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生存状况及社会变迁

第一节　士族门阀的蜕变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唐代政权是直接承接北周的政权体系建立的，北周政权能从关中一隅发展到隋代统一全国，依靠的并不是先进的社会文化所积聚的力量。相反，北周政权在并列的三个政权中，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都是相对落后的，南朝一直保存着东晋以来较为先进的文化，而北齐则更多地延续了北魏孝文帝改制以来对于汉文化的吸收。北周政权的变革则是通过府兵制度对少数民族力量的整合，从而加强了自己的政权的统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可以说北周的这种统治方式将更多的力量积聚到了自己政权的周围，这也在北周与北齐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清楚地体现了出来。北周在灭亡梁元帝江陵政权时的政策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1]这种对于征服地的态度，显然还是游牧文明的一种延续，这在后代历史中我们都能找到佐证，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更是将江陵之役和靖康之耻作了直接的类比。对于征服地的平民不分贵贱掳为奴婢，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北周社会中，近似于奴隶的奴婢仍然是社会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于谨平定江陵获赏赐的奴婢数量就达到1000人，周代征战有功的将士都有获赏赐奴婢的记载。以这个基础来估算，北周社会上层占有奴婢的数量应该是惊人的。这种奖赏制度无疑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北周军队的战斗力，北周政治上的回归不仅体现在统治模式上，这种奴婢阶层的扩大，也是北周复古政治的一种体现。而也正是这种集权加强的体制，北周才得以统一整个中国。可以说隋政权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的统治阶层，只是统治者由宇文姓士族换成了杨姓士族，但宇文一族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隋政权灭亡的过程中甚至在唐政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复古模式的统治在整体社会状态已经进步的情况下，很难维持长久的统治，秦政权的灭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而在北周中后期，以及政权更迭的过程中一些纯粹以武功起家的家族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相对应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家族逐渐兴盛。这也是政权整体发展的需要。

建立唐政权的李氏同样起家于北周政权的兴盛过程中，李虎是周代八柱国之一，陇西李氏又和杨氏有着较为亲密的关系。这都为李氏能在岁末的变乱中夺取天下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李渊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河东裴氏、柳氏、薛氏乃至赵郡李氏^[2]都在初期先后加入到政权之中，成为政权建立的主要力量。这些士族的发展使得唐政权无疑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削弱士族对于中央政权的影响。首先，唐王朝进行的是加速士族由武向文的转化，对于中古时期中国士族性质的转变，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有着较为细致的论述，可以说三省六部制的政权构成模式，降低了武职出身的官员在中央决策中的地位。在节度使的任命上，又多以为“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3]可以说这里排挤的主要是士族，惧怕士族结党威胁政权，虽然这里有李林甫私心在里面，但是这却是唐代军事和政治早已经开始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起始于天宝年间。另一方面，唐政权又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带来了多方面的效应，首先士族失去了依靠门第直接占据官职的捷径，但也使得更多的士族可以更快地加入到中央政权之中，帝王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在相互争夺的环境下，很难形成某一个或几个家族无限扩大自己势力的局面。其次科举制也造成了家族内部的分裂，虽然各个家族都在极力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却难以保证其直系子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科举取试是一种能力的考察，这便使得一些家族的支系也获得入仕并进而身居高位的机会。但是这却不利于家族力量的扩张，因为家族内部力量的不均衡不断出现，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管理阶层，进而导致家族力量的分散。以柳宗元为例，他虽然出身河东柳氏，但家境却如寒族一样贫寒，以致病殁任上后竟缺少回乡的路费而需要上司的周济。最后，这种由科举取试，然后参加制举考试，或者候选三年的入仕模式，再通过较为严格的逐级升迁的仕途旅程，逐渐将文人困在官场之上，成为依靠政府俸禄的官吏阶层，千里做官使他们缺少家族产业的支持，家族产业也很难依靠他们的权势进行扩张。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便是，在盛唐时期许多诗人对于官职的态度还是轻于去就，杜甫、王维、高适都有辞官、弃官的经历。即使有诗人选择辞官弃官，但中唐时期的一些诗人，比如白居易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俸禄的依赖。而且中晩唐时期入仕的诗人许多都困守官场，完全成为官吏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也促进了诗人群体的一种社会角色的转化。

虽然，唐代士族门阀面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做出了种种努力来挽救自身的命运，但从整个唐代政治形势来看，他们很快便不能改变社会政治的走向了，可以说随着士族力量的削弱，唐代社会中央集权获得空前的加强。但是这种不完善的集权制度很快就开始面临着新的问题的考验，那便是军事力量的不可控性。不受控制的军事力量是政权的直接威胁，而唐政权则很快便陷入了这一危机之中，这一局面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北周赖以统一天下的“府兵制”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便彻底瓦解了，无田可授、无兵可征的局面使得唐政权不得不依靠新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外族的入侵，对新的军事力量的需求衍生出了节度使制度。但节度使制度是一个非常不完善的制度，一方面它使得军政权力都掌握在节度使一个人的手里，节度使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将士兵笼络到自己的周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缺少足够的奖惩措施，节度使虽然在一定地域有着最高的权力，但是在整个官僚体制中，他们仍然只是一个依据中央政府意识行动的地方官吏而已。社会统治阶层对于征战的将士也缺少足够的尊重，仍然将这些开始把从军作为一种职业的职业军人视做低贱的平民，我们所熟知的泾源兵变，无疑便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中央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节度使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但他们的补救措施更多的是用一种缺陷来弥补另一种缺陷。以宦官作为监军的意图无疑是通过皇帝亲信之人加强对于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但是宦官是社会中最低下的阶层之一，大部分宦官仅仅依靠皇帝的权威，而自身缺乏一定能力，这样必然造成其与节度使之间的各种权力方面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的《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中便直接指摘了宦官作为监军的种种弊端。(www.xing528.com)

“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的割据成为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统治的力量之一，这时士族门阀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军事力量上的影响力，新兴的军阀力量并不需要以当地的士族力量作为基础，他们逐渐构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体系，即近似于职业军人的“牙兵”。毛汉光在《魏博二百年史论》一文中对于“牙兵”制度及其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我们从魏博节度的数次内乱中可以发现，基本上“牙兵”都是主导者，在这里很难发现有任何士族力量对其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士族门阀不得不完全依附中央政权，力图依靠中央政权的力量来维护家族的利益。在唐代漫长的中央政权与割据藩镇相互争夺的历史中，我们很容易便可以找到士族力量维护唐中央政权与藩镇抗争的例子。裴度出身闻喜裴氏，其平定淮西叛乱，压制藩镇力量是唐代中兴的重臣。裴度的文治武功也显示了河东裴氏在武略方面具有的家族传统优势。对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我们便可以发现，唐代少有声名显赫的士族未入居相位的，而中央与藩镇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唐代政治的主要内容，也是士族面对割据力量的主要态度。主要位居河北等地的崔氏前后23人得以拜相，虽然支系不尽相同，以清河、博陵与南祖房最为兴盛^[4]，总体上来说这二十几人的政治取向多为维护中央的，以中央力量来维持自己在地方的实力。但是到唐政权昭宗时期，大厦将倾之时，崔氏也适时转变了立场，崔昭纬、崔胤在相昭宗期间皆勾结外部藩镇力量，以维护自己的权势，崔胤更被描摹了一番丑态:“全忠自岐下还河中，胤迎谒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辞，赞其功业。”^[5]可以说这一方面凸显了唐代末年士族的政治转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士族门阀在各方面的衰落，无论品行还是家族力量都难以保持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因此说虽然士族门阀走向末路是中国集权专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也有士族门阀自身腐化堕落的因素在里面。

总之，士族门阀面对唐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是通过改变自身状态，利用自己在文化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来尽量维护自己家族的优势地位。但是唐政权统治者利用科举考试选拔起来的寒族以及家族势力之间的倾轧来削弱他们的力量，如唐高宗时期利用许敬宗、李义府对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等人的打击，以及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因而唐代初期士族门阀处在一个转型和相互竞争的阶段，以致没有哪个士族门阀可以长期处在权力的中枢。而北方士族的“文”化倾向更对政治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安史之乱”后，新的军阀力量在社会上崛起，突破了原有的专制集权控制的范畴，家族在地方的势力与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时家族开始完全投向中央政府，力图借助中央力量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但随着唐政权的日益衰落，士族门阀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力量，在新的军阀势力面前，变得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也是唐代门阀士族在唐代的主要政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