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钱穆的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与纪念

史学大家钱穆眼中的毛泽东

風入松 2014-10-13 12:09:33

此文关于钱穆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以及一心想当帝王之师的冯友兰，有极其巧妙的介绍。

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透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

中国自古是文章大国。所谓文章大国，不但视文章一道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且指“文”与“学”不分途，有学者无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学。降及近代，尽管学术界也模仿了西方学术的现代分工，但是无论学者所治专业为何，若缺乏基本的文学素养，则仍难跻身上流。

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文章一道，为其余事，但是他素来强调“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所以在古文辞方面也造诣颇深。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颇堪玩味。

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师从袁吉六先生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造诣非同寻常。就连胡适也认为，中共的白话文以“我的学生”毛润之为第一。但是这篇布告，辞气却颇为严厉。钱穆先生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钱基博先生大约受乃兄影响，不为所动。

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这里无意于对他们当时的选择做价值评判。但是，比起文学家的文体学来，钱穆先生这种史家的文体学功夫，却委实让人惊叹。(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发端于先秦，而大成于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的体性论是承继了六朝裁量人物的“才性论”而来，所以他由内及外，从人格而论及文体。

在他看来，个体性格与心理差异决定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反之，也能从不同的文体风格窥见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情：“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然而，文学家的文体学，往往专注于文章的骈散奇偶、绳墨布置、起承转合这些属于文学的形式要素。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要具备穿透纸面的洞察力，玩味文章的神理气味，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就远远不够了。吴季札曾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若文学家的文体学，可谓明于形式而陋于知世道人心。而见惯历史兴亡的史学家的文体学，却往往能够以意逆志，洞烛幽隐，直指本心。曾国藩当年就主张，读文章、辨文体，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若史家钱穆先生的文体学，可称得上是“能观其神”了。

钱穆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轶事，涉及哲学家冯友兰。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冯曾揶揄钱穆说，“君治史学，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君治史学，乃为鬼学；我治哲学，即神学也。”颇以能应帝王的未来之学自诩。可是1949年10月，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回信却说：“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当时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先生的哲学文章风格独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却引喻失当，比拟不伦。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实在是语近轻薄，宜给予当头棒喝。后来冯先生虽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实由当初的这一信所致。

钱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学，独步天下。冯友兰先生也是一代哲学大家。尽管他们所攻术业不同，其实都是文体大家，但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通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

注：作者王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文章來自網絡。