之风，也更多的是这种状况下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寒族等社会中层在诗歌上的才艺逐渐压过了士族出身的诗人。唐代现存的诗歌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唐代诗歌的创作情况。士族阶层应该也有大量诗歌的遗失，但是从优秀诗歌作品来说，魏晋以来一直引领着诗歌主要发展方向的士族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新兴的诗歌文化。再次，唐代政治面临着新的转变，中央权力进一步加强，官吏所需要处理的事物进一步增多，西汉以来奉行的“无为而治”的为官之道在唐代已经完全难以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且唐代建立不久便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如边境战争、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瓦解、关中漕运困难、藩镇割据以及币制的混乱，都不断考验着中央政府的应对能力。新旧唐书中用以评价官员的主要标准也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业绩，像《史记》和《汉书》中曹参那样无所作为者也能获得较高的评价，在唐代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在唐代，官员开始逐渐由文治过渡到吏治，中央重要官吏已经不再是主要为君主提供其文学上的才华，魏晋南北朝以来兼职充当宫廷文人的特殊身份，已不再是中央官员获取皇帝宠信的主要方式。如李林甫、卢杞等以奸险见长的宰相更多的是依靠他们在官场上的仕宦能力获得帝王的信任，相反李白虽然以才华获得唐玄宗的赏识，却只能供奉翰林，正式的官职都没能获得。元稹虽然以诗歌得以拜相，但是却因能力和威望难以服众很快便罢相出京外镇。在这种情况下，较大士族很难真正注重自己在诗歌才能上的进一步培养，相反才能的多样化反而更为重要。最后，襄阳和南京无疑是南朝文化的两个中心，东晋以来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都城，自然是社会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襄阳江陵一带也是南朝统治的重镇，东晋许多身份较低的南迁士族也定居在这一带。而后梁元帝又定都在江陵，遭受“侯景之乱”的文人避乱在这一带，随后萧察等子孙三代经营江陵，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这无疑为定居此地的文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诗人群体虽然摆脱了家族与宫廷文化的束缚，但是仍然受到家族遗留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地域也是影响诗人专注诗歌创作，培养早期诗歌素养的重要因素。从这个层面上说，诗歌创作在唐代前期社会中，仍然不是社会文人阶层的普遍具有的文学素养，家族因素对于上层文人的诗歌才华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从书籍传播来说，唐代的书籍印刷仍处在雕版阶段，受到极大的局限，大部分诗人的诗集、文集都是难以付梓的，基本上还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来流传的，而家族内部便是诗文流传的第一步，家族子弟研读自己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其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影响了家族子弟的学习取向，许多家族仍然保持旧有的家族文化传统，如分析赵郡在北朝的职位，便可以发现李氏更多以文职官员为主，应具有相当的文化传统。而河东裴氏则有着文武兼修的传统，如同前文所记述的那样其在军事上的功勋更多地奠定了其家族北朝隋唐以来处在权力核心的特殊地位。对于北方士族来说，他们的诗歌传统，更多的是从魏晋时期继承来的，他们自身的诗歌传统在西晋灭亡以后就已经失去其在宫廷和政治文化权力中的特殊地位，相反需要更多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能力来维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南方的士族则在很长时间内需要依靠他们在文学上的才华，这主要体现在他们需用诗歌和骈文创作上的能力，来保持自己家族的优势地位，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成为他们进入南朝权力核心进而博取帝王宠信的重要凭借，这种竞争的出现主要是在上层家族之间和家族成员内部，有选择性的上层仕宦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赋在江南士族内部的普及和提升，虽然士族体系使得家族成员日益腐化，但是无法否认诗歌的繁荣首先还是根植于社会的上层贵族阶层。因而唐代诗人最大的危机就是诗歌才华在上层的弱化。虽然诗歌在中下层获得较为广泛的普及，但是在权力的上层诗歌才华失去了分享权力的特殊功用，诗人也失去了在权力阶层的特殊身份，这也决定了诗人日益走向市民阶层的倾向。同时也因科举的推行，诗歌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文人较为普遍的才艺，诗人之间的唱和也成为普通仕宦阶层较为常见的聚会交往形式，现存的《状江南》、《忆长安》系列组诗都是这种诗歌文化逐渐发展的产物。这种诗歌文化向中下层的转移，使得唐代诗人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在接近社会中下层的同时，其仍然依靠他们在诗歌上的才华，超出普通文人阶层，自身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才华博取上层的赏识。而统治阶层也因为个人文化生活的需要，将一部分拥有一定才华的诗人以优厚的待遇收容在自己的周围，这和汉代初期高层统治者将辞赋文人蓄养在周围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唐代的诗人与汉代文人有一定相似之处，他们仅仅依靠诗歌才华难以分享上层权力。而唐代诗人与汉代文人不同的是，在汉代中后期，分封制度逐渐瓦解，辞赋文人也失去了他们的特殊地位，以至于有杨雄白首穷经的感叹，而唐代随着藩镇割据的进一步发展，并进而进入到五代十国时期。这样统治较为稳定的割据力量便成为诗人们寄居的重要场所，这也造就了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诗歌方面的学习也进入了从师研习的阶段，如孙鲂师从于郑谷主要学习的就是诗歌上的才艺，孙鲂更是依靠他诗歌上的才艺获得称誉。这种诗歌上的追求更多的是适应社会上各个阶层对于诗歌的需要，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诗歌创作开始成为文人阶层一种基本的才能。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常见的发展进程——从上层统治阶层喜好，到中下层文人加入，进入繁荣期，再到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雅文化形式。唐代诗人群体正处在这一文体发展的繁荣期，虽然处在繁荣期，但是诗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和唐代诗歌的地位一样处在高峰期。他们仍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在正统文化中，对于诗人群体的评判仍然有别于其他文人群体，一般很难获得对于其在政治能力上的认同。这种境遇使得许多诗人在仕途上很难获得施展的空间，从而悲叹仕途的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