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钱穆：中国传统学术的新起点与最好阐释

王国维与钱穆

2016年07月21日 06:53

来源：深圳特区报 

想在“王国维”这三个字旁增加另一个名字，最后选择了钱穆，这出乎我当初的预料。细想或是因为一个“通”字。王钱二尊有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不是“史”，而是“通”。王国维之“通”，在其不论于史于文于哲，均有开拓性的贡献，有些贡献至今无人超越；其译著中除了广为人知的哲学、美学、伦理学，甚至也包括动物学、心理学、地理学、农学、算术等等。而钱穆之“通”，则在于史学上的“通”，从先秦、周公到明清乃至近代，从经学、诸子到历史地理等等均有深知卓识，而其思想史研究，有学者称无出其右者。(www.xing528.com)

论学术类型，王国维是开拓型的，钱穆是鸟瞰型的；论学术方式，虽然王国维、钱穆宏微观兼顾，但王国维侧重于微观的考实，钱穆侧重于宏观的叙述；论学术视野，王国维是打开黑暗世界的开拓者；钱穆学术是传统文化高屋建瓴的导读者；论文化精神，王国维虽然蓄着辫子却中西通融，而钱穆则是试图以中制西；论个人性情，王国维高洁激越，钱穆敦厚隐忍；论社会影响力，王国维著作大多因普通读者不易读懂而属于象牙塔，而钱穆著作多数因叙述相对平缓而雅俗共赏。20世纪，如果少了王国维，上古史的认识方式甚至文论的研究内容将要改写，如果少了钱穆，就缺少了一个审视传统的可靠参照；如果王国维那里出了大问题，学术史尤其是中国上古史将改写；如果钱穆出了大问题——当然钱穆不太可能出现大问题——却不会对学术史产生结构性的影响。王国维的存在，让20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在登峰造极的乾嘉学派的高山之上获得一个非凡的新起点；钱穆的存在，让在20世纪遭遇无限尴尬的传统文化获得最好的阐释与真诚的支持。

王国维的那些重要论点，如今或许已经没有验证的必要了，你要么推翻它，要么使用它，以他作为起点去探讨一个问题；有些观点哪怕已经不那么完善了，但已经是学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钱穆除了《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等考据性著作，很多时候他并没有给他论断的来源出具相应依据。曾引用过钱穆的一些宏观论断，在做进一步论述之后，却经常能发现钱穆所勾勒的这个轮廓的每一个转折的妙处，深谙他温和平缓的叙述的精准，理解他谨慎措辞的价值。钱穆不仅是文史学者的重要参考，在当下国学热中也重新走进公众视野；王国维的影响力似乎秘而不宣，像基石那样沉入大地，但王国维开创性贡献，民国所有大家中无人能比。如果说陈寅恪以文学材料论证史学问题，成就个人卓尔不群的学术风范，有以其气节和传奇般的才华传说，成就一种明星化的大师形象，那么相比之下王国维不论其人其书都要古旧、晦涩和难以理解。在王著中知名度最高的《人间词话》发凡起例，提升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格调，但是或许在于史学，才是王国维所有学术中贡献最大者。自编代表性文集《观堂集林》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等文，利用甲骨文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验证，用卜辞对传世文献进行订正，将《史记·殷本纪》中的殷王世系一一做实，让《殷本纪》成为可以放心使用的信史，挑明殷周之际制度转换的真义，不仅证实了殷商史，也提升《史记》的价值。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有些爱屋及乌的嫌疑。如钱穆论古代政治制度得失，深晓皇权制度在各个朝代的差异与利弊，清楚皇朝中各部分之间看起来很复杂的协作和制约，“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钱穆因此质疑古代并不存在什么皇权专制，而是相权在主导，觉得这套体系非常有效且合理。但他也发现，只要皇帝发话便可粉碎一切：其实这才是决定一个政权性质的关键点。同时，钱穆对宋儒的理解，也颇受诟病。在光彩夺目的五四新文化浪潮中，钱穆是坚定的反潮流者；如果胡适是文化变革时代苍穹中的一轮皓月，那么钱穆正是那个月之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