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政策保障体系，加速连云港国家区域经济枢纽研究

6﹒1　构建政策保障体系

6﹒1﹒1　落实区域开放政策

这里的区域开放政策,是指国家在《江苏沿海发展规划》中已经确定的政策,一定要落在实处。

一要落实以建设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为核心构建开发开放的政策高地,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开放。实现在跨区域生产要素共享、推进重大基础实施对接,加强产业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创新合作模式,完善合作机制,为实现区域合作发展探索新路径。加快连云港出口加工区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叠加和整合,并争取在江苏沿海其他地区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创造条件尽可能多的将省级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二要落实产业开放政策。争取在跨国公司在江苏沿海地区设立总部、研发中心和专业服务机构方面率先取得突破。积极创造条件,在连云港建设工业研发平台,大力引进和集聚海内外研发机构和工业设计企业,形成一批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工业研发设计服务中心。“沿海大开发、大发展,需要中央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共同参与”。

三要落实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政策。《规划》已明确提出“加大连云港等地高校海洋学科建设和海洋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增设海洋专业。”并提出“支持江苏沿海地区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与本地各类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和科学研究,培养适应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因此,加大与国内外海洋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合作,加快将淮海工学院建设成为江苏海洋大学,将连云港建设成为江苏海洋产业人才培养基地是我们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6﹒1﹒2　争取区域财政金融政策

凡允许外商在沿海特区兴办的,原则上应允许连云港兴办;允许世行、亚行、中外合作银行及其他境外银行在连云港设立分支机构,并放宽外资、中外合作、合资银行的设立条件,取消连云港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在连云港全面放开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外商对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的投资试点扩大到示范带。允许示范带进行中外合资商业零售试点,允许外国投资者在示范带直接投资兴办商业零售企业,允许示范带试办中外合资商业批发企业。要争取放宽对连云港境外借款和筹资的计划管理,允许连云港直接从事境外借款和筹资业务,扩大资金渠道,增强发展后劲。要争取放宽连云港外贸自营权的审批条件。将连云港企业自营外贸出口权由审批制过渡为登记制。

二是要争取区域财政政策。要争取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连云港地带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连云港重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调整改造的投入,减少连云港每年上解财政收入,改递增上解为定额上解,对连云港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通过制定并实施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的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壮大示范带经济实力中的作用。通过中央政府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间接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连云港能享受到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税收补贴和直接向企业拨款进行公共产品生产等形式,实行针对连云港的企业补贴制度。要争取有效的空间投资政策,培育经济增长带。争取国家逐步提高在连云港投资的比重,在能够调控的全民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中较多地向该地区倾斜,在项目安排和资金分配上向该地区倾斜。采取适当的政策鼓励外资和内资到该地区发展“瓶颈”产业、电力建设、交通通讯设施,增强该地区的造血机能和对内外资的吸引力。选择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作为突破口,在项目所在区域培育增长极,通过增长极产生集聚效益,以点带面,增强所在区域的经济实力,促使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并通过“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带动陆桥经济带的增长和发展。要争取有效的土地管理改革试验政策。在有利于土地节约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创新土地管理方式,加大土地管理改革力度。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土地收益分配、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调控能力等方面的改革试验。

三是要争取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税收政策。争取对连云港所辖范围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比照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连云港内资企业予以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优惠,对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予以加速折旧的优惠。争取中央财政在一定期限内,对连云港的开发建设予以补助,如参照天津滨海新区中央财政每年10亿元补助的做法,连云港将该补助主要用于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要争取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第一,要争取加大“东中西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示范带”融资力度。争取在连云港地带设置跨行政区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中央银行在坚持国家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在辖区内实施有区别的中观调控政策,可根据连云港的实际,适当放松金融调控力度,并在金融政策上给予倾斜。争取放宽连云港开办金融机构的条件,尽快在连云港重要城市设立国家开发银行分支机构,鼓励、支持中信光大、民生、发展、招商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在这些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在这些城市设立城市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及其他地方性商业银行,确保这些银行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当地经济建设。争取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陆桥经济带开发银行”,允许发行“连云港资源开发债券”、“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工业发展基金债券”等;对于连云港地区的大型建设项目和资源性开发项目,允许由重要城市的投资公司在全国乃至国外直接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第二是争取加大对东方桥头堡的直接投资力度。要争取优先在连云港安排资源加工、技术装备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国家级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市场布点,使连云港地区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的加工优势充分结合,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争取放开连云港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投资力度,降低投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比例。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连云港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在按贷款原则投放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安排连云港地区的项目。对国家新安排的连云港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设立连云港开发的专项资金,不留资金缺口。争取中央有关部门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时,充分体现对连云港地区的支持。

争取银行根据商业信贷的自主原则,加大对连云港地带基础产业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化工等大中型能源、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加快国债配套贷款项目的评估审贷,根据建设进度保证贷款及早到位。对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国家开发银行新增贷款逐年提高用于连云港地带的比重,增加对连云港地带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优势产业、小城镇建设、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在安排外国政府双边和多边援助项目及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时,对连云港地带优先考虑。

6﹒1﹒3　制定促进产业集聚的政府公共政策

6﹒1﹒3﹒1　临港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与健全公共政策体系

路径依赖的概念出自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路径依赖最先是生物学家用以描述生物演进路径的。生物学家在研究物种进化时发现:特种进化一方面决定于基因的随机突变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决定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系列控制。在此过程中,特种进化会自行产生各式各样的路径。⁽¹⁾具体来说,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凭借其先占优势,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流行起来,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一种品质更为优良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人一步,而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闭锁”在某种被动状态而无从解脱。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诺斯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力。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得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

从以上新制度经济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客观经济规律。其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给定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等四大表现或过程。“给定条件”指随机偶然事件的发生,即启动并决定路径选择的外部偶然性事件发生,如偶然性战争爆发。“启动机制”指系统中的正反馈机制随给定条件的成立而启动,通常的表现是:投资一大笔初始设置成本建立一项制度;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相互学习,产生学习效应;通过组织间的相互缔结契约,以及互利性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并因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而导致其他相关正式规则乃至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和协调这项正式规则发挥作用;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的普遍履行,适应性预期产生,使这项制度持续不下去的不确定性因素随之减少。“形成状态”指正反馈机制的运行使系统出现某种状态或结果,通常出现的结果有四种:一是多重均衡,即系统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二是闭锁,即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系统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被其他方案替代;三是可能非效率,即由于其他方案的开发利用和动态认识被阻止,使陷入闭锁的方案并非最优;四是路径依赖,即系统演进的路径敏感地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该系统的演进路径便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点。“退出闭锁”是指通过政府干预和一致行动,实现路径替代。路径依赖的运行是由一定的动力推动的,这就是收益递增和由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收益递增机理已如上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使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即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制度变迁既往路径。

路径依赖的运行是由构成它的要素策动的,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些要素包括:偶然性事件、专用性成本、行为主体、制度、市场、政府、压力集团和意识形态等。同时,其运作是依赖宏观环境的,这个宏观环境就是制度变迁体系。制度变迁体系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产权理论要求必须设计某种产权制度,以刺激和驱使人们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并使个人的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重要前提是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和种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家带有契约和掠夺二重性,面对压力集团(国外统治者和国内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压力,它必须在企图确立一套规则(即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以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与努力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进行权衡抉择。意识形态一方面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刚性,对制度变迁特别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发生阻碍作用,尽管这时人们的预期变迁收益可能大于预期成本;另一方面,成功的意识形态又是灵活的,作为一种非正规制度安排,它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同时,它在克服“搭便车”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因为人们相信未来的制度比现在的制度更为公正、合理,这种信念有可能使人们从狭隘的个人成本收益的计算中摆脱出来。

临港产业集聚具有路径依赖。临港产业集聚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过程,由于主导厂商的示范和关联效应,临港产业集聚是历史依赖的。临港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意味着,一方面,就某一港口来说,临港产业集聚往往体现出自我强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就不同港口间的竞争来说,一旦某一港口的临港产业体现出集聚的趋势,就在港口间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呈现某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

临港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对政府公共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港口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我国的环渤海地区,大连、青岛、天津港之间争夺北方航运中心地位的竞争非常激烈,一旦某一港口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容易形成某种“先发优势”,拉大与其他港口的差距。因此,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促进临港产业集聚,应当是我们在建设连云港国家区域经济枢纽中必需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6﹒1﹒3﹒2　健全促进产业集聚的公共政策应遵循的目标与原则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引起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出现的具有区域特征的产业集群以及其经济绩效和竞争力引起广泛的关注,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国内,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成功实践已引起大家的关注、学习和模仿。基于连云港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比较成本,如何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政府在进行政策研究时的重要问题。

在加快建设连云港国家区域经济枢纽的进程中,各级政府在制定临港产业发展政策时,应根据临港产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相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并遵循一定的目标与原则。(www.xing528.com)

促进临港产业集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创造有效的、有活力的自由市场功能的框架条件;促进创新系统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知识交流;通过提供战略信息,消除信息失真;在创新系统内消除政策不匹配和组织失灵,如公共知识基础设施与市场中私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或价值链中高要求的消费者的遗漏;消除政府失灵和阻碍积聚与创新过程的政府规则。

从连云港全市的角度出发,临港产业集群政策的设计原则,应该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按照临港产业不同阶段的特点相应选择政策;二是政府必须以现有的或新兴的集群为(如三新产业)前提制定相应政策,不能刻意创造产业集群,集群更不应该以衰退产业去拼凑;三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鼓励集群内企业的合作和网络化,提供更好的公共计划和投资;四是让企业成为集群的主导者,政府和公共部门是集群的催化剂和润滑剂或桥梁;五是政府政策能够疏通阻塞信息,使信息很顺利地到达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企业及其成员;六是政府政策在于促进建立集群内企业的供应联系,但是不直接对产业进行补贴或限制市场竞争,主要通过间接引导而不是直接干预;七是帮助建立集群内企业的学习链,加快知识在集群内的扩散,促进整个集群的升级;八是做好集群内的各种信息收集、评价和外部宣传工作,尽量少干预企业的事务。

6﹒1﹒3﹒3　临港产业集聚中政府公共政策的导向

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当地政府最好的办法是“无为而治”,即什么事也不做,任其按照市场机制发展,政府的干预往往会起副作用。事实上,任何产业集群的兴起,地方政府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产业集群的兴起有赖于一个有利于人才和企业集聚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它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优秀的生产要素、健全的市场体系、良好的竞争环境、丰富的社会资本、高效的制度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产学研联合的网络关系和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地方文化等,而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完成。对此,连云港市近五年来跨越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从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来看,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初期阶段或者萌芽阶段,即龙头产品的选择、研制、试销、小批量生产等阶段,确实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预。但政府是站在宏观的层面上,掌握的信息更充分,了解的情况更全面,因此在工商行政管理、资金流向的配置、提供信息服务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引导仍是十分必要的。

在产品的成长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政府的正确支持和引导更十分必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净化生产环境,确保产品质量和企业声誉,为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政府的支持。

临港产业集聚中政府政策应该有以下的导向:

(1)引导产业发展

集群内企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有可能做出一些“短视”的策略,这种策略在短期能为企业自身带来收益,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来,不利于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政府从集群整体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采用科学的发展观,制定出具有指导性的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以引导产业集群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对临港产业集群的引导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临港产业集群的外部环境。由于产业领域、市场环境、民族国别、文化氛围的不同,临港产业集群的生成和发展没有一定的模式,一切因时、因地、因资源、因制度而有所不同,政府对临港产业集群的作为更应从产业集群本身的特点出发加以支持。不过,临港产业集群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如临港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原因和规律,更多地是在一定外部环境条件下自生的生态系统。政府不应该试图改变临港产业集群的生态模式,但对于产业集群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政府可以创造条件,加以扶持。如政府应创造条件使企业能自由进入或退出群集产业,新的企业的进入往往会带来新思想、新方法、新的竞争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结构分化、瓦解、重组,促进新的创新,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如果临港产业群集的企业不能自由出入,新的企业进不来,经营不善的企业退不出,那么原有的产业群集就会逐渐僵化,产业集群内的竞争就会逐渐减弱,群集的优势便大打折扣。政府可以促进人才的流动,使产业集群内的人才保持自由竞争、自由流入与流出。美国硅谷的发展就离不开美国实施的技术移民政策。

二是集群内产业的升级。临港产业集群的升级主要依靠其自组织和自增强的能力,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产业集群内的小企业还没有自我升级的能力,需要政府提供有力的支点。现在很多的产业集群还停留同一产业简单地聚集在一起,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如在河北省就出现了许多产业群集的县、市,如清河的羊绒、辛集的皮革,但这些产业机群还没有实现自我发展的模式。最明显的就是产业集群内几乎没有研发机构,这样的产业集群迅速衰亡的风险很大。政府应想办法促进产业的升级。如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引导和协调科研机构产业集群的联系,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在产业链中更多地是“精益求精”,使自己的产品更好地适应本产业集群,而不考虑产业的升级换代,使得产业集群整体对产业的升级有很大的“惰性”,这也是政府需要加以引导的。

三是消除临港产业集群的负外部性。产业集群的吸聚效应、协同效应、激烈的竞争和紧密的合作都可以认为是产业集群正的外部性。但产业集群也存在负的外部性,如产业集群内一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集群受到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的制鞋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使温州鞋业这个产业集群受到很大的打击。产业集群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由产业集群内的机制来消除,但产业集群外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需要政府行为来消除。政府应该引导临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建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协会,从内部消除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四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引导作用,通过有关政策和政策的制定,引导企业行为有利于促进集群和良性竞争互动的环境。应遵循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制定出相应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在城市内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对新产业布局要以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产业集群来安排项目,对已有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之网络体系的建立,形成紧密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健全产业集群的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和规范各种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引导企业实现产业集群。实施开放型产业政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创造竞争优势迎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入世”挑战的战略,应当是国家的整体战略下的各产业发展与调整战略,而不应当只是各产业、企业的各自的生存战略。减少无谓的生存竞争,及时把资源引导到具有比较优势或动态优势的产业中。这是一种开放型的产业政策,其要点包括:第一,建立开放型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中央政府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力度,梳理各种产业工具,建立开放型政策体系和开放型管理体制。在国内地区之间实行比较优势的分工,减少各地政府间政府导向的过度竞争。放松对企业管制,加大企业之间竞争程度,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创造领先的竞争优势。第二,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国内产业,及时进行有进有退的行业调整,在行业调整中,以各种方式与国际跨国企业合作,形成双赢。第三,推动战略性产业实现竞争优势,在贸易与产业结构优化中应对现有产业进行分类:一部分是有关国家竞争力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另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竞争性产业。选择一些在国内或国际上成长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作为我们的战略产业。这些产业一般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及附加值高的特点。只有在战略性的产业实现赶超,才能保持中国长期的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第四,在战略性产业中要尽可能逐步强化国际性竞争,防止过度保护的弊端。如何把握好支持与保护的“度”,这是重构竞争优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要特别注意在制订和实施当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导致代价更大的“政府失灵”。如果在经济体制中存在很大程度扭曲,则过度支持与保护使企业产生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就不可能达到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应当指出的是,受不同经济、制度、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特点,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的状况是有差别的。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出台有关政策时,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地处理好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以促进两者的良性循环和联动发展。

(2)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从广义上讲,基础设施一般可分为经济、社会和行政基础设施三种类型。其中,经济基础设施亦自然基础设施,是指交通、通信网络、电力、供排水和灌溉等方面的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是指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休闲娱乐等方面的设施;而行政基础设施则是指提供法律实施、行政管理的协调等方面的设施。专家的研究发现,公共基础设施与一个国家(地区)总体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正的相关关系。在瑞士管理开发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中,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可见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力与国家国际竞争之力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同样,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也是通过产业竞争力来实现的。

因此,基础设施是产业地区竞争力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首先,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有赖于经济基础设施的加强。因为经济基础设施的改进可以促进产品成本优势的扩大,从而达到提高产业的地区竞争力的目的。其次,产业地区竞争力与社会、行政基础设施密切相关。而基础设施外延已经由最初的经济基础设施扩大到社会、行政基础设施,社会、行政基础设施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标志。

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是世界各地取得市场优势的根本竞争手段,基础设施的公用性和经济外部性特征,使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仍要以政府公共投资为主。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应该承担起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对区域内的交通、通讯、网络、水电等设施进行持续投资和改造,为企业集群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硬件环境。另外,政府也要参与集群企业特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如:专业性的码头、管道、厂房等,高度专业性的基础设施是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快企业体制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具备不断追求规模经济、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促使企业走技术创新之路,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技术创新战略应成为企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二是提高政府对R&D的投入,为基础研究设立公共研究基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促进竞争;提高公共R&D的投资效率,集中精干、高素质的研究力量于优先发展的基础科学领域、重点投资领域;促进R&D机构进行企业化或公司化改组,直接进入市场竞争;外资企业R&D中心和研究者应视为R&D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吸引他们公开申请、公开竞争国家或地区科学基金、政府资助高新技术开发项目和重大的技术改造项目。

行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政企分开,政府的政策和执行要透明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打破区域封锁、行业垄断、部门垄断、行政性进入壁垒,实现资源在各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要加强市场管理,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市场竞争秩序。培育和完善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减少不合理的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为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良好环境。改进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建立适应市场开放的宏观调控体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和过多管制。政府部门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支持有关产业部门的顺利发展。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必须加快服务职能的确立和服务功能的完善,其服务职能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和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经济决策和经济规划服务、综合协调服务、技术服务和员工培训服务、公共事务服务、监督服务等,从而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提高企业竞争力。政府职能转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连云港市产业地区竞争力的提高提供有力的支持。

同时,由于政府在搜集、处理和提供一些有关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信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通过免费提供公共信息来扶持临港产业集群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